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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赵刚在创建“中国新小说”网站之初，就以宣言的方式，希望通过借鉴法国人的创新精神，呼唤并导引出一种独立的小说意识，这无疑也是他的一种创作理念。作家在小说里将世界打碎后，经过冲洗、杂糅、提纯、孕育，再将体验、经验和思考融入文本，以睿智的思维、激情的遐想、极致的反讽，富有仪式感地与世界对话。他从音乐中得到节奏和韵律的启迪，从足球中吸纳做假、过人等技巧，将生活赋予的一切融入小说，在模糊现实与虚拟、生活与小说界限的同时，通过元叙事的方式，以创新精神和独立意识，探讨小说的可能性，并以独特的文本，从人文、人道、人性的视角，关照每一个个体的、直立的人。
关键词：新小说 鼓楼 失语 反讽 解构
N年前的七月，小说家赵刚开着号称“紫灯”的进口轿车，以试车为由，拉着如厕之后的青年诗人杜小杜①，在鼓楼转了一圈儿还不过瘾，又捎上可能患有轻微色盲症的画家李卫②，还有将要办画展的女画家言悦③，从南京出发，一路狂奔驶抵枣庄。在一家面朝大街的酒吧间，伴着鲍勃·迪伦的歌声，边喝边侃。聊到赵刚小说时，杜小杜酒后多语，嘱我为赵刚的小说写篇评论。那时候的赵刚，除了创建了“中国新小说”网站，著有长篇小说《北纬32°》《7月39日》，小说集《活在树上的狗》《卖鬼记》《吹口哨的发动机》，还编剧导演了电影处女作《我们在城市不快乐原因分析》。
或许多年之后，赵刚还将进军音乐制作、艺术装置等等行当。无疑，其起点为小说，文字是根基。正如他在筹建“中国新小说”网站时的设想，“一是出于对中国现有的小说水平和成绩及其局面的不满，二是希望借鉴法国人的创新精神，呼唤并导引出一种独立的小说意识。”④他同时指出，“这要求中国新小说作家必须以一种更加艺术的方式呈现作家与写作以及世界之间的微妙关系，这是我们与世界展开的一次谈判。”⑤正是这种创新精神和独立意识，“中国新小说”网罗了一大批作家，诸如育邦、赵月斌、陈集益、胡焕胜、黎幺、拉撒路等等，他们都以特立独行的姿态活跃在当代文坛。这无疑是建站之初的梦想，网站是平台，也是小说作家们自觉意识与世界对话的通道。或许在此之前，赵刚早已做好了准备，以文字为基点，一边专注于小说文本的探索，一边哼着激情摇滚，穿行在通往鼓楼的大街小巷中。
一、阵痛之后的快乐文本
在评论赵刚小说之前，我想还是有必要郑重介绍一下赵刚其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此人应该生于某年的7月39日，当然，这是他的虚构。由于生辰无法确定，我们可将其列为十三星座，又与五行不搭，故可将其纳入暗物质范畴。因此，无论是考察趙刚，还是阅读他所创设的时空，我们都不能以既有的经验去考量。游走其中，我们会身不由己地陷入，甚至会翻转某些既有经验与世界对话，当你想要找到那个书写者时，你会发现，那个他已站在远处，正对你发笑。那时，你已分不清你是你还是另外一个赵刚。总之，他会在那里偷窥你和你的秘密，并用镜片折射后的眼神向你祝福：《赵刚，祝你玩得愉快！》小说里的一次伫足，将时空定格在二人互为相望的瞬间。“在鼓楼医院面朝球场的一扇窗户中，我多次看见一个男人朝球场观望，似曾相识的一个人，可实际上，从球场到鼓楼医院，相隔很远，肉眼几乎看不到一个人的具体面孔，那么我看到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呢？”⑥在“我”（赵刚）与安东若即若离的情感中，安东意外怀孕。安妈到南京去看“准女婿”，被逼接站后催婚。“我”回安东老家时才知正大办婚礼，在“安东表弟”怂恿下，“我”逃回南京，后来安东告诉“我”，没有表弟这人。是醉酒后的幻觉，还是另一个“我”的忠告？生活的绑架、无奈和辛酸，被分裂和妄想扯得支离破碎。谁又能否认，那个表弟不是另外一个自己？被现实割裂的何止又是肉身，“我”与小女生的情感纠葛，又何尝不是一种精神撕裂？“短短的数天时间，我的生活已经面目全非，我不知道再见到她时我能说些什么？又如何解释清楚新近发生的一切？我已经无颜面对以往的生活。所以每次她要求见面时，我总是推脱，一旦哪天不要求见面了我又很想她，事实上当我被生活绑架了之后我唯一想见到的人就是她。”⑦在徘徊、犹疑和不断的选择与被选择中，安东的肚子一天天变大。因为早产送到医院，“我”在手术室外等待时，看到球场上快乐踢球的那个熟悉的身影时，时间再一次紧密缝合，犹如将过去和未来剪辑成现在一样，我们会齐声祝福赵刚：祝你玩得愉快！
总之，小说家赵刚在带你游走其中时，也会将带痛的快乐进行到底。当然，也有黑色幽默助推到抓狂的时候。即使遍体鳞伤，你也会感受到赵刚手掩伤口的微笑。他将生活细节放大到不可预知的境地，让原本就处于尴尬、无奈的人和事悬置起来，这种带入感无法不让人推演到自身。比如《活在树上的狗》，“我”是因为一条叫“围巾”的狗才与安然在一起，也是因为这条“围巾”将“我”擂得喘不过气。第一次与“围巾”的交集是在拍婚纱的时候，被它搅和到一同进了相框，搞得“我”像第三者。这尚可忍受，和它发展到势不两立是在洞房花烛之夜，它不仅侵占“我”的美好时光，还变本加厉地介入“我”的生活，致使我与狗的矛盾越积越深。于是趁安然出差时，从南京出发，一路辗转，将狗遗弃到千里之外的青岛。生活并没因此而改变，因为寻狗赏金，引来了更多的狗，当再次陷入困境时，安然因为怀孕将视线转移到孩子身上，新生活的大门渐渐敞开，二人情感也开始弥合之际，阴魂不散的“围巾”竟然独自一狗地从青岛寻亲回来。
“围巾”竟然独自一狗地从青岛寻亲回来。因为狗的介入，“我”几近崩溃，同时也摧毁了这一段婚姻。“狗日子”无异于生活的隐喻，隐含了一种不情愿但总也剥离不掉的东西。“围巾”作为缠在脖颈上的映像，更增添了生活的困窘与无奈，与其说与狗的纠结，不如说是以活在树上狗的视角，看人如何生活，就像将隐秘的东西逼迫出来、呈现出来之后，告诉你这就是你过的日子，即使没有，你也会经历，在过去或者未来的某时某刻。正如让·科克托在谈到自己的环球旅行时说，“世界在我面前走过。”⑧对小说家赵刚来说，他将世界打碎后，经过冲洗、杂糅、提纯、孕育，再将体验、经验和思考融入文本，并在创作中体味生活之乐。 因为放松，小说家赵刚玩起来更加自由。即使在《枪令》《当初将她放下的地方》《怠速》《锻炼》《我的右手》等等或可称作问题小说（社会小说）的文本中，我们也能在他的浅尝中，品咂出并未辄止的意韵。就这点来说，小说家赵刚绝非一个无趣之人。不论赵刚以何种身份出现，都不难发现他献祭生活、致敬生活的姿态。睿智的思维不仅表现在对社会问题的关照上，还在于他对话语和修辞的运用和把控上，他用激情的遐想、极致的反讽，富有仪式感地向過往和现实开枪。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我看见某人正在用枪瞄准，并且说‘我期待一声枪响。枪响了——什么！这就是你所期待的，这声枪响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于你的期待之中？或者只是这样，在你的期待和所发生的事件之间存在着某种另外的一致性;那声枪响并未包含在你的期待之中，只是在期待被满足时意外地附带发生的？——但是，不。如果枪声没有出现，我的期待就不会被满足;枪声满足我的期待，枪声并不是满足的伴随物，就像与我所期待的客人一起来的另一个客人——那些不在我期待之中的事物，是不是某种意外之物？是命运给予的额外之物？——但什么东西不是额外的呢？是不是枪击中已经有某些东西出现在我的期待中了？——那什么是额外之物呢？难道我没有期待整个枪击吗？/‘枪声不如我期待的那么响。’——‘那么在你期待中是否存在一声更响的枪响？’”⑨
