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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城镇化建设，提高城镇化质量，是中国各地方政府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之一。具体到每一个城市，在城镇化建设方面，面临着不同的现实、选择和办法。
两会期间，《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了多位地方政府的市长，听一听他们对城镇化的思考和做法。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随州市市长傅振邦：关键是解决农民工的住房和子女教育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随州市的城镇化现在处于什么水平？
傅振邦：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随州的城镇化率，据我们的统计系统统计，是43.3%，跟湖北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相差近10个点。
《中国经济周刊》：您怎样理解城镇化对随州这样的中型城市的意义？
傅振邦：我们把城镇化作为未来赶超跨越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途径，走符合实际、彰显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目前，正在制订“神韵随州”城镇化计划，打造文化、产业和城市有机融合的随州特色。我们要坚持真正的、全方位的城镇化，坚持制度创新的驱动，而不是简单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社会管理相关制度，要重视城镇化的效益，真正建设成一个宜居、宜业、宜旅的有幸福感的城市。
《中国经济周刊》：推动中小城市的发展，聚集人口很重要。在吸纳外出务工人员就近就业方面，随州市是怎么做的？
傅振邦：创造就业机会是聚集城市人口的前提和基础，我们正在着力打造投资软硬件环境，尤其是软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做大工业产业。我们下决心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优化行政服务流程，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为了让进城农民有更多的工作岗位，我们还鼓励他们自主创业，培育和扶持小微企业，前不久，我们刚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全民创业的意见》。
《中国经济周刊》：农民进城后，随州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保障？
傅振邦：此次全国两会，我的其中一个建议就是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我觉得能不能把他们留下来，就在于我们能否做好相应的部署安排，包括社会保障、住房保障以及户籍制度等等，把制度环境营造好。作为地方政府，自身的财力有限，很多事情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加大投入。
《中国经济周刊》： 在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地方政府最迫切需要为农民工解决的是哪一方面？
傅振邦：我觉得从迫切性和必要性来说，一个是住房，另一个是教育。
农民从农村出来打工，是想用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存，而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大城市里还有一些农民工住在桥洞下面，曾经也出现过农民工被冻死的现象。他们愿意辛勤劳动，但连一个简单的居住环境都不可能得到，这就证明社会分配体系、机制有一定问题。所以，第一位要解决的是给他们一张床，让他们住下来。
只有住下来，他们才可能把小孩接过来。第二个核心问题就是教育。小孩的教育一定要做到起点公平。如果农民工的子弟只能当农民工，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前景的，也是没有出息的，教育不公不利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因而，给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一张课桌，让他们享受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这非常重要。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湛江市市长王中丙：以“大交通”助力城镇化
《中国经济周刊》：湛江的城镇化率只有40%左右。什么原因导致湛江的城镇化率比较低？
王中丙：湛江是欠发达地区，工业不发达、经济落后。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相辅相成的，湛江城镇化率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工业不发达。
《中国经济周刊》：湛江工业不发达的原因是什么？
王中丙：湛江为什么落后？不是没有环境，也不是没有资源，而是因为交通落后。以前总说湛江交通很好，有港口，有机场，也有高速公路等；但实际上，湛江的交通是边缘化的。现在我们到广州，高速公路要5个小时；铁路要绕一个大弯；飞机小，航线少，票价贵；而湛江内部的公路也没有成网。
哪里有交通，哪里才有生产要素的流动。湛江因为交通不行，所以现在的经济还不是开放型经济，而是内生型经济，没有充分利用全国的要素。所以，现在我们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城镇化的一部分，并上升到发展的战略高度，努力打通交通瓶颈。
我们提出建成“三环四通”（市区成环、湾区成环、半岛成环；对外通高铁、县县通高速、镇镇通快速、村村通公路）大交通体系的目标，以此来完善我们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经济周刊》：这样交通体系的构建对湛江城镇化的意义有多大？
