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演化为一个全球性挑战时，单个国家不可能独善其身。加强各国协调合作、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必然要求和唯一出路。
　　在这一过程中，率先从疫情危机中走出来复工复产的中国，始终及时向国际社会毫无保留地分享相关信息，加强国际合作抗疫并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其中，中国的医药行业也在这场全球抗疫行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上海医药参与全球抗疫

　　2020年3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并发表题为《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他指出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协作、携手应对，国际社会才能战胜疫情。

　　4月14日，拜耳公司向德国联邦政府捐赠800万片氯喹片剂，这些药品正是来自上海医药。

　　作为上海市抗击新型肺炎医疗物资保障基地和上海市抗疫医疗物资采购平台，上海医药在这场全球抗疫战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据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事业部副总经理严军介绍，疫情初期，上海医药集团在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下，紧急启动全球采购机制，多方调动资源，向全球各地多家跨国合作伙伴发起物资援助请求，保证了一部分一线医护人员的防护物资;此外，作为中央储备物资的重点供应商之一，上海医药第一时间决定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拟收储的280万片磷酸氯喹片以捐赠形式进行提供。
　　磷酸氯喹原是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但在治疗新冠肺炎的临床应用中显示出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因此被纳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与磷酸氯喹结构相似、毒副作用更小的硫酸羟氯喹也被纳入临床研究范围，并在《上海市2019冠状病毒病综合救治专家共识》（又称 “上海方案”）的推荐治疗药物中名列首位。
　　“由于磷酸氯喹之前的市场需求量不大，且价格偏低，大部分有批文的企业并未实际生产;上海医药作为国家疾控中心定点生产企业，出于社会责任，每年都会保证一定的产量作为国家储备用药。硫酸羟氯喹方面，上海医药的产品 ‘纷乐’1999年就率先在国内上市了，比原研药早了整整十年，而且直到目前都是唯一的国产厂家，疫情前的市场份额在七成以上，而且可以做到原料制剂一体化。这两个药品都在2月就已复工复产，并正在加班加点生产，以满足国内乃至国际的需求。”严军说。
　　随着疫情的全球蔓延，抗疫物资短缺成为了各个国家和地区亟需应对的难题，羟氯喹的市场需求激增。根据工信部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的介绍，羟氯喹原料药一季度出口量已超去年全年水平。严军告诉《新民周刊》：“此前我们的这项产品是只供应国内市场的，但疫情期间，多个国家通过官方或者非官方的途径纷纷发来了求购信号，短短两个月时间，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数已增至25个，受惠人次已超过200万。”
　　羟氯喹出口的背后，离不开国家和地方政府各个部门的支持，还有国外市場对于国内药品的信任。羟氯喹增长曾遇到原料药扩产的难题，在充分考虑了上海医药子公司上药中西的技术规范和环保治理方案后，上海各部门加速批准上药中西硫酸羟氯喹产品扩产项目先行开工，并同步办理环评手续。
　　各国在进口抗疫药品的审批方面也亮起了绿灯。4月14日，拜耳公司向德国联邦政府捐赠800万片氯喹片剂，这些药品正是来自上海医药。
　　4月16日，俄罗斯法律信息官方门户网站发布由俄联邦总理米舒斯京签发的第1030-P号政府令。根据该政府令，俄卫生部下属国家心脏病医学研究中心将使用在俄未经注册的中国产羟氯喹片剂治疗新冠肺炎患者或疑似患者，并将该药物分发至其他医疗组织。

　　CEPI和PATH先后落“沪”，背后是盖茨基金会的推荐和支持。随后，CEPI和PATH的落户得到了习近平主席和科技部的关心和支持。

　　此外，此前由中科院联合企业向乌兹别克斯坦捐赠的医疗物资里包含的2万盒硫酸羟氯喹片也同样来自上海医药，乌兹别克斯坦发展部部长更是为此专门致函感谢。
　　“除了这些国家，我们还跟英国、法国、新加坡，还有非洲的一些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严军表示，上海医药早在1986年就开始从事医疗外贸，在非洲苏丹自建的药厂产品在当地的市场份额已经位居第二，本次疫情之前也已在美国、日本及一些欧洲国家开展了出口业务，本身拥有了一定的药品境外经营经验。“我们在与客户沟通时，会向其告知我们的药品在当地的注册情况以及进口许可证的获取情况，包括一次性进口或者临时进口的许可证。我们也跟客户签署了标准的免责协议，在向客户充分揭示我们药品的成分规格、质量标准要求、已获批适应证等信息的前提下，才按照正常的贸易流程向他们提供药品，充分保证我们医药贸易的合规性。” 　　在严军这样深耕于医药进出口行业多年的专家来看，此次全球疫情，对于中国医药企业，既是危，也有机。“很多客户因为疫情在家隔离，相互之间的联系互动会有一定的影响，暂时还未恢复正常的贸易状态。但我们也在其间发现了不少新机遇，很多国家自己没有建立完整的医药体系，但此次抗疫药品的出口让原本不熟悉中国医药行业的国家认识、了解甚至信任中国制药，对于未来医药行业在海外的拓展和投资是有益的。”

