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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汪泽楷是中共的革命先驱者之一，他投身革命，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结下了深厚友谊；创办中共最早的地方党校——中共安源地委党校；出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参与领导南昌起义；起草一封重要密信，引导毛泽东转兵井冈山；襄助陈明仁长沙起义，推动湖南和平解放等，在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共先驱；汪泽楷；革命业绩
[中图分类号]D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5）03-0093-06
[收稿日期]2015-03-24
[作者简介]孙伟（1980—），男，江西德安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史教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曾涌现出一大批革命志士，汪泽楷就是其中一位。汪泽楷（1894～1959），湖南醴陵人，他是那个年代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在党内担任过重要的职务，与中共最高领导层关系甚密，1929年11月25日，因参加“托陈取消派”被开除党籍。1931年2月，与托派组织决裂。此后，汪泽楷主要投身教育事业，尤其在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40年4月，陈独秀在临终之前以一首《石灰咏》相赠：“千锤百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碎骨粉身浑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那么，汪泽楷作为中共早期的革命先驱者之一，在革命运动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一、投身革命，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结下了深厚友谊汪泽楷与毛泽东相识的时间比较早。1912年初，汪泽楷来到长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公高等中学（后改为省立第一中学），少年毛泽东也同期考入。毛分在一班，汪分在三班，两人住在同一间宿舍上下床半年多。他们都特别喜欢到湖南省立图书馆看书，还经常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畅谈救国救民志向，立志寻找富国强兵之路。1915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一师通过“二十八画生”广征志同道合的朋友，汪泽楷赴约成为“三个半朋友”中的一个。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劳工需求量大。1916年6月，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组建“法华教育会”，该会先后组织了1843人赴法，其中以四川人最多，湖南人次之。毛泽东和汪泽楷等是湖南第一批25名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组织者。经商议，毛泽东负责解决贫困学生的船票费用，汪泽楷等人负责招工、联络、签证、购票、登船等组织工作，共同保证了湖南学子赴法勤工俭学的顺利成行。1919年12月7日，汪泽楷成为第11批赴法勤工俭学中的一员，出行前代表学生致词[1]P11；毛泽东则选择了暂时留在国内继续研究中国的问题[2]P428。
1920年春，到法国不久的汪泽楷加入了刚刚成立的法国共产党，1923年2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法劳动和学习期间，汪泽楷深入工厂和社会，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与许多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其中就有周恩来和邓小平。
汪泽楷和周恩来的关系密切，从1920年到1923年，两人在法国交往、共事颇多。1922年6月18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汪泽楷虽加入却因故没有到会。[3]P35第二次大会于1923年2月召开，正式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两人同被选为新的执行委员，周恩来（化名“伍豪”）任书记，汪泽楷（化名“裸体”）为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4]P59汪泽楷长周恩来4岁，称周为“翔宇弟”。在此期间，他们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参与革命实践。
在中共“六大”前，周恩来召开会议听取汪泽楷等人的意见；六大后，又劝汪泽楷留在苏联养病；1951年初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主席之后，邀请汪泽楷到北京与他们一起工作，但被汪泽楷婉言谢绝了。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1920年10月19日，16岁的邓小平与另外83名川东子弟抵达法国马赛。当天，他们便乘汽车直抵巴黎，受到一年前已到法国的汪泽楷、聂荣臻等学长的热烈欢迎。汪泽楷和邓小平（当时叫邓希贤）虽非同乡，但很快成为知交。当时汪泽楷的年龄较大，他就以宽厚温和的兄长之情，热忱与广大留法学生交往，尤其是发展了邓小平入团。1922年春，在汪泽楷的劝说下，邓小平来到了自己打工的蒙达尼哈金森工厂，以便相互有个照应。两人白天工作10个小时，晚上就挤在一个简易的木棚里居住[5]P100，可谓朝夕相处。
邓小平回忆道：“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年左右（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萧朴生、汪泽楷两人。”[5]P111汪泽楷是邓小平的入团介绍人，学界也有入党介绍人一说，但不论是哪一个，汪泽楷作为邓小平的革命道路上的重要影响者之一，却是不争的事实。二、创办中共最早的地方党校——中共安源地委党校192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从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选择一批学运骨干，派到苏联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学说，为国内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這样，汪泽楷等20名同志有幸来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学习期间，与任弼时、肖劲光成为知交，还与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吴芳等一批湘籍的革命青年结成好友。列宁逝世时，年仅30岁的汪泽楷参加了向列宁遗体告别仪式。1924年7月，汪泽楷从莫斯科回国，参加国内的革命运动。同年10月至1925年9月，汪泽楷担任中共安源地委书记。
