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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个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尼采说：上帝死了！好在尼采的时代不是中世纪，他不必为此被缚在火刑柱上。尽管如此，攻击依然从四面八方袭来，敏感的尼采终于疯了。
其实，“上帝死了”是一句隐喻，尼采真正的意思是想告诉人们，两千年的世界文明历程，使人们习惯于把追求某种外在的东西，当做生活的真实意义，并且乐此不疲。生活的真正目标应该是人本身，而不是那些外在的东西，无论它是精神的，或者物质的，都会消弱人自身的生命力。人应该“本真”地活着，我就是我本身，而不是那个教授、局长、老总，抑或职员、小秘什么的。
《射雕英雄传》中的欧阳锋，为了争武林第一的称号，不择手段地攫取“九阴真经”，最终走火入魔而致颠狂，而这时他最想知道的就是“我是谁”。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似乎挺可笑。可是,当金钱、地位、名利等种种红尘诱惑袭来时，我们当中又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是谁呢？
马克思说，人失去真我，就是异化。海德格尔则说它是人的沉沦。然而，正是这位海德格尔，在希特勒上台不久，就很快“沉沦”到纳粹的怀抱里去了。由此换来的是荣登第三帝国弗莱堡大学校长的宝座。几年宦海沉浮，海德格尔在矛盾、痛苦中，寻求自己的本真状态。他觉得，那个真的我，被黑森林繁茂的树冠遮挡住了，只是在树木不太繁茂时，才会偶然射一丝本真的光线来。而阳光下的世界才是真我的世界。后来，他远离喧嚣的世界，在山上建了一座小木屋，以便独处，享受真我的乐趣。这时的他才体会到，真理就是生命自身的展开过程。他最终回到了尼采，但是，回首已是百年身！
人生在世，沉沦是不可避免的。老子感慨地说：“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不平地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王静安先生更是深深地体会到，“人有生矣，则思所以奉其生：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露处而欲宫室”。只要人有生，人有身，这些就是不可或缺的。不仅如此，个人生命总是有限的，因此，人要“图永远之生活”。于是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教诲之责、婚嫁之务便随之而来。于是，“百年之间，早作而夕思，穷老而不知所终”。静安先生由此断定，“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
有身、有形、有生，便有欲。饥而欲食、渴而欲饮等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叔本华把欲看作是“意志”；尼采看作是“强力意志”；柏格森看作是“生命力”或者“生命能”；弗洛伊德看作是“力比多”。不论说法如何，中外哲人都认为，欲是生命冲动的标志。人活着，就必然有这些东西。所谓生必有身，身必有欲。有欲则必要满足。这也是无可指责的。就是出家的和尚，所谓方外之人，不是也照样得化缘果腹吗。然而，这不是人沉沦的主要原因。
人的沉沦虽然与欲望相关，但却不是欲望造成的。欲望是生命的冲动，满足欲望是维持生命的手段。饮食男女、金钱名利等，都是生存的手段，但是，它们仅仅是手段。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它们只是生活的“托架”或者“脚手架”。生活如同盖大楼，它需要图纸，这就是理想；需要建材，这就是方方面面的能力。当一切具备之际，盖楼还需要脚手架或者托架，没有人会认为这架子是多余的，也不会指责你搭一座坚固结实的架子。但是，如果把搭脚手架当作目的，那就是一次失败的建筑过程。试想一个建筑过程，如果全部精力都用在搭建外部的架子上，架子搭得如此富丽堂皇、坚固结实，那么，被锁在里面的大楼，还能盖起来吗？用来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种种设施，太过庞大，而使生活本身被窒息了。人在设施面前完全失去了自由，这些设施成为人的命运，而人也不能过自己想要的真正生活了。
《射雕英雄传》有一个情节，当成吉思汗打到襄阳城下，得意洋洋地对郭靖说，扫平大宋指日可待，中原广阔的疆土，很快将进入他的版图。这时郭靖突如其来地问他，人死后，墓地能有多大？成吉思汗比划了一下说，这么大。郭靖说，既然如此，你占那么多地方有什么用？成吉思汗一时语塞。人生忙于那些生带不来、死带不走的东西，而忽略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岂不可悲可叹！
