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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我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因请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到北大作时事报告一事，与张申府先生相识，并慢慢结为忘年之交。因此，我有幸亲耳聆听了张申府先生忆述他为何突然脱党，为何不合时宜地发表《呼吁和平》而被民盟开除等故事及其心路历程。
请张申府、刘清扬夫妇
到北大作时事报告
1947年初，我受北京大学文学院学生社团联合会委托，请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到北大作时事报告。我持老共产党员焦敏之同志给我写的介绍信，到北平黄花门五号去拜访他们两位。他们两位的住家离北大沙滩不远，是一座独门的四合院。他们在书房兼客厅接待了我。家具很简单，四周摆满了书柜。他们夫妇是有名望的爱国民主人士，没有一点架子，对我这个20岁的年轻学生很热诚。张申府老先生用一口河北话问我：“在哪个系学习，系里有哪几位老师？”我告诉他：在历史系学习，系主任是郑天挺，教授有向达、杨人楩等。张老是北大文学院的老教授，对文学院的很多教授很熟悉。
刘清扬女士的问话最多，问胡适对学生怎样，对学生活动干涉不干涉，等等。我回答：在北大复校典礼上，胡适先生讲要继承蔡元培校长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强调这是北大的传统，是治校方针。并说：“你们学生要独立思考，兼听则明，偏听则愚。”许德珩、周炳麟、钱端升等参与过五四运动的老教授全力倡导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北大校方允许学生在校内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学生组织的社团很多，课外集会很多，壁报贴满了校园，大多是反对蒋介石国民政府专制、独裁、打内战的。
他们两位很关心学生的思想状态。我向他们汇报：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10月11日占领了张家口，当天宣布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国共谈判全面破裂之后，部分同学受暂时现象迷惑，产生一些悲观情绪。1946年底，由北大同学发起，爆发了北平和全国声势浩大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大游行之后，增强了与国民党腐败当局斗争的信心，关心形势的同学大大增加了。我今天来拜访你们，就是受北大进步学生的委托，请你们给我们北大学生作形势报告，提高和鼓舞同学们对革命的信心。他们两位听了邀请之后，欣然答应。
1947年2月，新学期开学不久，刘清扬女士首先来校作报告。地点是在沙滩北楼第一教室，有300多人参加，把教室挤得满满的。刘女士讲话声音洪亮，激昂慷慨，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政协协议和停战协议的行为，指明人民力量大，国民党反动派与人民为敌，必然会失败。她的讲话不断被掌声打断，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3月，张申府老先生也在同一地方作报告，他在1946年1月参加了在重庆由国民党召开的政协会议，他摆事实，讲道理，把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政协协议，背信弃义发动全面内战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增强了同学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对共产党的同情和信任。他们夫妇来北大作报告，由我接送，并领着他们在校园转转，看看学生社团的集会场所，民主广场贴的反对国民党的壁报、大字报等等。
同张申府老先生认识后，因为他的住地离沙滩很近，常常叫我代他在北大图书馆借书还书。我借每次取书的机会，常向他请教哲学问题，他总是详细给我解答。1948年3月，他给北平民主同盟的盟员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叫我也参加，给他作记录并整理讲稿。我把整理好的讲稿送去，他看后很高兴，对我说：“整理得很精炼，我引证的话，你都注出了出处。”他的讲稿发表时，特别注明是我整理的。
张申府一生值得回忆的两件大事
交往多了，彼此熟悉了，张申府老先生把我看做忘年之交。互相之间有了信任，谈话也就自由和深入了。我向他打听他的身世，问他在北大同陈独秀、李大钊的交往，他都很坦白地向我作了介绍。张申府说：“我是河北献县人，1893年出生，是书香世家，家父濂公是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少年时我和弟弟张岱年跟家父念古书。1912年家父被选为国会议员，迁到北京，我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1914年考入本科，先学哲学，后学数学，1917年毕业留校做助教，教逻辑学，1920年升为讲师。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回到北京，主编《晨钟报》的《甲寅日刊》，经同窗郭仁林介绍，我认识了他。1917年，蔡元培先生当北大校长，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任图书馆馆长。我和大钊同志都支持新文化运动，我们两人都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积极撰稿，陈独秀聘我们二人当这个刊物的主编。我们三个人经常在李大钊的办公室商议这两个刊物的编辑工作，陈独秀曾说过，他在北大同李大钊和我最谈得来。”