据肖劲光回忆：“安源还有党的地委组织，记得地委是一九二五年成立的，地委书记是从苏联回国的汪泽楷，任岳是组织部长，我也在地委工作过。地委不光管安源，还管醴陵、萍乡一大块地区的工作，既领导工人运动，也领导农民运动。以后，汪泽楷调走了，地委也取消了。”[6]P35这样，在安源地委书记汪泽楷、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刘少奇等人的领导下，安源的工人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形势很好，成为当时的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有“小莫斯科”之称。 据统计，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时，全国党员123人，安源10人；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时，全国党员432人，安源30人；1924年12月，全国党员994人，安源198人，约占全国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截止中共“四大”召开时，中共安源地委已经发展成全国组织规模最大、产业工人成份最多的地方党组织。
就在安源工人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1924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在《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中指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7]P245
为了对急剧增加的党员进行系统教育，加上为了贯彻中央的最新指示，在安源已有工人教育机构（如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1924年10月底11月初，中共安源地委与青年团安源地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合办党校，专门训练党、团干部力量。中共安源地委党校校长由安源地委书记汪泽楷兼任。
12月，中共安源地委党校正式开学，开始在“八十间”房屋内授课，后来，党校搬迁到安源新街口张家湾工人子弟学校内，教室设在二楼。办学期间，安源党、团地委各派30人到校学习，分为两个班，其中甲班为初级班，专收工友中担任工会职务的党、团员；乙班为高级班，专收學生中的党、团员。每期两个月，每周授课3次共6小时。使用的教材为瞿秋白、王伊维编译的《政治经济浅说》、《俄共党史》、《少年运动史》等，安源党、团委还自编了《社会发展史》等教材分发给学员使用。汪泽楷、任岳、袁达时、胡士廉、肖劲光等担任教员，他们结合教材，因材施教，注重提高学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1925年9月21日，北洋军阀武装封闭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党校也被迫停办。
中共安源地委党校在较短的办学时间内为全国工人革命运动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增强了党员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其中，有的担任基层工会的领导职务，有的调往外地委以重任，还有的派往苏联留学深造。
安源地委党校还为中共此后创办党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比如中共安源地委书记汪泽楷亲自兼任校长并授课，显示出地方党委对党校的高度重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既培养党员，又培养团员和工会干部，展现出培训的灵活性；专门组织学员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讲解中央最新精神，体现了“党校姓党”的特性。该校的许多有益探索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中共安源地委党校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创办的地方党校，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所以党校名称正式命名的党校。2004年11月13日，在安源党校成立80周年之际，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为其题词：“安源党校是迄今查明的我党创办最早的党校。”三、出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汪泽楷根据陈独秀的指示，到江西开展工作。
1927年7月21—23日，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昌市松柏巷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举行，汪泽楷主持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江西省第一届委员会，汪泽楷任省委书记。[8]P181927年10月，汪泽楷到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汇报工作，调任湖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在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汪泽楷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其一便是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次起义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除了之前的周密部署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2万多人的军事力量外，也离不开当地党组织提供的帮助。汪泽楷虽然没有直接指挥战斗，却义不容辞地领导江西地方党组织起到了很好的协助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汪泽楷较早知悉起义的重大事宜，因而提前布置了任务，以做好起义的各项应变准备工作。据起义期间担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的丘倜回忆，7月下旬，“省委召集各机关负责人开会，作了机密的布置：一、要求迅速采取应变措施；二、党的机关准备转移；三、所有档案文件全部处理好；四、准备好几天的柴米油盐；五、绝对保密、听从指挥。七月三十一日上午，省委又召集主要领导干部开会，正式通知：今晚进入战斗状态，听到枪声不要惊慌。”[9]P71-72
