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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产能将遭淘汰，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这样一个“清洗”的过程
“廉价的‘中国制造’时代是否就要结束？”一位海外投行经济学家最近提出如此命题。
留意身边的变化，这样的假设可能确有几分真实：人民币升值步伐加快、出口退税及加工贸易政策大规模调整、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价格抬高、环保要求及民众意识提高。珠三角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便是典型例证。
上海美国商会和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今年3月发布了一份《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研究2007-2008》调查报告。在接受调查的美国、日本和西欧制造商中，超过一半认为中国相对其他低成本国家，正失去其作为制造基地的竞争优势；竞争力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升值和工资成本上升。
调查还显示，外资公司的成本每年增加7％-10％；同时，中国在物流基础设施、贸易环境、技术可获取性、管理能力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亦削弱其吸引力，尤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甚。
收紧加工贸易
事实上，随着近年中国外贸顺差大幅攀升，以往受到鼓励的加工贸易，在宏观管理者看来已成为不可承受之重；与之相应，外贸政策重心转向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控制“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商品）出口。
加工贸易相关政策调整相继出台，包括调低及取消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扩大加工贸易禁止类及限制类商品目录等。
2003年10月，中国政府对出口退税机制进行重大改革，将出口退税率整体下调了3个百分点。此后，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极为频繁，集中于钢材、水泥、焦炭、肥料等“两高一资”商品。
从2003年至今，出口退税调整累计达20多次，出口退税率整体水平持续下降。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的范围，扩展到服装、鞋帽、玩具等2000多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普通出口商品。此外，对一些“两高一资”产品开征或提高了出口关税。
同时，已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被陆续增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2006年，有804个海关编码商品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到2008年，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的商品数量猛增到1816个。目前的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也高达1853个商品，主要涉及塑料原料及制品、纺织纱线、布匹、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中国内地收紧加工贸易政策，减低出口退税率，并加强在清洁生产和环保方面的规定和执法力度，对香港公司在内地的加工业务带来深远影响。” 香港贸发局特派驻北京高级研究主任陈碧君对《财经》记者说。
陈碧君称，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对珠三角港资企业影响最大。香港贸发局去年底对珠三角1000多家港资中小型加工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受访公司均认为，政策调整，原材料、半制成品采购价上升，企业进口原材料和零件须缴纳台账保证金，内地逐步加强清洁生产和环保的规定等，对其生产构成了影响。
据香港贸发局等调查推算，若内地政府继续大幅扩大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或全面取消加工贸易税务优惠，可能导致的最坏情形是：1.45万家港资企业将受严重影响，其中1500家企业将会停产；37.5万内地生产工人面临失业。
严峻形势下，大大小小的企业在寻求生存之路。香港工业总会副主席刘展灏对《财经》记者说，珠三角留存企业惟一的出路是产业转型升级，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新型的、科技化的生产方式，创建自己的品牌。此外，拓展国内市场也是方向。
即使面临如此多的成本制约因素，中国企业以往将内部成本外部化的做法已难以为继。
“落后产能将遭淘汰，对企业而言是一个‘清洗’过程。”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对《财经》记者说，中国正在进行要素价格重估。土地、资源、能源及劳动力成本还处于边际上升的阶段，其影响会逐步释放。
应对成本攀升
在中国调整加工贸易政策的同时，土地、电力、用水供应紧张，环保标准提高，劳动力供应出现短等也成为珠三角等地的普遍现象。2008年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强化了对员工的保护，也被认为是推升企业用工成本的一个新因素。
香港工业总会调查结果表明，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绝大多数企业成本上升，近半数企业表示劳动力成本上升达两成。有30％的受访企业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出现劳资纠纷，认为今后一段时期将成为劳资纠纷的多发期。此外，过去两年人民币升值，导致84％的制造业企业成本上升5％至10％。
