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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扬州文化，不能囿于历史，为史料记载的悠悠往事所缠绵；也不能游离现实，为城市发展的昔日辉煌所沉浸。论及扬州文化，须立足把握知往鉴今的根脉，汲取文化特性的精髓，重塑现代发展的精神。从精致文化、人本文化、运河文化、休闲文化几方面剖析影响扬州文化根脉形成的因素。
关键词： 文化根脉 精致文化 人本文化 运河文化 休闲文化
扬州建城史可上溯至公元前486年，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年。自春秋吴王夫差筑城后，扬州几经盛衰，是人文荟萃之地，也是我国古代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影响扬州城和扬州人性格禀赋形成的文脉并非一支，基于扬州现代发展，最具弘扬价值的有以下几脉：
一、精致文化
“精致扬州”是现代扬州人追求的目标，这一目标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说，精致只是扬州在现代城市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模式，那么，精巧文化则是扬州古往以来既有的一条血脉。
1.精到的扬州园林
扬州园林与苏州园林相比，虽名声不如苏州大，造园时间总体不及苏州早，但无论在艺术境界还是空间布局上，扬州园林都有其精巧独到之处。比如，扬州园林的代表作——瘦西湖，其“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格局在中国园林艺术空间布局上是绝无仅有的。扬州园林风格南北兼具，既有皇家园林高大壮丽的辉煌，又有江南园林玲珑剔透的雅韵。如祁门马氏盐商后代于东关街附近筑小玲珑山馆，其中有看山楼、红药阶、透风透月两明轩、七峰草堂、清响阁、藤花书屋、丛书楼、觅句廊、浇药井、梅寮等景点。再如汪氏盐商在九莲庵建别墅曰南园，有深柳读书堂、谷雨轩、风漪阁诸胜①。清朝诗人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写道，尝谓人曰：“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分轩轾。”②寥寥数语佐证了扬州园林之精巧。
2.精细的扬州菜肴
有人说，到了扬州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民以食为天”。这话毫不夸张。淮扬菜与鲁菜、川菜、粤菜并称为中国“四大菜系”，要论历史，起码可追溯至一千多年前。品尝过扬州菜肴的人，都觉得包括扬州早点在内的扬州菜，做工特别精细，格调也比较高雅，显见不俗的刀功、火功、味功、形功。比如，扬州厨师切干丝，高手可将1.5厘米厚的豆制干批成24片，进而切成丝，薄如纸，细如线。另外，烫干丝和煮干丝这两种做法分别有着不同形态和风味。正规宴席上的菜品形态都十分精致，滋味也非常醇和。扬州菜炖、煨、焖、蒸、烧、炒的火功更是首屈一指。扬州菜肴之精巧可见一斑。
3.精美的扬州工艺
扬州的精巧文化在相当程度上集中体现于工艺美术。无论是漆器玉器、玩具刺绣，还是灯彩剪纸、雕版印刷，都充分彰显了扬州技艺的精巧。例如，扬州漆器中的点螺和雕漆嵌玉工艺是我国漆器行业中独树一帜的工艺；扬州玉器之所以有名，是因了古代工匠加工玉器的技艺高超，“和田玉，扬州工”之说即是一证。被称为“活化石”的扬州雕版印刷，其工艺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迄今在国内保存全套古老雕版印刷工艺的城市唯有扬州。扬州剪纸线条清秀细腻，构图别致精巧，技法变中求新，是中国南方民间剪纸艺术的代表之一。扬州工艺的精巧可谓俯拾即见。
二、人本文化
一座城市有没有人本情调、人文关怀和人的尺度，是这座城市能否聚集人气、商气必不可少的要素。北京，堪称中国最大气的城市，王气十足。可去过北京的人，都感到那过于宽大的马路、过于开阔的广场，并非是人的尺度，而是神的尺度，失却了人行走的便利。上海，号称中国最奢华的城市，可生活在上海主城区的居民，大多反映那过于密集的高楼大厦、过于集中的来往人群，很不适宜人们居住。尽管现在，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发展实践中，从领导到专家都非常重视城市规划。但真正对城市尺度的定位引起重视的还不是很多。而扬州自古至今都始终坚持按照人的尺度建设自己、美化自己，体现出弥足珍贵的人本文化自觉。
扬州富有平民情愫。熟悉扬州的人可能都会感觉到，扬州喜欢以小自居。南京有条秦淮河，扬州就将旧城与新城之间的一条河称做“小秦淮河”；杭州有个西子湖，扬州则把保障河称做“瘦西湖”；镇江有座金山，扬州就把瘦西湖内的长春岭称做“小金山”。还有些颇具特色的园林，都被冠以“小”字，比如，“小盘谷”、“汪氏小苑”等；明明可以叫做“竹园”的，却偏要去掉半边称做“个园”。更有众多被扬州人称之为“小街小巷”的弄堂，这些流露自谦的所谓的“小”，正契合了老百姓的心态，迎合了老百姓的口味，迎合了老百姓的需求，可谓别具匠心。可以说，扬州大部分技艺都是贴近百姓、贴近民俗的，更多反映的是平民文化。扬州至今仍流行的吃早茶、泡晚浴等生活习俗，都具有典型的大众化、家庭化特征。尤其是“扬州三把刀”，无论是理发刀、切菜刀还是修脚刀，都不是大刀，只是用来修修剪剪、切切削削而已的小刀。可是，别小看了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刀小剪，却是平民百姓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儿时走在故乡的大街小巷里，时常会听到那“磨剪子唻锵菜刀”的吆喝声；走到那通往老富春茶社的夹剪桥街巷，总会被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刀刀剪剪所吸引。那些个小刀剪，那些个小生意，满足的正是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如今，国内很多城市都无意经营的诸如针线脑儿之类的方便群众的小东西，在扬州古城区范围内却能信手拈来。上述在扬州处处可见的平民情愫，正是如今现代经济发展中普遍缺失的。