其次，起义爆发后，汪泽楷发动地方党委、各革命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予以密切配合和积极支持。据起义期间担任江西省学生总会负责人之一的陈勉哉回忆：“回学总不久，大胡子省委书记汪泽楷亲自来学总，交代三件工作：第一、立即以群众团体名义，电请正在庐山的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速来南昌；第二、以群众团体名义欢宴各省革命领袖及起义军团长以上军官（附了一张名单）；第三、和总工会一起组织庆祝会，并布置会场……然而，我再到国民党省委党部和罗石冰同志商谈工作，开始与有关方面联系筹备欢宴与庆祝事宜。欢宴由学联负责，庆祝大会由总工会筹办。”[10]P65-66
再次，当得知起义军南下计划后，汪泽楷提前制定疏散和撤离方案，大大减少了江西地方革命力量的损失。8月2日，正当南昌市各界群众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时，江西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各机关，立即将工作人员遣还原籍，机关文件全部焚毁，必要保存的可由各机关妥为保管；各机关的财物也要处理好，要求在一两天之内办好结束工作，准备离开南昌。并规定除由省委决定的少数同志随军南下外，大多数同志应在我军撤退后，立即离开南昌，返回原籍工作。至于今后如何安排，待回到本地后听候省委的通知，此外，省委并留下极少数同志在南昌从事秘密工作。关于各民众团体的机关人员的遣散费，可以向罗石冰同志（省党部组织部长）洽领。”[9]P72-73
据在法国勤工俭学结识的好友王运储回忆，8月1日当天，“天明后，我上街去看情况，忽然在街上的军队丛中，意外地遇见了汪士楷同志（起义军作战后，都在街道旁休息），欣喜之余，汪士楷同志邀我同到‘南昌青年会’内吃茶休息。”[3]P70两人谈了一个小时左右，这样才知道他参加了南昌起义。这则史料也从侧面印证了汪泽楷（又名汪士楷）参与领导南昌起义的重要史实。四、起草一封重要密信，引导毛泽东转兵井冈山汪泽楷在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期间做的另一件具有历史影响的事情，就是起草了一封重要的密信，引导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由于要安排南昌起义善后工作耽误了时日，汪泽楷虽然接到了中央的会议通知，但赶到武汉时已经结束。8月中旬，他带回了八七会议文件，其中包括大会决议案和《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立即组织江西省委成员学习。遵照中央精神并结合江西的实际，在汪泽楷的领导下，江西省委于9月发出了《中共江西省委秋收暴动计划》、《江西全省秋暴煽动大纲》、《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行动政纲》等文件，对配合领导秋收暴动作出了具体部署。
江西的秋暴计划指出：“为指挥与联络的便利，应规定暴动的起点，这起点必须是政治经济地位较重要而农运较有基础或已有农军势力的地方。兹拟定赣北的修水为起点，影响临近各县与各县取联系，赣西以永新为起点，赣东以临川为起点。”[11]P212这样，以修水作为江西秋暴的中心之一，就直接策应和配合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
计划还进一步规定：“在上述暴动起点的各县，省委应派得力的同志或临时组织前往准备暴动工作，并指挥临近各县的暴动工作。同时须与省委发生密切关系（设专员交通，约密码电话）。”“各起点的临近各县较重要的，省委亦应指定或选派专人前往负秋暴指挥之责，各专员应与其临近起点县份的负责同志或组织发生密切关系。”[11]P212正是这样的要求，才有了后来毛泽东与汪泽楷接上了头，而这个历史使命落在了宋任穷的身上。
秋收起义爆发前，江西省委就非常关注秋收起义部队的动向，派了一个交通员来到铜鼓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的驻扎地進行联络，要求派一个人到南昌同江西省委取得联系。三团党委（也是浏阳县委）负责人潘心源派出了在团部秘书处担任文书工作的宋任穷，决定让他同交通员一起去江西省委请示下一步的行动。两人走后不久，就爆发了秋收起义。
宋任穷后来回忆了自己到南昌后不久见到汪泽楷的经过：“汪泽楷看了我带去的信，他回了一封信，是用药水密写的，不知写的是什么内容。他只口头对我讲：‘你们在莲花厅一带行动。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其他的事，信上都写了。’我拿了密信，伪装夹在许多纸内，便赶路回铜鼓县城。”[12]P192宋任穷在莲花的陈家坊追上了向南转移的部队，当晚就把密信交给了毛泽东。
这时，秋收起义已经失败，5000人的队伍到达莲花时只剩1000人左右，而且刚刚经历了芦溪遭敌伏击、卢德铭牺牲的挫折。部队何去何从，摆在了前委面前。就在这时，部队与江西省委取得了联系。汪泽楷的这封信是一个十分重要、可靠的消息，它对秋收起义部队的走向起到了很大的导向性、决策性作用。[13]P56
毛泽东决策引兵井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9月初，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曾任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的王兴亚介绍了安福、莲花、永新、宁冈四县农军的状况，并向毛泽东建议：如果起义失败，可投奔我的朋友袁文才、王佐，他们在宁冈、遂川均保存有枪支人马。9月25日，部队打下莲花高滩村后，听取了甘明山、贺国庆等关于莲花、永新一带敌情及地势的汇报。9月26日，攻克莲花县城后，毛泽东在县城的宾兴馆召开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再次听取了朱亦岳等人关于永新、宁冈等地的情况汇报。这些信息都表明宁冈有党的组织及具有一定实力的武装，是部队的理想落脚点。当然，汪泽楷的这封密信可谓举足轻重，代表了江西省委的明确指示，更坚定了毛泽东引兵井冈的决心和信心。五、襄助陈明仁长沙起义，推动湖南和平解放1949年4月，汪泽楷从广西南宁回到了老家醴陵，此后的四个月里，他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即帮助陈明仁下定决心举行长沙起义，推动了湖南的和平解放，使得3000万湖南生灵免于战火的涂炭。
