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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传播的仪式观；上新了·故宫；文化类综艺节目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05-0093-03
自从19世纪以来，美国公共话语里的“传播”分为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詹姆斯·凯瑞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中首次提出“传播的仪式观”，认为传播并非信息在空间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它是构建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在仪式观的视角下，传播媒介运用符号形成现实的表征，并通过信息的共享达到对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
《上新了·故宫》是2018年北京卫视推出的首档聚焦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创新类真人秀节目，已连续播出三季。节目的最大亮点有三方面：其一，每一期节目中，嘉宾带领观众深入故宫各角落；其二，节目中，嘉宾用表演的形式对历史故事“情境再现”；其三，每期节目最后， 根据故宫相关的文化元素进行“文创作品设计”。相比于娱乐性综艺节目的狂欢戏谑，《上新了·故宫》传递出一种神圣秩序。在此过程中，观众不仅仅感受到其所传达的历史文化之美，也沉浸于节目的打造的仪式盛宴之中，在“故宫探秘”的方式中重构共同的文化信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这些特质正符合仪式观理论，本文将从《上新了·故宫》的符号表征、传播媒介、互动参与三方面分析其如何将文化内涵与娱乐性高度凝结，在观众心中构建起独特的仪式性特征，从而引发共鸣，取得成功。
仪式是一个庞大的象征符号集合体系，是由众多象征性符号构建起的文化与价值的象征体系。将传播内容分解为不同的符号，通过对典型符号的选择、组合，建构起多层次的符号体系，更易于解读其内涵与意蕴。《上新了·故宫》选择与故宫相关的典型符号，并通过符号的排列组合来营造传播内容的仪式感、再现历史文化的隐喻意义。
1.1 场景符号
《上新了·故宫》节目中建构的场景具有一定的仪式独特性，节目塑造了故宫这一仪式空间。在空间层面上，恢弘壮阔的皇家宫殿营造着庄严肃穆的仪式氛围；在时间层面上，其承载着的600余年历史蕴涵着深厚的文化隐喻。节目通过真实场景与虚拟场景结合，建构出一个完整的故宫场景，让观众全面感受故宫的仪式氛围。例如，在探寻延禧宫中被大火烧毁的水晶宫时，节目通过动画缓缓搭建出“建筑完成假想图”，一座洁白的宫殿出现在观众面前，美丽至极，不禁让人在与现实的对比中感受历史的痕迹，思索历史之厚重，引发出对特殊历史时期的思考。虚实场景符合相结合，再现历史场景，消解时间的跨度，给予观众神奇的沉浸式视听体验。
从典型场景符号出发，转而聚焦到当下社会，不乏对历史厚重的感慨，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思考。从小场景出发，却又不乏宏大叙事，将文化内涵隐喻与符号中[2]，这是文化类综艺节目之意义所在。
1.2 人物符号
任何仪式都有用于维护仪式纪律、推动仪式进入既定程序的主持者，以彰显权威的在场。在文化类综艺节目中，权威者由节目嘉宾来担任。明星嘉宾邓伦作为节目的“新品开发员”，拥有大量影视粉丝基础，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与公信力，有利于增加节目热度。
同时，《上新了·故宫》中邀请的嘉宾往往参演过故宫相关影视剧集中的角色。例如，节目邀请嘉宾邬君梅参与探索“紫禁城中的零零后——溥仪、婉容、文绣的故事”，觀众自然联想起其在《末代皇帝》中演绎的文绣，回想起电影中呈现的特殊历史时期，更易产生情感共鸣。
