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模范县兴国有一位腰缠万贯却一直过着“赤贫”生活的人，他就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
刘启耀，1899年4月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龙口乡睦埠村一户穷苦农家。13岁那年，刘启耀的父亲因病去世，他和母亲、小弟相依为命。为替母分忧，15岁的刘启耀远离家乡，外出给地主老财当长工。
1926年9月，随着中共兴国地方组织的建立，兴国县工农运动蓬勃兴起。刘启耀从外地回乡参加农民协会，当上村农协主席，积极组织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和反对地主逼债的“年关”斗争。
1928年冬，刘启耀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兴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成立，他被委任为龙砂区船业工会主席兼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交通员，时常化装成小贩，往返于白区，侦察敌情，传递密信。1930年3月，刘启耀当选为睦埠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带领赤卫队开展游击战，多次打败地主靖卫团的进攻，保卫了红色政权。1931年10月，因工作积极，斗争勇敢，刘启耀被调到中共江西省委工作。1932年2月，刘启耀当选为江西省职工联合会委员长，同时担任江西苏区反帝大同盟主任。
1933年12月21日至29日，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宁都七里坪胜利召开，刘启耀当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3年冬，中央苏区为筹集更多经费支援红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节省运动。刘启耀号召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反对铺张浪费，厉行开源节流”，严格规定各级机关“一切经费开支都要注意十二分的节俭”，不准浪费一文钱、滥用一张纸、多点一盏灯、乱耗一支笔。刘启耀向来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希望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他起草报告用的毛边纸，至少要写三道，一道铅笔，二道红笔，三道墨笔。就因为他逢会必讲“十二分的节俭”，久而久之人们给他取了个雅号叫“十二分节俭书记”。他听过之后也不见怪，呵呵笑答：“你们晓得要十二分节俭就好！革命需要节俭，反对铺张浪费。”
1934年4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越来越残酷激烈。为节省更多经费支援前线，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召开支前大会上，刘启耀对大家表态说：“我除4月份已自带伙食外，从5月份起，每月都自带伙食，一直到粉碎敌人‘围剿’为止！”从此，刘启耀坚持每隔两个月回兴国老家挑米回省苏维埃政府办公。其妻不解，埋怨道：“当了省主席，连饭都赚不到一口，真没出息。”他解释说：“共产党的官，再大职务也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后来战事吃紧，工作繁忙，刘启耀无暇回家背米，其妻就挑两布袋的米，步行150里山路，从兴国老家赶到省苏维埃政府驻地宁都，探望丈夫，打趣道：“老公老公，饭要我供。”刘启耀幽默地回敬道：“革命成功，吃穿无穷。”夫妻俩说罢相视而笑。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苏区进行战略转移。根据组织安排，刘启耀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作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保管好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经费——一包金条！在一次血战突围中，刘启耀负伤，满身是血，不省人事。敌人清理战场时，从一具游击队队员遗体中搜到一份中共党员证，上面写着刘启耀的名字和职务。于是，敌军赶忙叫来随军记者当场拍照，借以邀功请赏。不久，敌人的大小报纸大肆吹嘘“击毙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实际上牺牲的是刘启耀的同庚战友刘国龙。刘国龙为救受伤昏迷的刘启耀，将其推入死人堆中后拿着他的驳壳枪和证件去引开敌人，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深夜，被寒风冻醒的刘启耀爬起来，凭着记忆找到原来藏身的山洞，取出掩埋在乱石中的褡裢系在腰间。沉甸甸的褡裢里装有金条、首饰和银圆。那是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曾山和他分手时请他妥善保管的经费。伤愈后，他与游击队也失去了联系。在山民的帮助下，他穿着烂棉袄，戴顶破斗笠，肩背讨饭袋，手拿打狗棍，化装成乞丐，往湖南方向去追赶参加长征的红军主力。可是湘赣边境敌人岗哨林立，盘查甚严，他只好隐姓埋名，在遂川、万安、泰和一带山区漂泊流浪，过着乞丐的生活。令人敬佩的是这个“乞丐”腰缠万贯，却宁可讨米讨饭，忍饥挨冻，始终坚持不动用分毫公款。