1949年2月，陈明仁入湘，担任长沙警备司令。国共谈判破裂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南京、上海相继解放，武汉指日可待，然而蒋介石和白崇禧仍想做最后的挣扎。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态势日渐明朗，其中掌握军警大权的陈明仁的态度最为关键。国民党高级人物中，主张起义的程潜、程星龄、李君九、温汰沫、陈粹劳等人、湖南地下党的周里、余志宏等人，都对陈明仁做了很多工作，希望湖南和平起义。但是陈明仁所处的环境压力特别大，各种“劝和”工作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打消他的顾虑。
然而，汪泽楷的出现消除了陈明仁最后的疑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两人既是湖南醴陵老乡，又是交谊笃厚的老朋友，彼此十分信任。第二，抗战时期，陈明仁在预备第二师师长任上，曾聘请汪泽楷作为少将顾问，他的爱国心和人品，深为陈所钦佩。第三，汪泽楷长期在教育界享有较高的威望，陈明仁对他的博学多才非常敬重。第四，汪泽楷此时既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国民党人，所以陈明仁觉得他的话更加公正，而少了些党派之见。第五，汪泽楷曾经与中共领导人关系匪浅，熟读马列著作，比较了解共产党高层的统战政策，也就是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对待起义的高级将领，如何对待他们之前的反共战争。
据陈明仁当时的秘书陈臧仲回忆：“汪老重聚后，陈明仁将军深庆自己又得有力师助。由于汪老身份不同，在我们这些人中，他往往起着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3]P105汪在襄助陈明仁起义的过程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效果很显著。
首先，汪总是针对陈的思想疑虑，从理论和事实的结合上给予详尽的解答，使其深受启发，坚定了和平起义的决心。其次，通过长沙克强学院学生自治会主席高继青被人暗杀之事，揭露白崇禧的反动本质。再次，使被判处极刑的进步人士寻先治等18人免遭杀头之灾，并在起义之前全部释放。又次，起义电文起草讨论修改时间很长，汪始终精神饱满地全程参加，频频提出宝贵意见。最后，陈与解放军代表李明灏在最后关头发生了争执，经汪劝解，消弭了双方的误会。
事实证明，汪泽楷对陈明仁指点迷津，使其明大义，对于推动湖南的和平解放，起到了党内同志所不能起的特殊作用。王运储回忆了1949年6、7月间，他与汪泽楷在长沙见面的谈话，也从侧面印证了汪在这一重要历史关头所作的贡献。“他曾告诉我，最近他在醴陵同陈明仁将军谈过两天话，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要陈明仁审时度势，表明态度，意思是要陈起义。随后即应陈明仁邀请一道来到长沙，住在陈明仁的办事处内（即长沙寿星街）。陈明仁去汉口与白崇禧开会，还要汪在长沙等他回来商议。汪曾对我说，要我不要听信谣言，不久大局就可以明朗化。陈明仁将军的起义，汪士楷的说服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听说陈起义前的各种秘密会议，汪士楷都参加过，并且还同程潜省长谈过话。”[3]P70六、结语由于“托派”的往事，汪泽楷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言论”分子，1958年被判“反革命罪”5年，1959年死于狱中，直到1984年才被彻底平反。汪泽楷虽然在历史上犯了一定的错误，但是，瑕不掩瑜，1949年10月底，邓小平路经长沙时对王首道说，汪泽楷的一生“功是功，过是过。你留在湖南工作，一定要善待汪泽楷”[14]P99-100。随着近年来研究禁锢的不断破除，史料的不断披露，对汪泽楷的评价也变得客观公正。比如，邓小平、肖劲光、聂荣臻、宋任穷等都以回忆录的方式肯定了汪泽楷的革命业绩。1993年12月，即汪泽楷诞辰一百周年前夕，株洲市政协专门出版了“株洲名人系列史料”之《劳人·汪泽楷》，书中以翔实的史料，披露了汪泽楷的革命事迹。2007年新落成的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浮雕墙的地方领导人介绍中也出现了汪泽楷的头像，他在革命运动的一些业绩将会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熟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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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R].内部资料，1980.
[11]江西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江西革命风暴1927—1928[R].内部资料，1988.
[12]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Z].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13]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14]望醴.清白在人间——汪泽楷传奇人生[R].内部发行，2015.
Abstract：A revolutionary vanguard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CPC，Wang Zekai plaid a role in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For example，he engaged in the revolution and established profound friendship with Mao Zedong，Zhou Enlai and Deng Xiaoping，founded the CPC’s earliest local party school –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Anyuan Prefecture Committee，assumed Secretary of the CPC Jiangxi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leading of the Nanchang Uprising，drafted an important confidential letter and advised Mao Zedong to move the army to Jinggangshan，and assisted Chen Mingren in the Changsha Uprising and contributed to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Hunan.
