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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总题为《矮凳桥风情》的系列短篇小说中，林斤澜就呈现出云遮雾绕般的风格，具体表征为雾气弥漫的环境、生动而又迷濛的人物和思想意蕴的朦胧。（贺绍俊、潘凯雄，《矮凳桥作雾中看——〈矮凳桥风情〉的别一种读法》）也有论者指出小说“叙事观点几乎永不固定”“在情节的运用上追求非连续性、随意性和流动性”的叙述特点。（张颐武，《二十世纪汉语文学的语言问题（下）》）有关林斤澜的叙事风格，学界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修辞学、文体学的分析，本文只是粗略、感性地提出对林斤澜风格的描写，毕竟这种风格渗透于林氏的主要创作中。“十年十癔”系列小说从癔症的角度记录了“文革”浩劫的创伤记忆，情节上十分缺乏连贯性。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 中写道：“我的主题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情形。”（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类似地，癔症作为一种精神疾病，为我们勾连出“文革”时代的创伤记忆。读“十年十癔”系列小说，即是通过一种病理学的解读，重回历史现场一隅。
关于写作“十年十癔”的契机，林斤澜曾经撰文自述。林斤澜对癔症的了解未必具有多少学理性，毕竟要求作家具有相当专业的医学知识显得有些苛刻。可以肯定的是，林斤澜对精神分析与弗洛伊德倒是并不陌生。在一篇随笔中，林斤澜就提及了“心理分析”、“精神分析学”等词语。（林斤澜，《林斤澜文集六·文学评论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页）据林斤澜夫子自道，他对癔症的理解并不是语义解释的“歇斯底里”。实际上，林斤澜对于癔症有着十分生动具体的生活经验，在一篇散文中，就曾经描述过一位女编辑的病症；而“文革”之后出现了大量癔症患者，也令人怵目惊心。林斤澜属文的日期，应当是1985年左右。虽然林斤澜对癔症的机理并未深究，却以小说家的才能创造出了堪作精神分析素材的文本。偶得之际，林斤澜也触碰到了作为治疗方案的“时间”：“医者和患者，都把希望寄托在时间上”。（林斤澜，《林斤澜文集五·散文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179页）在漫长的现代性规划中，时间仿佛可以被征用到解决一切问题的期待中，如同晚清乌托邦小说光焰万丈的“未来”许诺。“十年十癔”系列短篇结集出版之际，林斤澜作《说癔》一文。值得注意的是，林斤澜写下这样一句话：“我想写几篇‘忆’，写下了来却是‘癔’。”林氏此语，显示出作者从“创伤记忆”到“叙述记忆”的筛选，如同精神分析师留下最重要的临床案例。在行文中，林斤澜对病症的描写主要是白描，这和他对短篇小说的创作观念相关，他认为“各种各样的感受方式”，是短篇小说的“灵魂”“根底”，甚至“内容和形式的全部”。在他观之，作者对“感受”需要反复思索、消化，思索可以通向“深刻”“丰富”“和谐”，也可以走向“简短”“平易”。（林斤澜，《螺蛳梦文集自序》）
癔症俗称“歇斯底里”，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根据弗洛伊德在《癔症研究》的《绪言》所论，癔症在初次发生多年之前实质上就存在，因此在临床治疗时，通过催眠让患者回忆起第一次症状，就是一种重要的治疗手段。（车文博编，《弗洛伊德文集01：癔症研究》，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页）“当我们使患者把激发的事件及其所伴发的情感清楚地回忆起来，并且患者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这个事件，而且能用言语表述这种感情时，则每一个癔症症状就会立刻和永久地消失。”可以说，小说的叙述本身就兼有展示创伤和治愈创伤的作用。在弗洛伊德的心理治疗方法中，让患者通过语言进行倾诉，替代行动，是重要的“发泄情感”的渠道。癔症之所以难以磨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那些引起癔症的记忆坚固地完整保持。当患者处于正常的心理状态时，这些经历难以察觉，在对患者进行催眠治疗时，才能呈现出来。林斤澜的“十年十癔”往往采用倒叙的方式，即是一种后置的回忆。在第一篇《哆嗦》中，故事通过麻副局长对殴打场面的回忆展开；到了第十篇《白儿》，小说的主人公看山老人始终向年轻时的恋人白儿倾诉心曲，追溯创伤的经过，沉浸于一种自我催眠的状态中获得释缓。小说的结尾极为诗化，仿佛是一次温暖柔和的疗愈，征引如下：