与传统娱乐综艺不同，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内容多为专业性较高的历史文化内容，《上新了·故宫》邀请故宫博物院的专业嘉宾在节目中为观众答疑解惑，增加节目的专业性，同时消弥了历史文化与普通观众的距离感。在专业嘉宾面前，明星也与观众一样，对历史文化兴趣颇深却所知寥寥。因此，在探寻文物奥秘的过程中，嘉宾也可以看作仪式的参与者，在情感认知方面与屏幕前的观众相融合，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
可以看出，文化类综艺节目以文化内容为主导，弱化了“明星至上”的审美，强调专业人士对节目的升华作用。明星仅作为文内容化的探寻者、参与者。有利于对综艺节目“娱乐至上”的审美进行修正，推进文化类综艺节目文化仪式的进行。
1.3 横纵符号编排
索绪尔认为符号产生意义有“横组合”与“纵聚合”两种情况[3]。《上新了·故宫》具有横纵结合的模式。节目中，嘉宾走进故宫角落找寻线索，推进节目流程的进行，是“横向”直叙节目内容，偏倚综艺节目形式。而节目中结合嘉宾所处环境、探索的推进，在某一节点设计出的史料查询、情景表演等环节便是在“纵向”深入插叙某节点的相关历史故事、文化背景，偏倚纪录片形式。采用“综艺+纪录”模式，是对娱乐综艺节目与纯文化科普类节目双重超越，在提高受众观看兴趣的同时更便于理解符号隐喻的意义。
文化类综艺节目通过电视、网络媒介等进行传播，隔着屏幕观众虽然与屏幕中的世界并不在同一个时空，却能沉浸在节目中所营造的文化空间中。可以说在当今的语境下，媒介的使用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仪式。
2.1 多媒介融合共建仪式空间
《上新了·故宫》在电视首播，播出时间为每周五晚9：08，选取周末休息日，保证了观众参与仪式的在场，观众打开电视收看节目被视为接收邀请，身临其境地参与到仪式当中来[4]。同时，节目中插入了“跨屏互动”的环节，引导观众通过“今日头条”手机端查询节目相关的历史文化内容，更利于对文化知识的了理解。通过手机端上传自己的文创作品，参与到节目文创设计中去，增强了观众在节目中的互动感与话语权。
《上新了·故宫》节目除了固定的电视播放时间外，通过微博、抖音、B站等众多互联网媒体平台进行传播，在互联网平台收获了极大热度，位列爱奇艺热度榜文化类第一名、微博综艺热播榜第一名等。《上新了·故宫》更是联合主流媒体、文博类媒体，还是政务、党团、高校媒体，共同进行节目讨论，形成了破壁式的热议。 可以看出，文化类综艺节目突破了传统电视传播内容的单向性，在节目中实现了观众的参与、互动以及创造，提供了一个将受众吸引到一起的“仪式化场域”，完成文化记忆的重构与强化。同时也在互联网构筑的网络文化社区中共享某种文化价值观和信仰，强化了互联网场域的文化性，弱化了其娱乐狂欢性。
2.2 多产业联动拓展仪式空间
在传播的仪式观中，传播作用从短期效应上升为了一种长期效应，注重传播对信仰的扩散、对秩序的建构，注重文化在时间上的延续，而这种延续对能够实现群体的情感维持。
在电视节目日趋“同质化”“快餐化”的今天，许多节目追求一时的收视热度，随着时间的流逝，热度的消失，影响力和节目的余温难免被冲散，节目往往难以引起观众持续的共鸣。而《上新了·故宫》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不仅仅局限在节目内容对历史文物探索本身，而是在节目外通过多方合作，以“文创”形式将文化影响力持续下去，将文化内涵实体化为具体事物加以延伸。节目设置了实体“上新研究所”，可供观众亲临参观文创产品，不仅加深了观众对节目内容的印象，更是体现了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通过文创的设计与上新，更有许多未观看节目的人被文创作品所吸引，也纷纷被感召，加入到这场文化仪式中来。节目引起了大众对历史文物、博物馆的兴趣，也掀起了故宫文創的热潮，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经济发展，是对社会意义与文化意义的双重突破。
传播仪式观认为，人们通过参与仪式最终完成身份的确认，从而建立公共空间的秩序，达到对社会的维系，强调传播过程的互动和共享。在仪式中完成信息的传播、对历史的呼唤，并使受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实现对集体记忆的确认。《上新了·故宫》着重强调观众的参与，在参与节目的过程中，实现了认同到共鸣、重构文化记忆的目的。
3.1 构建文化共同体