Key words：early vanguard of the CPC；Wang Zekai；revolutionary achievements
（責任编辑：胡硕兵）
[关键词]中共先驱；汪泽楷；革命业绩
[中图分类号]D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5）03-0093-06
[收稿日期]2015-03-24
[作者简介]孙伟（1980—），男，江西德安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史教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曾涌现出一大批革命志士，汪泽楷就是其中一位。汪泽楷（1894～1959），湖南醴陵人，他是那个年代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在党内担任过重要的职务，与中共最高领导层关系甚密，1929年11月25日，因参加“托陈取消派”被开除党籍。1931年2月，与托派组织决裂。此后，汪泽楷主要投身教育事业，尤其在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40年4月，陈独秀在临终之前以一首《石灰咏》相赠：“千锤百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碎骨粉身浑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那么，汪泽楷作为中共早期的革命先驱者之一，在革命运动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一、投身革命，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结下了深厚友谊汪泽楷与毛泽东相识的时间比较早。1912年初，汪泽楷来到长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公高等中学（后改为省立第一中学），少年毛泽东也同期考入。毛分在一班，汪分在三班，两人住在同一间宿舍上下床半年多。他们都特别喜欢到湖南省立图书馆看书，还经常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畅谈救国救民志向，立志寻找富国强兵之路。1915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一师通过“二十八画生”广征志同道合的朋友，汪泽楷赴约成为“三个半朋友”中的一个。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劳工需求量大。1916年6月，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组建“法华教育会”，该会先后组织了1843人赴法，其中以四川人最多，湖南人次之。毛泽东和汪泽楷等是湖南第一批25名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组织者。经商议，毛泽东负责解决贫困学生的船票费用，汪泽楷等人负责招工、联络、签证、购票、登船等组织工作，共同保证了湖南学子赴法勤工俭学的顺利成行。1919年12月7日，汪泽楷成为第11批赴法勤工俭学中的一员，出行前代表学生致词[1]P11；毛泽东则选择了暂时留在国内继续研究中国的问题[2]P428。
1920年春，到法国不久的汪泽楷加入了刚刚成立的法国共产党，1923年2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法劳动和学习期间，汪泽楷深入工厂和社会，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与许多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其中就有周恩来和邓小平。
汪泽楷和周恩来的关系密切，从1920年到1923年，两人在法国交往、共事颇多。1922年6月18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汪泽楷虽加入却因故没有到会。[3]P35第二次大会于1923年2月召开，正式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两人同被选为新的执行委员，周恩来（化名“伍豪”）任书记，汪泽楷（化名“裸体”）为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4]P59汪泽楷长周恩来4岁，称周为“翔宇弟”。在此期间，他们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参与革命实践。
在中共“六大”前，周恩来召开会议听取汪泽楷等人的意见；六大后，又劝汪泽楷留在苏联养病；1951年初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主席之后，邀请汪泽楷到北京与他们一起工作，但被汪泽楷婉言谢绝了。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1920年10月19日，16岁的邓小平与另外83名川东子弟抵达法国马赛。当天，他们便乘汽车直抵巴黎，受到一年前已到法国的汪泽楷、聂荣臻等学长的热烈欢迎。汪泽楷和邓小平（当时叫邓希贤）虽非同乡，但很快成为知交。当时汪泽楷的年龄较大，他就以宽厚温和的兄长之情，热忱与广大留法学生交往，尤其是发展了邓小平入团。1922年春，在汪泽楷的劝说下，邓小平来到了自己打工的蒙达尼哈金森工厂，以便相互有个照应。两人白天工作10个小时，晚上就挤在一个简易的木棚里居住[5]P100，可谓朝夕相处。
邓小平回忆道：“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年左右（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萧朴生、汪泽楷两人。”[5]P111汪泽楷是邓小平的入团介绍人，学界也有入党介绍人一说，但不论是哪一个，汪泽楷作为邓小平的革命道路上的重要影响者之一，却是不争的事实。二、创办中共最早的地方党校——中共安源地委党校192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从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选择一批学运骨干，派到苏联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学说，为国内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這样，汪泽楷等20名同志有幸来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学习期间，与任弼时、肖劲光成为知交，还与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吴芳等一批湘籍的革命青年结成好友。列宁逝世时，年仅30岁的汪泽楷参加了向列宁遗体告别仪式。1924年7月，汪泽楷从莫斯科回国，参加国内的革命运动。同年10月至1925年9月，汪泽楷担任中共安源地委书记。