当然，我们期待的不止是一声枪响，更多的则是扣动扳机时那声带泪的“枪令”能否终结一个时代。《枪令》或许不止取自于小说家赵刚的记忆或者生活。故事很简单，三个下乡知青刘永、黑子和南京，因为三人爸爸身份都有问题不能回城，农活不会干，还得被老队长催着下地。直到饭时，所有劳力都有家人送饭，他们只能装逼饿着。唯一的乐趣是在他们凑钱买的一杆气枪上。老队长听说他们吃的是用气枪打的麻雀，放了他们的假去打麻雀以便下酒。约定要打十只回来，牛皮吹了，直到太阳西斜，连毛都没打到。恰巧碰到会捉鸟的男孩，如愿以偿地得到十只活鸟。于是将绑成串的活鸟挂在树上，三人轮流用气枪开打，每打一枪都出个枪令，代表某某对鸟进行宣判。南京开枪的时候，一张脸已经被悲愤和仇恨挤压得变形，并代表自己判处历史反革命分子其爸爸死刑的枪令一出，震惊了刘永和黑子。黑子在打最后一只时，刘永的枪令更让人吃惊，“这一只算咱俩的爸爸，你一块毙了吧！”⑩枪令作为一个出口、一种通道，将三人回不了城的痛恨，从针对阶级敌人转移到对父亲、对家庭、对身份的痛恨上，贴着时代标签的变异人性昭然若揭。小说家赵刚犹如将伤口扒开，然后不无讽刺地质问，这将如何治愈？
伤口依然是伤口，问题依然是问题，至于如何解决、如何治愈、如何剔除深入骨髓的病灶，我们无从得知，也不一定找到端口、途径或者方法。但赵刚一直试图用他的笔剖开，制成切片，放在显微镜下展示，从人文、人道、人性的视角，去关照一个个体的、直立的人。这些篇什犹如珍珠纳入赵刚的文本中，无疑是他对某个事件、某种现状及其偶然、偶在之下的生发，就像一粒飘零的种子，在温度、湿度合宜的语境之下，将某种可能被忽略的东西放大之后，直接推入绝境，让问题无限度地悬置下去。
《当初将她放下的地方》中金星在缺失父爱的环境下长大，他学习一直很好，可在高三时爱上诗歌，大学没考上，给母亲一个沉重打击。母亲帮其找工作也不去，誓做一个职业诗人。母亲的期望无法挽救一个疯狂的诗人，因为住所离大学很近，很多像他一样热爱诗歌的女大学生因为共同爱好连在一起。于是女友换了一个又一个，趋于传统的母亲也无法阻止。而苏尔的出现，更加深了母子之间的恩怨。母亲看不惯儿子，更看不惯苏尔。直至苏尔怀孕打胎，金星因找母亲要钱未果遂将其杀害。“他是在一条没有终点的跑道上长年累月地奔跑和奔跑着……现在再回过头来仔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金星身上的诸多病态表现其实都是针对母亲的，这么多年来自己在生活中刻意地坚持着的某种生活姿态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激怒她，使她恼火伤心并且绝望，让她为当初对自己的漠不关心后悔不迭。”金星和母亲的对峙由来已久，貌似青春期的逆反，但和其母息息相关，金星二十岁时喜欢上一个女孩，被母亲以年龄尚小断送，二十五岁时和银行职员相亲被母亲因为金星没有工作而拒绝。屡屡受挫让金星失去信心，最终走上不归路。小说似乎不是终点，现实中杀父弑母的事依然发生，只是在媒体报道出来之后，人们才在短暂的警觉之后，又迅速被信息覆盖。
马塔斯在小说《便携式文学简史》中谈到“便携式结社”时说，“我们会认识造就了这本关于史上最快乐、最反复无常、最精神错乱的神秘结社——它已烟消云散——的小说的人：消费了无数烟草与咖啡的迷醉作家，在生活的战争中一败涂地的无依无凭、谵妄的英雄，书写的热爱者——当书写成为了他们最有趣同时也是最不容易调和的经历。”无论是正话正说，还是正话反说，马塔斯都深有感触地描摹了作家创作的艰辛和乐此不疲的存在状态。我们当然也可以想见小说家赵刚坐在电脑前，边喝咖啡边燃烟边写字的形象，或许在写作《紫灯》的某个时刻，他也会被小说里的某个细节逗得乐不可支。
“我”十七岁时进工厂做汽车修理工，经“我”维修的汽车返修率一直居高不下。新任厂长花三十万购买的进口轿车紫灯，司机孙猴子在一次拆卸化油器后，无法安装，修理班的所有工人都尝试未果之后，“我”竟然神奇地将其装好，于是成了紫灯的专职维修工，可一直没能满足驾驶紫灯的愿望。终有一天，孙猴子肚子有恙去医务室时没拔车钥匙，“我”如愿以偿开车狂奔出厂。沿着大路一直跑到市区，在路上遇见买菜回去的母亲，想开车将她送回。她听说轿车昂贵后，劝“我”赶紧送回去。如果试车是工厂对现实对人性压抑之后的奔涌的话，那么，“我”一直试图找回自我，可母亲没能让“我”如愿。毕竟，母亲的生存观念与“我”对生命自由的向往不同。“我”只好开车返回，在咖啡馆见到诗人，在“我”的引诱之下，诗人有想坐车去厕所的愿望，紫灯总算有了用武之地。可是一出门，厕所没去成，因为违规停车罚款，致使老太太和诗人互扯。“我”趁机开车逃离，车越开越快，思维也越来越活跃，路上送老人去医院并得到老人赠送的钢笔，在成就感的诱惑下，“我”已刹不住车，主动免费拉客，结果一个乘客没拉上不说，还被骂成黑出租。正当毫无兴致地准备将车开回去时，被一持假枪歹徒挟持，“我”识破后开车狂奔。“从今以后，我不会由于什么原因停下这一种向前的速度。你们也别妄想用世间其他的任何一种颜色换走属于我的这一片紫色的光芒。除非我的生命终结，除非那一片紫色的光芒在铁皮上熄灭……” 赵刚借助“紫光”的形象，将向往自由、迎向灵光演绎得有声有色，在可控与失控之间来回游移，收时收到紧绷，放时一泻千里。可以确定的是，小说家赵刚将另外一个或者几个自己置入小说的时候，生活已然成为小说的一部分。只是，他将他和他的故事更多地置于困境，至于如何突出重围，貌似已不属于他的考察范畴。因此，在文本里，赵刚既是一个经营快乐的智者，也是一个心在滴血的字者。
二、大街小巷的私密传说
小说家赵刚在简介里给自己贴了一个醒目的标签：生活来源=想象。或许我们可以从他对小说的理解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他在《小说的支撑》里说，“在英语中，‘小说’（FICTION）一词的原意即为虚构。就自己的经验而言，‘虚构’一词在小说中的另一种解释应为‘自由’，它实际上是为作家想象力的自由驰骋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保证。就这一点而言，我完全可以说，小说其实就是测试作家想象力的一种形式。……想象力的基础是什么？换一种说法：小说的支撑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小说的支撑是建立在文化、知识和经验上的。知识分为专业知识和非专业知识其中包括生活常识及其经验;文化的含义中则包括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社会环境、生活结构等内容。”由此可见，赵刚将想象力纳入到小说灵魂部分去考量的份量，没有想象力就不会有好小说。因此，赵刚在谈到中国小说的进程时坦言，“迫使小说（或文学）针对现实生活进行简单而直接的反应，这些作品自始至終都暗含着作家本人对日常生活的巨大的甚至是唯一的兴趣，他们对小说的要求似乎也尽到‘生活’为止，而小说作为一种艺术样式所必须遵循的诸如外部形式、内在结构、观察视觉、语言技巧等诸多因素却长期地被中国作家每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有意地避让过去，这使得中国小说一直处于小说艺术本身的关照之外，中国作家们始终在原地踏步中消耗着自己的激情与才能。”这与阿米斯在谈到“新型小说”时的论述不谋而合，“生活对于所有敏感的人，对所有能在灰色陈规下面看到和感到一种当人们成长时就会超越旧有习俗的新趋势的人是热情和激烈的，小说家以诗人的全部激情对在一个无聊的充满事实的世界中的成长和长期生活表示了反抗。大多数人随着步入青春期都丢掉了自己的梦想。他们哀叹着放弃了自己的梦想而变为受人尊敬的市民和纳税人。”
赵刚因不齿于所谓生活小说的浅薄以及可能低于生活的小说，所以他以“中国新小说”为标榜，并将其引申为一种创作理念，其基础则是想象力，而想象力的基础则是支撑小说的知识。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历经无数磨难和沧桑，既沿袭着传统，也以开放的姿态包容和纳入。赵刚身处南京，小说大都以南京为背景，长篇小说《北纬32°》充分显示了他对地理南京的深度理解。正因此，他对残存的鼓楼情有独钟。这个地标性建筑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地域特征，无疑滋润了他的想象。可以想见，那个特立独行的字者，坐在书房里，抽烟面对屏幕，相对房间来说，身体的静止，早已跨越时空，犹如驾驶“紫灯”奔驰在通往鼓楼的大街上。鼓楼之与南京，南京之与中国，在小说家赵刚看来无疑都是一种隐喻。埃菲尔铁塔之与巴黎是地标，鼓楼之与南京也一样是。赵刚的诸多小说都涉及到这一地标性建筑，虽然他多次重申“中国新小说”与“法国新小说”并未有血缘关系，但其内心始终以此为基点，期望中国新小说能走得更远。