扬州不乏人性追求。对自由的向往，对本土的维护，对人性的张扬，其实都是人的本性的体现。说到这点，当数“扬州八怪”的贡献最为突出。“扬州八怪”的诗、书、画、印堪称中国书画界的“四绝”，其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追求创新，重视人品、思想、学问、才情对艺术创作的影响，尤其注重对自由人性的张扬。这些书画家在艺术上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这种个性的张扬更多地意味着对传统绘画、书法的背离与反叛。“扬州八怪”之“怪”，既指其艺术特征之怪，亦指其思想行为之怪。从郑燮的不拘小节，到金农的性情逋峭，再到李方膺的傲岸不羁……都是扬州独派书画家压抑在胸中的倔强不驯、高岸之气的外在表现。他们虽生活于社会底层，却是学识渊博，思维敏捷，目睹着社会的种种不公，故而产生对现实的不满和怀疑；他们亲眼看到老百姓的生活维艰，对老百姓的疾苦寄予无限同情；他们亲身感受贪官污吏的腐败，自己却能保持洁身自好。正是这些，使他们能够用书画艺术手段表现完整、自由、真实的人性。扬州八怪作为画坛的一种流派，适应市场需求，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独树一帜，为时所用，为我所用，以生活观察得来的印象作为创造的依据和灵魂，形成独家面貌、自家风格。他们的书画往往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以简驭繁，给欣赏者广阔的自由思索空间，把文人画推及至崭新的境界。时处清代中叶的扬州，浓厚的商业经济氛围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宽松环境，为八怪诸人在艺术创作领域追求人性的释放与彰显，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作为清代全国的商业中心，扬州弥漫的以盐商为主流的商贾气息，引导、牵动着艺术家走出樊篱，突破传统。可以说，正是市场力量推动着他们产生标新立异、表现个性的勇气与智慧。扬州在未来发展中尚需继承和发扬创新传统，进一步拓展顺应人性追求与自由向往的空间。 三、运河文化
有山则名，有水则灵。扬州缺山却不缺水，其中尤以运河水知名。1800公里长的大运河流经扬州的就有125公里，运河水几乎成了扬州城、扬州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说，没有运河就没有扬州。2000多年前，吴王夫差在开凿沟通长江淮河的邗沟时，就筑起了一座邗城。如果说邗沟是扬州运河的起源，那么邗城则是扬州城市的前身。扬州真正意义上的繁荣始于隋代运河的贯通。运河与扬州是血溶于水的关系，自古以来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扬州城市的选址、规模、形态及城市性格禀赋的形成都与运河密不可分。流淌了千年之久的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其在扬州段的文化积淀尤为丰厚。
1.运河营造了扬州融合发展的环境
大运河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大运河的开凿与贯通直接导致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和农作物品种的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南北方商品农业经济的发展，为整个运河流域创建了新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生产环境和社会环境。隋唐时期的大运河把中原文化带到了北方，也带到了南方。同时，北方的草原游牧文化、南方的鱼米桑茶等水乡文化也流入了中原。尽管中国历代统治者在绝大多数时期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但隋唐之后，运河的贯通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京杭大运河沿线不仅出现了很多富甲一方的商人，还出现了扬州等很多商业城市，大大促进了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的融合。当时的扬州，工商繁荣、客商云集、货物山积、交易繁盛，是运河线上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扬州盐商，正是扬州融合发展带来的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谈起扬州，就不能不谈及盐商；而谈到盐商，又不能脱开扬州去空论。扬州融合发展的大环境哺育了盐商，而盐商也为扬州创造了融合发展的浓厚氛围，并留下了徽派建筑等极为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农商的融合还带动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点从现今古运河扬州城区段从瓜洲至湾头的约30公里的沿岸留有的世界四大宗教活动的遗迹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段运河两岸，有西汉时期的道教遗址琼花观，有隋代时期的佛教遗址高旻寺，有宋代时期的伊斯兰教遗址普哈丁墓园，还有清代时期的天主教遗址天主教堂等。