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部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人民币升值10％，会导致中国GDP降低1.46％，就业岗位减少140万个，商品出口降低8.10％。
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已超过15％。
对于人民币升值对企业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较为乐观。央行跟踪1000多家出口型企业的“微观经济主体对汇率变动承受能力”的调查显示，以纺织业为例，在2007年四季度对相关纺织企业的调查中，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以及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都居于“影响企业出口的主要因素”中的前几位。
例如，目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纺织业工人平均小时工资已超过印度等国；而汇改以来，中国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积极促进产品升级换代，一定程度上消化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以纺织业为例，部分纺织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或嫁接先进技术等方式，增强品牌开发能力，由原先的贴牌加工生产转向品牌设计和研发合作。调查显示，目前约三分之一的纺织企业把提高品牌影响力或创立自主品牌作为经营策略。此外，大部分纺织出口企业通过提高出口价格来分摊人民币升值压力。
但《财经》研究员陆磊等进行的一项调查反映，企业难以将汇率风险转嫁国外，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就整体而言产业层次不高，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品牌优势，因而价格话语权不强。
对于多数中小企业，创新也依然是它们的弱项。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约六成的中小企业没有研发部门。
冷暖不一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企业都如此悲观。
“昆山的台资企业，也有因成本上升而被迫迁移或关掉工厂的，但数量很少。”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江苏省昆山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苏来得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近两三年，劳动力、原材料成本上升，税收优惠政策取消，汇率调整等因素，导致当地台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30％至40％。但长三角台资企业并未出现“迁移潮”。
目前，在昆山投资且正式运作的台资企业有2800多家，加上正在建厂的共有3000家左右，投资金额200多亿美元。
苏来得说，长三角企业起步比较正规，在员工劳动保护、社会保障、支付加班费用等方面，执行得比较好，当政策调整时压力不大。
此外，昆山的台资企业多是高科技企业，环境标准提高对其影响也不大。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导致企业成本上升10％左右，这在预料之中。
不过，整体上长三角的出口同样面临内外因素制约。上海市统计局今年3月的一份报告称，长三角地区外贸出口增幅去年连续第三年回落。
与集中于消费品、工业、医疗等产业的制造商不同，业务多元化的跨国公司也相对从容得多。
“我没有看到我们的任何一个成员因为成本提高而退出。”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James M. Zimmerman）向《财经》记者表示，美国商会成员一贯有长远的打算，而中国有太多机会。
他强调，中国不仅是全球供应链中的一环，而且是一个最终市场。石油、燃料、电力等价格上涨，影响到全球每一个人，不仅仅是中国。对于劳动力成本，无论到哪里投资，比如巴西、加拿大或者法国，企业都必须考虑是否能够承受和消化。
2008年中国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对于跨国公司来讲，这意味着划定一条相同的起跑线，属意料中事，也符合事物逻辑。“我们只是希望，不要在不同城市之间、不同地域之间存有差别。统一、连贯、全国范围内的政策实施是我们的要求。” 吉莫曼说。
美国杜邦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贺利得接受《财经》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杜邦着眼于在中国市场的长期发展，这能够抵消任何短期的市场环境因素的变化。中国各种生产资料成本的上升对市场中的任何一家企业的运作都会带来影响，“我们并不会对此特别担忧。”
“生产资料成本上涨和通胀，是全世界无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贺利得说，生产资料成本的上升对生产大宗商品会造成不小的成本压力，在短期内会产生负面影响，但长远来看有正面意义，它能促使人们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促进人们厉行节约和提高生产力水平。即便是跨国公司，变革同样不容回避。
博思艾伦大中华区副总裁何德高（Ronald Haddock）表示：“外资跨国公司在中国近十几年来的生产经营思想，可能需要一次彻底的改变。中国正在改变中的成本及货币状况，这将驱使公司重新思考在华经营的战略，以及如何将中国融入其全球战略。”
未来，留给珠三角的不会是产业空心化的结局。在香港贸发局副首席经济师邱丽萍看来，“可能制造业总部在香港，市场推广和生产在珠三角。”