我们从《魔方》里不难发现小说家赵刚对文本的执著探索。在杜小杜写给李卫的信中可以看到，“有一天你们突发奇想，兴致勃勃地要为这条街道更名。大家分头行动，很快找来了一些标牌，由你和另外几个画画的人执笔，分别用笔在上面写下了‘巴黎××号’的字样。”街道瞬间变成巴黎的一条小巷。杜小杜身在巴黎的臆想或许源于此，年轻艺术家们在他们的装置艺术中，连接了梦想与追寻的通道。在亦真亦幻的南京-巴黎的场景切换中放飞梦想。这种对艺术的追求在常人眼里无疑是一种病态，在如梦似幻的臆想中，勾勒了一代青年艺术家的形象，通过内心渴求和行为表现，彰显出兼容并包、不懈追求的精神，以及在抗争中表现出的焦虑与挣扎。因给画家李卫治病，杜小杜借钱成瘾。在一次借钱未遂之后，被父亲送进精神病院。当杜小杜病愈貌似融入生活后，甚至记不清为什么要借钱。小说家赵刚以魔方的色块隐喻了生活与艺术的互置，当达到不可调和时，李卫用水果刀割断了自己的手腕，也割断了与自己与所有颜色的联系。到底谁病了？我，你，还是艺术或者生活？正如小说里所言，“你们为了光明而来，最后却在光明中迷路。”当杜小杜打通李卫电话时，李卫貌似从没离开过，而杜小杜的寻找俨然成为妄想，一个时代的梦呓犹如隐喻始终无法治愈，而杜小杜的寻找宛如钟声回荡在通往鼓楼的路上。
鼓楼位于南京市中心明城墙内中央鼓楼岗，始建于明朝洪武十五年，是旧时南京城的报时中心，五条主干道在此交汇，形成环岛交通枢纽。与鼓楼对应的是钟楼，如今，钟楼不在晨钟无存。即便以暮鼓的形式敲击，赵刚仍在努力，尽可能地让鼓声沿着大街送入小巷，进入每扇开启或者关闭的窗户里。赵刚以鼓楼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朋友圈，是其生活和创作的领地。他用这种隐喻的方式，拓展了大街与小巷的意象，与小巷连接的是个体，大街统筹或者汇集了个体，小巷作为支体系，与大街连通，而小巷中的每个个体又融汇于大街之上，从小巷到大街，再到城市，再到世界，大街的开放收容了小巷递送过来的私密。
在《窗户》中，赵刚细腻地体味到大街与小巷的私密关系：“窗户的朝向横在一条纵向延伸的街道上，在紧靠窗户的一侧，是一条人行道”，“傍晚时分的大街上在经历了一阵短暂地剧烈的喧闹后，沉寂下来，大街累了，它借助逐渐稀少的行人和车辆的间隙喘息”，“从这里去大街要经过一条巷子以及无数扇敞开的门窗”……从窗户缝隙中挤出的哪怕是一声咳嗽，也会如蝴蝶效应般让世界为之震惊。这是赵刚观测世界、连通世界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成为窥探世界秘密的一个视角。就像《赵刚，祝你玩得愉快！》中两个人通过窗口的对望，既定格了时间，也穿越了时间，他们互为成像，你已分辨不出哪个是实像哪个是虚像，或许另一个我早已抽身离去，藏于背后，等待你去评判，去参与。 对此，小说家赵刚在长篇小说《北纬32°》中悄悄告诉你，“观察是秘密结构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也是你进入秘密的唯一途径，你唯有通过对外界事物专心和细致的观察，才有可能透过笼罩在某些事物外面的假象，真正地进入到事物的本质，触及秘密的核！”与其说是接近秘密的方式方法，不如说是赵刚对小说的认知和感受，秘密的核也即小说的核，如何抵达，又如何探知，这也是他的思考所在。小说以机器人叔叔的身份走近一代青年的生活，展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青年人为了梦想，寻求自我、解放自我的精神状态，以期达到自我价值的体现。这部长篇无疑是赵刚早期最厚重、最飘逸、最富想象力的作品。
当摇滚歌手李卫以隐喻的方式一路飞奔，直至意识到自己一直奔跑于画家的笔下时，才感到梦想如此脆弱，“后来画家又画了一间没有门的房间，接着又将李卫从外面画了进去，并对他说：——如果你活着，这是房间，如果你死了，这便是坟墓。”这不仅预示着李卫梦想的开始，同样成为其梦想的归宿。作为一种意象、梦境、预言，现实中，李卫在母亲去世父亲远离之后，他们留下的房子成为费琳琳、赵刚、小左、罗鸣等朋友的聚点。机器人叔叔的介入，打破了李卫原本看似平稳的生活，也让李卫从叔叔身上反观了自身生活。
叔叔学习生活，李卫因不堪其扰，让他观察大街、观察人。一个偶然，终于和土豪的流浪儿子小封封成为朋友。当他真正融入生活、找到工作，并且有了伤感、眼泪时，才感知到了人的所谓情感。在对待爱情上，叔叔通过分析推演出学历的差异和今后生活的不幸，于是将情感转移到木质模特身上。“其实城市里的人都是一截木头，有人麻木在身上，而有人却麻木了自己的心灵。”木头人富有哲理的话语让我们从叔叔的目光中看到生活的折射——痛苦、磨难和挣扎，当然也充溢着高兴、幸福和享乐。当叔叔发现诸多秘密生活的表情，准备开始新生活时，又被警察追踪。赵刚、罗铭对叔叔进行施救，助其逃跑。封封救下叔叔后，又阴差阳错地变成叔叔的“人质”。叔叔将其“挟持”到楼顶，封封见到父母狂奔过去，因为慌乱差点坠楼，危急时刻，叔叔伸手相救却坠楼身亡，而他假以劫持想要得到的也是唯一的愿望只是一个户口、一个身份。叔叔作为生活秘密的探知者，当他试图融入时，却因为无法得到而黯然离去。
对于身份的认同感，同样体现在费琳琳身上。与叔叔的诡异出现相比，费琳琳的出现更富传奇。她从乡村来到南京，试图融入这个大都市，却屡屡受挫。因在公交车上扒窃被发现，同车的李卫为其解围后，恰巧依附于李卫，成为“疑似女友”。当费琳琳遇见老作家时，才貌似与老作家的“一夜情”中找到家的感觉，可这种情感寄托又超出预期，就连老作家都无法接受。“他在费琳琳身上发现了一条隐秘的通道，以往的岁月和已经失去的亲人顺着这条通道正在秘密地返回。”正是看到了这条通道，老作家希望她离开的同时，又在心里一再挽留，这种细腻繁杂的纠结在费琳琳身上同样存在。她和李卫若即若离的情感纠葛中，让她觉得自己依旧是个窃贼，一个窃到李卫内心秘密的窃贼。于是费琳琳决定结束过往之错，离开李卫投身老作家。老作家自从打成右派之后，妻子带着女儿离去，直到再次找到女儿才发现她表现冷漠，仿佛父女关系从未有过。老作家把缺失的亲情转移到费琳琳身上，在经历那一夜之后，他开始省思，“直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在以往日子里丢失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无论是女儿还是别的什么，也不论他当初是如何丢失的……正是由于这一种情感的作用，最后改变了费琳琳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借助于那个夜晚的光芒，他认清了身边这个女孩儿的真实身份，从此他在费琳琳面前小心地说话，谨慎地举手投足，他努力想将自己打扮成一个父亲的形象，并想将那一个夜晚从他们心底里抹去。”
无论是对身份的确认，还是对自身价值的认定，每个人相对别人来说都是谜，都藏着某种秘密，同时也都深陷孤独之中。当仅存的希望被老作家拒绝之后，费琳琳才明白自己从一开始就错了，而且始终在错误中转圈，绝望之后准备返乡途中不幸遭遇车祸，身体的死亡在灵魂的再现之后，风一样飘于风中。正如鲍勃·迪伦歌中所唱，一座大山要屹立多少年，才能变成沧海桑田，一只白鸽要飞多远，才能在沙滩上憩息？迪伦的追问，唤醒的只是歌者李卫。多年之后，当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刻，人们依然唱着这首《答案飘在风中》。《北纬32°》犹如一声源自旷野的呼告，传遍通往鼓楼的小巷中，只是人们无暇伫足，毕竟，“铁轨飘在风中，列车飘在风中，路程飘在风中，南京飘在风中，人们飘在风中。”