据肖劲光回忆：“安源还有党的地委组织，记得地委是一九二五年成立的，地委书记是从苏联回国的汪泽楷，任岳是组织部长，我也在地委工作过。地委不光管安源，还管醴陵、萍乡一大块地区的工作，既领导工人运动，也领导农民运动。以后，汪泽楷调走了，地委也取消了。”[6]P35这样，在安源地委书记汪泽楷、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刘少奇等人的领导下，安源的工人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形势很好，成为当时的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有“小莫斯科”之称。 据统计，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时，全国党员123人，安源10人；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时，全国党员432人，安源30人；1924年12月，全国党员994人，安源198人，约占全国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截止中共“四大”召开时，中共安源地委已经发展成全国组织规模最大、产业工人成份最多的地方党组织。
就在安源工人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1924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在《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中指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7]P245
为了对急剧增加的党员进行系统教育，加上为了贯彻中央的最新指示，在安源已有工人教育机构（如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1924年10月底11月初，中共安源地委与青年团安源地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合办党校，专门训练党、团干部力量。中共安源地委党校校长由安源地委书记汪泽楷兼任。
12月，中共安源地委党校正式开学，开始在“八十间”房屋内授课，后来，党校搬迁到安源新街口张家湾工人子弟学校内，教室设在二楼。办学期间，安源党、团地委各派30人到校学习，分为两个班，其中甲班为初级班，专收工友中担任工会职务的党、团员；乙班为高级班，专收學生中的党、团员。每期两个月，每周授课3次共6小时。使用的教材为瞿秋白、王伊维编译的《政治经济浅说》、《俄共党史》、《少年运动史》等，安源党、团委还自编了《社会发展史》等教材分发给学员使用。汪泽楷、任岳、袁达时、胡士廉、肖劲光等担任教员，他们结合教材，因材施教，注重提高学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1925年9月21日，北洋军阀武装封闭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党校也被迫停办。
中共安源地委党校在较短的办学时间内为全国工人革命运动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增强了党员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其中，有的担任基层工会的领导职务，有的调往外地委以重任，还有的派往苏联留学深造。
安源地委党校还为中共此后创办党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比如中共安源地委书记汪泽楷亲自兼任校长并授课，显示出地方党委对党校的高度重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既培养党员，又培养团员和工会干部，展现出培训的灵活性；专门组织学员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讲解中央最新精神，体现了“党校姓党”的特性。该校的许多有益探索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中共安源地委党校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创办的地方党校，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所以党校名称正式命名的党校。2004年11月13日，在安源党校成立80周年之际，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为其题词：“安源党校是迄今查明的我党创办最早的党校。”三、出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汪泽楷根据陈独秀的指示，到江西开展工作。
1927年7月21—23日，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昌市松柏巷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举行，汪泽楷主持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江西省第一届委员会，汪泽楷任省委书记。[8]P181927年10月，汪泽楷到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汇报工作，调任湖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在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汪泽楷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其一便是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次起义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除了之前的周密部署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2万多人的军事力量外，也离不开当地党组织提供的帮助。汪泽楷虽然没有直接指挥战斗，却义不容辞地领导江西地方党组织起到了很好的协助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汪泽楷较早知悉起义的重大事宜，因而提前布置了任务，以做好起义的各项应变准备工作。据起义期间担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的丘倜回忆，7月下旬，“省委召集各机关负责人开会，作了机密的布置：一、要求迅速采取应变措施；二、党的机关准备转移；三、所有档案文件全部处理好；四、准备好几天的柴米油盐；五、绝对保密、听从指挥。七月三十一日上午，省委又召集主要领导干部开会，正式通知：今晚进入战斗状态，听到枪声不要惊慌。”[9]P71-72
