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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发源于晚清时期，它的出现见证了中国封建社会逐步瓦解的历史转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为了配合革命行动，在近代中国的报刊上与其它势力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其中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是革命派进行宣传的一个有力工具。《民报》的民族主义叙事宣传性强，且具有相当的理论性，为广泛宣传革命派的理念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民族主义 革命派 《民报》 宣传
一、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民族主义，普遍的理解是对于本民族的一种情感，也是一种坚持民族区域单元和民族自治统一关系同时存在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民族主义在19世纪末由欧洲传入中国，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余英时就曾指出，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最大的动力，非民族主义莫属。①
关于民族主义的类型划分，近代以来至少有200余种。其中对晚清至民国这一时期的中国影响最大的，自然是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派的民族主义。他们以黄帝为中华民族的中心符号，以岳飞、文天祥等在当时看来是反抗外族入侵的英雄人物为辅助，构建出了革命派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并借以反对当时作为内部统治者的满清皇朝。②
二、《民报》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
为了进行宣传，革命派建立了自己的报刊体系。《民报》就是革命派中的主要政党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于1905年创刊，是一份大型月刊，是革命派的主要宣传阵地。孙中山认为《民报》的成立，一方面作为同盟会的喉舌，宣扬正义；一方面则对抗当时改良派所主张的要求在中国实行开明专制的君主立宪制度，对革命派的革命活动起到助推的作用。《民报》对推动清朝末年中国社会革命思潮的高涨，并促成辛亥革命的最终爆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民报》的诞生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政治理论体系的初步架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曾经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的历史与欧洲不同，长期以来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因此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有着一个漫长的历史。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但若深究，便会发现其中的不当之处。从严格意义上讲，古老的中国没有出现过民族主义的概念，有的只是对某朝某代的认同而已。中国人在传统观念上不爱说“国家”，而更爱说“天下”。这实际上不是民族国家或政治共同体，而是以王朝作为划分群体的概念。
这一概念到了清朝末年，在西方的坚船利炮的轰击之下逐渐开始瓦解。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对现代世界的国际格局开始有所了解，他们逐步认识到其实中国并不是“天下”的中心。随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使得大清帝国的朝贡体系彻底被摧毁，传统中国被迫进入到了以现代国家主权为核心的新的世界格局之中。由此，以全球竞争为背景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就诞生了。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在为《民报》撰写的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是革命派的三大纲领。对于中国，孙中山认为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已经到了不得不将其消灭的地步，加之满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相互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活动，因此，在中国实行维护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革命是势在必行的事情。对孙中山来说，不仅是实行“三民主义”的首要任务，更是其它革命运动的先行，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为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激发民众对于满清政权的仇恨，《民报》的早期宣传以革命排满为中心，他们认为统治中国的满清王朝实际上早就已经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反对的对象。因此《民报》极力号召广大人民共同行动，一起将这一腐朽丑恶的满清政府打倒。但是《民报》在宣传武力推翻满清王朝的同时，已经注意到了将掌握权力的满洲贵族与普通的满族人民区分开来。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早有解释，他曾说民族主义并不是一味地排斥不同种族和民族的人，针对满清的民族革命也绝不是将满族人民消灭殆尽。民族革命是针对腐朽的满清王朝和入侵中国的西方列强的，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幸福。由此可见，种族民族主义实为革命派激发革命情绪的工具，当革命派通过辛亥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当初激进的种族民族主义几乎是突变般地转向了相对柔和的文化民族主义，全国范围内也并没有发生规模较大的仇满、排满等类似的事件，这与革命派的大众传媒所宣传的正确而理性的反清理论不无关系。