三、多重叙事的藏匿
当木头模特回到现实中成为铃铛，大家为她庆生那一刻，赵刚用这一场景拎起了《北纬32°》的叙述支点，犹如镜头剪辑，将心“挖”出送给铃铛的细节，通过时空转换，让叙述变得极富张力的同时，故事的铺陈在各个节点上如水流般贯通起来。这成为小说家赵刚叙述方略的一种，他常以反讽、复调、拼贴、解构等手法创作小说。貌似文静的小说家赵刚，一旦进入文本，恍如足球场上健步如飞的中锋，以闪转腾挪的身姿，甚至在男女混踢中，不惜以拍女队员屁股的方式，将球带入禁区，至于临门一射中与不中，只看作为读者的门将能否判辨得出这一脚是真是假，力量有多重，角度有多刁……作为小说家的赵刚对足球的喜爱程度堪比摇滚。他从音乐中得到节奏和韵律的启迪，从足球中吸纳了做假、过人技巧，当然，我们可能更多地发现，生活所赋予的一切皆可融入小说，成为或可表述的一部分，或者成为一种“原表述”。所以，瓦努瓦说：“许多小说家和电影人在谈到他们的某部作品时，都宣称除讲故事外没有别的意图和野心。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消失在文本之后，让叙述结构、构成故事的要素（即虚构的人物和事件）讲话？重故事，轻话语？追求的效果不是传达一个（哲学、道德、政治的）信息，而是用跌宕起伏的情节抓住读者/观众？我们吃惊地注意到，在这类宣告中，讲述一般与说话对立（你想说什么？没什么。我只想讲个故事）。”
瓦努瓦以潜台词的方式指出，创作者在文本完成之后，就像一个阅读者或者观众一样藏身文本之后，至于他们意欲表达和想要表述的，只有通过细细品味才有可能以某种方式捕捉到。正如赵刚当初以“中国新小说”为标榜的野心，在他不断推出的文本中一直在努力行进，而且，这野心并不止于故事，连同讲述故事的方式、表达话语的方式也一同呈现出来。 赵刚在文本中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生活与小说，这种带入感无疑更易于让你融入，融入他的文本、融入他以及他笔下人物的生活，而且会在不知不觉中认定，这事曾经发生过，我也曾经来过。
《等待戈多》讲述了工人海啊戴上校牌去南大被认定为戈多的奇幻经历。海啊是个喜欢看书的青年工人，在跟小郭去南大送预制板时，因装卸车故障无法工作，戴着小郭捡来的校牌在校园里游荡时，被“马尾”孙丽错认成男友戈多，更为离奇的是，同学们也都把他当成了戈多。就这样，海啊把校园当成舞台，在圆大学梦的同时演绎同学眼中的戈多。在与排练话剧的李卫教授的交流中得知，他正排练《校园晨曲》。“总而言之一句话，戏剧完全生活化和演员的极端专业化是我这部戏剧中的追求，这一构想本身其实便具备了某种浓郁的戏剧效果。”从李卫对戏剧的构想和理解可以看出，文本所要达到的即是回归生活的本真，是对校园生活的极端演绎，至于是生活还是戏剧，早已成为小说的一部分。无疑，生活、想象、思考，连同思维方式都被赵刚赋予文本之中，使小说成为可能。同样，这种可能又拓展了文本的可能。犹如两面反射的镜子，身处其中，你分不出哪个是你或你自己，就像海啊与戈多，你可以把戈多看成海啊，也可以把海啊看成戈多，甚至把他们所有人看作你自己。当你站在镜面之间，那些人会在你的内心组合成现在的你，你就是那个在翻看《等待戈多》的人。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部向贝克特致敬的作品，但谁又能说那个等待戈多的人不是自己，那个名叫戈多的人又何尝不是另外一个自己。
正如电影《爱情短片》里，男孩汤马克用望远镜偷窥对面公寓的玛格达，并在不知不觉中爱上她，却不敢示爱。直到看到她失意痛哭的时候，才鼓足勇气提出邀约，玛格达却断然拒绝，汤马克因纯真之爱得不到回应而割腕自杀。等他出院，玛格达找到他，并且通过他的望远镜看到另外一个自己时，已然爱上了他。同样，海啊与镜头中的汤马克与一样，以极端的方式表述他们的向往。站在舞台上，他表达了发自内心的呐喊与召唤，“现在，当我站在这里我才突然明白过来，那个叫戈多的人（一直台下）其实就是你们大家！因为你们需要一个人来代替你们表达自己的情感，需要他的行为来证明你们的青春经历。你们不满现存的教育体系，但是又提不出新的内容;你们渴望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情，却又难以确认她的纯度;你们的内心渴望飞鸟一样自由广阔的天空，可直到今天仍然陷在校园的深处……”赵刚通过实验剧的潜台词指出现实与梦想、内里与表层的隔阂与危机，这无疑是一种失衡，同样也是某种无法逾越的守恒。赵刚一直努力探讨生活以及小说的可能，当这两种可能并置的时候，你会发现新的不可能的存在，会在所有修辞之后隐匿或者生发。
纵观赵刚小说中的人物，诸如诗人、小说家、画家、老作家、足球队员、偷盗者等，哪一个不是赵刚，但同时我们又不得不质疑，其中哪一个又是小说家赵刚？而文本中的思考和质问，哪一个又不是针对我们自己？正如他导演的处女作电影《我们在城市不快乐原因分析》，影片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因为心爱的打火机的破裂而陷入了混乱，爱人离开，他失去工作。年轻人拼命寻找修理打火机的方法，借此修补他被毁坏的生活，寻找过程中打火机却丢失了。电影我没看过，但从他编剧的剧情来看，当生活陷入混乱，一切都将偏离，这或许就是我们在城市不快乐的原因吧。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赵刚只是用镜头的方式，展现另外一个自己，正如塔可夫斯基将诗融入电影一样，那是水的乡愁，此岸彼岸的乡愁，心向内里的乡愁。我们相信，小说家赵刚通过他的文本，在不断探索实践新小说的历程中，也会加深我们对新小说的理解和认知，我们也将期待他以新奇的视角和目光演绎出一个个属于他的南京故事。
注释：
①②③赵刚小说人物。
④⑤ 赵刚：《活在树上的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第4页，第292页，第2-3页，第92页，第92页，第52页，第178页，第286页。
⑥⑦⑩赵刚：《卖鬼记》，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45页，第155页，第88页，第113页。
⑧[法] 盖察格编《科克托访谈录》，蔡宏宁、钱林森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
⑨[英]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蔡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196页。
[西]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便携式文学简史》，施杰 李雪菲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
赵刚：《吹口哨的发动机》，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页，第109页，第113页。
[美] 万·梅特尔·阿米斯：《小说美学》，傅志强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159页。
赵刚：《北纬32°》，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第60页，第127页，第155页，第102-103页，第117页。
[法] 弗朗西斯·瓦努瓦：《书面叙事·电影叙事》，王文融译2012年版，第213页。
赵刚：《7月39日》，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第8-9页，第15页，第165-166页。
[法] E.M.齐奥朗：《眼泪与圣徒》，沙湄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9页。