其次，起义爆发后，汪泽楷发动地方党委、各革命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予以密切配合和积极支持。据起义期间担任江西省学生总会负责人之一的陈勉哉回忆：“回学总不久，大胡子省委书记汪泽楷亲自来学总，交代三件工作：第一、立即以群众团体名义，电请正在庐山的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速来南昌；第二、以群众团体名义欢宴各省革命领袖及起义军团长以上军官（附了一张名单）；第三、和总工会一起组织庆祝会，并布置会场……然而，我再到国民党省委党部和罗石冰同志商谈工作，开始与有关方面联系筹备欢宴与庆祝事宜。欢宴由学联负责，庆祝大会由总工会筹办。”[10]P65-66
再次，当得知起义军南下计划后，汪泽楷提前制定疏散和撤离方案，大大减少了江西地方革命力量的损失。8月2日，正当南昌市各界群众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时，江西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各机关，立即将工作人员遣还原籍，机关文件全部焚毁，必要保存的可由各机关妥为保管；各机关的财物也要处理好，要求在一两天之内办好结束工作，准备离开南昌。并规定除由省委决定的少数同志随军南下外，大多数同志应在我军撤退后，立即离开南昌，返回原籍工作。至于今后如何安排，待回到本地后听候省委的通知，此外，省委并留下极少数同志在南昌从事秘密工作。关于各民众团体的机关人员的遣散费，可以向罗石冰同志（省党部组织部长）洽领。”[9]P72-73
据在法国勤工俭学结识的好友王运储回忆，8月1日当天，“天明后，我上街去看情况，忽然在街上的军队丛中，意外地遇见了汪士楷同志（起义军作战后，都在街道旁休息），欣喜之余，汪士楷同志邀我同到‘南昌青年会’内吃茶休息。”[3]P70两人谈了一个小时左右，这样才知道他参加了南昌起义。这则史料也从侧面印证了汪泽楷（又名汪士楷）参与领导南昌起义的重要史实。四、起草一封重要密信，引导毛泽东转兵井冈山汪泽楷在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期间做的另一件具有历史影响的事情，就是起草了一封重要的密信，引导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由于要安排南昌起义善后工作耽误了时日，汪泽楷虽然接到了中央的会议通知，但赶到武汉时已经结束。8月中旬，他带回了八七会议文件，其中包括大会决议案和《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立即组织江西省委成员学习。遵照中央精神并结合江西的实际，在汪泽楷的领导下，江西省委于9月发出了《中共江西省委秋收暴动计划》、《江西全省秋暴煽动大纲》、《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行动政纲》等文件，对配合领导秋收暴动作出了具体部署。
江西的秋暴计划指出：“为指挥与联络的便利，应规定暴动的起点，这起点必须是政治经济地位较重要而农运较有基础或已有农军势力的地方。兹拟定赣北的修水为起点，影响临近各县与各县取联系，赣西以永新为起点，赣东以临川为起点。”[11]P212这样，以修水作为江西秋暴的中心之一，就直接策应和配合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
计划还进一步规定：“在上述暴动起点的各县，省委应派得力的同志或临时组织前往准备暴动工作，并指挥临近各县的暴动工作。同时须与省委发生密切关系（设专员交通，约密码电话）。”“各起点的临近各县较重要的，省委亦应指定或选派专人前往负秋暴指挥之责，各专员应与其临近起点县份的负责同志或组织发生密切关系。”[11]P212正是这样的要求，才有了后来毛泽东与汪泽楷接上了头，而这个历史使命落在了宋任穷的身上。
秋收起义爆发前，江西省委就非常关注秋收起义部队的动向，派了一个交通员来到铜鼓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的驻扎地進行联络，要求派一个人到南昌同江西省委取得联系。三团党委（也是浏阳县委）负责人潘心源派出了在团部秘书处担任文书工作的宋任穷，决定让他同交通员一起去江西省委请示下一步的行动。两人走后不久，就爆发了秋收起义。
宋任穷后来回忆了自己到南昌后不久见到汪泽楷的经过：“汪泽楷看了我带去的信，他回了一封信，是用药水密写的，不知写的是什么内容。他只口头对我讲：‘你们在莲花厅一带行动。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其他的事，信上都写了。’我拿了密信，伪装夹在许多纸内，便赶路回铜鼓县城。”[12]P192宋任穷在莲花的陈家坊追上了向南转移的部队，当晚就把密信交给了毛泽东。
这时，秋收起义已经失败，5000人的队伍到达莲花时只剩1000人左右，而且刚刚经历了芦溪遭敌伏击、卢德铭牺牲的挫折。部队何去何从，摆在了前委面前。就在这时，部队与江西省委取得了联系。汪泽楷的这封信是一个十分重要、可靠的消息，它对秋收起义部队的走向起到了很大的导向性、决策性作用。[13]P56
毛泽东决策引兵井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9月初，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曾任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的王兴亚介绍了安福、莲花、永新、宁冈四县农军的状况，并向毛泽东建议：如果起义失败，可投奔我的朋友袁文才、王佐，他们在宁冈、遂川均保存有枪支人马。9月25日，部队打下莲花高滩村后，听取了甘明山、贺国庆等关于莲花、永新一带敌情及地势的汇报。9月26日，攻克莲花县城后，毛泽东在县城的宾兴馆召开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再次听取了朱亦岳等人关于永新、宁冈等地的情况汇报。这些信息都表明宁冈有党的组织及具有一定实力的武装，是部队的理想落脚点。当然，汪泽楷的这封密信可谓举足轻重，代表了江西省委的明确指示，更坚定了毛泽东引兵井冈的决心和信心。五、襄助陈明仁长沙起义，推动湖南和平解放1949年4月，汪泽楷从广西南宁回到了老家醴陵，此后的四个月里，他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即帮助陈明仁下定决心举行长沙起义，推动了湖南的和平解放，使得3000万湖南生灵免于战火的涂炭。