“（政府）希望留下高增值行业，这很合理。”她提出，“问题是政府怎么知道哪些是增值行业和企业？”
本刊香港特派记者徐可对此文亦有贡献
“廉价的‘中国制造’时代是否就要结束？”一位海外投行经济学家最近提出如此命题。
留意身边的变化，这样的假设可能确有几分真实：人民币升值步伐加快、出口退税及加工贸易政策大规模调整、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价格抬高、环保要求及民众意识提高。珠三角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便是典型例证。
上海美国商会和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今年3月发布了一份《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研究2007-2008》调查报告。在接受调查的美国、日本和西欧制造商中，超过一半认为中国相对其他低成本国家，正失去其作为制造基地的竞争优势；竞争力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升值和工资成本上升。
调查还显示，外资公司的成本每年增加7％-10％；同时，中国在物流基础设施、贸易环境、技术可获取性、管理能力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亦削弱其吸引力，尤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甚。
收紧加工贸易
事实上，随着近年中国外贸顺差大幅攀升，以往受到鼓励的加工贸易，在宏观管理者看来已成为不可承受之重；与之相应，外贸政策重心转向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控制“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商品）出口。
加工贸易相关政策调整相继出台，包括调低及取消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扩大加工贸易禁止类及限制类商品目录等。
2003年10月，中国政府对出口退税机制进行重大改革，将出口退税率整体下调了3个百分点。此后，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极为频繁，集中于钢材、水泥、焦炭、肥料等“两高一资”商品。
从2003年至今，出口退税调整累计达20多次，出口退税率整体水平持续下降。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的范围，扩展到服装、鞋帽、玩具等2000多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普通出口商品。此外，对一些“两高一资”产品开征或提高了出口关税。
同时，已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被陆续增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2006年，有804个海关编码商品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到2008年，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的商品数量猛增到1816个。目前的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也高达1853个商品，主要涉及塑料原料及制品、纺织纱线、布匹、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中国内地收紧加工贸易政策，减低出口退税率，并加强在清洁生产和环保方面的规定和执法力度，对香港公司在内地的加工业务带来深远影响。” 香港贸发局特派驻北京高级研究主任陈碧君对《财经》记者说。
陈碧君称，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对珠三角港资企业影响最大。香港贸发局去年底对珠三角1000多家港资中小型加工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受访公司均认为，政策调整，原材料、半制成品采购价上升，企业进口原材料和零件须缴纳台账保证金，内地逐步加强清洁生产和环保的规定等，对其生产构成了影响。
据香港贸发局等调查推算，若内地政府继续大幅扩大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或全面取消加工贸易税务优惠，可能导致的最坏情形是：1.45万家港资企业将受严重影响，其中1500家企业将会停产；37.5万内地生产工人面临失业。
严峻形势下，大大小小的企业在寻求生存之路。香港工业总会副主席刘展灏对《财经》记者说，珠三角留存企业惟一的出路是产业转型升级，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新型的、科技化的生产方式，创建自己的品牌。此外，拓展国内市场也是方向。
即使面临如此多的成本制约因素，中国企业以往将内部成本外部化的做法已难以为继。
“落后产能将遭淘汰，对企业而言是一个‘清洗’过程。”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对《财经》记者说，中国正在进行要素价格重估。土地、资源、能源及劳动力成本还处于边际上升的阶段，其影响会逐步释放。
应对成本攀升
在中国调整加工贸易政策的同时，土地、电力、用水供应紧张，环保标准提高，劳动力供应出现短等也成为珠三角等地的普遍现象。2008年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强化了对员工的保护，也被认为是推升企业用工成本的一个新因素。
香港工业总会调查结果表明，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绝大多数企业成本上升，近半数企业表示劳动力成本上升达两成。有30％的受访企业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出现劳资纠纷，认为今后一段时期将成为劳资纠纷的多发期。此外，过去两年人民币升值，导致84％的制造业企业成本上升5％至10％。