那座大楼的架子——各种制度、语言、世俗社会方方面面的势力和力量，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利与弊——人的身外之物太多、太强大了，人要抗拒它，是非常困难的。人在一种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中沉浮，尽管不情愿，但却没有什么办法。正如《皇帝的新装》里，人人都知道皇帝是裸体的，但却不说。这种自欺欺人的背后有对权力的畏惧，有对人言的畏惧，有对不利于自己的境遇的畏惧。总而言之，对损失一切名与利的畏惧。
畏惧不是害怕。害怕的对象只是某种具体的东西，如生病、死亡、毒蛇、猛兽等，而畏惧的真正涵义是，人在本真的自我与外在于我的利益之间徘徊。人所畏惧的，是影响自身利益的某种威胁，这种威胁，也许有时只是一种可能性。人所畏惧的，是自己搭起来的这个架子。所以，只要这个架子存在，你根本就进不到被困在架子里面的那座大楼。人要生活，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人要真实地存在，最后只能实惠地存在。这就是人的命运。
《皇帝的新装》还向我们道出了另一个事实，说真话很难。语言本来是人类交流真实情感的工具，但是，由于语言过于发达，而造成了语言的矫饰作用，使语言成为人类相互欺骗，相互愚弄的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发达的语言像一个厚重的铁圈，包裹在人类真实感情和生活的外面，使每个人都像戴上假面具一样，而生活也就成为假面舞会。
所以，巴金先生在古稀之年写出了“讲真话的大书”。在巴金的散文集里，他以最朴实无华的语言，认真反省了自己的一生。他坦率地承认，七十多年，他犯过许多错误。自己讲过假话，也受过假话的欺骗。自己也欺骗过自己的感情。到古稀之年，不想遮掩什么，不想抹掉什么。虽然他说假话往往是迫于环境，但是，他并不把错误归咎于环境，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这是自己的错，并进行深刻的忏悔。他的真实与坦诚，他的勇气与豁达，给我以深深的震撼。巴老说，“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我愿意一点一滴地做点实在的事情，留点痕迹”。巴老所留的痕迹是至真、至诚的精华，对于这种真与诚，我们已经久违了。巴老在古稀之年能够参透畏惧，以真我面对人生，是因为他历数自己人生道路上长长的脚印，悟出一个道理：“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作为一个作家，要“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的心里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以自己之真唤起读者真的共鸣。
巴老所说的“把心交给读者”，就是把自己的良知交给读者。人生在世，如果凭着自己的良知生活、说话、办事，就是真实地生活。若是以坦然达观的态度入世，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以真我、真话面世。我们平常最爱说一句话，“无私者无畏”。无私只是一种理想形态，恐怕我们都做不到。不过，若是把名利之类的东西看得淡一些，一般是有可能做到的。而看淡些本身就是向本真状态的一种复归。
我们生活在世俗世界中，我们自己建起的那个架子，或者说身外之物，或者说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必然要进入我们的生活。要想不更深地陷入沉沦，我们只能把大千世界中的一切，当作进入生活的外在之物，当作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生活本身。这种生活态度就是毕达哥拉斯式的态度，即一个真正的思想者的态度，即我们不得不生活在花花世界之中，但置身于事外。
不仅如此，我们也需要具备最基本的利他心和善良意志。爱因斯坦说过，个人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是时间和空间中有限的一部分。若是把自己的思想和感觉当成与宇宙其它部分无关的独立经验，这是对自己心灵的一种光学错觉。这种错觉是一座监狱，把我们限制在个人的欲望和身边的几个人的感情上。我们的工作就是扩大我们的慈悲心，去涵盖一切生物和整个自然的美，把自己从这座监狱里释放出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自己从狭窄的个人欲望中解放出来，与他人互惠共存，我们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更深的沉沦，生活的真正价值，将在和谐共存中充分展示出来。