[波]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導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克日什托夫·皮耶谢维奇编剧。
（作者单位：山东枣庄日报社）
关键词：新小说 鼓楼 失语 反讽 解构
N年前的七月，小说家赵刚开着号称“紫灯”的进口轿车，以试车为由，拉着如厕之后的青年诗人杜小杜①，在鼓楼转了一圈儿还不过瘾，又捎上可能患有轻微色盲症的画家李卫②，还有将要办画展的女画家言悦③，从南京出发，一路狂奔驶抵枣庄。在一家面朝大街的酒吧间，伴着鲍勃·迪伦的歌声，边喝边侃。聊到赵刚小说时，杜小杜酒后多语，嘱我为赵刚的小说写篇评论。那时候的赵刚，除了创建了“中国新小说”网站，著有长篇小说《北纬32°》《7月39日》，小说集《活在树上的狗》《卖鬼记》《吹口哨的发动机》，还编剧导演了电影处女作《我们在城市不快乐原因分析》。
或许多年之后，赵刚还将进军音乐制作、艺术装置等等行当。无疑，其起点为小说，文字是根基。正如他在筹建“中国新小说”网站时的设想，“一是出于对中国现有的小说水平和成绩及其局面的不满，二是希望借鉴法国人的创新精神，呼唤并导引出一种独立的小说意识。”④他同时指出，“这要求中国新小说作家必须以一种更加艺术的方式呈现作家与写作以及世界之间的微妙关系，这是我们与世界展开的一次谈判。”⑤正是这种创新精神和独立意识，“中国新小说”网罗了一大批作家，诸如育邦、赵月斌、陈集益、胡焕胜、黎幺、拉撒路等等，他们都以特立独行的姿态活跃在当代文坛。这无疑是建站之初的梦想，网站是平台，也是小说作家们自觉意识与世界对话的通道。或许在此之前，赵刚早已做好了准备，以文字为基点，一边专注于小说文本的探索，一边哼着激情摇滚，穿行在通往鼓楼的大街小巷中。
一、阵痛之后的快乐文本
在评论赵刚小说之前，我想还是有必要郑重介绍一下赵刚其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此人应该生于某年的7月39日，当然，这是他的虚构。由于生辰无法确定，我们可将其列为十三星座，又与五行不搭，故可将其纳入暗物质范畴。因此，无论是考察趙刚，还是阅读他所创设的时空，我们都不能以既有的经验去考量。游走其中，我们会身不由己地陷入，甚至会翻转某些既有经验与世界对话，当你想要找到那个书写者时，你会发现，那个他已站在远处，正对你发笑。那时，你已分不清你是你还是另外一个赵刚。总之，他会在那里偷窥你和你的秘密，并用镜片折射后的眼神向你祝福：《赵刚，祝你玩得愉快！》小说里的一次伫足，将时空定格在二人互为相望的瞬间。“在鼓楼医院面朝球场的一扇窗户中，我多次看见一个男人朝球场观望，似曾相识的一个人，可实际上，从球场到鼓楼医院，相隔很远，肉眼几乎看不到一个人的具体面孔，那么我看到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呢？”⑥在“我”（赵刚）与安东若即若离的情感中，安东意外怀孕。安妈到南京去看“准女婿”，被逼接站后催婚。“我”回安东老家时才知正大办婚礼，在“安东表弟”怂恿下，“我”逃回南京，后来安东告诉“我”，没有表弟这人。是醉酒后的幻觉，还是另一个“我”的忠告？生活的绑架、无奈和辛酸，被分裂和妄想扯得支离破碎。谁又能否认，那个表弟不是另外一个自己？被现实割裂的何止又是肉身，“我”与小女生的情感纠葛，又何尝不是一种精神撕裂？“短短的数天时间，我的生活已经面目全非，我不知道再见到她时我能说些什么？又如何解释清楚新近发生的一切？我已经无颜面对以往的生活。所以每次她要求见面时，我总是推脱，一旦哪天不要求见面了我又很想她，事实上当我被生活绑架了之后我唯一想见到的人就是她。”⑦在徘徊、犹疑和不断的选择与被选择中，安东的肚子一天天变大。因为早产送到医院，“我”在手术室外等待时，看到球场上快乐踢球的那个熟悉的身影时，时间再一次紧密缝合，犹如将过去和未来剪辑成现在一样，我们会齐声祝福赵刚：祝你玩得愉快！
总之，小说家赵刚在带你游走其中时，也会将带痛的快乐进行到底。当然，也有黑色幽默助推到抓狂的时候。即使遍体鳞伤，你也会感受到赵刚手掩伤口的微笑。他将生活细节放大到不可预知的境地，让原本就处于尴尬、无奈的人和事悬置起来，这种带入感无法不让人推演到自身。比如《活在树上的狗》，“我”是因为一条叫“围巾”的狗才与安然在一起，也是因为这条“围巾”将“我”擂得喘不过气。第一次与“围巾”的交集是在拍婚纱的时候，被它搅和到一同进了相框，搞得“我”像第三者。这尚可忍受，和它发展到势不两立是在洞房花烛之夜，它不仅侵占“我”的美好时光，还变本加厉地介入“我”的生活，致使我与狗的矛盾越积越深。于是趁安然出差时，从南京出发，一路辗转，将狗遗弃到千里之外的青岛。生活并没因此而改变，因为寻狗赏金，引来了更多的狗，当再次陷入困境时，安然因为怀孕将视线转移到孩子身上，新生活的大门渐渐敞开，二人情感也开始弥合之际，阴魂不散的“围巾”竟然独自一狗地从青岛寻亲回来。
“围巾”竟然独自一狗地从青岛寻亲回来。因为狗的介入，“我”几近崩溃，同时也摧毁了这一段婚姻。“狗日子”无异于生活的隐喻，隐含了一种不情愿但总也剥离不掉的东西。“围巾”作为缠在脖颈上的映像，更增添了生活的困窘与无奈，与其说与狗的纠结，不如说是以活在树上狗的视角，看人如何生活，就像将隐秘的东西逼迫出来、呈现出来之后，告诉你这就是你过的日子，即使没有，你也会经历，在过去或者未来的某时某刻。正如让·科克托在谈到自己的环球旅行时说，“世界在我面前走过。”⑧对小说家赵刚来说，他将世界打碎后，经过冲洗、杂糅、提纯、孕育，再将体验、经验和思考融入文本，并在创作中体味生活之乐。 因为放松，小说家赵刚玩起来更加自由。即使在《枪令》《当初将她放下的地方》《怠速》《锻炼》《我的右手》等等或可称作问题小说（社会小说）的文本中，我们也能在他的浅尝中，品咂出并未辄止的意韵。就这点来说，小说家赵刚绝非一个无趣之人。不论赵刚以何种身份出现，都不难发现他献祭生活、致敬生活的姿态。睿智的思维不仅表现在对社会问题的关照上，还在于他对话语和修辞的运用和把控上，他用激情的遐想、极致的反讽，富有仪式感地向過往和现实开枪。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我看见某人正在用枪瞄准，并且说‘我期待一声枪响。枪响了——什么！这就是你所期待的，这声枪响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于你的期待之中？或者只是这样，在你的期待和所发生的事件之间存在着某种另外的一致性;那声枪响并未包含在你的期待之中，只是在期待被满足时意外地附带发生的？——但是，不。如果枪声没有出现，我的期待就不会被满足;枪声满足我的期待，枪声并不是满足的伴随物，就像与我所期待的客人一起来的另一个客人——那些不在我期待之中的事物，是不是某种意外之物？是命运给予的额外之物？——但什么东西不是额外的呢？是不是枪击中已经有某些东西出现在我的期待中了？——那什么是额外之物呢？难道我没有期待整个枪击吗？/‘枪声不如我期待的那么响。’——‘那么在你期待中是否存在一声更响的枪响？’”⑨
当然，我们期待的不止是一声枪响，更多的则是扣动扳机时那声带泪的“枪令”能否终结一个时代。《枪令》或许不止取自于小说家赵刚的记忆或者生活。故事很简单，三个下乡知青刘永、黑子和南京，因为三人爸爸身份都有问题不能回城，农活不会干，还得被老队长催着下地。直到饭时，所有劳力都有家人送饭，他们只能装逼饿着。唯一的乐趣是在他们凑钱买的一杆气枪上。老队长听说他们吃的是用气枪打的麻雀，放了他们的假去打麻雀以便下酒。约定要打十只回来，牛皮吹了，直到太阳西斜，连毛都没打到。恰巧碰到会捉鸟的男孩，如愿以偿地得到十只活鸟。于是将绑成串的活鸟挂在树上，三人轮流用气枪开打，每打一枪都出个枪令，代表某某对鸟进行宣判。南京开枪的时候，一张脸已经被悲愤和仇恨挤压得变形，并代表自己判处历史反革命分子其爸爸死刑的枪令一出，震惊了刘永和黑子。黑子在打最后一只时，刘永的枪令更让人吃惊，“这一只算咱俩的爸爸，你一块毙了吧！”⑩枪令作为一个出口、一种通道，将三人回不了城的痛恨，从针对阶级敌人转移到对父亲、对家庭、对身份的痛恨上，贴着时代标签的变异人性昭然若揭。小说家赵刚犹如将伤口扒开，然后不无讽刺地质问，这将如何治愈？