他觉得洞里暖和起来，光亮起来，睁眼：尽里头石头炕上，躺着白儿。明知道白而是白才叫白，可不知道浑身白白到这么白，白得发热，白得发光，白得发云发雾云山雾罩。整个石头洞都暖和了。
Dominick Lacapra在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一书中，将创伤分为“历史性创伤”和“结构性创伤”。历史性创伤是特殊的、人为的历史性事件。在林斤澜的《哆嗦》中，使麻副局长意外地在批斗中“哆嗦”的创伤事件，其实是多年以前，一位游击司令在进京受领袖接见，由于个人崇拜和权力的规训之下，居然打起哆嗦，至于下跪。这件事影影绰绰地寄生在麻副局长的记忆之中，直到“文革”时又复制到了自己身上，并且不能根治——在小说的结尾，已退休的麻副局长接受单位领导慰问，权力的规训幽灵般地显现：他在开门时居然哆嗦、跪下。我认为，癔症即是一种Dominick Lacapra 所谓的“历史性创伤”，仿佛德里达对共产主义幽灵的描述：它虽然不可见，但始终在场。创伤一旦生成，便不可祛除。如同弗洛伊德对创伤的“事后性”描写，创伤本身“携带着一种使它抵抗叙事结构和线性时间的精确力量”，它在发生的瞬间并未被患者充分体验，而是在延迟的重复中才能被“第一次经历”，并作用于患者身上。（【英】安妮·懷特海德著，李敏译：《创伤小说》，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根据布洛伊尔的观察，“惊吓”“焦虑”和“发怒”这些“非性欲情感”导致了癔症现象的发展。除了性癔症之外，创伤性癔症（由惊恐所致）是最熟识的一种癔症形式。虽然在日常经验中，大多数不同的癔症症状看上去是“自发”的，实际上在疾病突发以前，已经有了创伤作为铺垫。弗洛伊德提出，在普通癔症和创伤性神经症之间可有建立起一种“类化”，弗洛伊德命名其为“创伤性癔症”。在这种癔症中，病因并非是“躯体性伤害”，而是“心理创伤”（psychical trauma）。任何一种引起不愉快的经历都可以起到心理创伤的作用。在普通病例中，常见的是局部的创伤，而一组病因结合在一起才能发生作用。在另外的病例中，一些次要的事情和真正的病因组合在一起，起到创伤的作用。心理创伤，或曰创伤记忆，可以长时间继续发生作用，癔症的患者需要遭受“记忆恢复”（reminiscences）的痛苦。可见在精神分析学上，将癔症作为一种创伤的病症应为通顺。《黄瑶》一篇近乎病历报告，作者开题即言：“下边是医生抄摘出来的部分。”（林斤澜：《林斤澜文集三·小说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主人公黄瑶是一位冷美人，怕见人的眼神，紧张时就要用纱巾捆缚住自己的双手。在审讯记录中，我们渐渐得知，黄瑶童年时父母并不在场，而抚养她的“亲婆”并不真诚地爱护她，眼神如“两兜铁砂子”，给黄瑶带来了重要的童年创伤。而黄猺学人抠眼珠的故事穿插入小说，瞎眼猿猴“两坨铁”般的瞎眼窝成为盘旋在黄瑶潜意识中、萦绕不去的可怖意象，在一开始就令她“手心里都冒着冷汗”。到了“文革”，人鬼相淆，这铁砂般残忍的眼神在众人面庞复活，终于使黄瑶压抑的双手失控，戳向对她施暴的有着铁砂眼神的矬壮小伙。黄瑶的癔症有着多重的心理创伤原因。 创伤总是在叙述中反复呈现。如安妮·怀特海德所论，创伤小说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重复策略”，它在语言、形象或情节等小说基本构件上发生作用。“重复模仿了创伤的后果，因为它暗示着事件持续性的重返”，或“事件的连续性的中断”。在《二分》《五分》诸篇中，林斤澜的重复策略最为明显。《二分》的表层是浩劫后的一个朋友间小聚会的场面，讲述了反右运动后，老二在寄给首长的“效忠信”中，误把印有领袖的邮票贴反，并且无意夹了二分钢蹦，因此荒唐获罪，监禁十二年。在叙述中，“二分”钢镚反复出现，具有叙事道具的功能。