其实，“上帝死了”是一句隐喻，尼采真正的意思是想告诉人们，两千年的世界文明历程，使人们习惯于把追求某种外在的东西，当做生活的真实意义，并且乐此不疲。生活的真正目标应该是人本身，而不是那些外在的东西，无论它是精神的，或者物质的，都会消弱人自身的生命力。人应该“本真”地活着，我就是我本身，而不是那个教授、局长、老总，抑或职员、小秘什么的。
《射雕英雄传》中的欧阳锋，为了争武林第一的称号，不择手段地攫取“九阴真经”，最终走火入魔而致颠狂，而这时他最想知道的就是“我是谁”。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似乎挺可笑。可是,当金钱、地位、名利等种种红尘诱惑袭来时，我们当中又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是谁呢？
马克思说，人失去真我，就是异化。海德格尔则说它是人的沉沦。然而，正是这位海德格尔，在希特勒上台不久，就很快“沉沦”到纳粹的怀抱里去了。由此换来的是荣登第三帝国弗莱堡大学校长的宝座。几年宦海沉浮，海德格尔在矛盾、痛苦中，寻求自己的本真状态。他觉得，那个真的我，被黑森林繁茂的树冠遮挡住了，只是在树木不太繁茂时，才会偶然射一丝本真的光线来。而阳光下的世界才是真我的世界。后来，他远离喧嚣的世界，在山上建了一座小木屋，以便独处，享受真我的乐趣。这时的他才体会到，真理就是生命自身的展开过程。他最终回到了尼采，但是，回首已是百年身！
人生在世，沉沦是不可避免的。老子感慨地说：“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不平地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王静安先生更是深深地体会到，“人有生矣，则思所以奉其生：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露处而欲宫室”。只要人有生，人有身，这些就是不可或缺的。不仅如此，个人生命总是有限的，因此，人要“图永远之生活”。于是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教诲之责、婚嫁之务便随之而来。于是，“百年之间，早作而夕思，穷老而不知所终”。静安先生由此断定，“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
有身、有形、有生，便有欲。饥而欲食、渴而欲饮等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叔本华把欲看作是“意志”；尼采看作是“强力意志”；柏格森看作是“生命力”或者“生命能”；弗洛伊德看作是“力比多”。不论说法如何，中外哲人都认为，欲是生命冲动的标志。人活着，就必然有这些东西。所谓生必有身，身必有欲。有欲则必要满足。这也是无可指责的。就是出家的和尚，所谓方外之人，不是也照样得化缘果腹吗。然而，这不是人沉沦的主要原因。
人的沉沦虽然与欲望相关，但却不是欲望造成的。欲望是生命的冲动，满足欲望是维持生命的手段。饮食男女、金钱名利等，都是生存的手段，但是，它们仅仅是手段。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它们只是生活的“托架”或者“脚手架”。生活如同盖大楼，它需要图纸，这就是理想；需要建材，这就是方方面面的能力。当一切具备之际，盖楼还需要脚手架或者托架，没有人会认为这架子是多余的，也不会指责你搭一座坚固结实的架子。但是，如果把搭脚手架当作目的，那就是一次失败的建筑过程。试想一个建筑过程，如果全部精力都用在搭建外部的架子上，架子搭得如此富丽堂皇、坚固结实，那么，被锁在里面的大楼，还能盖起来吗？用来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种种设施，太过庞大，而使生活本身被窒息了。人在设施面前完全失去了自由，这些设施成为人的命运，而人也不能过自己想要的真正生活了。
《射雕英雄传》有一个情节，当成吉思汗打到襄阳城下，得意洋洋地对郭靖说，扫平大宋指日可待，中原广阔的疆土，很快将进入他的版图。这时郭靖突如其来地问他，人死后，墓地能有多大？成吉思汗比划了一下说，这么大。郭靖说，既然如此，你占那么多地方有什么用？成吉思汗一时语塞。人生忙于那些生带不来、死带不走的东西，而忽略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岂不可悲可叹！