三、大论战
满清统治中国260余年，对汉人推行赤裸裸的奴化政策，在广大民众心中，清廷的正统地位一度是不可撼动的。革命派出于对满清王朝的腐朽卖国行径的不满，较早就走上了公开武装反清的革命道路，但最初他们的革命排满的主张未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当革命派举起反清的大旗时，民众曾视他们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最开始时期的革命排满的宣传，也未能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而这一想象与因文字出版而开辟的通讯方式有很大关系”。③现代报刊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的构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革命派也正是借助报刊所具有的宣传性、煽动性等这样的性质，在进行武装暴动的同时，利用报刊广泛造势。经过几年对武装革命的宣传，特别是在《民报》与《新民丛报》关于革命还是改良的大论战之后，革命派大众媒体的宣传效果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通过对两派报纸在大论战时期的简单梳理，可以推导出他们各自不同的使构想成为现实的实现手段，而手段的背后，就是不同的指导思想。对于革命派而言，他们的目的是实现民主共和，手段是通过暴力的武装革命，指导思想就是利用民众中广泛存在的排满情绪。诚然，革命派的宣传中的确有极端的言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极端言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的确起到了调动民众心中积怨已久的反满情绪的作用。
《民报》之所以能在大论战中取胜，笔者认为革命派的一个精妙的做法，就是赋予极端的情绪以理性的表达方式，使之更具“精确的”战斗性。武装革命，需要有冷静的头脑作为指挥，亦需要有激动的情绪作为动力。而激动的情绪需由冷静的头脑来激发和控制。革命派的领导层即为冷静的头脑，而广大的参与到这场革命中的民众，自然就是具有激动情绪的革命动力。《民报》的精妙，就是将民族主义的极端情绪通过逻辑辩论的形式，井井有条地呈现给读者。在《民报》的辩论文章中，革命与改良两种不同的思想互为参照，互相比较，革命派借助理性的表达，不仅赢得了广大下层民众的支持，更使得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加入到了革命派的阵营中来。
《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可以说是晚清革命派进行舆论造势的一个典范，革命派的首脑成功地通过舆论宣传将民族主义扎根在了广大民众的思想中。在《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的同时，革命派与改良派在香港、广州、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等地的报刊之间也展开论战，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爆发，才以革命报刊获胜而告终。
参考文献
①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历史月刊》，1990（29）：144
②沈松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政治社会哲学评论》，2000（23）
③[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6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实习编辑：李小娟
【关键词】民族主义 革命派 《民报》 宣传
一、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民族主义，普遍的理解是对于本民族的一种情感，也是一种坚持民族区域单元和民族自治统一关系同时存在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民族主义在19世纪末由欧洲传入中国，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余英时就曾指出，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最大的动力，非民族主义莫属。①
关于民族主义的类型划分，近代以来至少有200余种。其中对晚清至民国这一时期的中国影响最大的，自然是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派的民族主义。他们以黄帝为中华民族的中心符号，以岳飞、文天祥等在当时看来是反抗外族入侵的英雄人物为辅助，构建出了革命派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并借以反对当时作为内部统治者的满清皇朝。②
二、《民报》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
为了进行宣传，革命派建立了自己的报刊体系。《民报》就是革命派中的主要政党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于1905年创刊，是一份大型月刊，是革命派的主要宣传阵地。孙中山认为《民报》的成立，一方面作为同盟会的喉舌，宣扬正义；一方面则对抗当时改良派所主张的要求在中国实行开明专制的君主立宪制度，对革命派的革命活动起到助推的作用。《民报》对推动清朝末年中国社会革命思潮的高涨，并促成辛亥革命的最终爆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民报》的诞生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政治理论体系的初步架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曾经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的历史与欧洲不同，长期以来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因此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有着一个漫长的历史。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但若深究，便会发现其中的不当之处。从严格意义上讲，古老的中国没有出现过民族主义的概念，有的只是对某朝某代的认同而已。中国人在传统观念上不爱说“国家”，而更爱说“天下”。这实际上不是民族国家或政治共同体，而是以王朝作为划分群体的概念。