2.运河拓宽了扬州对外开放的视野
古代扬州因运河的开凿和贯通，在当时中国可谓开放度很高的一个城市。这种开放一方面体现为扬州人走出去，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外国人走进来。自古国人安土重迁，江苏人更是恋土恋乡。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古代那些较早走向世界的扬州人，尤其令人敬重。最早走向世界的扬州人当数踏上西域荒原、为加强西汉王朝与欧系乌孙国的友好关系作出重要贡献的“江都公主”刘细君。此后，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扬州大大拓展了对外开放的空间。唐代名僧鉴真抱着“是为法事，何惜生命”的宗教信念，十多年间，百折不挠，六次东渡日本。到达东瀛后，传播盛唐时期的律法、医药、雕塑、绘画、书法、建筑等文化，成为华夏文明东传的先驱。宋代扬州名医马世安虽鲜为人知，却曾受宋廷遣使到高丽（今朝鲜）传授医学，并受到宋神宗的嘉奖。到了明代，又曾有一位扬州高僧道彝代表大明出使日本京都。这位扬州天宁寺当时的住持，在那里宣读国书，颁布明历，为遏制倭寇掠劫、修和中日关系作出了贡献。清康熙年间，汪楫被授翰林院检讨，曾作为清廷册封琉球国的正使出使琉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出访后整理出的《使琉球杂录》明确记载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到了近现代，最为知名的走出去的扬州籍人士便数张玉良了。她于1921年先后去了巴黎和罗马等地的国立美术学院学习，在国外获得了法兰西金奖、比利时金奖等许多荣誉，成功实现了让自己从扬州走向世界的梦想。至于外国人走进扬州，家喻户晓的首推世界著名旅行家及商人、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据其自称曾于元代时期在扬州当过三年总督。宋代扬州，曾先后有不少阿拉伯人来此从事商业和宗教活动。其中，普哈丁算是声誉最显著、影响最大的一位。坐落于扬州古运河畔、被当地老百姓俗称为“回回堂”的普哈丁墓园，则鉴证了宋代扬州对外开放的精彩一页。
3.运河带给了扬州文艺繁荣的传统
扬州是一座与大运河同生共长的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为东南富庶之地。扬州的繁荣与运河的兴盛直接相关，流淌千年的大运河不仅给扬州带去了经济的繁荣，还给扬州带去了文化艺术的繁荣昌盛。在扬州运河沿线留下了诸多历代文人墨客的著名诗文。这些流芳百世的诗文，不仅生动描绘了古代扬州曾经有过的“歌吹沸天”、极尽繁华的辉煌，而且给扬州着上了一层浓重的运河文学色调。无论是南朝时期的民歌“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摇。妾家扬子住，便弄广陵潮”，还是隋朝时期隋炀帝的《泛龙舟》“舳舻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或唐代刘长卿的“落花逐流水，共到茱萸湾”，抑或是宋代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几乎都是以运河或长江为背景的。唐代是扬州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巅峰时代。出生于扬州和到过扬州的诗人如织，知名者几乎占了唐诗名家的半数以上，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吴中四杰”之一的扬州人张若虚，以一首《春江花月夜》“孤篇压全唐”；还有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李绅的“嘹唳塞鸿经楚泽，浅深红树见扬州”、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这一切千古绝唱都把扬州的文学地位推上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此外，扬州的书法绘画及评话扬剧等艺术，在中国艺坛享有极高的声誉。扬州在从运河时代向江海时代跨越的进程中，仍应彰显运河文化无穷魅力的支撑作用。
四、休闲文化
休闲文化是人类生活的一种重要特征。
1.扬州自古消费城