李大钊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后，最先吸收张申府入会，他们两人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负责人，约请天津“觉悟社”的周恩来、刘清扬来北京。1920年8月16日，两个社团的代表20人在陶然亭慈悲庵开会，商议两地爱国进步青年加强联系，共同战斗等问题。在这次会上，张申府结识了周恩来、刘清扬。后来在巴黎，张申府介绍他们二人入党，并同刘清扬相爱，结成夫妇。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北京找到李大钊，要他组建中国共产党，李大钊说：“我的号召力不及陈独秀”，所以为维经斯基写了介绍信，介绍他到天津。1920年8月，陈独秀在维经斯基帮助下在上海建立共产党小组。在建立之前，他曾写信给张申府：“建党是叫社会党或共产党？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的字）可谈。”张申府持信向李大钊商议，李说：“叫共产党好！”叫张申府给陈独秀回信，最后陈独秀采纳了李、张意见，取名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带话给他们二人，嘱咐在北京也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李大钊、张申府在1920年10月，在北大红楼李大钊的图书馆长办公室介绍北大学生张国焘入党，三人成立了继上海后第二个共产党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
1920年，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在法国里昂办中法大学，经蔡元培推荐，聘请张申府为中法大学的哲学教师，年底张申府随蔡元培一齐赴欧。张申府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在欧洲建立中国共产党驻欧小组。1921年，张申府先介绍刘清扬入党（两人不久结婚），两人介绍周恩来入党，后来有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到了巴黎，他们五个人在巴黎建立巴黎小组。1922年，张申府、周恩来在巴黎发展朱德、孙炳文入党，年底建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张申府任书记。 1923年底，张申府回国到了广州，在广州大学（中山大学的前身）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24年，苏联帮助孙中山筹建黄埔军校，当时会俄文的人很少，孙中山聘请张申府帮助苏联派来的人一同筹建黄埔军校。张申府负责招考第一期学员，亲自参加了对学员的面试。1924年5月开学，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委任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聘加伦等苏联军官为军事顾问。孙中山聘请张申府为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戴季陶不到职，工作由张申府直接同廖仲恺联系，实际上是张申府主持政治部的工作。当时黄埔军校很重视政治教育，把它提高到与军事训练同等地位，培养学生爱国精神和革命意识。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中有陈赓、左权、徐象谦（后改名为徐向前）等40多名地下党员，占了学员的十分之一，张申府推荐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等共产党员做政治教官。廖仲恺对张申府很器重，亲自推荐给蒋介石当翻译。张申府回忆说：“我在黄埔军校看到蒋介石非常跋扈，什么事都是他独断独行，一个人说了算，我一生气，就不干了。廖仲恺极力挽留我，我说不干就不干。廖仲恺叫我推荐人选，我推荐周恩来，廖仲恺同意，并给周恩来寄去路费。1924年底（1924年9月——作者注），周恩来回到广州，当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说到这里，张申府笑着对我说：“我一生做事不多，值得回忆的就办了两件大事，一是介绍周恩来入党，二是推荐周恩来当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张申府谈自动退党：“这是我的个性和缺点，宁折不弯”
我曾问张申府老先生：“你同陈独秀、李大钊一起发起组织共产党，为什么后来却自动退党了？”他很坦白地对我说：“这怪我是知识分子，脾气直，看不惯当时党内重大决议总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1923年党的三大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决议案，我就不赞成。1925年1月在党的四大会议上，一个同志发言主张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我不同意，在会上同他吵了起来。当时我怒不可遏，就退场，并大声喊我退党了，周恩来马上跑出场外，追上我劝我息怒，不要退党，我没有听他劝阻，就离开会场了。后来赵世炎也劝我不要退党，我不为所动。这是我的个性和缺点，宁折不弯。退党后，李大钊找我谈话，劝我不要退党，他也劝不动，只好向我约定，你在党外要帮助党，我接受了，并一生践行了这一诺言。全国抗战爆发前，我在北平从事华北救国会的工作，参加一二九游行；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当参政员，参加民盟，批评国民党专政、独裁，都是这样做的。”
张申府先生离开党组织后，一直在北大、清华、中法等大学任教，他对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哲学、英国伯兰特·罗素的哲学研究造诣很深。
1948年10月，张申府先生在政治上做了一件错事。他是民主同盟华北总部的负责人，在东北辽沈战役胜利后，竟然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引起共产党、民主同盟的严重不满。11月15日，民盟中央开除了张申府的盟籍，12月6日在石家庄出版的《人民日报》刊文批评张申府“卖身投靠”国民党。12月16日，他的夫人刘清扬在解放区声明和他离婚，划清界限。
北平解放后，许多老同志都责备张申府：“你一生反对国民党专制、腐败，当解放战争决战前夕，你怎么作出这种蠢事？”张申府先生对这事也后悔不已，说：“都怪我本性难移，当时我看到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太痛苦了，我想让人民缓缓气，就写出了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不慎重。”他说的这段话，反映了他一贯直抒心意、率性而为的特性，暴露了他的弱点，或许也正是这种个性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