笑谈完结之时，众人心有戚戚，一个声音答道：“这喝哪门子酒，你毙了我吧，十分，五个二分啊！”对于《五分》完全可以采取索引的读法：小说以林昭故事为本事，而林斤澜于林昭亦颇有交集。（详细的林斤澜与林昭的渊源可参见程绍国《林斤澜说》一书。）一开始，患有癔症的第一人称叙事人要为姐姐立一块“五错碑”，坦诚“我在生理上怕这个五字”。“五字”暗示了与姐姐有关的诸多时间节点，具有“叙述记忆”的功能。姐姐五岁的时候能诵杜甫诗，在50年代的反右运动中因言获罪，在60年代的一个“礼拜五”受家人探监，做过许多五言古诗，在狱中高声朗诵“献给法官的五朵玫瑰”，最后被处决，家人收到交纳五分钱子弹费的通知信。然而，“创伤记忆”向“叙述记忆”的转换并不能使“我”康复。“我”再也见不得“五”，一见到“五”就要“血管紧张，胃痉挛，心慌，头晕，眼花……”虽然“我”口口声声只承认这是“生理反应”，但实质上却是欲盖弥彰的心理暗疾。“我”给姐姐刻碑，正是以一种个人记忆（而不是集体记忆）的形式确定过去的意义。在选择给碑上铭刻诗篇时，“我”选择了著名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一篇：“这一首好，题目八个字。八句。巴巴实实。”这时我感到接下来无法用生硬的理论来分析《五分》。实际上，《五分》虽然有类似于创伤小说的叙述策略，但是作者使用的是一个近乎“虚伪”的“形式”，他对人物的臧否与感情的主题是极其显著的。
从目前关于创伤的研究来看，它主要源自于20世纪80年代，与美国精神病研究学会对越战退伍老兵的创伤后紧张应急综合症（PTSD）的辨识有关。美国精神病研究学会《精神紊乱的诊断和统计手册》的第三版中，首次正式承认了创伤性的症状，或创伤后紧张应急综合症。据柳晓翻译的《创伤后紧张应急综合症诊断标准》，有关创伤事件的片段，以图像、意念、感受、梦境的形式反复出现。当面临与创伤事件有关联的事物时，患者会受到心理打击，或产生生理反应。对于患者，在有意识地回避与创伤事件有关的刺激时，会出现七种情形，最重要的病征就是努力回避与创伤事件有关的刺激，回避有可能引起创伤回忆的行为、地点以及人物，甚至无法回忆起创伤事件的某一重要环节。（柳晓，《创伤与叙事·附录》）需要注意的是，在林斤澜的“十年十癔”系列小说中，身患癔症的创伤主角在遭遇创伤事件时，其行为、反应基本上符合这本小册子的诊断。
林斤澜的“十年十癔”系列显然是无法归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80年代的文学流派。一方面，因为林斤澜的创作并未参与到“新時期”历史合法性的建设；另一方面，林斤澜的小说直指未经过滤和“改写”的“文革”经验，以癔症写创伤，以人事彰人性，在审美素质上深具个性。本文即是以一点未经消化的精神分析学知识，对“十年十癔”进行浅薄的品读。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关于写作“十年十癔”的契机，林斤澜曾经撰文自述。林斤澜对癔症的了解未必具有多少学理性，毕竟要求作家具有相当专业的医学知识显得有些苛刻。可以肯定的是，林斤澜对精神分析与弗洛伊德倒是并不陌生。在一篇随笔中，林斤澜就提及了“心理分析”、“精神分析学”等词语。（林斤澜，《林斤澜文集六·文学评论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页）据林斤澜夫子自道，他对癔症的理解并不是语义解释的“歇斯底里”。实际上，林斤澜对于癔症有着十分生动具体的生活经验，在一篇散文中，就曾经描述过一位女编辑的病症；而“文革”之后出现了大量癔症患者，也令人怵目惊心。林斤澜属文的日期，应当是1985年左右。虽然林斤澜对癔症的机理并未深究，却以小说家的才能创造出了堪作精神分析素材的文本。偶得之际，林斤澜也触碰到了作为治疗方案的“时间”：“医者和患者，都把希望寄托在时间上”。（林斤澜，《林斤澜文集五·散文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179页）在漫长的现代性规划中，时间仿佛可以被征用到解决一切问题的期待中，如同晚清乌托邦小说光焰万丈的“未来”许诺。“十年十癔”系列短篇结集出版之际，林斤澜作《说癔》一文。值得注意的是，林斤澜写下这样一句话：“我想写几篇‘忆’，写下了来却是‘癔’。”林氏此语，显示出作者从“创伤记忆”到“叙述记忆”的筛选，如同精神分析师留下最重要的临床案例。在行文中，林斤澜对病症的描写主要是白描，这和他对短篇小说的创作观念相关，他认为“各种各样的感受方式”，是短篇小说的“灵魂”“根底”，甚至“内容和形式的全部”。在他观之，作者对“感受”需要反复思索、消化，思索可以通向“深刻”“丰富”“和谐”，也可以走向“简短”“平易”。（林斤澜，《螺蛳梦文集自序》）