扬州城纵然在历史上几度兴衰、跌宕起伏，可每一次重新崛起都不曾失去其商业繁荣的消费特色。早在隋炀帝用邗沟开通大运河，实现黄河、淮河、长江的连接，促进三大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就奠定了当时扬州繁荣的历史基础③。倘若我们将这一特色放到民族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中考察，便不难发现，在“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中，扬州这座顽强的消费之城是显得有点另类的，因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对商业消费主义总是嗤之以鼻。殊不知，用现代理念考察扬州这座消费特色不泯的城市，消费休闲正是扬州文化魅力之所在。历史上扬州曾经历了汉代、隋唐和清前期三度经济繁荣，三度辉煌。尤其在唐代，有着“扬一益二”的美誉④。隋唐时期扬州的商业消费规模与影响及其在全国的地位，相当于现今上海。古代城市多数因水而兴，当时的扬州地处江淮要冲，可谓南北交通枢纽，自隋代开凿大运河以来便使其工商业日渐繁盛。往来如织的商贾，盐茶珠宝的集散，铜器船舶的输出，给古代扬州人带来了富足安适的生活。历史的积淀为扬州现今打造旅游消费之都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 2.扬州拥有休闲技
休闲是人类消费时光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境界。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才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格拉齐亚总结了亚里士多德的休闲概念，进而提出“休闲是对要履行的必然性的一种摆脱”。他把休闲视为人的一种主观感觉，是一种以人的闲适、放松、愉悦、发展等为目的的“精神状态”⑤。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所谓休闲其实就是一个字“玩”。可要真正把握住这么个“玩”字，又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正如国内最早提出休闲学研究的学者于光远先生所言：“玩是人类基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这里所说的玩的技术和艺术，扬州古已有之。从休闲技艺角度考察，一部古老的扬州城两千五百年发展史，就是一部悠久的文化休闲产业发展史。说到扬州的休闲技艺，可以追溯至明清时期。孔尚任作有一首《有事维扬，诸开府大僚招宴观剧》，写道：“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朱桔黄橙香者橼，蔗仙糖狮如茨比。一客已开十丈筵，客客对列成肆市。”⑥扬州的园林建筑、民间工艺及著名的扬州三把刀等技艺正是在这样的休闲消费背景下应运而生、大显身手的。明清之前，扬州本地原本已经涌现出不少技艺不凡的能工巧匠，明清时期很多外地的具有一技之长的工匠们也都慕名而来，纷纷聚集扬州。扬州的繁荣催生了休闲技艺的发展，而休闲技艺的支撑又促进了扬州的发达。商业繁荣——商贾云集——休闲消费——城市兴盛，如此良性循环，使扬州以休闲消费为目的、以精湛雅致为特色的生活服务类技艺经久不衰、延续至今，为发展现代休闲产业奠定了举世无双的难得基础。
3.扬州宜做人生梦
“中国梦”的内涵既有国家梦的层面，又有个人梦的层面。所谓国家梦，即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谓个人梦，就是与老百姓“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宜居梦”、“休闲梦”、“健康梦”等。中国梦说到底是人民的梦，是老百姓的人生梦想。过上闲适舒服的生活，是人类对有限人生的本能梦想和普遍追求。“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这传世故事中的短短一句话，激起古往今来多少人对扬州的痴迷与向往。古代文人墨客，对于扬州在盛世时呈现出的无尽荣华富贵、无数美酒佳人和无处不有的奇园名景、奇花名木，无不趋之若鹜，留下了令人遐想无限的赞美诗篇，诸如“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人生只爱扬州住，夹岸垂杨春气薰。”等等。加之杜牧那一声惊世的“十年一觉扬州梦”之慨叹，更是把人们心目中实现人生之梦的地方定格于扬州。现今，扬州早已不在国际性都市行列，但人们一提及扬州城，总还是传说着数不尽的风流，渲染着“繁花似锦地”的如梦般人生之地。即便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无论是吃住行，还是游购娱，扬州都不失为一座非常适宜人们生活居住的地方，扬州作为江苏第一个被联合国授予人居环境奖的城市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致力于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对于扬州而言，谱写好中国梦的扬州篇章，则要让所有在扬州居住和来扬州创业、游玩的人们，都能在此圆他一个人生梦。
注释：
①梅丛兰，孙海宁.明清徽商与扬州文化.唐山学院学报，2008，VOL21（1）.
②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2007：89.
③赵昌智.试论扬州文化的特点.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VOL21（4）.
④钱澄.特色栏目建设与“扬州文化研究”.扬州大学学报，2012，VOL16（1）.
⑤高琳.中西休闲哲学的价值观探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1（3）.
⑥朱宗宙.淮扬菜蕴含的人文价值.扬州大学烹饪学报，2008（4）.
参考文献：
[1]赵昌智.扬州文化概述[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2（1）.