新中国成立后，经周恩来、李维汉安排，张申府先生在北京图书馆当研究员，干他的老本行，研究罗素哲学、数理逻辑和中外哲学。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平反，晚年当了第五、六两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病逝，享年93岁。
（责任编辑 文世芳）
请张申府、刘清扬夫妇
到北大作时事报告
1947年初，我受北京大学文学院学生社团联合会委托，请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到北大作时事报告。我持老共产党员焦敏之同志给我写的介绍信，到北平黄花门五号去拜访他们两位。他们两位的住家离北大沙滩不远，是一座独门的四合院。他们在书房兼客厅接待了我。家具很简单，四周摆满了书柜。他们夫妇是有名望的爱国民主人士，没有一点架子，对我这个20岁的年轻学生很热诚。张申府老先生用一口河北话问我：“在哪个系学习，系里有哪几位老师？”我告诉他：在历史系学习，系主任是郑天挺，教授有向达、杨人楩等。张老是北大文学院的老教授，对文学院的很多教授很熟悉。
刘清扬女士的问话最多，问胡适对学生怎样，对学生活动干涉不干涉，等等。我回答：在北大复校典礼上，胡适先生讲要继承蔡元培校长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强调这是北大的传统，是治校方针。并说：“你们学生要独立思考，兼听则明，偏听则愚。”许德珩、周炳麟、钱端升等参与过五四运动的老教授全力倡导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北大校方允许学生在校内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学生组织的社团很多，课外集会很多，壁报贴满了校园，大多是反对蒋介石国民政府专制、独裁、打内战的。
他们两位很关心学生的思想状态。我向他们汇报：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10月11日占领了张家口，当天宣布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国共谈判全面破裂之后，部分同学受暂时现象迷惑，产生一些悲观情绪。1946年底，由北大同学发起，爆发了北平和全国声势浩大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大游行之后，增强了与国民党腐败当局斗争的信心，关心形势的同学大大增加了。我今天来拜访你们，就是受北大进步学生的委托，请你们给我们北大学生作形势报告，提高和鼓舞同学们对革命的信心。他们两位听了邀请之后，欣然答应。
1947年2月，新学期开学不久，刘清扬女士首先来校作报告。地点是在沙滩北楼第一教室，有300多人参加，把教室挤得满满的。刘女士讲话声音洪亮，激昂慷慨，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政协协议和停战协议的行为，指明人民力量大，国民党反动派与人民为敌，必然会失败。她的讲话不断被掌声打断，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3月，张申府老先生也在同一地方作报告，他在1946年1月参加了在重庆由国民党召开的政协会议，他摆事实，讲道理，把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政协协议，背信弃义发动全面内战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增强了同学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对共产党的同情和信任。他们夫妇来北大作报告，由我接送，并领着他们在校园转转，看看学生社团的集会场所，民主广场贴的反对国民党的壁报、大字报等等。
同张申府老先生认识后，因为他的住地离沙滩很近，常常叫我代他在北大图书馆借书还书。我借每次取书的机会，常向他请教哲学问题，他总是详细给我解答。1948年3月，他给北平民主同盟的盟员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叫我也参加，给他作记录并整理讲稿。我把整理好的讲稿送去，他看后很高兴，对我说：“整理得很精炼，我引证的话，你都注出了出处。”他的讲稿发表时，特别注明是我整理的。
张申府一生值得回忆的两件大事
交往多了，彼此熟悉了，张申府老先生把我看做忘年之交。互相之间有了信任，谈话也就自由和深入了。我向他打听他的身世，问他在北大同陈独秀、李大钊的交往，他都很坦白地向我作了介绍。张申府说：“我是河北献县人，1893年出生，是书香世家，家父濂公是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少年时我和弟弟张岱年跟家父念古书。1912年家父被选为国会议员，迁到北京，我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1914年考入本科，先学哲学，后学数学，1917年毕业留校做助教，教逻辑学，1920年升为讲师。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回到北京，主编《晨钟报》的《甲寅日刊》，经同窗郭仁林介绍，我认识了他。1917年，蔡元培先生当北大校长，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任图书馆馆长。我和大钊同志都支持新文化运动，我们两人都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积极撰稿，陈独秀聘我们二人当这个刊物的主编。我们三个人经常在李大钊的办公室商议这两个刊物的编辑工作，陈独秀曾说过，他在北大同李大钊和我最谈得来。”
李大钊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后，最先吸收张申府入会，他们两人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负责人，约请天津“觉悟社”的周恩来、刘清扬来北京。1920年8月16日，两个社团的代表20人在陶然亭慈悲庵开会，商议两地爱国进步青年加强联系，共同战斗等问题。在这次会上，张申府结识了周恩来、刘清扬。后来在巴黎，张申府介绍他们二人入党，并同刘清扬相爱，结成夫妇。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北京找到李大钊，要他组建中国共产党，李大钊说：“我的号召力不及陈独秀”，所以为维经斯基写了介绍信，介绍他到天津。1920年8月，陈独秀在维经斯基帮助下在上海建立共产党小组。在建立之前，他曾写信给张申府：“建党是叫社会党或共产党？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的字）可谈。”张申府持信向李大钊商议，李说：“叫共产党好！”叫张申府给陈独秀回信，最后陈独秀采纳了李、张意见，取名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带话给他们二人，嘱咐在北京也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李大钊、张申府在1920年10月，在北大红楼李大钊的图书馆长办公室介绍北大学生张国焘入党，三人成立了继上海后第二个共产党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