那座大楼的架子——各种制度、语言、世俗社会方方面面的势力和力量，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利与弊——人的身外之物太多、太强大了，人要抗拒它，是非常困难的。人在一种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中沉浮，尽管不情愿，但却没有什么办法。正如《皇帝的新装》里，人人都知道皇帝是裸体的，但却不说。这种自欺欺人的背后有对权力的畏惧，有对人言的畏惧，有对不利于自己的境遇的畏惧。总而言之，对损失一切名与利的畏惧。
畏惧不是害怕。害怕的对象只是某种具体的东西，如生病、死亡、毒蛇、猛兽等，而畏惧的真正涵义是，人在本真的自我与外在于我的利益之间徘徊。人所畏惧的，是影响自身利益的某种威胁，这种威胁，也许有时只是一种可能性。人所畏惧的，是自己搭起来的这个架子。所以，只要这个架子存在，你根本就进不到被困在架子里面的那座大楼。人要生活，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人要真实地存在，最后只能实惠地存在。这就是人的命运。
《皇帝的新装》还向我们道出了另一个事实，说真话很难。语言本来是人类交流真实情感的工具，但是，由于语言过于发达，而造成了语言的矫饰作用，使语言成为人类相互欺骗，相互愚弄的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发达的语言像一个厚重的铁圈，包裹在人类真实感情和生活的外面，使每个人都像戴上假面具一样，而生活也就成为假面舞会。
所以，巴金先生在古稀之年写出了“讲真话的大书”。在巴金的散文集里，他以最朴实无华的语言，认真反省了自己的一生。他坦率地承认，七十多年，他犯过许多错误。自己讲过假话，也受过假话的欺骗。自己也欺骗过自己的感情。到古稀之年，不想遮掩什么，不想抹掉什么。虽然他说假话往往是迫于环境，但是，他并不把错误归咎于环境，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这是自己的错，并进行深刻的忏悔。他的真实与坦诚，他的勇气与豁达，给我以深深的震撼。巴老说，“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我愿意一点一滴地做点实在的事情，留点痕迹”。巴老所留的痕迹是至真、至诚的精华，对于这种真与诚，我们已经久违了。巴老在古稀之年能够参透畏惧，以真我面对人生，是因为他历数自己人生道路上长长的脚印，悟出一个道理：“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作为一个作家，要“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的心里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以自己之真唤起读者真的共鸣。
巴老所说的“把心交给读者”，就是把自己的良知交给读者。人生在世，如果凭着自己的良知生活、说话、办事，就是真实地生活。若是以坦然达观的态度入世，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以真我、真话面世。我们平常最爱说一句话，“无私者无畏”。无私只是一种理想形态，恐怕我们都做不到。不过，若是把名利之类的东西看得淡一些，一般是有可能做到的。而看淡些本身就是向本真状态的一种复归。
我们生活在世俗世界中，我们自己建起的那个架子，或者说身外之物，或者说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必然要进入我们的生活。要想不更深地陷入沉沦，我们只能把大千世界中的一切，当作进入生活的外在之物，当作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生活本身。这种生活态度就是毕达哥拉斯式的态度，即一个真正的思想者的态度，即我们不得不生活在花花世界之中，但置身于事外。
不仅如此，我们也需要具备最基本的利他心和善良意志。爱因斯坦说过，个人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是时间和空间中有限的一部分。若是把自己的思想和感觉当成与宇宙其它部分无关的独立经验，这是对自己心灵的一种光学错觉。这种错觉是一座监狱，把我们限制在个人的欲望和身边的几个人的感情上。我们的工作就是扩大我们的慈悲心，去涵盖一切生物和整个自然的美，把自己从这座监狱里释放出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自己从狭窄的个人欲望中解放出来，与他人互惠共存，我们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更深的沉沦，生活的真正价值，将在和谐共存中充分展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