[2]刘旭光.扬州的四个影像[J].浙江学刊，2006（5）.
[3]杨家毅.大运河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核心精神[J].中国文化报，2012.
[4]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关键词： 文化根脉 精致文化 人本文化 运河文化 休闲文化
扬州建城史可上溯至公元前486年，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年。自春秋吴王夫差筑城后，扬州几经盛衰，是人文荟萃之地，也是我国古代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影响扬州城和扬州人性格禀赋形成的文脉并非一支，基于扬州现代发展，最具弘扬价值的有以下几脉：
一、精致文化
“精致扬州”是现代扬州人追求的目标，这一目标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说，精致只是扬州在现代城市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模式，那么，精巧文化则是扬州古往以来既有的一条血脉。
1.精到的扬州园林
扬州园林与苏州园林相比，虽名声不如苏州大，造园时间总体不及苏州早，但无论在艺术境界还是空间布局上，扬州园林都有其精巧独到之处。比如，扬州园林的代表作——瘦西湖，其“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格局在中国园林艺术空间布局上是绝无仅有的。扬州园林风格南北兼具，既有皇家园林高大壮丽的辉煌，又有江南园林玲珑剔透的雅韵。如祁门马氏盐商后代于东关街附近筑小玲珑山馆，其中有看山楼、红药阶、透风透月两明轩、七峰草堂、清响阁、藤花书屋、丛书楼、觅句廊、浇药井、梅寮等景点。再如汪氏盐商在九莲庵建别墅曰南园，有深柳读书堂、谷雨轩、风漪阁诸胜①。清朝诗人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写道，尝谓人曰：“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分轩轾。”②寥寥数语佐证了扬州园林之精巧。
2.精细的扬州菜肴
有人说，到了扬州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民以食为天”。这话毫不夸张。淮扬菜与鲁菜、川菜、粤菜并称为中国“四大菜系”，要论历史，起码可追溯至一千多年前。品尝过扬州菜肴的人，都觉得包括扬州早点在内的扬州菜，做工特别精细，格调也比较高雅，显见不俗的刀功、火功、味功、形功。比如，扬州厨师切干丝，高手可将1.5厘米厚的豆制干批成24片，进而切成丝，薄如纸，细如线。另外，烫干丝和煮干丝这两种做法分别有着不同形态和风味。正规宴席上的菜品形态都十分精致，滋味也非常醇和。扬州菜炖、煨、焖、蒸、烧、炒的火功更是首屈一指。扬州菜肴之精巧可见一斑。
3.精美的扬州工艺
扬州的精巧文化在相当程度上集中体现于工艺美术。无论是漆器玉器、玩具刺绣，还是灯彩剪纸、雕版印刷，都充分彰显了扬州技艺的精巧。例如，扬州漆器中的点螺和雕漆嵌玉工艺是我国漆器行业中独树一帜的工艺；扬州玉器之所以有名，是因了古代工匠加工玉器的技艺高超，“和田玉，扬州工”之说即是一证。被称为“活化石”的扬州雕版印刷，其工艺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迄今在国内保存全套古老雕版印刷工艺的城市唯有扬州。扬州剪纸线条清秀细腻，构图别致精巧，技法变中求新，是中国南方民间剪纸艺术的代表之一。扬州工艺的精巧可谓俯拾即见。
二、人本文化
一座城市有没有人本情调、人文关怀和人的尺度，是这座城市能否聚集人气、商气必不可少的要素。北京，堪称中国最大气的城市，王气十足。可去过北京的人，都感到那过于宽大的马路、过于开阔的广场，并非是人的尺度，而是神的尺度，失却了人行走的便利。上海，号称中国最奢华的城市，可生活在上海主城区的居民，大多反映那过于密集的高楼大厦、过于集中的来往人群，很不适宜人们居住。尽管现在，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发展实践中，从领导到专家都非常重视城市规划。但真正对城市尺度的定位引起重视的还不是很多。而扬州自古至今都始终坚持按照人的尺度建设自己、美化自己，体现出弥足珍贵的人本文化自觉。
扬州富有平民情愫。熟悉扬州的人可能都会感觉到，扬州喜欢以小自居。南京有条秦淮河，扬州就将旧城与新城之间的一条河称做“小秦淮河”；杭州有个西子湖，扬州则把保障河称做“瘦西湖”；镇江有座金山，扬州就把瘦西湖内的长春岭称做“小金山”。还有些颇具特色的园林，都被冠以“小”字，比如，“小盘谷”、“汪氏小苑”等；明明可以叫做“竹园”的，却偏要去掉半边称做“个园”。更有众多被扬州人称之为“小街小巷”的弄堂，这些流露自谦的所谓的“小”，正契合了老百姓的心态，迎合了老百姓的口味，迎合了老百姓的需求，可谓别具匠心。可以说，扬州大部分技艺都是贴近百姓、贴近民俗的，更多反映的是平民文化。扬州至今仍流行的吃早茶、泡晚浴等生活习俗，都具有典型的大众化、家庭化特征。尤其是“扬州三把刀”，无论是理发刀、切菜刀还是修脚刀，都不是大刀，只是用来修修剪剪、切切削削而已的小刀。可是，别小看了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刀小剪，却是平民百姓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儿时走在故乡的大街小巷里，时常会听到那“磨剪子唻锵菜刀”的吆喝声；走到那通往老富春茶社的夹剪桥街巷，总会被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刀刀剪剪所吸引。那些个小刀剪，那些个小生意，满足的正是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如今，国内很多城市都无意经营的诸如针线脑儿之类的方便群众的小东西，在扬州古城区范围内却能信手拈来。上述在扬州处处可见的平民情愫，正是如今现代经济发展中普遍缺失的。
