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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不能说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但可以说是一个以往重视不够研究不深的问题。由于战后世界格局很快向两大阵营对立的方向发展，人们的注意力较多集中于对抗与冷战的形成，而对盟国在战时及战后初期所规划的并在相当程度上得以延续下来的战后秩序关注不够。
中国与战后国际秩序：浅议二战后国际秩序设计的几个特点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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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不能说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但可以说是一个以往重视不够研究不深的问题。由于战后世界格局很快向两大阵营对立的方向发展，人们的注意力较多集中于对抗与冷战的形成，而对盟国在战时及战后初期所规划的并在相当程度上得以延续下来的战后秩序关注不够。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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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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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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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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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贺长雄受聘为袁世凯法律顾问的准确时间是1913年2月，初次续聘则在当年7月国会即将开始草宪工作之际，由代总理段祺瑞签署续聘合同。他能够被续聘，与他在此前抛出《观弈闲评》，提出有利于袁世凯的“国权授受”说及主张“超然内阁制”，有密切关系。同时，《观弈闲评》的出笼亦成为袁世凯对即将开始的草宪工作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举措。至于《共和宪法持久策》，则是有贺长雄在《观弈闲评》未能对草宪工作发生影响的情况下，针对当年10月出台的“天坛宪草”第一稿直接发出的攻击，是草宪过程中总统制与内阁制两种主张争斗的产物。以往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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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组织与国家的关系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无论在实证研究方面还是在理论探索方面，都有着令人瞩目的学术积累。为了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杂志社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于2013年9月13—14日在武汉联合举办了“中国近代史论坛”第3期“中国近代民间组织与国家学术研讨会”。
民国新立，在政制急速调整之下，大学学制亦变动不居，反映了国人再造大学迫切而游移不定的心态。1917年，主持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决定停办法科，只保留文、理两科。此举遭致各方强烈反对，甚至激起学潮，并引发一场波及海内外的大讨论。学理与技术能否并存，应注重学理、专事学问，抑或务求实用、经世致用？分科应求全务广、综合共通，还是有所取舍、学术各为建制？这些问题均在讨论之列。究其根源，蔡元培的思想根植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大学学术自由价值观，以研究为再造大学之急务，以争取学术自由及“为学问而学问”为旨趣，创生新文化-9造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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