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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0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世界排名前五的风险都与生态环境问题密切相关。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全球恐慌再度激发人类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刻反思。雖然生态文明建设在全球化的宏大境遇中面临诸多问题，如资本至上与全球集体行动的内部紧张、单边主义与全球系统思维的生成困境、当下意识与人类未来意识的关系断裂，但生态文明建设所蕴涵的“类本质”特征、“正义感”基质和“共同体”理念昭示着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必然。地球是人类共同栖居的家园，生态危机不仅是区域性危机更是全球性危机，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一国的责任更是全人类的责任。无论人类文明升华到什么形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始终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文明的颜色不能脱离生态的“底色”，文明的高度不能超出“生态”的限度，一旦突破生态限度，生态危机将引发文明危机，生态灾难将引发人类灾难。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正在努力深化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全球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中国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坚定执行者、《巴黎协定》的坚定推进者，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实践正在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力量、彰显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样本，中国必将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走出现实困境。
关键词：全球生态文明;中国贡献;治理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
DOI：10.16397/j.cnki.1671-1165.202103055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今全人类最关注的长期风险，《2020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世界排名前五的风险都与生态环境问题密切相关。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所引发的集体恐慌和重度焦虑再次引起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关切、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热切期盼和深刻反思。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进行了远景规划，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将“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1]。尽管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还面临着诸多困境，但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价值取向以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引领必将为美丽地球家园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光明前景。
一、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困境
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全球治理的焦点问题，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应对和解决已经打破了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时空和狭隘界限;但是，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背景下，生态与资本的严重对立，使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治理显得困难重重，资本的唯利是图与生态的普惠民生之间的内部紧张，造成各种主体之间尤其是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争夺愈演愈烈，生态文明建设在全球化的宏大境遇中尤其在资本至上的逻辑面前进展缓慢、成效甚微。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了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进步的严重对立，“这种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实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2]前言1。当然，现代性的生存状态、工业主义的发展理念以及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等与全球生态危机密切关联，而现代性、工业主义、经济发展本身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具体表征，如何保持人类文明进步的持续性与生态环境的持续性，不是现代性本身的问题而是隐藏在现代性深处的资本逻辑问题，只有正确认识资本的固有本性，对资本逻辑进行深刻批判和全面改造，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的变革”，才能有望继续保持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统一性和协调性。问题是，这种“根本性的变革”还要经历各种各样的坡坡坎坎，在短时间内还不可能完全实现，因此，如何与自然生态环境形成和谐共生的关系还面临诸多挑战。
（一）资本至上与全球集体行动的内部紧张
