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致黄裳信中隐去名字的“××”

　　周汝昌先生的《芳园筑向帝城西：恭王府与〈红楼梦〉》（漓江出版社2007）一书，是他晚年关于《红楼梦》大观园原型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书的内容包括了详尽的实地探访与红学考证，所收入的学者间往来的诗词信札更是关于红学史的珍贵史料。
　　书中周汝昌节录了一封他一九六二年从北京写给上海黄裳先生的信，题曰《与黄裳学弟书简（节录）》，内容很有意思，本文之后会多有引用，先原样抄录在这里：
　　鼎弟若话：
　　手书奉悉，极慰鄙怀……
　　又启者，辱询与××晤谈要点，几乎忘却奉答，兹略报一二。其一为考索“大观园”遗址问题，当时尚有列席旁听同志多人。兄略将年来心中所存有关线索作一简叙以及各种问题之解决过程（语多不能备列矣），××表示兹事早经肯定并戏言“第一条，不能反对，第二条不准反对”、“我连司棋、潘又安幽会的地方都肯定了”，风趣可想。现府园二部分未遭大破坏，基本完整，其修理计划可能较大，郑重其事，非草草之意。周总理已同意列入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兄建议可先配合二百周忌开放，而随后逐步修理之。××云此亦可行。兄又谈到将来陈列文物问题，不然空乏。××出示其所批大字戚本，极有独到语，于明传奇等尤有精见（芹老引用者意何居），为红学家所未能言。又及金瓶、水浒、西厢等书，勖兄以“十年计划”研红。依××之见，大观园内之山子乃明代作风，非清人所能办，亦殊有卓识，盖以私人园苑而言，向未曾见如此规格之假山，为园之一大特点，深可注意。谈至过午，兴犹未尽，若不因××下午有事，可能尚不止此也。××作字饶有汉隶章草笔法，兄纪事有句云：“老辈风流不等闲”，非虚誉也。俟大观园“成立”，弟来京同游之，亦绝有意趣之事，可浮大白矣（便中仍盼时惠佳音，又启）。〔补白〕
　　将游大观园喜而有作（去春所作）芳园人说禁城西，老柳官桥迹欲迷。萃锦久湮身后事，天香犹榜梦中题。季伦旧语终谁解，文叔新编倘易齐。多幸来朝叩关处，试从燕嘴觅芹泥。或谓园至恭王时则名萃锦。天香庭院一额无恙，第已粉饰为新矣。文叔句谓宋李格非作洛阳名园记者。末用杜句尚觉自然新颖，一粲，正之。
　　首句实套薛宝卿之旧句也，大堪绝倒。
　　愚小兄玉言再拜谨白
　　（六二年）三月十二日灯下案头
　　盆梅清馨时袭鼻观
　　周汝昌向黄裳“略报一二”的这次“晤谈”，在《芳园筑向帝城西》书末的《周汝昌大观园遗址考察研究历程年表》里也有收录。年表中说，周汝昌在一九六二年三月“与当时中央某一文化方面领导人见面，谈论内容所涉甚多”，谈论内容则引用了信中的原话，当然指的是一件事。年表还指出这位“中央某一文化方面领导人”在这年年初曾到恭王府去看过。
　　信中的好几处“××”字样，显然是节录时被隐去的。这位叫做“××”的“中央某一文化方面领导人”是谁呢？周汝昌在书中另一篇文章《副市长王昆仑》“附篇”中的叙述进一步提供了线索：
　　因王昆仑先生见访，告知对“恭王府”一题最感兴趣的是××领导人，人称“×老”者是也。缘此一个契机，我后来寻求联系，由《光明日报》的热心者介绍陪引，到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拜访了他。谈了一回恭王府的事情，在座者有王冶秋先生，他听我说园子焉能有“一望无际”的稻田，那是造园艺术的特殊手法，名曰“借景”（见《园冶》，是造园重要一义）。王先生即说：“我小时候住过那一带，当时恭王府附近，北与东两面，还是大片大片的稻田……”
　　那次谈话，涉及了一点“红学”难题，即：神游幻境时宝玉所见簿册“判词”与曲文，皆是钗、黛二人合为一词，与别人每人一首独异，这究为何故？应有解释方是。我也未能答出。这位名字被隐去的“××”，曾被尊为“×老”，主管文化方面的事务，又住在旧鼓楼大街的小石桥胡同，显然是“康老”康生无疑了。此时的康生正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担任着“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职务。小石桥胡同的康生寓所，现下是中直机关管理局旗下的竹园宾馆。