劉启耀一边乞讨，一边找党组织。1936年年底，他遇到同样在游击战争中负重伤隐蔽农村的原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部长罗孟文。两人商定分头到遂川、万安、泰和等地，寻找苏区失散同志，先后联络到10余位原苏区党员干部。1937年1月，刘启耀召集大家在泰和县马家洲谭富村开会，决定成立中共江西临时省委，机关秘密设在马家洲。刘启耀被推选为临时省委书记，罗孟文任组织部部长。在临时省委机关成立后的第一次常委会上，当大家都为省委今后的办公经费发愁时，刘启耀撩开破衣烂衫，把一包金银倒在桌子上，说：“这是我突围时保管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经费，今后归临时省委支配。”大家都惊呆了，谁都没有想到刘启耀居然背着金条乞讨数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的项英、陈毅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名义，公开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书》和《告赣南民众书》。刘启耀得知这个情况后，心情异常激动，便与罗孟文等同志步行数百里，来到大庾（今大余）池江找陈毅、杨尚奎汇报坚持地下斗争活动的详细情况。根据中共赣粤边特委指示，中共江西临时省委被取消，成立隶属于赣粤边特委领导的中共遂万泰县委，由刘启耀任书记。刘启耀服从组织安排，回到马家洲后，立即重新登记党员，并领导群众支援抗战。
1938年5月，刘启耀调任中共吉安县委书记。此时，江西国民党当局开始积极反共、限共。刘启耀又转入地下斗争，在吉安城区水沟前附近的铁笔山店摆香烟摊，以做小生意为掩护，继续开展对敌斗争的秘密活动。7月，吉安国民党顽固派派特务搜捕共产党人。刘启耀率吉安县委机关转移到泰和县沙村。10月，中共吉安县委遭到破坏，县委书记刘启耀等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也没有被敌人抓住任何证据。1939年1月，经组织多方营救，刘启耀获准取保释放。后来，刘启耀又以新的战斗姿态回到马家洲，担任中共泰和县委书记，继续坚持地下斗争。
1940年4月，刘启耀从赣州返回驻地，途经兴国高兴圩时，不慎被叛徒认出逮捕，关在乡公所一间阴暗潮湿的牢房里，这是他第二次入狱。后经地下党组织营救，他才被释放出狱。
1941年7月，江西省中共秘密组织遭到国民党当局破坏。在大搜捕中，刘启耀第三次被捕入狱。敌人妄想从他口中获取我党机密和地下组织情况，又一次对他进行人身摧残。在敌人的酷刑面前，刘启耀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崇高气节。经过半年的审讯拷问，敌人枉费心机，一无所获。最后，刘启耀由马家洲的朋友花钱出面担保释放。这时，江西、广东两省党组织均已停止活动，革命活动暂时中断，整个江西的革命斗争转入低潮。出狱后，刘启耀回到泰和县马家洲，先后在武溪、上湾、龙泉、石围子等地设棚卖茶度日，等待时机继续为党工作。
由于常年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生活，刘启耀积劳成疾，染上肺病，无钱医治，在凄风苦雨中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3年，1946年1月不幸辞世，时年47岁。
责编/江南
刘启耀，1899年4月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龙口乡睦埠村一户穷苦农家。13岁那年，刘启耀的父亲因病去世，他和母亲、小弟相依为命。为替母分忧，15岁的刘启耀远离家乡，外出给地主老财当长工。
1926年9月，随着中共兴国地方组织的建立，兴国县工农运动蓬勃兴起。刘启耀从外地回乡参加农民协会，当上村农协主席，积极组织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和反对地主逼债的“年关”斗争。
1928年冬，刘启耀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兴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成立，他被委任为龙砂区船业工会主席兼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交通员，时常化装成小贩，往返于白区，侦察敌情，传递密信。1930年3月，刘启耀当选为睦埠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带领赤卫队开展游击战，多次打败地主靖卫团的进攻，保卫了红色政权。1931年10月，因工作积极，斗争勇敢，刘启耀被调到中共江西省委工作。1932年2月，刘启耀当选为江西省职工联合会委员长，同时担任江西苏区反帝大同盟主任。
1933年12月21日至29日，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宁都七里坪胜利召开，刘启耀当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3年冬，中央苏区为筹集更多经费支援红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节省运动。刘启耀号召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反对铺张浪费，厉行开源节流”，严格规定各级机关“一切经费开支都要注意十二分的节俭”，不准浪费一文钱、滥用一张纸、多点一盏灯、乱耗一支笔。刘启耀向来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希望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他起草报告用的毛边纸，至少要写三道，一道铅笔，二道红笔，三道墨笔。就因为他逢会必讲“十二分的节俭”，久而久之人们给他取了个雅号叫“十二分节俭书记”。他听过之后也不见怪，呵呵笑答：“你们晓得要十二分节俭就好！革命需要节俭，反对铺张浪费。”