伤口依然是伤口，问题依然是问题，至于如何解决、如何治愈、如何剔除深入骨髓的病灶，我们无从得知，也不一定找到端口、途径或者方法。但赵刚一直试图用他的笔剖开，制成切片，放在显微镜下展示，从人文、人道、人性的视角，去关照一个个体的、直立的人。这些篇什犹如珍珠纳入赵刚的文本中，无疑是他对某个事件、某种现状及其偶然、偶在之下的生发，就像一粒飘零的种子，在温度、湿度合宜的语境之下，将某种可能被忽略的东西放大之后，直接推入绝境，让问题无限度地悬置下去。
《当初将她放下的地方》中金星在缺失父爱的环境下长大，他学习一直很好，可在高三时爱上诗歌，大学没考上，给母亲一个沉重打击。母亲帮其找工作也不去，誓做一个职业诗人。母亲的期望无法挽救一个疯狂的诗人，因为住所离大学很近，很多像他一样热爱诗歌的女大学生因为共同爱好连在一起。于是女友换了一个又一个，趋于传统的母亲也无法阻止。而苏尔的出现，更加深了母子之间的恩怨。母亲看不惯儿子，更看不惯苏尔。直至苏尔怀孕打胎，金星因找母亲要钱未果遂将其杀害。“他是在一条没有终点的跑道上长年累月地奔跑和奔跑着……现在再回过头来仔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金星身上的诸多病态表现其实都是针对母亲的，这么多年来自己在生活中刻意地坚持着的某种生活姿态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激怒她，使她恼火伤心并且绝望，让她为当初对自己的漠不关心后悔不迭。”金星和母亲的对峙由来已久，貌似青春期的逆反，但和其母息息相关，金星二十岁时喜欢上一个女孩，被母亲以年龄尚小断送，二十五岁时和银行职员相亲被母亲因为金星没有工作而拒绝。屡屡受挫让金星失去信心，最终走上不归路。小说似乎不是终点，现实中杀父弑母的事依然发生，只是在媒体报道出来之后，人们才在短暂的警觉之后，又迅速被信息覆盖。
马塔斯在小说《便携式文学简史》中谈到“便携式结社”时说，“我们会认识造就了这本关于史上最快乐、最反复无常、最精神错乱的神秘结社——它已烟消云散——的小说的人：消费了无数烟草与咖啡的迷醉作家，在生活的战争中一败涂地的无依无凭、谵妄的英雄，书写的热爱者——当书写成为了他们最有趣同时也是最不容易调和的经历。”无论是正话正说，还是正话反说，马塔斯都深有感触地描摹了作家创作的艰辛和乐此不疲的存在状态。我们当然也可以想见小说家赵刚坐在电脑前，边喝咖啡边燃烟边写字的形象，或许在写作《紫灯》的某个时刻，他也会被小说里的某个细节逗得乐不可支。
“我”十七岁时进工厂做汽车修理工，经“我”维修的汽车返修率一直居高不下。新任厂长花三十万购买的进口轿车紫灯，司机孙猴子在一次拆卸化油器后，无法安装，修理班的所有工人都尝试未果之后，“我”竟然神奇地将其装好，于是成了紫灯的专职维修工，可一直没能满足驾驶紫灯的愿望。终有一天，孙猴子肚子有恙去医务室时没拔车钥匙，“我”如愿以偿开车狂奔出厂。沿着大路一直跑到市区，在路上遇见买菜回去的母亲，想开车将她送回。她听说轿车昂贵后，劝“我”赶紧送回去。如果试车是工厂对现实对人性压抑之后的奔涌的话，那么，“我”一直试图找回自我，可母亲没能让“我”如愿。毕竟，母亲的生存观念与“我”对生命自由的向往不同。“我”只好开车返回，在咖啡馆见到诗人，在“我”的引诱之下，诗人有想坐车去厕所的愿望，紫灯总算有了用武之地。可是一出门，厕所没去成，因为违规停车罚款，致使老太太和诗人互扯。“我”趁机开车逃离，车越开越快，思维也越来越活跃，路上送老人去医院并得到老人赠送的钢笔，在成就感的诱惑下，“我”已刹不住车，主动免费拉客，结果一个乘客没拉上不说，还被骂成黑出租。正当毫无兴致地准备将车开回去时，被一持假枪歹徒挟持，“我”识破后开车狂奔。“从今以后，我不会由于什么原因停下这一种向前的速度。你们也别妄想用世间其他的任何一种颜色换走属于我的这一片紫色的光芒。除非我的生命终结，除非那一片紫色的光芒在铁皮上熄灭……” 赵刚借助“紫光”的形象，将向往自由、迎向灵光演绎得有声有色，在可控与失控之间来回游移，收时收到紧绷，放时一泻千里。可以确定的是，小说家赵刚将另外一个或者几个自己置入小说的时候，生活已然成为小说的一部分。只是，他将他和他的故事更多地置于困境，至于如何突出重围，貌似已不属于他的考察范畴。因此，在文本里，赵刚既是一个经营快乐的智者，也是一个心在滴血的字者。
二、大街小巷的私密传说
小说家赵刚在简介里给自己贴了一个醒目的标签：生活来源=想象。或许我们可以从他对小说的理解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他在《小说的支撑》里说，“在英语中，‘小说’（FICTION）一词的原意即为虚构。就自己的经验而言，‘虚构’一词在小说中的另一种解释应为‘自由’，它实际上是为作家想象力的自由驰骋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保证。就这一点而言，我完全可以说，小说其实就是测试作家想象力的一种形式。……想象力的基础是什么？换一种说法：小说的支撑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小说的支撑是建立在文化、知识和经验上的。知识分为专业知识和非专业知识其中包括生活常识及其经验;文化的含义中则包括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社会环境、生活结构等内容。”由此可见，赵刚将想象力纳入到小说灵魂部分去考量的份量，没有想象力就不会有好小说。因此，赵刚在谈到中国小说的进程时坦言，“迫使小说（或文学）针对现实生活进行简单而直接的反应，这些作品自始至終都暗含着作家本人对日常生活的巨大的甚至是唯一的兴趣，他们对小说的要求似乎也尽到‘生活’为止，而小说作为一种艺术样式所必须遵循的诸如外部形式、内在结构、观察视觉、语言技巧等诸多因素却长期地被中国作家每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有意地避让过去，这使得中国小说一直处于小说艺术本身的关照之外，中国作家们始终在原地踏步中消耗着自己的激情与才能。”这与阿米斯在谈到“新型小说”时的论述不谋而合，“生活对于所有敏感的人，对所有能在灰色陈规下面看到和感到一种当人们成长时就会超越旧有习俗的新趋势的人是热情和激烈的，小说家以诗人的全部激情对在一个无聊的充满事实的世界中的成长和长期生活表示了反抗。大多数人随着步入青春期都丢掉了自己的梦想。他们哀叹着放弃了自己的梦想而变为受人尊敬的市民和纳税人。”
赵刚因不齿于所谓生活小说的浅薄以及可能低于生活的小说，所以他以“中国新小说”为标榜，并将其引申为一种创作理念，其基础则是想象力，而想象力的基础则是支撑小说的知识。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历经无数磨难和沧桑，既沿袭着传统，也以开放的姿态包容和纳入。赵刚身处南京，小说大都以南京为背景，长篇小说《北纬32°》充分显示了他对地理南京的深度理解。正因此，他对残存的鼓楼情有独钟。这个地标性建筑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地域特征，无疑滋润了他的想象。可以想见，那个特立独行的字者，坐在书房里，抽烟面对屏幕，相对房间来说，身体的静止，早已跨越时空，犹如驾驶“紫灯”奔驰在通往鼓楼的大街上。鼓楼之与南京，南京之与中国，在小说家赵刚看来无疑都是一种隐喻。埃菲尔铁塔之与巴黎是地标，鼓楼之与南京也一样是。赵刚的诸多小说都涉及到这一地标性建筑，虽然他多次重申“中国新小说”与“法国新小说”并未有血缘关系，但其内心始终以此为基点，期望中国新小说能走得更远。