资本的唯利是图瓦解了共同利益的生成基础，共同利益是集体行动的前提条件，集体行动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治理的关键。如果共同利益被单个的个体利益所瓦解、所放逐，呈现碎片化、超现实化、虚无化状态，那么，集体行动就会因为各种动机和目的的多样性、复杂性而难以实现。恩格斯认为，如果联结人类的“纽带”只是“利益”，而且这种利益不是“公共利益”“人类利益”，只是“纯粹利己”的利益，即“私有制”的利益，那么，利益“就必然是单个利益”，“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3]，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普遍存在不可避免地造成单个利益的普遍化，如果单个利益不以整体利益为前提，单个利益必然与整体利益之间造成一种紧张关系，甚至对立关系。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当今世界，人类的整体利益已被私有制和资本逻辑所虚化、漠视、分解，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所蕴涵的整体性、公共性、类特性等特质需要多元主体的集体行动才能彰显，这样的集体行动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境遇中是难以实现的。以自然、资本的商品化为主要内容的都市化、工业化，不仅“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4]，而且造成了自然外观的肮脏破败和自然资源的难以为继。2001年3月，美国政府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在全球气候危机仍然很严峻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霸主地位（尤其是资本和技术的优势），在国际社会的一片反对声中，布什政府宣布单方退出《京都议定书》1，并强硬表示绝不重返《京都议定书》。2011年加拿大政府紧跟美国，提出了一个“荒谬”的理由：因为不能履行责任、无法完成减排目标而正式退出《京都议定书》。加拿大环境部长肯特认为，前政府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签署《京都议定书》。布什总统的强硬态度和加拿大政府的“荒谬”理由，表明了国际社会在全球气候危机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还有待加强，资本的任性和唯利是图的本质是不会考虑人类面临的危机的，这种承诺、约定、毁约的“任性”遵循着“资本优先”的价值排序以及对人类整体利益的“霸凌”和“强制”，深刻表明了《京都议定书》所倡导的全球集体行动的失败。生态环境与资本逻辑的对抗性冲突片面地把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利润至上放在首要位置，这种目光短浅的行为是把人类文明和地球生命推向“死亡”的错误行为。资本主义的本性在全人类的利益面前是极端利己、极端残酷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和资本的本质一样是难以改变其内在性质的，“处于快速致富的资本积累规则的背景下，生物圈很难维持平衡”[2] 13-14。 “快速致富的资本积累”导致的最终恶果只能是全球生态系统和全球生命健康系统的“快速衰退”或“完全崩溃”。 （二）单边主义与全球系统思维的生成困境
单边主义破坏了全球治理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而系统性、整体性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定，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构建需要全人类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协调、形成合力、共同发力，需要用系统思维把握全人类的生活世界以及“生命共同体”“健康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客观现实，用系统思维深刻引导全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如果各个国家或地区都以自身为中心，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大自然进行无情破坏，对提供人类生存发展的有限资源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那么，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构建的价值链就会因单边主义极端的利己主义而变得支离破碎。系统思维是对单边主义的有效限制，是当今世界应对复杂风险社会的重要的思维方式，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所谓的“低碳技术”“风力发电”“清洁能源”“减少化石燃料”“绿色发展”等，所有的这些技术、政策对解决气候变化的难题肯定是有用的，但是，如果不从“系统性”考虑，而是“零散的”“碎片的”“孤立的”，那对解决气候变化这样复杂的全球问题是难以奏效的。吉登斯主张世界政治、经济应该是系统构建的政治、经济，建立起各种以系统性为基础的“政治融合”“经济融合”“需要将政策打包在一起，以便使未来气候不至于出现灾难性的结果”[5]。
（三）当下意识与人类未来意识的关系断裂
在拼命逐利的世界图景中，资本拥有者强化了对“现在感”和“当下意识”的凸显，弱化了对“未来意识”和“远景目标”的展望，殊不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永远走向未来的，世界的“不完美性”和人的“不完美性”注定了人和世界要不断地接近“未来”的完美。“未来”的完美是一个不断展开、不断丰满的过程，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僵化的、纯粹现实的“结局”，而是“现实性”和“理想性”的辩证统一。“未来意识”和“远景目标”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显著标志，如果过分强调和关注“现在感”和“当下意识”，个体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就会因为“未来”的缺失而显得苍白。齐美尔认为，“现在感”在当今社会十分凸显的主要原因是“公认的信念”正在丢失，“重要的价值”正在消解，“可公度的原则”日渐失去力量，这样一来，“生活中短暂和变化的因素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空间。与过去的断裂……逐渐使得意识集中到现在”[6]。“现在感”不仅漠视了“未来”的纽带，也与“过去”的历史产生断裂。“资本”出场总是与“利润回报”相勾连，而“利润回报”必须在预期之内，“回报”的时间愈短，利润率愈高。“利润回报”的唯一指向只能是“资本拥有者”，“资本拥有者”把“利润”作为自己存在的唯一的内在规定。“利润”天生具有一种“侵犯本能”和“当下意识”，这种“侵犯本能”和“当下意识”主要表现在占有、破坏、掠夺等欲望冲动之中，而“欲望冲动”主要围绕“利己”这一中心旋转。对于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言，“资本拥有者”是决不会考虑如“清洁水源”“废物处理”“不可再生资源的分配与保护”等关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或者“几代人之间生存环境的均衡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都“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2]3。资本冷酷的短期回报戕杀了生态环境的长久的社会公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生产体系和消费体系的“对抗性”矛盾）放大了自身具有的“弱视”“短视”的致命缺陷，挤压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公益性的系统空间。
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必然
虽然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治理困难重重，但人类生态系统的紧密关联意味着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必然。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必然不是主观想象的结果，而是“地球家园”本身的内在要求，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需要。其逻辑必然性主要表现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蕴涵“类本质”特征、“正义感”基质和“共同体”理念。
（一）“他者”与我们：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蕴涵“类本质”特征