癔症俗称“歇斯底里”，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根据弗洛伊德在《癔症研究》的《绪言》所论，癔症在初次发生多年之前实质上就存在，因此在临床治疗时，通过催眠让患者回忆起第一次症状，就是一种重要的治疗手段。（车文博编，《弗洛伊德文集01：癔症研究》，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页）“当我们使患者把激发的事件及其所伴发的情感清楚地回忆起来，并且患者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这个事件，而且能用言语表述这种感情时，则每一个癔症症状就会立刻和永久地消失。”可以说，小说的叙述本身就兼有展示创伤和治愈创伤的作用。在弗洛伊德的心理治疗方法中，让患者通过语言进行倾诉，替代行动，是重要的“发泄情感”的渠道。癔症之所以难以磨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那些引起癔症的记忆坚固地完整保持。当患者处于正常的心理状态时，这些经历难以察觉，在对患者进行催眠治疗时，才能呈现出来。林斤澜的“十年十癔”往往采用倒叙的方式，即是一种后置的回忆。在第一篇《哆嗦》中，故事通过麻副局长对殴打场面的回忆展开；到了第十篇《白儿》，小说的主人公看山老人始终向年轻时的恋人白儿倾诉心曲，追溯创伤的经过，沉浸于一种自我催眠的状态中获得释缓。小说的结尾极为诗化，仿佛是一次温暖柔和的疗愈，征引如下：
他觉得洞里暖和起来，光亮起来，睁眼：尽里头石头炕上，躺着白儿。明知道白而是白才叫白，可不知道浑身白白到这么白，白得发热，白得发光，白得发云发雾云山雾罩。整个石头洞都暖和了。
Dominick Lacapra在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一书中，将创伤分为“历史性创伤”和“结构性创伤”。历史性创伤是特殊的、人为的历史性事件。在林斤澜的《哆嗦》中，使麻副局长意外地在批斗中“哆嗦”的创伤事件，其实是多年以前，一位游击司令在进京受领袖接见，由于个人崇拜和权力的规训之下，居然打起哆嗦，至于下跪。这件事影影绰绰地寄生在麻副局长的记忆之中，直到“文革”时又复制到了自己身上，并且不能根治——在小说的结尾，已退休的麻副局长接受单位领导慰问，权力的规训幽灵般地显现：他在开门时居然哆嗦、跪下。我认为，癔症即是一种Dominick Lacapra 所谓的“历史性创伤”，仿佛德里达对共产主义幽灵的描述：它虽然不可见，但始终在场。创伤一旦生成，便不可祛除。如同弗洛伊德对创伤的“事后性”描写，创伤本身“携带着一种使它抵抗叙事结构和线性时间的精确力量”，它在发生的瞬间并未被患者充分体验，而是在延迟的重复中才能被“第一次经历”，并作用于患者身上。（【英】安妮·懷特海德著，李敏译：《创伤小说》，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根据布洛伊尔的观察，“惊吓”“焦虑”和“发怒”这些“非性欲情感”导致了癔症现象的发展。除了性癔症之外，创伤性癔症（由惊恐所致）是最熟识的一种癔症形式。虽然在日常经验中，大多数不同的癔症症状看上去是“自发”的，实际上在疾病突发以前，已经有了创伤作为铺垫。弗洛伊德提出，在普通癔症和创伤性神经症之间可有建立起一种“类化”，弗洛伊德命名其为“创伤性癔症”。在这种癔症中，病因并非是“躯体性伤害”，而是“心理创伤”（psychical trauma）。任何一种引起不愉快的经历都可以起到心理创伤的作用。在普通病例中，常见的是局部的创伤，而一组病因结合在一起才能发生作用。在另外的病例中，一些次要的事情和真正的病因组合在一起，起到创伤的作用。心理创伤，或曰创伤记忆，可以长时间继续发生作用，癔症的患者需要遭受“记忆恢复”（reminiscences）的痛苦。可见在精神分析学上，将癔症作为一种创伤的病症应为通顺。《黄瑶》一篇近乎病历报告，作者开题即言：“下边是医生抄摘出来的部分。”