我们从《魔方》里不难发现小说家赵刚对文本的执著探索。在杜小杜写给李卫的信中可以看到，“有一天你们突发奇想，兴致勃勃地要为这条街道更名。大家分头行动，很快找来了一些标牌，由你和另外几个画画的人执笔，分别用笔在上面写下了‘巴黎××号’的字样。”街道瞬间变成巴黎的一条小巷。杜小杜身在巴黎的臆想或许源于此，年轻艺术家们在他们的装置艺术中，连接了梦想与追寻的通道。在亦真亦幻的南京-巴黎的场景切换中放飞梦想。这种对艺术的追求在常人眼里无疑是一种病态，在如梦似幻的臆想中，勾勒了一代青年艺术家的形象，通过内心渴求和行为表现，彰显出兼容并包、不懈追求的精神，以及在抗争中表现出的焦虑与挣扎。因给画家李卫治病，杜小杜借钱成瘾。在一次借钱未遂之后，被父亲送进精神病院。当杜小杜病愈貌似融入生活后，甚至记不清为什么要借钱。小说家赵刚以魔方的色块隐喻了生活与艺术的互置，当达到不可调和时，李卫用水果刀割断了自己的手腕，也割断了与自己与所有颜色的联系。到底谁病了？我，你，还是艺术或者生活？正如小说里所言，“你们为了光明而来，最后却在光明中迷路。”当杜小杜打通李卫电话时，李卫貌似从没离开过，而杜小杜的寻找俨然成为妄想，一个时代的梦呓犹如隐喻始终无法治愈，而杜小杜的寻找宛如钟声回荡在通往鼓楼的路上。
鼓楼位于南京市中心明城墙内中央鼓楼岗，始建于明朝洪武十五年，是旧时南京城的报时中心，五条主干道在此交汇，形成环岛交通枢纽。与鼓楼对应的是钟楼，如今，钟楼不在晨钟无存。即便以暮鼓的形式敲击，赵刚仍在努力，尽可能地让鼓声沿着大街送入小巷，进入每扇开启或者关闭的窗户里。赵刚以鼓楼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朋友圈，是其生活和创作的领地。他用这种隐喻的方式，拓展了大街与小巷的意象，与小巷连接的是个体，大街统筹或者汇集了个体，小巷作为支体系，与大街连通，而小巷中的每个个体又融汇于大街之上，从小巷到大街，再到城市，再到世界，大街的开放收容了小巷递送过来的私密。
在《窗户》中，赵刚细腻地体味到大街与小巷的私密关系：“窗户的朝向横在一条纵向延伸的街道上，在紧靠窗户的一侧，是一条人行道”，“傍晚时分的大街上在经历了一阵短暂地剧烈的喧闹后，沉寂下来，大街累了，它借助逐渐稀少的行人和车辆的间隙喘息”，“从这里去大街要经过一条巷子以及无数扇敞开的门窗”……从窗户缝隙中挤出的哪怕是一声咳嗽，也会如蝴蝶效应般让世界为之震惊。这是赵刚观测世界、连通世界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成为窥探世界秘密的一个视角。就像《赵刚，祝你玩得愉快！》中两个人通过窗口的对望，既定格了时间，也穿越了时间，他们互为成像，你已分辨不出哪个是实像哪个是虚像，或许另一个我早已抽身离去，藏于背后，等待你去评判，去参与。 对此，小说家赵刚在长篇小说《北纬32°》中悄悄告诉你，“观察是秘密结构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也是你进入秘密的唯一途径，你唯有通过对外界事物专心和细致的观察，才有可能透过笼罩在某些事物外面的假象，真正地进入到事物的本质，触及秘密的核！”与其说是接近秘密的方式方法，不如说是赵刚对小说的认知和感受，秘密的核也即小说的核，如何抵达，又如何探知，这也是他的思考所在。小说以机器人叔叔的身份走近一代青年的生活，展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青年人为了梦想，寻求自我、解放自我的精神状态，以期达到自我价值的体现。这部长篇无疑是赵刚早期最厚重、最飘逸、最富想象力的作品。
当摇滚歌手李卫以隐喻的方式一路飞奔，直至意识到自己一直奔跑于画家的笔下时，才感到梦想如此脆弱，“后来画家又画了一间没有门的房间，接着又将李卫从外面画了进去，并对他说：——如果你活着，这是房间，如果你死了，这便是坟墓。”这不仅预示着李卫梦想的开始，同样成为其梦想的归宿。作为一种意象、梦境、预言，现实中，李卫在母亲去世父亲远离之后，他们留下的房子成为费琳琳、赵刚、小左、罗鸣等朋友的聚点。机器人叔叔的介入，打破了李卫原本看似平稳的生活，也让李卫从叔叔身上反观了自身生活。
叔叔学习生活，李卫因不堪其扰，让他观察大街、观察人。一个偶然，终于和土豪的流浪儿子小封封成为朋友。当他真正融入生活、找到工作，并且有了伤感、眼泪时，才感知到了人的所谓情感。在对待爱情上，叔叔通过分析推演出学历的差异和今后生活的不幸，于是将情感转移到木质模特身上。“其实城市里的人都是一截木头，有人麻木在身上，而有人却麻木了自己的心灵。”木头人富有哲理的话语让我们从叔叔的目光中看到生活的折射——痛苦、磨难和挣扎，当然也充溢着高兴、幸福和享乐。当叔叔发现诸多秘密生活的表情，准备开始新生活时，又被警察追踪。赵刚、罗铭对叔叔进行施救，助其逃跑。封封救下叔叔后，又阴差阳错地变成叔叔的“人质”。叔叔将其“挟持”到楼顶，封封见到父母狂奔过去，因为慌乱差点坠楼，危急时刻，叔叔伸手相救却坠楼身亡，而他假以劫持想要得到的也是唯一的愿望只是一个户口、一个身份。叔叔作为生活秘密的探知者，当他试图融入时，却因为无法得到而黯然离去。
对于身份的认同感，同样体现在费琳琳身上。与叔叔的诡异出现相比，费琳琳的出现更富传奇。她从乡村来到南京，试图融入这个大都市，却屡屡受挫。因在公交车上扒窃被发现，同车的李卫为其解围后，恰巧依附于李卫，成为“疑似女友”。当费琳琳遇见老作家时，才貌似与老作家的“一夜情”中找到家的感觉，可这种情感寄托又超出预期，就连老作家都无法接受。“他在费琳琳身上发现了一条隐秘的通道，以往的岁月和已经失去的亲人顺着这条通道正在秘密地返回。”正是看到了这条通道，老作家希望她离开的同时，又在心里一再挽留，这种细腻繁杂的纠结在费琳琳身上同样存在。她和李卫若即若离的情感纠葛中，让她觉得自己依旧是个窃贼，一个窃到李卫内心秘密的窃贼。于是费琳琳决定结束过往之错，离开李卫投身老作家。老作家自从打成右派之后，妻子带着女儿离去，直到再次找到女儿才发现她表现冷漠，仿佛父女关系从未有过。老作家把缺失的亲情转移到费琳琳身上，在经历那一夜之后，他开始省思，“直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在以往日子里丢失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无论是女儿还是别的什么，也不论他当初是如何丢失的……正是由于这一种情感的作用，最后改变了费琳琳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借助于那个夜晚的光芒，他认清了身边这个女孩儿的真实身份，从此他在费琳琳面前小心地说话，谨慎地举手投足，他努力想将自己打扮成一个父亲的形象，并想将那一个夜晚从他们心底里抹去。”
无论是对身份的确认，还是对自身价值的认定，每个人相对别人来说都是谜，都藏着某种秘密，同时也都深陷孤独之中。当仅存的希望被老作家拒绝之后，费琳琳才明白自己从一开始就错了，而且始终在错误中转圈，绝望之后准备返乡途中不幸遭遇车祸，身体的死亡在灵魂的再现之后，风一样飘于风中。正如鲍勃·迪伦歌中所唱，一座大山要屹立多少年，才能变成沧海桑田，一只白鸽要飞多远，才能在沙滩上憩息？迪伦的追问，唤醒的只是歌者李卫。多年之后，当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刻，人们依然唱着这首《答案飘在风中》。《北纬32°》犹如一声源自旷野的呼告，传遍通往鼓楼的小巷中，只是人们无暇伫足，毕竟，“铁轨飘在风中，列车飘在风中，路程飘在风中，南京飘在风中，人们飘在风中。”
三、多重叙事的藏匿