周汝昌和康生的结识

　　依周汝昌在文章中的自述，一九六二年的这次见面应是他与康生相识的开始。他自己提到，此次会面的契机，是由王昆仑告诉他康生也对恭王府感兴趣而起。所以之后周才自己寻求联系，经由“《光明日报》的热心者介绍陪引”，才被“邀谈”，能够前往康生寓所接受会见的。这位“《光明日报》的热心者”不知是谁，不过这种要与官员晤面的事情，总要有人居间牵线搭桥。周汝昌另有文记他一九五四年与邓拓的会晤，曾提到那时候居间负责联络接送的是《人民日报》社的田钟洛（即袁鹰）。
　　照周汝昌的说法，同康生的这次会见在场旁听者甚多，王冶秋也在旁听者之中。周汝昌似乎是“主讲”，他与康生讨论到的，不外乎考索“大观园”遗址的问题和恭王府的修缮开放事宜。周汝昌向康生“将年来心中所存有关线索作一简叙”，并提及了“各种问题之解决过程”，得到康生“兹事早经肯定”和“第一条，不能反对，第二条不准反对”的回复—细察文意，康生应该是说：恭王府为“大观园”遗址“早经肯定”，“不能反对”；恭王府修缮开放之事“不准反对”。
　　周汝昌和康生的这次会面，“谈至过午，兴犹未尽”。通过这次会面，周汝昌发现康生对自己和《红楼梦》的研究非常了解，康生的勉励更使他大受鼓舞。在给黄裳写信通报此事时，周汝昌很高兴地称赞康生的谈吐“极有独到语”、“亦殊有卓识”，落款时还用了“三月十二日灯下案头盆梅清馨时袭鼻观”这样的句子，足以看出他当时心情的愉悦。

黄裳书信里的红学话题与康生

　　周汝昌女儿周伦玲女史曾撰文说：“一九六○年代，黄裳先生再回《文汇报》工作，对父亲的红楼梦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他们之间的通信也差不多几天就往返一封。在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达到高峰。那时，国家正筹办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有关曹雪芹的生平资料和探讨大观园遗址的文章很多，他们都是曹雪芹的崇拜者，彼此谈论的话题大都围绕这些方面。”（《“汝昌小兄”与“黄裳老弟”》，载《南方都市报》2012年9月26日）前面周汝昌自己录存的那封《与黄裳学弟书简（节录）》，就是最好的见证，可惜他写给黄裳的信札尚未完全公布出来。 　　幸而黄裳方面的书信已有系统的整理出版。黄裳的《来燕榭书札》一书中，载有他从一九五○至一九六二年间致周汝昌的四十六封信札，信息量相当丰富。周汝昌与康生的这次会见，就在这些信札中留下了痕迹。在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写给周汝昌的信中，黄裳第一次谈到这件事：
　　康老邀谈，大妙大妙，必得党中央领导同志支持方能一扫尘氛，此亦万不可少之事。所谓支持即能使人安心全力以赴之谓，物质之助力尚其余事，所谓无为而治即指此等事，非真无为而长睡也。
　　这封信是“三月五日夜”写的，翌日黄裳就急切地写了一封短信，说“昨夜写好一信，今晨发出”，又说“康老谈话大致内容，希便中见示一二”。大概他之前已从周汝昌的来信中知道康生拟在近期会见的事情了。
　　周汝昌之后的回信，当是本文一开始引录的那封写于三月十二日的《书简》，信中说：“辱询与××晤谈要点，几乎忘却奉答，兹略报一二。”于是向黄裳详尽通报了会见的内容。这封去信黄裳数日后收到，回信写在三月十九日，信中说：
　　快读手书，激动之至。康老谈《红楼》绝妙之事，吾兄首定大观园遗址，今乃为人所承认，为兄大喜，亦可谓“十年辛苦不寻常”也。
　　对这次会见的意义，黄裳的评价很高，故他在三月二十五日去信中又提到：
　　弟拟使《文汇》成为红学家会谈之所，亦大盛事。不问事之巨细，言之精粗，必如此方可造成气氛。然此间颇有人议，不喜考证（指其他考证），因此感到如康老之支持乃万不可少之事。所谓主持风雅，其作用即在此等处。固不必自己动手作文也。因此，兄之一席谈话，其价值不可低估，欲成红楼研究大业，此是发祥之始也。一笑。此两年中，兄可不旁骛他事，专力于《红》，做出成绩，此真大妙大妙！