1934年4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越来越残酷激烈。为节省更多经费支援前线，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召开支前大会上，刘启耀对大家表态说：“我除4月份已自带伙食外，从5月份起，每月都自带伙食，一直到粉碎敌人‘围剿’为止！”从此，刘启耀坚持每隔两个月回兴国老家挑米回省苏维埃政府办公。其妻不解，埋怨道：“当了省主席，连饭都赚不到一口，真没出息。”他解释说：“共产党的官，再大职务也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后来战事吃紧，工作繁忙，刘启耀无暇回家背米，其妻就挑两布袋的米，步行150里山路，从兴国老家赶到省苏维埃政府驻地宁都，探望丈夫，打趣道：“老公老公，饭要我供。”刘启耀幽默地回敬道：“革命成功，吃穿无穷。”夫妻俩说罢相视而笑。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苏区进行战略转移。根据组织安排，刘启耀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作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保管好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经费——一包金条！在一次血战突围中，刘启耀负伤，满身是血，不省人事。敌人清理战场时，从一具游击队队员遗体中搜到一份中共党员证，上面写着刘启耀的名字和职务。于是，敌军赶忙叫来随军记者当场拍照，借以邀功请赏。不久，敌人的大小报纸大肆吹嘘“击毙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实际上牺牲的是刘启耀的同庚战友刘国龙。刘国龙为救受伤昏迷的刘启耀，将其推入死人堆中后拿着他的驳壳枪和证件去引开敌人，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深夜，被寒风冻醒的刘启耀爬起来，凭着记忆找到原来藏身的山洞，取出掩埋在乱石中的褡裢系在腰间。沉甸甸的褡裢里装有金条、首饰和银圆。那是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曾山和他分手时请他妥善保管的经费。伤愈后，他与游击队也失去了联系。在山民的帮助下，他穿着烂棉袄，戴顶破斗笠，肩背讨饭袋，手拿打狗棍，化装成乞丐，往湖南方向去追赶参加长征的红军主力。可是湘赣边境敌人岗哨林立，盘查甚严，他只好隐姓埋名，在遂川、万安、泰和一带山区漂泊流浪，过着乞丐的生活。令人敬佩的是这个“乞丐”腰缠万贯，却宁可讨米讨饭，忍饥挨冻，始终坚持不动用分毫公款。
劉启耀一边乞讨，一边找党组织。1936年年底，他遇到同样在游击战争中负重伤隐蔽农村的原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部长罗孟文。两人商定分头到遂川、万安、泰和等地，寻找苏区失散同志，先后联络到10余位原苏区党员干部。1937年1月，刘启耀召集大家在泰和县马家洲谭富村开会，决定成立中共江西临时省委，机关秘密设在马家洲。刘启耀被推选为临时省委书记，罗孟文任组织部部长。在临时省委机关成立后的第一次常委会上，当大家都为省委今后的办公经费发愁时，刘启耀撩开破衣烂衫，把一包金银倒在桌子上，说：“这是我突围时保管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经费，今后归临时省委支配。”大家都惊呆了，谁都没有想到刘启耀居然背着金条乞讨数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的项英、陈毅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名义，公开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书》和《告赣南民众书》。刘启耀得知这个情况后，心情异常激动，便与罗孟文等同志步行数百里，来到大庾（今大余）池江找陈毅、杨尚奎汇报坚持地下斗争活动的详细情况。根据中共赣粤边特委指示，中共江西临时省委被取消，成立隶属于赣粤边特委领导的中共遂万泰县委，由刘启耀任书记。刘启耀服从组织安排，回到马家洲后，立即重新登记党员，并领导群众支援抗战。
1938年5月，刘启耀调任中共吉安县委书记。此时，江西国民党当局开始积极反共、限共。刘启耀又转入地下斗争，在吉安城区水沟前附近的铁笔山店摆香烟摊，以做小生意为掩护，继续开展对敌斗争的秘密活动。7月，吉安国民党顽固派派特务搜捕共产党人。刘启耀率吉安县委机关转移到泰和县沙村。10月，中共吉安县委遭到破坏，县委书记刘启耀等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也没有被敌人抓住任何证据。1939年1月，经组织多方营救，刘启耀获准取保释放。后来，刘启耀又以新的战斗姿态回到马家洲，担任中共泰和县委书记，继续坚持地下斗争。
1940年4月，刘启耀从赣州返回驻地，途经兴国高兴圩时，不慎被叛徒认出逮捕，关在乡公所一间阴暗潮湿的牢房里，这是他第二次入狱。后经地下党组织营救，他才被释放出狱。
1941年7月，江西省中共秘密组织遭到国民党当局破坏。在大搜捕中，刘启耀第三次被捕入狱。敌人妄想从他口中获取我党机密和地下组织情况，又一次对他进行人身摧残。在敌人的酷刑面前，刘启耀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崇高气节。经过半年的审讯拷问，敌人枉费心机，一无所获。最后，刘启耀由马家洲的朋友花钱出面担保释放。这时，江西、广东两省党组织均已停止活动，革命活动暂时中断，整个江西的革命斗争转入低潮。出狱后，刘启耀回到泰和县马家洲，先后在武溪、上湾、龙泉、石围子等地设棚卖茶度日，等待时机继续为党工作。
由于常年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生活，刘启耀积劳成疾，染上肺病，无钱医治，在凄风苦雨中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3年，1946年1月不幸辞世，时年47岁。
责编/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