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受众群体本质上在内心构建了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出于兴趣、价值取向聚集在一起，是平等、拥有话语权的，在共同体中，观众形成了群体认同，并在互动和分享之中感受到其他参与者的强烈存在，形成独有的集体记忆，进而促进共同体的紧密化。例如，《上新了·故宫》的微博超级话题聚集了3.6万网友，这些陌生的网友出于对节目的共同爱好，自发形成了微博上的一个共同体，在节目播出过程中参与讨论节目内容。节目结束后，这些群体仍然活跃在网络社群之中，在超话社区中分享传播着文化内容。网友带着“上新了故宫”话题共享着自己拍摄的故宫的美景、博物馆文物，分享文物故事、文创等。在这个过程中，观众在超话社区中由相互疏离到聚集，自然构建起了文化共同体。又如，爱奇艺携手《 上新了·故宫》举办故宫600岁生日“应援”活动，赢得广大观众的积极参与。可以看出，观众通过观看文化类综艺节目也会在线下形成文化共同体，参与线下文化传播活动。
3.2 唤起情感共鸣，实现文化共享
观众被聚集在共同体中的同时，不是将节目中的事物视为与自己无关的文化消费品，更重要的在于在此过程中，抒发自己的情感，也被他人的情感所感染，建立起情感连接，激发情感的强烈共鸣，加强对文化内涵的理解。
文化类节目要想实现历史与现代人的良好交流，让受众感受到历史文化的灵魂和文化的魅力，需要拉近文化与观众的距离，从而形成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上新了·故宫》注重节目与观众的情感互动，通过情景表演唤醒观众心中特有的文化情感，形成文化认同。例如，在演绎“郑和下西洋”相关情节时，观众看到郑和不顾海上凶险，多次为了文化使命下西洋，弹幕纷纷刷屏“感动”，进行情感互动。这是参与到仪式中的人油然而生的、对共同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观众在节目中得到情感共鸣时，会越发喜爱节目的内容，并定时、定点观看，巩固了仪式特征中的固定性与重复性。带来正向的情感互动、传递，进而在社会中更广泛迅速传播。同时，当观众将自身感受表达出来，“仪式”中所蕴藏的深层情感会形成集中的爆发，这种由节目自然产生的自豪感、自信心，不仅会在受众中传播，也会形成巨大的传播力向外扩散，从而形成更多人对文化的认同。
本文所述的传播仪式观视角下的文化类综艺节目传播，注重传播过程中“符号—媒介—参与者”三方面的参与，实现了文化内容传播从传递的广度向文化内涵宽度的推进，这种传播方式对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创作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4.1 注重符号选取与编排
传统文化要实现真正的“复活”，与公众建立共识是最基本的要求[5]。文化类综艺节目通过对典型文化符号的解读，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活力，也赋予了电视节目新的活力，实现了公众文化共识的建立。历史文化符号蕴藏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内涵，更易于激发观众的价值认同，造成持续影响。因此，综艺节目应注重文化符号的选取与编排，在符号选取上应紧扣社会文化，用心编排，在探索文化符号本身的基础上亦聚焦于历史内涵的探索，使节目的意义更为深邃、影响力更为广泛。
4.2 注重多媒介传播及受众参与
传统电视文化节目往往对文化进行线性传播、单向输出，受众较少且无法激起观众的观看兴趣，观众对文化积极性较低。因而，在综艺节目制作过程中，需要注重观众参与，利用新媒体技术在观众的共享中引起情感共鸣，在互动中激起文化认同，提高观众的观看兴趣。同时，受众地位的提升，能引导观众自发在多平台共享传播内容，从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基于多渠道、多产业广泛传播能够召唤更多受众参与观看，进而扩大电视节目的影响力，有利于电视媒介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2]王燕.《如果国宝会说话》用“仪式”重构文化[J].青年记者，2018（36）：74-75.
[3]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孙振虎，李佳咪.从《国家宝藏》看文化综艺节目对文化记忆的媒介重构[J].东南传播，2018（5）：19-21.