　　为了“使《文汇》成为红学家会谈之所”，“造成气氛”，黄裳这期间一直在着手组织关于《红楼梦》的好稿件。他曾去信对周汝昌说：“《文汇报》颇有意于请兄撰一文，谈此园遗址，从考证角度出发，补《红楼新证》旧说……大观园亦名园也，何可不一谈之！”可惜周正忙着写他的《曹雪芹卒年辩》，抽不出空来。于是这个任务落到了《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北办”）的头上。
　　“北办”正着手采写文章，却遇到了阻碍—黄裳在信里私下告诉周汝昌：“《大观园》果不能发表，系王昆仑意见，园中有保密机关而又恐人之讥评，遂不同意发表消息，此扫兴之事也。然亦无妨，稍稍待之可耳。”然而“北办”记者刘群的文章很快写成，报社众人读过都说好，若不发表就太可惜了！报社方面遂通过种种渠道向北京市和有关方面作请示，作争取。其中内情，黄裳也及时告诉了周汝昌：“《大观园游记》已送康老审阅。”
　　康生的审阅成为刘群文章发表的转机。四月二十九日黄裳在去信（按：《来燕榭书札》一书编者误将此信系于4月19日）中高兴地告诉周汝昌：“《大观园》稿，写至此处，喜得康老已阅过该文，并批可发，为之大快。”康生的批示，使这篇《京华何处大观园》终于能够在四月二十九日这天的《文汇报》上发表出来。
　　文章发表后，黄裳还曾去信告诉周汝昌：“沪报馆门外转角处本亦有一贴报牌，翌晨即为人打碎玻璃，取报纸以去。馆中尚存报百许张，抢购一空。各处学习单位亦放弃学习，专读此文，连大学中亦多谈论此事。”因为文章用了“吴柳”的笔名，报社中竟“纷纷问吴柳何许人，作种种‘考证’”。这篇文章所引发的反响之热烈，于此可见一斑。
　　之后黄裳本还想把红学讨论这盆炉火烧得更旺一点儿，可惜“怕多怕长”、“力挽古风”、反对“烦琐考证”的形势又稍稍抬头了，只好“不拟多发这些文章了”。不过，之后刘蕙孙先生给报社寄去写大观园的《名园忆旧》一文，黄裳还是尽力为之发表创造条件了（此文后刊于《文汇报》1962年6月2日）。关于此文他也曾写信告诉周汝昌，曾寄去三份清样给“北办”，是为了“送康老及陈垣老”审阅的。
　　就康生审阅这几篇关于《红楼梦》的稿件来说，与其认为他热心《文汇报》的编务，不如说他更关心红学讨论。之后的七月三日，康生还给周汝昌写去了一封信。周汝昌也把这封信节录在《副市长王昆仑》一文的“附篇”里了，他说：“为了保存恭王府一题的珍贵史料，今将‘×老’的一封信札披露于此，因为这是当时中央领导人曾到府园的唯一记载，不应使之散佚，以致后世无所考见。”《副市长王昆仑》这篇文章是“二○○二年六月上旬写讫”的，可见以上这些话代表了周汝昌晚年的想法。信的内容，倒可为一九六二年周汝昌与康生因大观园问题发生交集的史料作一煞尾了，兹录原文于下：
　　周汝昌先生：
　　…………
　　查到曹氏老坟及族谱，闻之可喜，我前不知此事。
　　最近郭沫若、陈叔通、张奚若、李富春、李先念、杨尚昆诸公及陈毅元帅都去看了恭王府，大家都很有兴趣。据张奚老说，过去梁思成教授及林徽因女士（已故）对恭王府之建筑曾作过研究。游园时粤剧名演员红线女持一团扇（上画钱塘江大桥）请郭老题，郭老题诗一首曰：
　　一日清闲结雅游，百年余梦觅红楼。
　　楼前尚有湘妃竹，扇上钱塘天外流。
　　一九六二年七月三日
　　在康生写这封信之后，《红楼梦》讨论的热潮还在继续展开。《红楼梦》的戏曲和电影得到上演，报纸上仍发表着关于《红楼梦》的文章，翌年故宫博物院更举办了“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盛况空前。康生作为主管文化方面的领导人，想必在这些活动中会起到一些作用，也许会和周汝昌有另外一些交集。可惜由于材料的匮乏，对这段历史目前的了解还不够多。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给周汝昌写这封信两个月后的一九六二年九月，康生被增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的政治地位就此进一步地跃升了，工作想必也越发忙碌，大概没有再和周汝昌在具体事务上进行频繁的联系了。

关于“文革”中的周汝昌与康生