扬州不乏人性追求。对自由的向往，对本土的维护，对人性的张扬，其实都是人的本性的体现。说到这点，当数“扬州八怪”的贡献最为突出。“扬州八怪”的诗、书、画、印堪称中国书画界的“四绝”，其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追求创新，重视人品、思想、学问、才情对艺术创作的影响，尤其注重对自由人性的张扬。这些书画家在艺术上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这种个性的张扬更多地意味着对传统绘画、书法的背离与反叛。“扬州八怪”之“怪”，既指其艺术特征之怪，亦指其思想行为之怪。从郑燮的不拘小节，到金农的性情逋峭，再到李方膺的傲岸不羁……都是扬州独派书画家压抑在胸中的倔强不驯、高岸之气的外在表现。他们虽生活于社会底层，却是学识渊博，思维敏捷，目睹着社会的种种不公，故而产生对现实的不满和怀疑；他们亲眼看到老百姓的生活维艰，对老百姓的疾苦寄予无限同情；他们亲身感受贪官污吏的腐败，自己却能保持洁身自好。正是这些，使他们能够用书画艺术手段表现完整、自由、真实的人性。扬州八怪作为画坛的一种流派，适应市场需求，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独树一帜，为时所用，为我所用，以生活观察得来的印象作为创造的依据和灵魂，形成独家面貌、自家风格。他们的书画往往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以简驭繁，给欣赏者广阔的自由思索空间，把文人画推及至崭新的境界。时处清代中叶的扬州，浓厚的商业经济氛围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宽松环境，为八怪诸人在艺术创作领域追求人性的释放与彰显，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作为清代全国的商业中心，扬州弥漫的以盐商为主流的商贾气息，引导、牵动着艺术家走出樊篱，突破传统。可以说，正是市场力量推动着他们产生标新立异、表现个性的勇气与智慧。扬州在未来发展中尚需继承和发扬创新传统，进一步拓展顺应人性追求与自由向往的空间。 三、运河文化
有山则名，有水则灵。扬州缺山却不缺水，其中尤以运河水知名。1800公里长的大运河流经扬州的就有125公里，运河水几乎成了扬州城、扬州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说，没有运河就没有扬州。2000多年前，吴王夫差在开凿沟通长江淮河的邗沟时，就筑起了一座邗城。如果说邗沟是扬州运河的起源，那么邗城则是扬州城市的前身。扬州真正意义上的繁荣始于隋代运河的贯通。运河与扬州是血溶于水的关系，自古以来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扬州城市的选址、规模、形态及城市性格禀赋的形成都与运河密不可分。流淌了千年之久的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其在扬州段的文化积淀尤为丰厚。
1.运河营造了扬州融合发展的环境
大运河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大运河的开凿与贯通直接导致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和农作物品种的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南北方商品农业经济的发展，为整个运河流域创建了新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生产环境和社会环境。隋唐时期的大运河把中原文化带到了北方，也带到了南方。同时，北方的草原游牧文化、南方的鱼米桑茶等水乡文化也流入了中原。尽管中国历代统治者在绝大多数时期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但隋唐之后，运河的贯通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京杭大运河沿线不仅出现了很多富甲一方的商人，还出现了扬州等很多商业城市，大大促进了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的融合。当时的扬州，工商繁荣、客商云集、货物山积、交易繁盛，是运河线上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扬州盐商，正是扬州融合发展带来的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谈起扬州，就不能不谈及盐商；而谈到盐商，又不能脱开扬州去空论。扬州融合发展的大环境哺育了盐商，而盐商也为扬州创造了融合发展的浓厚氛围，并留下了徽派建筑等极为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农商的融合还带动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点从现今古运河扬州城区段从瓜洲至湾头的约30公里的沿岸留有的世界四大宗教活动的遗迹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段运河两岸，有西汉时期的道教遗址琼花观，有隋代时期的佛教遗址高旻寺，有宋代时期的伊斯兰教遗址普哈丁墓园，还有清代时期的天主教遗址天主教堂等。