当木头模特回到现实中成为铃铛，大家为她庆生那一刻，赵刚用这一场景拎起了《北纬32°》的叙述支点，犹如镜头剪辑，将心“挖”出送给铃铛的细节，通过时空转换，让叙述变得极富张力的同时，故事的铺陈在各个节点上如水流般贯通起来。这成为小说家赵刚叙述方略的一种，他常以反讽、复调、拼贴、解构等手法创作小说。貌似文静的小说家赵刚，一旦进入文本，恍如足球场上健步如飞的中锋，以闪转腾挪的身姿，甚至在男女混踢中，不惜以拍女队员屁股的方式，将球带入禁区，至于临门一射中与不中，只看作为读者的门将能否判辨得出这一脚是真是假，力量有多重，角度有多刁……作为小说家的赵刚对足球的喜爱程度堪比摇滚。他从音乐中得到节奏和韵律的启迪，从足球中吸纳了做假、过人技巧，当然，我们可能更多地发现，生活所赋予的一切皆可融入小说，成为或可表述的一部分，或者成为一种“原表述”。所以，瓦努瓦说：“许多小说家和电影人在谈到他们的某部作品时，都宣称除讲故事外没有别的意图和野心。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消失在文本之后，让叙述结构、构成故事的要素（即虚构的人物和事件）讲话？重故事，轻话语？追求的效果不是传达一个（哲学、道德、政治的）信息，而是用跌宕起伏的情节抓住读者/观众？我们吃惊地注意到，在这类宣告中，讲述一般与说话对立（你想说什么？没什么。我只想讲个故事）。”
瓦努瓦以潜台词的方式指出，创作者在文本完成之后，就像一个阅读者或者观众一样藏身文本之后，至于他们意欲表达和想要表述的，只有通过细细品味才有可能以某种方式捕捉到。正如赵刚当初以“中国新小说”为标榜的野心，在他不断推出的文本中一直在努力行进，而且，这野心并不止于故事，连同讲述故事的方式、表达话语的方式也一同呈现出来。 赵刚在文本中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生活与小说，这种带入感无疑更易于让你融入，融入他的文本、融入他以及他笔下人物的生活，而且会在不知不觉中认定，这事曾经发生过，我也曾经来过。
《等待戈多》讲述了工人海啊戴上校牌去南大被认定为戈多的奇幻经历。海啊是个喜欢看书的青年工人，在跟小郭去南大送预制板时，因装卸车故障无法工作，戴着小郭捡来的校牌在校园里游荡时，被“马尾”孙丽错认成男友戈多，更为离奇的是，同学们也都把他当成了戈多。就这样，海啊把校园当成舞台，在圆大学梦的同时演绎同学眼中的戈多。在与排练话剧的李卫教授的交流中得知，他正排练《校园晨曲》。“总而言之一句话，戏剧完全生活化和演员的极端专业化是我这部戏剧中的追求，这一构想本身其实便具备了某种浓郁的戏剧效果。”从李卫对戏剧的构想和理解可以看出，文本所要达到的即是回归生活的本真，是对校园生活的极端演绎，至于是生活还是戏剧，早已成为小说的一部分。无疑，生活、想象、思考，连同思维方式都被赵刚赋予文本之中，使小说成为可能。同样，这种可能又拓展了文本的可能。犹如两面反射的镜子，身处其中，你分不出哪个是你或你自己，就像海啊与戈多，你可以把戈多看成海啊，也可以把海啊看成戈多，甚至把他们所有人看作你自己。当你站在镜面之间，那些人会在你的内心组合成现在的你，你就是那个在翻看《等待戈多》的人。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部向贝克特致敬的作品，但谁又能说那个等待戈多的人不是自己，那个名叫戈多的人又何尝不是另外一个自己。
正如电影《爱情短片》里，男孩汤马克用望远镜偷窥对面公寓的玛格达，并在不知不觉中爱上她，却不敢示爱。直到看到她失意痛哭的时候，才鼓足勇气提出邀约，玛格达却断然拒绝，汤马克因纯真之爱得不到回应而割腕自杀。等他出院，玛格达找到他，并且通过他的望远镜看到另外一个自己时，已然爱上了他。同样，海啊与镜头中的汤马克与一样，以极端的方式表述他们的向往。站在舞台上，他表达了发自内心的呐喊与召唤，“现在，当我站在这里我才突然明白过来，那个叫戈多的人（一直台下）其实就是你们大家！因为你们需要一个人来代替你们表达自己的情感，需要他的行为来证明你们的青春经历。你们不满现存的教育体系，但是又提不出新的内容;你们渴望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情，却又难以确认她的纯度;你们的内心渴望飞鸟一样自由广阔的天空，可直到今天仍然陷在校园的深处……”赵刚通过实验剧的潜台词指出现实与梦想、内里与表层的隔阂与危机，这无疑是一种失衡，同样也是某种无法逾越的守恒。赵刚一直努力探讨生活以及小说的可能，当这两种可能并置的时候，你会发现新的不可能的存在，会在所有修辞之后隐匿或者生发。
纵观赵刚小说中的人物，诸如诗人、小说家、画家、老作家、足球队员、偷盗者等，哪一个不是赵刚，但同时我们又不得不质疑，其中哪一个又是小说家赵刚？而文本中的思考和质问，哪一个又不是针对我们自己？正如他导演的处女作电影《我们在城市不快乐原因分析》，影片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因为心爱的打火机的破裂而陷入了混乱，爱人离开，他失去工作。年轻人拼命寻找修理打火机的方法，借此修补他被毁坏的生活，寻找过程中打火机却丢失了。电影我没看过，但从他编剧的剧情来看，当生活陷入混乱，一切都将偏离，这或许就是我们在城市不快乐的原因吧。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赵刚只是用镜头的方式，展现另外一个自己，正如塔可夫斯基将诗融入电影一样，那是水的乡愁，此岸彼岸的乡愁，心向内里的乡愁。我们相信，小说家赵刚通过他的文本，在不断探索实践新小说的历程中，也会加深我们对新小说的理解和认知，我们也将期待他以新奇的视角和目光演绎出一个个属于他的南京故事。
注释：
①②③赵刚小说人物。
④⑤ 赵刚：《活在树上的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第4页，第292页，第2-3页，第92页，第92页，第52页，第178页，第286页。
⑥⑦⑩赵刚：《卖鬼记》，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45页，第155页，第88页，第113页。
⑧[法] 盖察格编《科克托访谈录》，蔡宏宁、钱林森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
⑨[英]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蔡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196页。
[西]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便携式文学简史》，施杰 李雪菲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
赵刚：《吹口哨的发动机》，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页，第109页，第113页。
[美] 万·梅特尔·阿米斯：《小说美学》，傅志强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159页。
赵刚：《北纬32°》，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第60页，第127页，第155页，第102-103页，第117页。
[法] 弗朗西斯·瓦努瓦：《书面叙事·电影叙事》，王文融译2012年版，第213页。
赵刚：《7月39日》，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第8-9页，第15页，第165-166页。
[法] E.M.齐奥朗：《眼泪与圣徒》，沙湄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9页。
[波]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導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克日什托夫·皮耶谢维奇编剧。
（作者单位：山东枣庄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