[5]李佳.从传播仪式观解析文化类节目创新：以《故事里的中国》为例[J].青年记者，2020（11）：75-76.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05-0093-03
自从19世纪以来，美国公共话语里的“传播”分为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詹姆斯·凯瑞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中首次提出“传播的仪式观”，认为传播并非信息在空间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它是构建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在仪式观的视角下，传播媒介运用符号形成现实的表征，并通过信息的共享达到对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
《上新了·故宫》是2018年北京卫视推出的首档聚焦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创新类真人秀节目，已连续播出三季。节目的最大亮点有三方面：其一，每一期节目中，嘉宾带领观众深入故宫各角落；其二，节目中，嘉宾用表演的形式对历史故事“情境再现”；其三，每期节目最后， 根据故宫相关的文化元素进行“文创作品设计”。相比于娱乐性综艺节目的狂欢戏谑，《上新了·故宫》传递出一种神圣秩序。在此过程中，观众不仅仅感受到其所传达的历史文化之美，也沉浸于节目的打造的仪式盛宴之中，在“故宫探秘”的方式中重构共同的文化信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这些特质正符合仪式观理论，本文将从《上新了·故宫》的符号表征、传播媒介、互动参与三方面分析其如何将文化内涵与娱乐性高度凝结，在观众心中构建起独特的仪式性特征，从而引发共鸣，取得成功。
1 符号与隐喻：仪式符号中的文化记忆再现
仪式是一个庞大的象征符号集合体系，是由众多象征性符号构建起的文化与价值的象征体系。将传播内容分解为不同的符号，通过对典型符号的选择、组合，建构起多层次的符号体系，更易于解读其内涵与意蕴。《上新了·故宫》选择与故宫相关的典型符号，并通过符号的排列组合来营造传播内容的仪式感、再现历史文化的隐喻意义。
1.1 场景符号
《上新了·故宫》节目中建构的场景具有一定的仪式独特性，节目塑造了故宫这一仪式空间。在空间层面上，恢弘壮阔的皇家宫殿营造着庄严肃穆的仪式氛围；在时间层面上，其承载着的600余年历史蕴涵着深厚的文化隐喻。节目通过真实场景与虚拟场景结合，建构出一个完整的故宫场景，让观众全面感受故宫的仪式氛围。例如，在探寻延禧宫中被大火烧毁的水晶宫时，节目通过动画缓缓搭建出“建筑完成假想图”，一座洁白的宫殿出现在观众面前，美丽至极，不禁让人在与现实的对比中感受历史的痕迹，思索历史之厚重，引发出对特殊历史时期的思考。虚实场景符合相结合，再现历史场景，消解时间的跨度，给予观众神奇的沉浸式视听体验。
从典型场景符号出发，转而聚焦到当下社会，不乏对历史厚重的感慨，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思考。从小场景出发，却又不乏宏大叙事，将文化内涵隐喻与符号中[2]，这是文化类综艺节目之意义所在。
1.2 人物符号
任何仪式都有用于维护仪式纪律、推动仪式进入既定程序的主持者，以彰显权威的在场。在文化类综艺节目中，权威者由节目嘉宾来担任。明星嘉宾邓伦作为节目的“新品开发员”，拥有大量影视粉丝基础，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与公信力，有利于增加节目热度。
同时，《上新了·故宫》中邀请的嘉宾往往参演过故宫相关影视剧集中的角色。例如，节目邀请嘉宾邬君梅参与探索“紫禁城中的零零后——溥仪、婉容、文绣的故事”，觀众自然联想起其在《末代皇帝》中演绎的文绣，回想起电影中呈现的特殊历史时期，更易产生情感共鸣。
与传统娱乐综艺不同，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内容多为专业性较高的历史文化内容，《上新了·故宫》邀请故宫博物院的专业嘉宾在节目中为观众答疑解惑，增加节目的专业性，同时消弥了历史文化与普通观众的距离感。在专业嘉宾面前，明星也与观众一样，对历史文化兴趣颇深却所知寥寥。因此，在探寻文物奥秘的过程中，嘉宾也可以看作仪式的参与者，在情感认知方面与屏幕前的观众相融合，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