王中丙：交通建设和工业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把湛江城市做大做强。湛江是粤西的中心城市，发展空间很大。我们计划在2020年以前，把现在中心城区建成区扩大一倍，从现在的150平方公里扩大到300平方公里；居住人口翻一倍，由150万人扩容到300万人。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抚州市市长张和平：城镇化是农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城镇化，您是如何理解的？
张和平：城镇化也叫城市化，它是人们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人的生活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只有城市才能满足现代人的各种需求，因为城市有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娱乐功能在内的各种功能。实现人的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就得向城市迁移。
当然，逆城市化（即城市人口向乡村居民点和小城镇回流的现象）是城镇化的进一步升华，是更高水平的城市化。在逆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功能向郊区和农村延伸，人们看似住在农村，但也享受到了城市带来的各种功能，同时又能够更加亲近自然。在国外，一些富人都住在郊区。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会对抚州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张和平：通常来讲，城镇化率处在30%至70%之间时，城镇化会迎来一个比较快速的扩展时期，这几年地方的发展也验证了这个规律。我国城镇化率目前是52.6%，江西省大概是47%，而抚州市是41%。未来，不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城镇化都可以带来内需增长，成为拉动经济的巨大引擎。 《中国经济周刊》：推进城镇化的重点在哪里？是大城市、中小城市，还是乡镇？
张和平：在我看来，如果把我国城镇化比喻成一个金字塔，那么，金字塔的塔尖就是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而塔基就是中小城市，特别是县城。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大城市的承载能力有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小城市对要进城的农民来说，经济门槛和文化门槛相对较低，归属感较强。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的重点为什么不是乡镇一级？
张和平：乡镇的城市功能不完善，达不到所需要的经济规模；此外，它没有产业支撑，不能为进城的农民解决就业问题，不可能把人口吸纳进来。农民进城了要有饭碗，没有产业就没有饭碗。城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化，不是说农民进了城市就算城镇化，城镇化也是一个工业和城市互动的过程。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荆州市市长李建明：城镇化应该重点发展中小城镇
《中国经济周刊》：您怎么看待城镇化的意义？
李建明：城市能够提供生活的便利性，生活服务的多样性，让人们更好地享受公共服务。城镇化对于农民的吸引和对于整个社会发展，是一种原动力，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土地节约的角度来讲，城市里面的土地使用节约性比农村要高得多。要实现城镇化或者加快城镇化的发展，我觉得四化（即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目前一个非常好的路径。我们必须要通过新型工业化来聚集工人，吸纳大量的农民进城。
但是，农民到工厂是不是就意味着城镇化了呢？不是。新型工业化只是城镇化的一个产业基础，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把农民工变成居民。
《中国经济周刊》：要把农民变市民，您认为当前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李建明：工业基础很重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工就变成了居民”。我们还必须要把制度这一块解决好。制度的核心问题，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公共服务。城镇化的发展，应该重点发展中小城镇，可能会吸纳和吸引大量的农村人口。
《中国经济周刊》：荆州从地理位置上是湖北的“腰杆”，荆州进行的“壮腰工程”（即大力发展工业）解决了多少农民工就业问题？
李建明：荆州大概660万人口，有100万人左右在外打工。2010年以前，大体上我们的农民工每年以5%～10%的增幅在往外走。自从我们大力发展以工业为基础的产业以后，从2010年开始，我们的农民工以5%～10%的增幅开始回流。随着整个产业的发展，还会有大量的人员回流，现在整个趋势就是农民工开始就近择业。
《中国经济周刊》：在社会保障方面，荆州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李建明：社会保障正逐步地向高层次统筹，“新农合”已经由县级统筹进入市级统筹，这是湖北省率先实施的。
《中国经济周刊》：下一步，推动城镇化建设的重点是什么？
李建明：城镇化的过程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如果说整个产业发展越快，则人口聚集就会越快，城镇化的推进速度就会越快。我们现在正积极地发展工业，来带动第一、三产业的发展，然后积极推进城市规划和新农村建设规划，使城市变得更好。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潜江市市长张桂华：城镇化要先做好规划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对此，您怎么看？
张桂华：城镇化是热点，但我们的头脑不能发热，要冷静思考，积极稳妥推进，核心还是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城镇化的关键还是“人的城镇化”。