“类本质”特征是人类主体的共性，是把“他者”返回自身的内在观照，是对个体、家庭、民族、国家等“个别性”“天然性”的超越，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类本质”特征体现在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以及他们的实践活动所产生的对象化的“作品”之中。人的每一样作品都离不开“他者”的存在，离不开与“我们”相依为命的生态环境。作為各种“作品”的作者都是个体存在和类存在的统一体，个体存在和类存在的相互规定，“他者”与我们构成生生不息、相依为命的文明进步之链，促进我们对全球挑战复杂性的认识和批判性思考以及系统地面向未来的集体行动。[7]人的类意识和类本质不仅观照自身也把其他物的类当作认识的对象、实践的对象和伦理拓展的对象，不仅用全部物种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考量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用美的眼睛观察和审视世界，用美的规律塑造和改变世界。人对美的留恋、对美的追求、对美的创造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社会的和谐合作来完成的，但世界之美并不仅仅是通过个体的努力来实现和展示的。世界之美是整体之美、创造之美、爱之美。整体之美是全面的，孤零零的美是很容易凋谢的，正如一朵花并不能展现整个春天一样，春天的殿堂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创造之美是合规律的，人类创造所遵循的规律是“美的规律”，对美的创造不是随心所欲和任意破坏的;爱之美是美的本质，缺乏“爱”的美是没有生命力的，因“爱”而“美”、因“美”而“爱”，二者相互依存。从美的意义上来说，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所展现的世界之美，是整体之美、创造之美和爱之美，具体而言，是自然之美、生活之美、生存之美、生产之美、人性之美、创造之美，等等。人类用美的规律创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丽世界，但是，美与丑总是相伴而行，善与恶总是结伴而生，真与假总是反向而出，人类在对美的向往和美的创造的过程中，许多肮脏（或丑或恶、亦丑亦恶）的东西肯定会蜂拥而至，许多虚假（以假冒真、以假乱真）的东西肯定会层出不穷。美的真正实现是人的“类意识”的完整表达，美是一种关系的存在，它必然超越狭隘个体的局限。有学者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要经历三个历史阶段：“天然统一”阶段、“抽象对立”阶段、“自由建造”阶段。[8]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由建造”不是任性妄为而是遵循“美的规律”，以实现美好生活为价值旨归的“自由建造”，人对自然的“自由建造”不仅是体现个体意志的个体之“作”，更是体现类意志的集体之“功”。 （二）代内与代际：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蕴涵“正义感”基质
正义感是人类追求正义、伸张正义的道德意识和行为，是人们维护正义原则、促进自我完善、实现社会公正的集体理性和集体行动。在人类正义感形成的历史运动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绝不是形成人类正义感的真正力量。人类正义感的形成不是理论推演的结果，它需要各种条件的成熟，比如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源泉的充分涌流、人的素质的极大提高，等等;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两极分化无法实现这些条件，因而需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进行克服和超越。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体现的是人类的公平正义，尤其是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人类的公平正义不是僵死的而是无限发展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同样依赖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生产关系的高度完善，依赖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因而，人类正义感生成的历史进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是无法分开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是同频共振、共生共荣的。当然，不能把生态文明等同于人类正义感，生态文明只是人类正义感形成中最具基础性的展开部分。在全球的现实运动中，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着内部紧张。一方面，全球在空间上已被分割为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有属于自身的主权空间、法律体系、历史文化;另一方面，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共同栖居于唯一的“蓝色星球”，这一“蓝色星球”不是相互拼杀的战场而是人与万物相互依存的幸福家园，不仅是当今人类的栖息之所，而且是人类千秋万代的生活乐园。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所蕴涵的“正义感”基质有利于舒缓或消解全球资源争夺、全球环境污染的紧张关系，有利于实现代内-代际的公平正义和人类社会的持续文明，有利于通过我思-反思的系统思维克服“原子”式的行动困境。
（三）此在与共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蕴涵“共同体”理念
无论是单个国家或地区或是单个生命个体的“此在”都是与全球人类及其万事万物处于命运攸关的“共在”之中，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客观上分裂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在”整体性和系统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现实的人通过资本的固有逻辑严格区分为“全球资本家”与“全球雇佣工人”，两种人的严格区分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对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必然会在撕裂的社会中遭遇压制、约束甚至打击。为了实现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逻辑力量的超越，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价值指向内在地要求“共同体”理念的产生，“共同体”的内涵非常丰富，它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在当下，“共同体”理念主要包括生命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一理念蕴涵着人类为了自身的共同利益必然超越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界限而形成“共在”的相依为命的生产、生活的密切关联。客观上要求现实的个人、国家或地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全球责任意识，是人的“类本质”和“正义感”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现实体现，“共同体”的生存之基是人的“类本质”和“正义感”的不断拓展。