可以看出，文化类综艺节目以文化内容为主导，弱化了“明星至上”的审美，强调专业人士对节目的升华作用。明星仅作为文内容化的探寻者、参与者。有利于对综艺节目“娱乐至上”的审美进行修正，推进文化类综艺节目文化仪式的进行。
1.3 横纵符号编排
索绪尔认为符号产生意义有“横组合”与“纵聚合”两种情况[3]。《上新了·故宫》具有横纵结合的模式。节目中，嘉宾走进故宫角落找寻线索，推进节目流程的进行，是“横向”直叙节目内容，偏倚综艺节目形式。而节目中结合嘉宾所处环境、探索的推进，在某一节点设计出的史料查询、情景表演等环节便是在“纵向”深入插叙某节点的相关历史故事、文化背景，偏倚纪录片形式。采用“综艺+纪录”模式，是对娱乐综艺节目与纯文化科普类节目双重超越，在提高受众观看兴趣的同时更便于理解符号隐喻的意义。
2 传递与扩散：传播时空中的文化意义外延
文化类综艺节目通过电视、网络媒介等进行传播，隔着屏幕观众虽然与屏幕中的世界并不在同一个时空，却能沉浸在节目中所营造的文化空间中。可以说在当今的语境下，媒介的使用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仪式。
2.1 多媒介融合共建仪式空间
《上新了·故宫》在电视首播，播出时间为每周五晚9：08，选取周末休息日，保证了观众参与仪式的在场，观众打开电视收看节目被视为接收邀请，身临其境地参与到仪式当中来[4]。同时，节目中插入了“跨屏互动”的环节，引导观众通过“今日头条”手机端查询节目相关的历史文化内容，更利于对文化知识的了理解。通过手机端上传自己的文创作品，参与到节目文创设计中去，增强了观众在节目中的互动感与话语权。
《上新了·故宫》节目除了固定的电视播放时间外，通过微博、抖音、B站等众多互联网媒体平台进行传播，在互联网平台收获了极大热度，位列爱奇艺热度榜文化类第一名、微博综艺热播榜第一名等。《上新了·故宫》更是联合主流媒体、文博类媒体，还是政务、党团、高校媒体，共同进行节目讨论，形成了破壁式的热议。 可以看出，文化类综艺节目突破了传统电视传播内容的单向性，在节目中实现了观众的参与、互动以及创造，提供了一个将受众吸引到一起的“仪式化场域”，完成文化记忆的重构与强化。同时也在互联网构筑的网络文化社区中共享某种文化价值观和信仰，强化了互联网场域的文化性，弱化了其娱乐狂欢性。
2.2 多产业联动拓展仪式空间
在传播的仪式观中，传播作用从短期效应上升为了一种长期效应，注重传播对信仰的扩散、对秩序的建构，注重文化在时间上的延续，而这种延续对能够实现群体的情感维持。
在电视节目日趋“同质化”“快餐化”的今天，许多节目追求一时的收视热度，随着时间的流逝，热度的消失，影响力和节目的余温难免被冲散，节目往往难以引起观众持续的共鸣。而《上新了·故宫》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不仅仅局限在节目内容对历史文物探索本身，而是在节目外通过多方合作，以“文创”形式将文化影响力持续下去，将文化内涵实体化为具体事物加以延伸。节目设置了实体“上新研究所”，可供观众亲临参观文创产品，不仅加深了观众对节目内容的印象，更是体现了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通过文创的设计与上新，更有许多未观看节目的人被文创作品所吸引，也纷纷被感召，加入到这场文化仪式中来。节目引起了大众对历史文物、博物馆的兴趣，也掀起了故宫文創的热潮，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经济发展，是对社会意义与文化意义的双重突破。
3 互动与共享：仪式参与中的文化共识建构
传播仪式观认为，人们通过参与仪式最终完成身份的确认，从而建立公共空间的秩序，达到对社会的维系，强调传播过程的互动和共享。在仪式中完成信息的传播、对历史的呼唤，并使受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实现对集体记忆的确认。《上新了·故宫》着重强调观众的参与，在参与节目的过程中，实现了认同到共鸣、重构文化记忆的目的。
3.1 构建文化共同体