2.运河拓宽了扬州对外开放的视野
古代扬州因运河的开凿和贯通，在当时中国可谓开放度很高的一个城市。这种开放一方面体现为扬州人走出去，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外国人走进来。自古国人安土重迁，江苏人更是恋土恋乡。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古代那些较早走向世界的扬州人，尤其令人敬重。最早走向世界的扬州人当数踏上西域荒原、为加强西汉王朝与欧系乌孙国的友好关系作出重要贡献的“江都公主”刘细君。此后，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扬州大大拓展了对外开放的空间。唐代名僧鉴真抱着“是为法事，何惜生命”的宗教信念，十多年间，百折不挠，六次东渡日本。到达东瀛后，传播盛唐时期的律法、医药、雕塑、绘画、书法、建筑等文化，成为华夏文明东传的先驱。宋代扬州名医马世安虽鲜为人知，却曾受宋廷遣使到高丽（今朝鲜）传授医学，并受到宋神宗的嘉奖。到了明代，又曾有一位扬州高僧道彝代表大明出使日本京都。这位扬州天宁寺当时的住持，在那里宣读国书，颁布明历，为遏制倭寇掠劫、修和中日关系作出了贡献。清康熙年间，汪楫被授翰林院检讨，曾作为清廷册封琉球国的正使出使琉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出访后整理出的《使琉球杂录》明确记载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到了近现代，最为知名的走出去的扬州籍人士便数张玉良了。她于1921年先后去了巴黎和罗马等地的国立美术学院学习，在国外获得了法兰西金奖、比利时金奖等许多荣誉，成功实现了让自己从扬州走向世界的梦想。至于外国人走进扬州，家喻户晓的首推世界著名旅行家及商人、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据其自称曾于元代时期在扬州当过三年总督。宋代扬州，曾先后有不少阿拉伯人来此从事商业和宗教活动。其中，普哈丁算是声誉最显著、影响最大的一位。坐落于扬州古运河畔、被当地老百姓俗称为“回回堂”的普哈丁墓园，则鉴证了宋代扬州对外开放的精彩一页。
3.运河带给了扬州文艺繁荣的传统
扬州是一座与大运河同生共长的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为东南富庶之地。扬州的繁荣与运河的兴盛直接相关，流淌千年的大运河不仅给扬州带去了经济的繁荣，还给扬州带去了文化艺术的繁荣昌盛。在扬州运河沿线留下了诸多历代文人墨客的著名诗文。这些流芳百世的诗文，不仅生动描绘了古代扬州曾经有过的“歌吹沸天”、极尽繁华的辉煌，而且给扬州着上了一层浓重的运河文学色调。无论是南朝时期的民歌“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摇。妾家扬子住，便弄广陵潮”，还是隋朝时期隋炀帝的《泛龙舟》“舳舻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或唐代刘长卿的“落花逐流水，共到茱萸湾”，抑或是宋代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几乎都是以运河或长江为背景的。唐代是扬州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巅峰时代。出生于扬州和到过扬州的诗人如织，知名者几乎占了唐诗名家的半数以上，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吴中四杰”之一的扬州人张若虚，以一首《春江花月夜》“孤篇压全唐”；还有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李绅的“嘹唳塞鸿经楚泽，浅深红树见扬州”、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这一切千古绝唱都把扬州的文学地位推上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此外，扬州的书法绘画及评话扬剧等艺术，在中国艺坛享有极高的声誉。扬州在从运河时代向江海时代跨越的进程中，仍应彰显运河文化无穷魅力的支撑作用。
四、休闲文化
休闲文化是人类生活的一种重要特征。
1.扬州自古消费城
扬州城纵然在历史上几度兴衰、跌宕起伏，可每一次重新崛起都不曾失去其商业繁荣的消费特色。早在隋炀帝用邗沟开通大运河，实现黄河、淮河、长江的连接，促进三大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就奠定了当时扬州繁荣的历史基础③。倘若我们将这一特色放到民族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中考察，便不难发现，在“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中，扬州这座顽强的消费之城是显得有点另类的，因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对商业消费主义总是嗤之以鼻。殊不知，用现代理念考察扬州这座消费特色不泯的城市，消费休闲正是扬州文化魅力之所在。历史上扬州曾经历了汉代、隋唐和清前期三度经济繁荣，三度辉煌。尤其在唐代，有着“扬一益二”的美誉④。隋唐时期扬州的商业消费规模与影响及其在全国的地位，相当于现今上海。古代城市多数因水而兴，当时的扬州地处江淮要冲，可谓南北交通枢纽，自隋代开凿大运河以来便使其工商业日渐繁盛。往来如织的商贾，盐茶珠宝的集散，铜器船舶的输出，给古代扬州人带来了富足安适的生活。历史的积淀为扬州现今打造旅游消费之都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 2.扬州拥有休闲技