它需要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的全面合作作为其生存发展的动力;需要不同主体通过各种表达方式提出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良好生态环境和生命健康安全的价值目标;需要通过各种行为方式维护人类整体依存的生态环境权利，反对形形色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丧失了“类本质”与“正义感”的“丛林法则”;反对资产阶级“超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幻影和“非历史”的资本神话，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暴力”任性和阶级、种族的不平等。在唤醒和强化人的“类本质”和“正义感”、践行和彰显“共同体”理念的同时，可以通过跨国倡议用网络或其他方式，及时曝光和批评破坏生态环境、对生态环境保护不力的不负责任的国家和政府，让这些不负责任的国家承受全球性的道德压力、法律规制和舆论谴责。虽然“共同体”理念的孕育、实践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空间中还存在一定难度，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价值指向必然会促使“共同体”理念在全球社会得到广泛认同，使之在人类文明的行进中不断生长和全面发育。
三、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类文明进步、世界生态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携手创造世界生态文明的美好未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9]如果说，从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执政理念到党的十九大这一时期，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主要集中于本国生态环境治理的探索之中，那么，党的十九大则开启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崭新历程，在这一时期，我们的视野、角色和作用将会从“一国”转向“全球”，从“参与者、贡献者”到“引领者”，在全球环境治理中融入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中国智慧等中国元素，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力量。
从“一国治理”到“全球引領”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地球是人类共同栖居的家园，生态危机不仅是区域性危机更是全球性危机，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一国的责任更是全人类的责任，对人类家园的倾情关注、对人类命运的集体焦虑，唤起了人类对自身发展模式的深沉思考。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中，环境问题已成为国内、国际非常关注的焦点问题，对于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来说，环境的成功治理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面对各种困难和压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是坚定的、方向是明确的、成效是显著的。不仅要建设美丽中国，而且要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在美丽中国的建设方面，近几年来，虽然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但人们对青山绿水、蓝天白云、鸟语花香的优美环境还有更高要求;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中国一直是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积极参与者、主动作为者。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自里约热内卢会议（1992年）以来，中国政府主动签署联合国的各种公约、协定、方案、决议等，展示了中国的努力和追求、责任和担当。中国政府多次表示，中国不仅要认真做好自己的事，还要让全世界广大民众真正受益;中国决不会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决不嫁祸于人。中国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坚定执行者、《巴黎协定》的坚定推进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全面努力深化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全球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深入开展全球绿色开发和合作，着力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力所能及地提供“南南合作”资金，切实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201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在波恩举行，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作出的积极努力以及所取得的卓越成效得到了各国代表的高度赞赏，尤其是在科技创新和环境治理经验方面，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英国能源智库总裁安东尼·霍布雷认为，中国正在成为清洁能源领域的先锋。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经验、措施和方案，已为全球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借鉴。2020年，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系统，世界地质公园、自然遗产数量居世界第一。最早提出“绿色GDP”的著名学者小约翰·柯布认为，“中国给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希望之光”;国际能源署高级分析师海米·巴哈尔认为，“中国是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导者，在未来几年仍将遥遥领先”[10]。 四、結语
人类文明的历史反复证明：文明的颜色不能脱离生态的“底色”，文明的高度不能超出“生态”的限度，一旦突破生态限度，生态危机将引发文明危机，生态灾难将引发人类灾难，无论人类文明升华到什么形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始终是人类文明的基础。道不孤、德有邻，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所蕴涵的“类本质”“正义感”“共同体”之“道”必将把所有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都不是孤立的，只有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一起行动、一起努力，才能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由于生态环境问题所滋生的各种严峻风险对人类文明产生的致命威胁。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5.