《中国经济周刊》：什么是“人的城镇化”？
张桂华：城镇化就是让农民在城市里也可以就业，而且有更好收入。所以，潜江首先就是要以产业作为城镇化的支撑。我们不是突然建很多房子，而是先把产业做起来，让农民们想来城市，愿意来，来了可以立足。其次，农民进城之后，生病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城镇化必须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给予他们保障，需要制定相应的一套社会保障政策。
《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过程中，怎样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张桂华：我们推动城镇化，一方面，要扩大人口规模。虽然我国统计的城镇化率是52.57%，但实际上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30%多，所以要解决这百分之十几人口的城镇化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要做好公共服务。现在有一个说法，叫“无城不堵”，很多城市出现了雾霾，所以我们要注重城镇化中的环境保护。另外，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法制问题的研究，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法律制度要进一步完善。
《中国经济周刊》：您觉得当前城镇化过程中应该着重避免哪些问题？
张桂华：当前，我国城镇化没有整体规划，整个城镇化体系和发展重点不明确，没有具体可操作的规范。我们应该先把规划做好，包括我国城镇化的整体规划和地方城镇化的具体规划。当前，一些城市就存在房子今天建了明天拆，之后又造成一大堆遗留问题的现象。这看起来是城镇化，实际上是一种不小的浪费。再比如，治堵问题就是城市交通没有一个好的规划而出现的问题。在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中，这些是要避免的。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滁州市市长张祥安：从“马路经济”转变为“块状经济”
《中国经济周刊》：全国各大省市都在做城镇化建设，滁州的思路和特色是什么？
张祥安：城镇化必须有体型特色。我们滁州有琅琊山、小岗村、狼巷迷谷等国家级旅游景区，就在城市的中心，这在全国都不多见，而且滁州历史悠久，是欧阳修写的《醉翁亭记》的诞生地。
所以我们希望建“千年亭城”，借助原有的200多个亭，并在建筑、公共设施等方面也运用亭的元素，通过合理规划，建出上千个亭，再通过道路连接和区域规划，最终形成滁州特有的山水文化。
《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实现城乡统筹，解决民生问题？
张祥安：首先要加强镇村建设。与城市相比，滁州的镇村建设很落后，而且是无规划建设、无序建设，都是沿着马路带发展，我们第一步就要规划切块，从“马路经济”转变为“块状经济”，形成区域功能区。
另外，滁州在尽量降低户籍登记门槛，吸引人才，聚集人气，在滁州有房产的、有稳定工作的都可以成为“新滁州人”，实现农民工进城同城同待遇，形成人口红利。
（吴晓光对本文亦有贡献）
两会期间，《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了多位地方政府的市长，听一听他们对城镇化的思考和做法。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随州市市长傅振邦：关键是解决农民工的住房和子女教育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随州市的城镇化现在处于什么水平？
傅振邦：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随州的城镇化率，据我们的统计系统统计，是43.3%，跟湖北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相差近10个点。
《中国经济周刊》：您怎样理解城镇化对随州这样的中型城市的意义？
傅振邦：我们把城镇化作为未来赶超跨越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途径，走符合实际、彰显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目前，正在制订“神韵随州”城镇化计划，打造文化、产业和城市有机融合的随州特色。我们要坚持真正的、全方位的城镇化，坚持制度创新的驱动，而不是简单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社会管理相关制度，要重视城镇化的效益，真正建设成一个宜居、宜业、宜旅的有幸福感的城市。
《中国经济周刊》：推动中小城市的发展，聚集人口很重要。在吸纳外出务工人员就近就业方面，随州市是怎么做的？
傅振邦：创造就业机会是聚集城市人口的前提和基础，我们正在着力打造投资软硬件环境，尤其是软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做大工业产业。我们下决心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优化行政服务流程，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为了让进城农民有更多的工作岗位，我们还鼓励他们自主创业，培育和扶持小微企业，前不久，我们刚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全民创业的意见》。
《中国经济周刊》：农民进城后，随州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保障？
傅振邦：此次全国两会，我的其中一个建议就是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我觉得能不能把他们留下来，就在于我们能否做好相应的部署安排，包括社会保障、住房保障以及户籍制度等等，把制度环境营造好。作为地方政府，自身的财力有限，很多事情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加大投入。