　　“文化大革命”中周汝昌与康生的关系，一直以来受到诟病。这里又不得不说到那件“传者已自供为伪，而观者偏硬说是真”（俞平伯语）的“曹雪芹佚诗公案”了。在这件公案中，坚持认为“佚诗”为真者的代表是吴世昌先生。公案后期，他在周汝昌已承认“佚诗”为自己所作、事件真相已浮出水面的情况下，仍坚持己说，大力地批驳反对意见，甚至说了些相当激烈的话。如他在《论曹雪芹佚诗之被冒认—再斥辨伪谬论》（载香港《广角镜》杂志第91期，1980年4月16日）这篇文章中，就大力斥责了他认为是“冒认”了佚诗作者的周汝昌，为此吴世昌还特别提到了周与康生的关系： 　　至于此人的“来历”，则他宿舍里的左邻右舍都听说过的：“只要×老不倒，我周某人就不会倒！”这话倒也不是吹牛，下文就可证明。
　　吴世昌在下文中，引了周汝昌一九七七年发表的文章《半个红学家的悲哀》（载《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77年第1期，“半个红学家”指的是江青，因江青曾如此自谓）中的一大段，加以痛批。他说：
　　周汝昌写这样一篇矫揉造作、言不由衷的“批江”文章，目的当然是急于表态。只要不是傻子，谁都看得明白：这是名为“批江”而实际上是挟康生以自重，向读者示威的宣言。他和江姚关系密切，出版界谁都知道。他的订正本《红楼梦新证》居然印大字宣纸线装本，外加七个蓝布套，出版社耗费钜万，就是通过江姚向出版社施加压力，才忍痛印制的。“四人帮”倒后，出版界对此举民愤不小，所以他想借康生的尸居余气，以对抗民愤。
　　尤其令人愤慨的是，他在这篇文字中竟把他的恩人康生和周总理相提并论：说江青的“毒箭从背后对准周总理、康生同志等”。（下略）
　　这篇文章到底是如何令吴世昌如此大动肝火的呢？不妨把《半个红学家的悲哀》里周汝昌的原文引几段在下面，以资参照：
　　一九六一至六三年间，为了纪念伟大作家曹雪芹，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布置了一些活动，安排了一些计划。妄想夺权的“半个红学家”插不进手，嫉妒变为仇恨，深藏在心。文化大革命兴起以后，她就和她的死党姚文元在炮制文章时，借了《红楼梦》“大观园”等主题，以批“黑线”为名，射出一支支的毒箭，从背后对准周总理、康生同志等中央领导人。这，一般读者是不得其味；了解事情真相的却十分明白：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事例是暗中攻击周总理批准同意了为曹雪芹建立一处纪念馆的计划。一九六二年的开春，康生同志在一次接见中亲口告诉我说：“周总理已经批准了（为曹雪芹）建立这座纪念馆。”康老说到周总理三个字，语气特别敬重，也是特别强调、特别高兴的，并说：只因为我们国家为苏修所祸害，目前还有一些困难，周总理已经同意把这个建馆计划纳入到一九六七年，下一个五年计划中去。江姚等人知道这个计划后，拼命加以攻击。最恶毒不过的是，他们不但对“同志”们大讲此事的黑话，而且丧心病狂到对外国人也大讲。江青甚至公然叫嚣：对这些，“在我们党内已经形成几派了！”种种黑话竟要使全世界都听到！她还露骨地狂吠：“好多人去看了，某某负责人也去看了……”她之疯狂地反对周总理，也包括康生、陈毅等多位同志（她所意指的这些领导人的名字，康生同志曾在给我的信函中都提到过），疯狂地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不择手段，一至于此。吴世昌对这段话大加批驳：
　　周汝昌的交代真是坦白得很。“康生同志曾在给我的信函中（sic）都提到过‘江青’所意指的领导人名字”—她所“疯狂地反对”的周总理居然也“包括康生”！这样的谎话有谁信吗？
　　文中的“sic”是“原文如此”的意思，盖吴世昌在此讥讽周汝昌原文不通。
　　周汝昌一九七七年的批判文章中，确实提到“好多人去看了，某某负责人也去看了”，引得江青“露骨地狂吠”，似乎因此江青就“疯狂地反对周总理，也包括康生、陈毅等多位同志”了。周汝昌还说：“她所意指的这些领导人的名字，康生同志曾在给我的信函中都提到过。”这话的语气，仿佛那时康生的信里有专门的段落指斥江青似的。
　　仔细读读这段还不难发现，这封康生写给周汝昌的信，正是本文前面引到的那封周汝昌自己公布出来的信件。信里康生的原话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最近郭沫若、陈叔通、张奚若、李富春、李先念、杨尚昆诸公及陈毅元帅都去看了恭王府，大家都很有兴趣。”仅此而已，完全没有提到江青。这里是怎么推论出江青“射出一支支的毒箭，从背后对准周总理、康生同志等中央领导人”的呢？吴世昌所批评的周汝昌“挟康生而自重”，盖非无因也。