这一概念到了清朝末年，在西方的坚船利炮的轰击之下逐渐开始瓦解。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对现代世界的国际格局开始有所了解，他们逐步认识到其实中国并不是“天下”的中心。随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使得大清帝国的朝贡体系彻底被摧毁，传统中国被迫进入到了以现代国家主权为核心的新的世界格局之中。由此，以全球竞争为背景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就诞生了。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在为《民报》撰写的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是革命派的三大纲领。对于中国，孙中山认为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已经到了不得不将其消灭的地步，加之满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相互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活动，因此，在中国实行维护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革命是势在必行的事情。对孙中山来说，不仅是实行“三民主义”的首要任务，更是其它革命运动的先行，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为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激发民众对于满清政权的仇恨，《民报》的早期宣传以革命排满为中心，他们认为统治中国的满清王朝实际上早就已经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反对的对象。因此《民报》极力号召广大人民共同行动，一起将这一腐朽丑恶的满清政府打倒。但是《民报》在宣传武力推翻满清王朝的同时，已经注意到了将掌握权力的满洲贵族与普通的满族人民区分开来。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早有解释，他曾说民族主义并不是一味地排斥不同种族和民族的人，针对满清的民族革命也绝不是将满族人民消灭殆尽。民族革命是针对腐朽的满清王朝和入侵中国的西方列强的，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幸福。由此可见，种族民族主义实为革命派激发革命情绪的工具，当革命派通过辛亥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当初激进的种族民族主义几乎是突变般地转向了相对柔和的文化民族主义，全国范围内也并没有发生规模较大的仇满、排满等类似的事件，这与革命派的大众传媒所宣传的正确而理性的反清理论不无关系。
三、大论战
满清统治中国260余年，对汉人推行赤裸裸的奴化政策，在广大民众心中，清廷的正统地位一度是不可撼动的。革命派出于对满清王朝的腐朽卖国行径的不满，较早就走上了公开武装反清的革命道路，但最初他们的革命排满的主张未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当革命派举起反清的大旗时，民众曾视他们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最开始时期的革命排满的宣传，也未能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而这一想象与因文字出版而开辟的通讯方式有很大关系”。③现代报刊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的构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革命派也正是借助报刊所具有的宣传性、煽动性等这样的性质，在进行武装暴动的同时，利用报刊广泛造势。经过几年对武装革命的宣传，特别是在《民报》与《新民丛报》关于革命还是改良的大论战之后，革命派大众媒体的宣传效果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通过对两派报纸在大论战时期的简单梳理，可以推导出他们各自不同的使构想成为现实的实现手段，而手段的背后，就是不同的指导思想。对于革命派而言，他们的目的是实现民主共和，手段是通过暴力的武装革命，指导思想就是利用民众中广泛存在的排满情绪。诚然，革命派的宣传中的确有极端的言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极端言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的确起到了调动民众心中积怨已久的反满情绪的作用。
《民报》之所以能在大论战中取胜，笔者认为革命派的一个精妙的做法，就是赋予极端的情绪以理性的表达方式，使之更具“精确的”战斗性。武装革命，需要有冷静的头脑作为指挥，亦需要有激动的情绪作为动力。而激动的情绪需由冷静的头脑来激发和控制。革命派的领导层即为冷静的头脑，而广大的参与到这场革命中的民众，自然就是具有激动情绪的革命动力。《民报》的精妙，就是将民族主义的极端情绪通过逻辑辩论的形式，井井有条地呈现给读者。在《民报》的辩论文章中，革命与改良两种不同的思想互为参照，互相比较，革命派借助理性的表达，不仅赢得了广大下层民众的支持，更使得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加入到了革命派的阵营中来。
《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可以说是晚清革命派进行舆论造势的一个典范，革命派的首脑成功地通过舆论宣传将民族主义扎根在了广大民众的思想中。在《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的同时，革命派与改良派在香港、广州、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等地的报刊之间也展开论战，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爆发，才以革命报刊获胜而告终。
参考文献
①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历史月刊》，1990（29）：144
②沈松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政治社会哲学评论》，2000（23）
③[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6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实习编辑：李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