（林斤澜：《林斤澜文集三·小说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主人公黄瑶是一位冷美人，怕见人的眼神，紧张时就要用纱巾捆缚住自己的双手。在审讯记录中，我们渐渐得知，黄瑶童年时父母并不在场，而抚养她的“亲婆”并不真诚地爱护她，眼神如“两兜铁砂子”，给黄瑶带来了重要的童年创伤。而黄猺学人抠眼珠的故事穿插入小说，瞎眼猿猴“两坨铁”般的瞎眼窝成为盘旋在黄瑶潜意识中、萦绕不去的可怖意象，在一开始就令她“手心里都冒着冷汗”。到了“文革”，人鬼相淆，这铁砂般残忍的眼神在众人面庞复活，终于使黄瑶压抑的双手失控，戳向对她施暴的有着铁砂眼神的矬壮小伙。黄瑶的癔症有着多重的心理创伤原因。 创伤总是在叙述中反复呈现。如安妮·怀特海德所论，创伤小说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重复策略”，它在语言、形象或情节等小说基本构件上发生作用。“重复模仿了创伤的后果，因为它暗示着事件持续性的重返”，或“事件的连续性的中断”。在《二分》《五分》诸篇中，林斤澜的重复策略最为明显。《二分》的表层是浩劫后的一个朋友间小聚会的场面，讲述了反右运动后，老二在寄给首长的“效忠信”中，误把印有领袖的邮票贴反，并且无意夹了二分钢蹦，因此荒唐获罪，监禁十二年。在叙述中，“二分”钢镚反复出现，具有叙事道具的功能。笑谈完结之时，众人心有戚戚，一个声音答道：“这喝哪门子酒，你毙了我吧，十分，五个二分啊！”对于《五分》完全可以采取索引的读法：小说以林昭故事为本事，而林斤澜于林昭亦颇有交集。（详细的林斤澜与林昭的渊源可参见程绍国《林斤澜说》一书。）一开始，患有癔症的第一人称叙事人要为姐姐立一块“五错碑”，坦诚“我在生理上怕这个五字”。“五字”暗示了与姐姐有关的诸多时间节点，具有“叙述记忆”的功能。姐姐五岁的时候能诵杜甫诗，在50年代的反右运动中因言获罪，在60年代的一个“礼拜五”受家人探监，做过许多五言古诗，在狱中高声朗诵“献给法官的五朵玫瑰”，最后被处决，家人收到交纳五分钱子弹费的通知信。然而，“创伤记忆”向“叙述记忆”的转换并不能使“我”康复。“我”再也见不得“五”，一见到“五”就要“血管紧张，胃痉挛，心慌，头晕，眼花……”虽然“我”口口声声只承认这是“生理反应”，但实质上却是欲盖弥彰的心理暗疾。“我”给姐姐刻碑，正是以一种个人记忆（而不是集体记忆）的形式确定过去的意义。在选择给碑上铭刻诗篇时，“我”选择了著名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一篇：“这一首好，题目八个字。八句。巴巴实实。”这时我感到接下来无法用生硬的理论来分析《五分》。实际上，《五分》虽然有类似于创伤小说的叙述策略，但是作者使用的是一个近乎“虚伪”的“形式”，他对人物的臧否与感情的主题是极其显著的。
从目前关于创伤的研究来看，它主要源自于20世纪80年代，与美国精神病研究学会对越战退伍老兵的创伤后紧张应急综合症（PTSD）的辨识有关。美国精神病研究学会《精神紊乱的诊断和统计手册》的第三版中，首次正式承认了创伤性的症状，或创伤后紧张应急综合症。据柳晓翻译的《创伤后紧张应急综合症诊断标准》，有关创伤事件的片段，以图像、意念、感受、梦境的形式反复出现。当面临与创伤事件有关联的事物时，患者会受到心理打击，或产生生理反应。对于患者，在有意识地回避与创伤事件有关的刺激时，会出现七种情形，最重要的病征就是努力回避与创伤事件有关的刺激，回避有可能引起创伤回忆的行为、地点以及人物，甚至无法回忆起创伤事件的某一重要环节。（柳晓，《创伤与叙事·附录》）需要注意的是，在林斤澜的“十年十癔”系列小说中，身患癔症的创伤主角在遭遇创伤事件时，其行为、反应基本上符合这本小册子的诊断。
林斤澜的“十年十癔”系列显然是无法归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80年代的文学流派。一方面，因为林斤澜的创作并未参与到“新時期”历史合法性的建设；另一方面，林斤澜的小说直指未经过滤和“改写”的“文革”经验，以癔症写创伤，以人事彰人性，在审美素质上深具个性。本文即是以一点未经消化的精神分析学知识，对“十年十癔”进行浅薄的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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