《中国经济周刊》： 在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地方政府最迫切需要为农民工解决的是哪一方面？
傅振邦：我觉得从迫切性和必要性来说，一个是住房，另一个是教育。
农民从农村出来打工，是想用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存，而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大城市里还有一些农民工住在桥洞下面，曾经也出现过农民工被冻死的现象。他们愿意辛勤劳动，但连一个简单的居住环境都不可能得到，这就证明社会分配体系、机制有一定问题。所以，第一位要解决的是给他们一张床，让他们住下来。
只有住下来，他们才可能把小孩接过来。第二个核心问题就是教育。小孩的教育一定要做到起点公平。如果农民工的子弟只能当农民工，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前景的，也是没有出息的，教育不公不利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因而，给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一张课桌，让他们享受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这非常重要。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湛江市市长王中丙：以“大交通”助力城镇化
《中国经济周刊》：湛江的城镇化率只有40%左右。什么原因导致湛江的城镇化率比较低？
王中丙：湛江是欠发达地区，工业不发达、经济落后。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相辅相成的，湛江城镇化率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工业不发达。
《中国经济周刊》：湛江工业不发达的原因是什么？
王中丙：湛江为什么落后？不是没有环境，也不是没有资源，而是因为交通落后。以前总说湛江交通很好，有港口，有机场，也有高速公路等；但实际上，湛江的交通是边缘化的。现在我们到广州，高速公路要5个小时；铁路要绕一个大弯；飞机小，航线少，票价贵；而湛江内部的公路也没有成网。
哪里有交通，哪里才有生产要素的流动。湛江因为交通不行，所以现在的经济还不是开放型经济，而是内生型经济，没有充分利用全国的要素。所以，现在我们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城镇化的一部分，并上升到发展的战略高度，努力打通交通瓶颈。
我们提出建成“三环四通”（市区成环、湾区成环、半岛成环；对外通高铁、县县通高速、镇镇通快速、村村通公路）大交通体系的目标，以此来完善我们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经济周刊》：这样交通体系的构建对湛江城镇化的意义有多大？
王中丙：交通建设和工业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把湛江城市做大做强。湛江是粤西的中心城市，发展空间很大。我们计划在2020年以前，把现在中心城区建成区扩大一倍，从现在的150平方公里扩大到300平方公里；居住人口翻一倍，由150万人扩容到300万人。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抚州市市长张和平：城镇化是农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城镇化，您是如何理解的？
张和平：城镇化也叫城市化，它是人们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人的生活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只有城市才能满足现代人的各种需求，因为城市有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娱乐功能在内的各种功能。实现人的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就得向城市迁移。
当然，逆城市化（即城市人口向乡村居民点和小城镇回流的现象）是城镇化的进一步升华，是更高水平的城市化。在逆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功能向郊区和农村延伸，人们看似住在农村，但也享受到了城市带来的各种功能，同时又能够更加亲近自然。在国外，一些富人都住在郊区。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会对抚州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张和平：通常来讲，城镇化率处在30%至70%之间时，城镇化会迎来一个比较快速的扩展时期，这几年地方的发展也验证了这个规律。我国城镇化率目前是52.6%，江西省大概是47%，而抚州市是41%。未来，不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城镇化都可以带来内需增长，成为拉动经济的巨大引擎。 《中国经济周刊》：推进城镇化的重点在哪里？是大城市、中小城市，还是乡镇？
张和平：在我看来，如果把我国城镇化比喻成一个金字塔，那么，金字塔的塔尖就是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而塔基就是中小城市，特别是县城。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大城市的承载能力有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小城市对要进城的农民来说，经济门槛和文化门槛相对较低，归属感较强。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的重点为什么不是乡镇一级？
张和平：乡镇的城市功能不完善，达不到所需要的经济规模；此外，它没有产业支撑，不能为进城的农民解决就业问题，不可能把人口吸纳进来。农民进城了要有饭碗，没有产业就没有饭碗。城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化，不是说农民进了城市就算城镇化，城镇化也是一个工业和城市互动的过程。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荆州市市长李建明：城镇化应该重点发展中小城镇