疫情为中国医药打开一扇窗？

　　上海医药只是中国医药行业积极参与全球抗疫的一个缩影。
　　在这次国际抗疫中，中医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医药已成为全球抗疫“中国方案”的亮点。3月中旬，国外多个地区的中草药店还出现了“抢购潮”，造成板蓝根、金银花等中成药缺货。“虽然西方的医药体系与我们中医药体系是不同的运行规则，在此次国际抗疫中，中医药在新冠肺炎防治上的切实疗效，或将成为中药走向国际的好时机。”业内人士如此表示。
　　民营医药公司也为全球抗疫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疫情暴发后，复星集团旗下的复星医药第一时间在自己管线内寻找相关性高的药物，尝试老药新用，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有潜在作用的新药。在疫苗方面，复星医药在全球范围接触各种疫苗企业，评估研发与生产效率。在2月初锁定了合作标的，达成了战略合作意向，为中国mRNA疫苗开发进度跟上国际脚步添砖加瓦。
　　此外，复星医药生产的核酸检测试剂盒获得国家药监局的审批，拿到了欧洲的CE认证，已陆续以捐赠或销售形式出口到韩国、葡萄牙、匈牙利、德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虽然此前中国制藥在世界范围内声名不显，在全球市场上的国际化程度甚至比不上印度制药。但我们的医药标准一直是对标国际的，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市场价值。通过这次疫情，通过这种紧急性、临时性的贸易往来，让大家意识到了中国制药其实是有它自己的优势所在的，尤其是我们的药品质量、反应速度、药品供应的体系都是非常完整的，从国际物流到贸易合规等各方面都是非常专业的。对于未来我们中国制药走出国门，是有积极影响的。”严军告诉记者，就羟氯喹片剂这个药品，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都是通过国家层面进行了采购要求，为什么？正是因为他们环顾世界上所有国家，最终发现只有中国能够满足他们的用药需求，我们的药品供应链是最完整的，我们的工业体系化和生产能力是有实力的。“这就是未来我们跻身国际市场的一个优势和特色。”
　　当然，和国际一流的药企相比，中国医药行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医药创新方面，我们和国外的差距仍然很大。但我们应当看到，国际制药巨头的每一款药品背后，都是多年研发投入和市场耕耘，与欧美药企相比，中国药企沉淀尚且不足。
　　“医药行业的进步不像电子消费行业，它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每一款创新药从研发到上市，都是以5-10年甚至更久为周期的。但通过这次疫情，中国制药进入了很多国家，当地的卫生部门和民众通过切实的品质认可了中国制药的品质，我们的质量得到了证明，这就替我们开了这样一扇窗，这扇窗既让国外看到我们有这样的实力，也让我们看到国外有这样的需求，同时更加鞭策中国的医药人向更高要求前进。”严军表示。

加强国际合作，全球共同抗疫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420万例，令世界公共卫生安全面临极大挑战。除了中国医药积极参与全球抗疫外，中国在抗疫上的积极作为也吸引着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卫生健康组织的注意——
　　自1月3日起，我国定期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时、主动、透明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向全球分享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引物和探针;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专家在英文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100多篇，在《柳叶刀》等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近100篇文章;专门建立国际合作专家库，向全球180个国家、1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分享经过中国实践检验的新冠肺炎防控、诊疗方案和技术经验......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等参与武汉一线救治的医疗专家和公共卫生专家积极通过视频连线国外同行，交流检测诊断、重症病例救治、院内感染控制、用药方案等方面的经验。
　　正如钟南山所说：“大家多交流可以减少走弯路。”
　　除此之外，中国派遣医疗专家组前往伊朗、伊拉克、意大利、塞尔维亚、柬埔寨、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帮助抗疫，赢得了当地政府和百姓的一致欢迎。
　　疫情为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在全球抗疫中，中国的担当吸引了许多优质的国际组织前来合作。4月，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和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美国）上海代表处（PATH）落户上海，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世界持续蔓延的情形下，无疑让无数与疫情斗争的业界同仁感到十分振奋。
　　CEPI是一个与全球流行病防范密切相关的国际联盟，旨在通过加速疫苗研发，大大减少生产针对新兴传染病的疫苗所需的时间，并确保这些疫苗能够及时部署，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的贫困人群里。
　　PATH则自1977年成立伊始就与中国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项目合作，致力于挽救生命和促进健康。近十年来，在与中国各级卫生部门、科研院所、医药公司和基金会各方的合作下，PATH在疫苗、药物、诊断、医疗器具的产品研发和传染病防治领域实施了多个项目。
　　CEPI和PATH先后落“沪”，背后是盖茨基金会的推荐和支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主动联系了上海市科委，不仅对上海的疫情科技攻关给予了大力支持，还介绍了CEPI和PATH两家优秀的国际组织及其在应对疫情、疫苗研发等方面的强大力量，希望能尽快推动与上海的合作，为控制疫情作贡献。对此，上海方面当即表达了欢迎。
　　随后，CEPI和PATH的落户得到了习近平主席和科技部的关心和支持。习近平主席表示：“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
　　由于欧洲疫情大暴发，CEPI上海代表处的成立还经历了一些波折，但上海市基于“要支持加快疫苗研发，造福全人类”的考虑，特事特办，最终在4月17日下午完成了 CEPI所有登记注册审批手续。
　　在筹备CEPI上海代表处过程中，上海市科委于3月25日联合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盖茨基金会、PATH等邀请世卫组织、美、英、法等国际顶尖科学家与上海科研、医疗专家交流对话，向全球科学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中国声音”。
　　4月27日，CEPI宣布，与四川三叶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CEPI向三叶草澳大利亚公司提供350万美元的初始资金，这笔初始资金将支持三叶草澳大利亚公司在澳大利亚进行“COVID-19 S-三聚体”新冠疫苗人体I期临床试验的准备和启动工作。这也是其全球第九个共同开发新冠病毒疫苗的合作。
　　在全球抗疫的过程中，除了更多中国企业主动参与，吸引更多的国际顶尖科研机构和科技组织走进来，在推动开展药物和疫苗的联合研发，分享防疫数据信息和防疫模式经验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