1949年2月，陈明仁入湘，担任长沙警备司令。国共谈判破裂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南京、上海相继解放，武汉指日可待，然而蒋介石和白崇禧仍想做最后的挣扎。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态势日渐明朗，其中掌握军警大权的陈明仁的态度最为关键。国民党高级人物中，主张起义的程潜、程星龄、李君九、温汰沫、陈粹劳等人、湖南地下党的周里、余志宏等人，都对陈明仁做了很多工作，希望湖南和平起义。但是陈明仁所处的环境压力特别大，各种“劝和”工作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打消他的顾虑。
然而，汪泽楷的出现消除了陈明仁最后的疑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两人既是湖南醴陵老乡，又是交谊笃厚的老朋友，彼此十分信任。第二，抗战时期，陈明仁在预备第二师师长任上，曾聘请汪泽楷作为少将顾问，他的爱国心和人品，深为陈所钦佩。第三，汪泽楷长期在教育界享有较高的威望，陈明仁对他的博学多才非常敬重。第四，汪泽楷此时既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国民党人，所以陈明仁觉得他的话更加公正，而少了些党派之见。第五，汪泽楷曾经与中共领导人关系匪浅，熟读马列著作，比较了解共产党高层的统战政策，也就是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对待起义的高级将领，如何对待他们之前的反共战争。
据陈明仁当时的秘书陈臧仲回忆：“汪老重聚后，陈明仁将军深庆自己又得有力师助。由于汪老身份不同，在我们这些人中，他往往起着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3]P105汪在襄助陈明仁起义的过程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效果很显著。
首先，汪总是针对陈的思想疑虑，从理论和事实的结合上给予详尽的解答，使其深受启发，坚定了和平起义的决心。其次，通过长沙克强学院学生自治会主席高继青被人暗杀之事，揭露白崇禧的反动本质。再次，使被判处极刑的进步人士寻先治等18人免遭杀头之灾，并在起义之前全部释放。又次，起义电文起草讨论修改时间很长，汪始终精神饱满地全程参加，频频提出宝贵意见。最后，陈与解放军代表李明灏在最后关头发生了争执，经汪劝解，消弭了双方的误会。
事实证明，汪泽楷对陈明仁指点迷津，使其明大义，对于推动湖南的和平解放，起到了党内同志所不能起的特殊作用。王运储回忆了1949年6、7月间，他与汪泽楷在长沙见面的谈话，也从侧面印证了汪在这一重要历史关头所作的贡献。“他曾告诉我，最近他在醴陵同陈明仁将军谈过两天话，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要陈明仁审时度势，表明态度，意思是要陈起义。随后即应陈明仁邀请一道来到长沙，住在陈明仁的办事处内（即长沙寿星街）。陈明仁去汉口与白崇禧开会，还要汪在长沙等他回来商议。汪曾对我说，要我不要听信谣言，不久大局就可以明朗化。陈明仁将军的起义，汪士楷的说服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听说陈起义前的各种秘密会议，汪士楷都参加过，并且还同程潜省长谈过话。”[3]P70六、结语由于“托派”的往事，汪泽楷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言论”分子，1958年被判“反革命罪”5年，1959年死于狱中，直到1984年才被彻底平反。汪泽楷虽然在历史上犯了一定的错误，但是，瑕不掩瑜，1949年10月底，邓小平路经长沙时对王首道说，汪泽楷的一生“功是功，过是过。你留在湖南工作，一定要善待汪泽楷”[14]P99-100。随着近年来研究禁锢的不断破除，史料的不断披露，对汪泽楷的评价也变得客观公正。比如，邓小平、肖劲光、聂荣臻、宋任穷等都以回忆录的方式肯定了汪泽楷的革命业绩。1993年12月，即汪泽楷诞辰一百周年前夕，株洲市政协专门出版了“株洲名人系列史料”之《劳人·汪泽楷》，书中以翔实的史料，披露了汪泽楷的革命事迹。2007年新落成的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浮雕墙的地方领导人介绍中也出现了汪泽楷的头像，他在革命运动的一些业绩将会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熟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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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望醴.清白在人间——汪泽楷传奇人生[R].内部发行，2015.
Abstract：A revolutionary vanguard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CPC，Wang Zekai plaid a role in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For example，he engaged in the revolution and established profound friendship with Mao Zedong，Zhou Enlai and Deng Xiaoping，founded the CPC’s earliest local party school –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Anyuan Prefecture Committee，assumed Secretary of the CPC Jiangxi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leading of the Nanchang Uprising，drafted an important confidential letter and advised Mao Zedong to move the army to Jinggangshan，and assisted Chen Mingren in the Changsha Uprising and contributed to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Hunan.
Key words：early vanguard of the CPC；Wang Zekai；revolutionary achievements
（責任编辑：胡硕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