[2]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 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
[4]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M].唐正东，臧佩洪， 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9.
[5] 郭忠华.求解“吉登斯悖论”：评《气候变化的政治》[J].公共行政评论，2010（1）：172-182.
[6] 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M].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29.
[7] Zinchenko Viktor V，Levkulych Viktoriia V，Levkulych Vasyl V，et al.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s an integrative basis of the global public strategy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ecology， education and science at all levels [J].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1，635（1）：1-10.
[8] 苏志宏.“美的规律”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14-22.
[9] 习近平.为携手创造世界生态文明美好未来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N].人民日报，2019-08-20（01）.
[10 ] 王新萍，龚鸣，方莹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N].人民日报，2020-12-26（03）.
（责任编辑 古 东）
Abstract： 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0 shows that the top five risks in the world are all closely related to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The global panic caused by COVID?19 once again arouses mankinds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aces many problem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such as the internal tension between capital supremacy and global collective action， the dilemma between unilateral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lobal mentality， and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esent and that of the human future. However， the “class essence”， the “sense of justice” and the “community mentality”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dicate its logical necessity. The earth is the home of mankind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 is not only regional but also global.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ll human rather than one country. No matter how human civilization develops，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is always the basis of human civilization. Civilization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ecological “background” and it should be developed within the ecological limit. Once the ecological limit is broken through， the ecological crisis will lead to the crisis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ecological disaster will end the human race. As a responsible country， China is working hard to improve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o promote the global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China is a staunch implementer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 staunch promoter of The Paris Agreement. The success of China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contributing Chinas experience， displaying Chinas wisdom and providing Chinas samples to the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leading it out of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Key words：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Chinas contribution;governance dilemma;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关键词：全球生态文明;中国贡献;治理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
DOI：10.16397/j.cnki.1671-1165.202103055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今全人类最关注的长期风险，《2020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世界排名前五的风险都与生态环境问题密切相关。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所引发的集体恐慌和重度焦虑再次引起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关切、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热切期盼和深刻反思。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进行了远景规划，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将“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1]。尽管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还面临着诸多困境，但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价值取向以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引领必将为美丽地球家园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光明前景。