　　关于周汝昌与康生的关系，吴世昌还披露说：
　　……必须指出：他说他之所以能“从湖北干校回到首都”，乃是“蒙敬爱的周总理特调指示”。这又是一个大谎。当时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的，不只他所在的一个出版社，还有别的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单位。一九七○年秋北京“特调”周汝昌回京的“指示”到达干校时，成为一个哄动全校的重要新闻，尤其是因为这“指示”来自中央文革的“顾问”。这不仅是周氏所在的单位人人皆知，连干校中别的单位的同志也无不知道而且惊诧。当时他得知这个“特调指示”以后的得意之色，许多人是记忆犹新的。他回京后曾函告南京友人，说是江青调他回京。现在他又改成“蒙敬爱的周总理特调指示”，因此他能回
　　京……
　　中央“文革”的“顾问”，也是那个时代的“暗语”之一，指的就是康生。不过话说回来，周汝昌由干校被调回北京的详情究竟如何，到底跟康生有没有关系，至今还是一个谜。周汝昌自己后来的说法是他当时拿到了“今奉中央周总理办公室专电致湖北军区司令部：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的公函，但他的传记作者梁归智先生在《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红楼风雨梦中人》（译林出版社，2011）里却说：“当日在出版社、文化部、干校，不断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谣言……不知道周汝昌有什么来头。问题是，周汝昌自己也莫名其妙，不仅在当时，直到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也仍然没能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看来要等相关的档案材料解密后才能回答了。
　　吴世昌说周汝昌“和江、姚关系密切”，更说康生是周汝昌的“恩人”。林东海先生在《文林廿八宿：师友风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增订本）一书中倒曾谈到周汝昌“文革”时给江青、姚文元写信的事情，他说：“一九七七年六月，人文社古典部曾传阅周汝昌先生写的一份材料，交代他曾给江青写过两封信，给姚文元写过三封信；七月五日和九日，周先生两次到编辑部说明写信的情况。”彼时康生的问题还没有浮出水面，周汝昌说明的情况里，当然不会提到康生，所以我们无从得知他在“文革”期间及之前给康生去过多少信。
　　不过，林东海也指出： 　　和周先生同事过的同仁，都知道周先生爱写信，下至平交乃至晚辈，上至中央领导，都时常向他们发信。据我所知，他的写信，既不是告密，也不是巴结，更无意向上爬，而是希望得到帮助，解决他在研究中或生活上碰到的一些难题。爱向上写信，固然有些讨人嫌；不过，作为一介文人，到了需要出此下策，也够令人感慨系之的。因为不涉及重要的政治问题，所以他把情况说清楚也就没事了。
　　林东海的分析是有趣的，很有道理，引人思索。
　　吴世昌和周汝昌在“文革”前的关系大概不坏；但应该说，“曹雪芹佚诗公案”大幅度地改变了他们的关系。吴世昌的“揭发材料”，应该大多出自他在干校和学术圈内的亲闻，但形诸文字，似乎失之激愤。相较之下，周汝昌当时对此的不回应倒是高招了。
　　周汝昌那篇写在许多年之后的《副市长王昆仑》篇末，循他撰文的体例，缀有“诗曰”一首：“恭王旧邸近如何？一介书生冒昧多。也有文章抓辫子，劳他无水也生波。”关于“曹雪芹佚诗公案”及他人诘难的他与康生之间的关系，周汝昌一直没有作公开详尽的反驳，“也有文章抓辫子，劳他无水也生波”这两句，或许可以视作他多年后的回应吧。