1920年，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在法国里昂办中法大学，经蔡元培推荐，聘请张申府为中法大学的哲学教师，年底张申府随蔡元培一齐赴欧。张申府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在欧洲建立中国共产党驻欧小组。1921年，张申府先介绍刘清扬入党（两人不久结婚），两人介绍周恩来入党，后来有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到了巴黎，他们五个人在巴黎建立巴黎小组。1922年，张申府、周恩来在巴黎发展朱德、孙炳文入党，年底建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张申府任书记。 1923年底，张申府回国到了广州，在广州大学（中山大学的前身）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24年，苏联帮助孙中山筹建黄埔军校，当时会俄文的人很少，孙中山聘请张申府帮助苏联派来的人一同筹建黄埔军校。张申府负责招考第一期学员，亲自参加了对学员的面试。1924年5月开学，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委任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聘加伦等苏联军官为军事顾问。孙中山聘请张申府为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戴季陶不到职，工作由张申府直接同廖仲恺联系，实际上是张申府主持政治部的工作。当时黄埔军校很重视政治教育，把它提高到与军事训练同等地位，培养学生爱国精神和革命意识。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中有陈赓、左权、徐象谦（后改名为徐向前）等40多名地下党员，占了学员的十分之一，张申府推荐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等共产党员做政治教官。廖仲恺对张申府很器重，亲自推荐给蒋介石当翻译。张申府回忆说：“我在黄埔军校看到蒋介石非常跋扈，什么事都是他独断独行，一个人说了算，我一生气，就不干了。廖仲恺极力挽留我，我说不干就不干。廖仲恺叫我推荐人选，我推荐周恩来，廖仲恺同意，并给周恩来寄去路费。1924年底（1924年9月——作者注），周恩来回到广州，当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说到这里，张申府笑着对我说：“我一生做事不多，值得回忆的就办了两件大事，一是介绍周恩来入党，二是推荐周恩来当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张申府谈自动退党：“这是我的个性和缺点，宁折不弯”
我曾问张申府老先生：“你同陈独秀、李大钊一起发起组织共产党，为什么后来却自动退党了？”他很坦白地对我说：“这怪我是知识分子，脾气直，看不惯当时党内重大决议总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1923年党的三大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决议案，我就不赞成。1925年1月在党的四大会议上，一个同志发言主张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我不同意，在会上同他吵了起来。当时我怒不可遏，就退场，并大声喊我退党了，周恩来马上跑出场外，追上我劝我息怒，不要退党，我没有听他劝阻，就离开会场了。后来赵世炎也劝我不要退党，我不为所动。这是我的个性和缺点，宁折不弯。退党后，李大钊找我谈话，劝我不要退党，他也劝不动，只好向我约定，你在党外要帮助党，我接受了，并一生践行了这一诺言。全国抗战爆发前，我在北平从事华北救国会的工作，参加一二九游行；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当参政员，参加民盟，批评国民党专政、独裁，都是这样做的。”
张申府先生离开党组织后，一直在北大、清华、中法等大学任教，他对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哲学、英国伯兰特·罗素的哲学研究造诣很深。
1948年10月，张申府先生在政治上做了一件错事。他是民主同盟华北总部的负责人，在东北辽沈战役胜利后，竟然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引起共产党、民主同盟的严重不满。11月15日，民盟中央开除了张申府的盟籍，12月6日在石家庄出版的《人民日报》刊文批评张申府“卖身投靠”国民党。12月16日，他的夫人刘清扬在解放区声明和他离婚，划清界限。
北平解放后，许多老同志都责备张申府：“你一生反对国民党专制、腐败，当解放战争决战前夕，你怎么作出这种蠢事？”张申府先生对这事也后悔不已，说：“都怪我本性难移，当时我看到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太痛苦了，我想让人民缓缓气，就写出了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不慎重。”他说的这段话，反映了他一贯直抒心意、率性而为的特性，暴露了他的弱点，或许也正是这种个性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
新中国成立后，经周恩来、李维汉安排，张申府先生在北京图书馆当研究员，干他的老本行，研究罗素哲学、数理逻辑和中外哲学。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平反，晚年当了第五、六两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病逝，享年93岁。
（责任编辑 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