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部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人民币升值10％，会导致中国GDP降低1.46％，就业岗位减少140万个，商品出口降低8.10％。
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已超过15％。
对于人民币升值对企业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较为乐观。央行跟踪1000多家出口型企业的“微观经济主体对汇率变动承受能力”的调查显示，以纺织业为例，在2007年四季度对相关纺织企业的调查中，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以及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都居于“影响企业出口的主要因素”中的前几位。
例如，目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纺织业工人平均小时工资已超过印度等国；而汇改以来，中国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积极促进产品升级换代，一定程度上消化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以纺织业为例，部分纺织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或嫁接先进技术等方式，增强品牌开发能力，由原先的贴牌加工生产转向品牌设计和研发合作。调查显示，目前约三分之一的纺织企业把提高品牌影响力或创立自主品牌作为经营策略。此外，大部分纺织出口企业通过提高出口价格来分摊人民币升值压力。
但《财经》研究员陆磊等进行的一项调查反映，企业难以将汇率风险转嫁国外，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就整体而言产业层次不高，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品牌优势，因而价格话语权不强。
对于多数中小企业，创新也依然是它们的弱项。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约六成的中小企业没有研发部门。
冷暖不一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企业都如此悲观。
“昆山的台资企业，也有因成本上升而被迫迁移或关掉工厂的，但数量很少。”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江苏省昆山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苏来得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近两三年，劳动力、原材料成本上升，税收优惠政策取消，汇率调整等因素，导致当地台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30％至40％。但长三角台资企业并未出现“迁移潮”。
目前，在昆山投资且正式运作的台资企业有2800多家，加上正在建厂的共有3000家左右，投资金额200多亿美元。
苏来得说，长三角企业起步比较正规，在员工劳动保护、社会保障、支付加班费用等方面，执行得比较好，当政策调整时压力不大。
此外，昆山的台资企业多是高科技企业，环境标准提高对其影响也不大。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导致企业成本上升10％左右，这在预料之中。
不过，整体上长三角的出口同样面临内外因素制约。上海市统计局今年3月的一份报告称，长三角地区外贸出口增幅去年连续第三年回落。
与集中于消费品、工业、医疗等产业的制造商不同，业务多元化的跨国公司也相对从容得多。
“我没有看到我们的任何一个成员因为成本提高而退出。”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James M. Zimmerman）向《财经》记者表示，美国商会成员一贯有长远的打算，而中国有太多机会。
他强调，中国不仅是全球供应链中的一环，而且是一个最终市场。石油、燃料、电力等价格上涨，影响到全球每一个人，不仅仅是中国。对于劳动力成本，无论到哪里投资，比如巴西、加拿大或者法国，企业都必须考虑是否能够承受和消化。
2008年中国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对于跨国公司来讲，这意味着划定一条相同的起跑线，属意料中事，也符合事物逻辑。“我们只是希望，不要在不同城市之间、不同地域之间存有差别。统一、连贯、全国范围内的政策实施是我们的要求。” 吉莫曼说。
美国杜邦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贺利得接受《财经》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杜邦着眼于在中国市场的长期发展，这能够抵消任何短期的市场环境因素的变化。中国各种生产资料成本的上升对市场中的任何一家企业的运作都会带来影响，“我们并不会对此特别担忧。”
“生产资料成本上涨和通胀，是全世界无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贺利得说，生产资料成本的上升对生产大宗商品会造成不小的成本压力，在短期内会产生负面影响，但长远来看有正面意义，它能促使人们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促进人们厉行节约和提高生产力水平。即便是跨国公司，变革同样不容回避。
博思艾伦大中华区副总裁何德高（Ronald Haddock）表示：“外资跨国公司在中国近十几年来的生产经营思想，可能需要一次彻底的改变。中国正在改变中的成本及货币状况，这将驱使公司重新思考在华经营的战略，以及如何将中国融入其全球战略。”
未来，留给珠三角的不会是产业空心化的结局。在香港贸发局副首席经济师邱丽萍看来，“可能制造业总部在香港，市场推广和生产在珠三角。”
“（政府）希望留下高增值行业，这很合理。”她提出，“问题是政府怎么知道哪些是增值行业和企业？”
本刊香港特派记者徐可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