周汝昌与康生关系的终结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周汝昌与康生并没有什么特别深的交往。他平素谈话和写文章，谈到或引用到康生，不免有点书生“挟威自重”的意思。由此引发的种种争议以及后果，显然是他自己始料未及的。
　　最近拍卖会上涌现了一大批与康生有关的图书与信札，估计是从康生后人那里流出的，为研究康生其人提供了不少新材料。华夏国拍二○一二秋拍的“名人墨迹影像古籍文献专场”，有一批文化界人士在康生去世后写给康生遗孀曹轶欧的信件上拍。其中有一封，是周汝昌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写给“康生同志治丧委员会”的信函和挽联。这封信极有意思，兹从网上预展的照片上辨认并录下内容，权为本文阐述的周汝昌与康生的关系作一总结。
　　这封信用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制式信封，信封上写着：
　　国务院值班室请速转
　　康生同志治丧委员会
　　东单红星胡同14号周
　　红星胡同十四号时为周汝昌住所。周汝昌一九五九年春移居无量大人胡同十四号；“文革”时，这条胡同一度改名“瑞金路十四条”，旋改为“红星胡同”。

　　信的内容说：
　　康生同志治丧委员会：
　　惊闻康生同志逝世，深为悲痛！送上联稿，略表衷怀悼念之识。因目力艰难，未能正式书写，拟恳大力设法代书。如追悼会不拟悬挂个人挽吊联语，请转交康生同志家属收存，至为感谢！
　　专上，致以
　　敬礼！
　　周汝昌 谨启 一九七五……（下缺）
　　附注：挽联曾交本人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转……（中缺）……会不受，今故直寄，请鉴察……（下缺）
　　附注里的缺字，因在网上预展的图片中被信封遮盖而未能完全识别。但信的大意是很明白的：周汝昌本想把挽联交由自己的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转给康生治丧委员会，却未果，才直接给治丧委员会去信的。
　　信的第二页是挽联一副：
　　康生同志永垂不朽
　　七十七稔高秋 忠魂长拱北 神
　　州日月 革命□□ □□□□勤挥壮檄传四海 鬼蜮掩修旗 须信□□□□□余事
　　五番五年伟画 天更图南 祖国山河 人民意气 忍说大星遽陨幅讣动寰辰 雪梅催葭琯要从悲痛膺怀策有生
　　周汝昌 敬挽
　　这里也有不少字被遮盖了，已据下文补足缺字数目。好在整体内容也很清楚：“七十七稔”指康生的岁数，“壮檄传四海”指的是康生曾参与过的“九评”等“反修”文章，“鬼蜮掩修旗”骂的则是苏联的“修正主义”路线。下联里有几个生僻的词眼，但也好解释：“五番五年”大概是指当时即将开始的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 1980年），“葭琯”本意泛指管状乐器，或许是用来借指康生去世时汽笛长鸣的哀悼之声。
　　根据拍卖说明可知，一九七五年底康生去世后，曹轶欧收到的这批慰问信函共有二十九通。寄信人中，有“臧克家、周汝昌、齐燕铭、絜胡青、成仿吾夫妇、傅抱石夫人罗时慧、赵燕侠、李扈生、陈楚三”等人，多为文艺界人士。网上预展的照片里，除了周汝昌的去信之外，还可以看到臧克家、齐燕铭致曹轶欧信的内容，均表示了一定的沉痛和缅怀之意。这些寄信人未必都把康生当作“恩人”，但想必康生在主管文化教育方面之时，一定与他们有过直接的交往和工作上的联系，说不定也给予过他们一定的帮助。向逝者家属表达哀思，应属人之常情。
　　康生在历史上给人们的印象，不外是个“龙爪”式的阴谋家，充其量只是个有相当文化水平的阴谋家。周汝昌在历史上给人们的印象，则是个书生气十足的学者，甚至可以说是个书呆子劲十足的争议学者。但这两种印象却都是表象。剥开这一层表象，他们的交往其实就是官员与知识分子的交往。带着“阴谋家”和“争议学者”这先入为主的印象去解读他们之间的交往，往往会增添上一些暗影。这些暗影或是被用为攻伐工具，或是因为贤者讳而隐去，于是一桩原本平白的事情竟成“隐秘”。为贤者讳本属偏狭，为恶者弥增其罪更大可不必。本文的“抉隐”，只不过是想抉出其中直白的事实，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