休闲是人类消费时光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境界。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才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格拉齐亚总结了亚里士多德的休闲概念，进而提出“休闲是对要履行的必然性的一种摆脱”。他把休闲视为人的一种主观感觉，是一种以人的闲适、放松、愉悦、发展等为目的的“精神状态”⑤。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所谓休闲其实就是一个字“玩”。可要真正把握住这么个“玩”字，又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正如国内最早提出休闲学研究的学者于光远先生所言：“玩是人类基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这里所说的玩的技术和艺术，扬州古已有之。从休闲技艺角度考察，一部古老的扬州城两千五百年发展史，就是一部悠久的文化休闲产业发展史。说到扬州的休闲技艺，可以追溯至明清时期。孔尚任作有一首《有事维扬，诸开府大僚招宴观剧》，写道：“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朱桔黄橙香者橼，蔗仙糖狮如茨比。一客已开十丈筵，客客对列成肆市。”⑥扬州的园林建筑、民间工艺及著名的扬州三把刀等技艺正是在这样的休闲消费背景下应运而生、大显身手的。明清之前，扬州本地原本已经涌现出不少技艺不凡的能工巧匠，明清时期很多外地的具有一技之长的工匠们也都慕名而来，纷纷聚集扬州。扬州的繁荣催生了休闲技艺的发展，而休闲技艺的支撑又促进了扬州的发达。商业繁荣——商贾云集——休闲消费——城市兴盛，如此良性循环，使扬州以休闲消费为目的、以精湛雅致为特色的生活服务类技艺经久不衰、延续至今，为发展现代休闲产业奠定了举世无双的难得基础。
3.扬州宜做人生梦
“中国梦”的内涵既有国家梦的层面，又有个人梦的层面。所谓国家梦，即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谓个人梦，就是与老百姓“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宜居梦”、“休闲梦”、“健康梦”等。中国梦说到底是人民的梦，是老百姓的人生梦想。过上闲适舒服的生活，是人类对有限人生的本能梦想和普遍追求。“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这传世故事中的短短一句话，激起古往今来多少人对扬州的痴迷与向往。古代文人墨客，对于扬州在盛世时呈现出的无尽荣华富贵、无数美酒佳人和无处不有的奇园名景、奇花名木，无不趋之若鹜，留下了令人遐想无限的赞美诗篇，诸如“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人生只爱扬州住，夹岸垂杨春气薰。”等等。加之杜牧那一声惊世的“十年一觉扬州梦”之慨叹，更是把人们心目中实现人生之梦的地方定格于扬州。现今，扬州早已不在国际性都市行列，但人们一提及扬州城，总还是传说着数不尽的风流，渲染着“繁花似锦地”的如梦般人生之地。即便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无论是吃住行，还是游购娱，扬州都不失为一座非常适宜人们生活居住的地方，扬州作为江苏第一个被联合国授予人居环境奖的城市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致力于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对于扬州而言，谱写好中国梦的扬州篇章，则要让所有在扬州居住和来扬州创业、游玩的人们，都能在此圆他一个人生梦。
注释：
①梅丛兰，孙海宁.明清徽商与扬州文化.唐山学院学报，2008，VOL21（1）.
②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2007：89.
③赵昌智.试论扬州文化的特点.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VOL21（4）.
④钱澄.特色栏目建设与“扬州文化研究”.扬州大学学报，2012，VOL16（1）.
⑤高琳.中西休闲哲学的价值观探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1（3）.
⑥朱宗宙.淮扬菜蕴含的人文价值.扬州大学烹饪学报，2008（4）.
参考文献：
[1]赵昌智.扬州文化概述[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2（1）.
[2]刘旭光.扬州的四个影像[J].浙江学刊，2006（5）.
[3]杨家毅.大运河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核心精神[J].中国文化报，2012.
[4]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