《中国经济周刊》：您怎么看待城镇化的意义？
李建明：城市能够提供生活的便利性，生活服务的多样性，让人们更好地享受公共服务。城镇化对于农民的吸引和对于整个社会发展，是一种原动力，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土地节约的角度来讲，城市里面的土地使用节约性比农村要高得多。要实现城镇化或者加快城镇化的发展，我觉得四化（即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目前一个非常好的路径。我们必须要通过新型工业化来聚集工人，吸纳大量的农民进城。
但是，农民到工厂是不是就意味着城镇化了呢？不是。新型工业化只是城镇化的一个产业基础，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把农民工变成居民。
《中国经济周刊》：要把农民变市民，您认为当前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李建明：工业基础很重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工就变成了居民”。我们还必须要把制度这一块解决好。制度的核心问题，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公共服务。城镇化的发展，应该重点发展中小城镇，可能会吸纳和吸引大量的农村人口。
《中国经济周刊》：荆州从地理位置上是湖北的“腰杆”，荆州进行的“壮腰工程”（即大力发展工业）解决了多少农民工就业问题？
李建明：荆州大概660万人口，有100万人左右在外打工。2010年以前，大体上我们的农民工每年以5%～10%的增幅在往外走。自从我们大力发展以工业为基础的产业以后，从2010年开始，我们的农民工以5%～10%的增幅开始回流。随着整个产业的发展，还会有大量的人员回流，现在整个趋势就是农民工开始就近择业。
《中国经济周刊》：在社会保障方面，荆州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李建明：社会保障正逐步地向高层次统筹，“新农合”已经由县级统筹进入市级统筹，这是湖北省率先实施的。
《中国经济周刊》：下一步，推动城镇化建设的重点是什么？
李建明：城镇化的过程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如果说整个产业发展越快，则人口聚集就会越快，城镇化的推进速度就会越快。我们现在正积极地发展工业，来带动第一、三产业的发展，然后积极推进城市规划和新农村建设规划，使城市变得更好。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潜江市市长张桂华：城镇化要先做好规划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对此，您怎么看？
张桂华：城镇化是热点，但我们的头脑不能发热，要冷静思考，积极稳妥推进，核心还是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城镇化的关键还是“人的城镇化”。
《中国经济周刊》：什么是“人的城镇化”？
张桂华：城镇化就是让农民在城市里也可以就业，而且有更好收入。所以，潜江首先就是要以产业作为城镇化的支撑。我们不是突然建很多房子，而是先把产业做起来，让农民们想来城市，愿意来，来了可以立足。其次，农民进城之后，生病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城镇化必须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给予他们保障，需要制定相应的一套社会保障政策。
《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过程中，怎样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张桂华：我们推动城镇化，一方面，要扩大人口规模。虽然我国统计的城镇化率是52.57%，但实际上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30%多，所以要解决这百分之十几人口的城镇化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要做好公共服务。现在有一个说法，叫“无城不堵”，很多城市出现了雾霾，所以我们要注重城镇化中的环境保护。另外，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法制问题的研究，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法律制度要进一步完善。
《中国经济周刊》：您觉得当前城镇化过程中应该着重避免哪些问题？
张桂华：当前，我国城镇化没有整体规划，整个城镇化体系和发展重点不明确，没有具体可操作的规范。我们应该先把规划做好，包括我国城镇化的整体规划和地方城镇化的具体规划。当前，一些城市就存在房子今天建了明天拆，之后又造成一大堆遗留问题的现象。这看起来是城镇化，实际上是一种不小的浪费。再比如，治堵问题就是城市交通没有一个好的规划而出现的问题。在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中，这些是要避免的。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滁州市市长张祥安：从“马路经济”转变为“块状经济”
《中国经济周刊》：全国各大省市都在做城镇化建设，滁州的思路和特色是什么？
张祥安：城镇化必须有体型特色。我们滁州有琅琊山、小岗村、狼巷迷谷等国家级旅游景区，就在城市的中心，这在全国都不多见，而且滁州历史悠久，是欧阳修写的《醉翁亭记》的诞生地。
所以我们希望建“千年亭城”，借助原有的200多个亭，并在建筑、公共设施等方面也运用亭的元素，通过合理规划，建出上千个亭，再通过道路连接和区域规划，最终形成滁州特有的山水文化。
《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实现城乡统筹，解决民生问题？
张祥安：首先要加强镇村建设。与城市相比，滁州的镇村建设很落后，而且是无规划建设、无序建设，都是沿着马路带发展，我们第一步就要规划切块，从“马路经济”转变为“块状经济”，形成区域功能区。
另外，滁州在尽量降低户籍登记门槛，吸引人才，聚集人气，在滁州有房产的、有稳定工作的都可以成为“新滁州人”，实现农民工进城同城同待遇，形成人口红利。
（吴晓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