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受众群体本质上在内心构建了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出于兴趣、价值取向聚集在一起，是平等、拥有话语权的，在共同体中，观众形成了群体认同，并在互动和分享之中感受到其他参与者的强烈存在，形成独有的集体记忆，进而促进共同体的紧密化。例如，《上新了·故宫》的微博超级话题聚集了3.6万网友，这些陌生的网友出于对节目的共同爱好，自发形成了微博上的一个共同体，在节目播出过程中参与讨论节目内容。节目结束后，这些群体仍然活跃在网络社群之中，在超话社区中分享传播着文化内容。网友带着“上新了故宫”话题共享着自己拍摄的故宫的美景、博物馆文物，分享文物故事、文创等。在这个过程中，观众在超话社区中由相互疏离到聚集，自然构建起了文化共同体。又如，爱奇艺携手《 上新了·故宫》举办故宫600岁生日“应援”活动，赢得广大观众的积极参与。可以看出，观众通过观看文化类综艺节目也会在线下形成文化共同体，参与线下文化传播活动。
3.2 唤起情感共鸣，实现文化共享
观众被聚集在共同体中的同时，不是将节目中的事物视为与自己无关的文化消费品，更重要的在于在此过程中，抒发自己的情感，也被他人的情感所感染，建立起情感连接，激发情感的强烈共鸣，加强对文化内涵的理解。
文化类节目要想实现历史与现代人的良好交流，让受众感受到历史文化的灵魂和文化的魅力，需要拉近文化与观众的距离，从而形成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上新了·故宫》注重节目与观众的情感互动，通过情景表演唤醒观众心中特有的文化情感，形成文化认同。例如，在演绎“郑和下西洋”相关情节时，观众看到郑和不顾海上凶险，多次为了文化使命下西洋，弹幕纷纷刷屏“感动”，进行情感互动。这是参与到仪式中的人油然而生的、对共同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观众在节目中得到情感共鸣时，会越发喜爱节目的内容，并定时、定点观看，巩固了仪式特征中的固定性与重复性。带来正向的情感互动、传递，进而在社会中更广泛迅速传播。同时，当观众将自身感受表达出来，“仪式”中所蕴藏的深层情感会形成集中的爆发，这种由节目自然产生的自豪感、自信心，不仅会在受众中传播，也会形成巨大的传播力向外扩散，从而形成更多人对文化的认同。
4 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创作启示
本文所述的传播仪式观视角下的文化类综艺节目传播，注重传播过程中“符号—媒介—参与者”三方面的参与，实现了文化内容传播从传递的广度向文化内涵宽度的推进，这种传播方式对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创作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4.1 注重符号选取与编排
传统文化要实现真正的“复活”，与公众建立共识是最基本的要求[5]。文化类综艺节目通过对典型文化符号的解读，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活力，也赋予了电视节目新的活力，实现了公众文化共识的建立。历史文化符号蕴藏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内涵，更易于激发观众的价值认同，造成持续影响。因此，综艺节目应注重文化符号的选取与编排，在符号选取上应紧扣社会文化，用心编排，在探索文化符号本身的基础上亦聚焦于历史内涵的探索，使节目的意义更为深邃、影响力更为广泛。
4.2 注重多媒介传播及受众参与
传统电视文化节目往往对文化进行线性传播、单向输出，受众较少且无法激起观众的观看兴趣，观众对文化积极性较低。因而，在综艺节目制作过程中，需要注重观众参与，利用新媒体技术在观众的共享中引起情感共鸣，在互动中激起文化认同，提高观众的观看兴趣。同时，受众地位的提升，能引导观众自发在多平台共享传播内容，从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基于多渠道、多产业广泛传播能够召唤更多受众参与观看，进而扩大电视节目的影响力，有利于电视媒介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2]王燕.《如果国宝会说话》用“仪式”重构文化[J].青年记者，2018（36）：74-75.
[3]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孙振虎，李佳咪.从《国家宝藏》看文化综艺节目对文化记忆的媒介重构[J].东南传播，2018（5）：19-21.
[5]李佳.从传播仪式观解析文化类节目创新：以《故事里的中国》为例[J].青年记者，2020（11）：7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