一、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困境
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全球治理的焦点问题，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应对和解决已经打破了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时空和狭隘界限;但是，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背景下，生态与资本的严重对立，使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治理显得困难重重，资本的唯利是图与生态的普惠民生之间的内部紧张，造成各种主体之间尤其是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争夺愈演愈烈，生态文明建设在全球化的宏大境遇中尤其在资本至上的逻辑面前进展缓慢、成效甚微。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了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进步的严重对立，“这种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实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2]前言1。当然，现代性的生存状态、工业主义的发展理念以及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等与全球生态危机密切关联，而现代性、工业主义、经济发展本身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具体表征，如何保持人类文明进步的持续性与生态环境的持续性，不是现代性本身的问题而是隐藏在现代性深处的资本逻辑问题，只有正确认识资本的固有本性，对资本逻辑进行深刻批判和全面改造，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的变革”，才能有望继续保持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统一性和协调性。问题是，这种“根本性的变革”还要经历各种各样的坡坡坎坎，在短时间内还不可能完全实现，因此，如何与自然生态环境形成和谐共生的关系还面临诸多挑战。
（一）资本至上与全球集体行动的内部紧张
资本的唯利是图瓦解了共同利益的生成基础，共同利益是集体行动的前提条件，集体行动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治理的关键。如果共同利益被单个的个体利益所瓦解、所放逐，呈现碎片化、超现实化、虚无化状态，那么，集体行动就会因为各种动机和目的的多样性、复杂性而难以实现。恩格斯认为，如果联结人类的“纽带”只是“利益”，而且这种利益不是“公共利益”“人类利益”，只是“纯粹利己”的利益，即“私有制”的利益，那么，利益“就必然是单个利益”，“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3]，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普遍存在不可避免地造成单个利益的普遍化，如果单个利益不以整体利益为前提，单个利益必然与整体利益之间造成一种紧张关系，甚至对立关系。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当今世界，人类的整体利益已被私有制和资本逻辑所虚化、漠视、分解，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所蕴涵的整体性、公共性、类特性等特质需要多元主体的集体行动才能彰显，这样的集体行动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境遇中是难以实现的。以自然、资本的商品化为主要内容的都市化、工业化，不仅“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4]，而且造成了自然外观的肮脏破败和自然资源的难以为继。2001年3月，美国政府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在全球气候危机仍然很严峻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霸主地位（尤其是资本和技术的优势），在国际社会的一片反对声中，布什政府宣布单方退出《京都议定书》1，并强硬表示绝不重返《京都议定书》。2011年加拿大政府紧跟美国，提出了一个“荒谬”的理由：因为不能履行责任、无法完成减排目标而正式退出《京都议定书》。加拿大环境部长肯特认为，前政府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签署《京都议定书》。布什总统的强硬态度和加拿大政府的“荒谬”理由，表明了国际社会在全球气候危机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还有待加强，资本的任性和唯利是图的本质是不会考虑人类面临的危机的，这种承诺、约定、毁约的“任性”遵循着“资本优先”的价值排序以及对人类整体利益的“霸凌”和“强制”，深刻表明了《京都议定书》所倡导的全球集体行动的失败。生态环境与资本逻辑的对抗性冲突片面地把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利润至上放在首要位置，这种目光短浅的行为是把人类文明和地球生命推向“死亡”的错误行为。资本主义的本性在全人类的利益面前是极端利己、极端残酷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和资本的本质一样是难以改变其内在性质的，“处于快速致富的资本积累规则的背景下，生物圈很难维持平衡”[2] 13-14。 “快速致富的资本积累”导致的最终恶果只能是全球生态系统和全球生命健康系统的“快速衰退”或“完全崩溃”。 （二）单边主义与全球系统思维的生成困境
单边主义破坏了全球治理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而系统性、整体性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定，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构建需要全人类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协调、形成合力、共同发力，需要用系统思维把握全人类的生活世界以及“生命共同体”“健康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客观现实，用系统思维深刻引导全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如果各个国家或地区都以自身为中心，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大自然进行无情破坏，对提供人类生存发展的有限资源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那么，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构建的价值链就会因单边主义极端的利己主义而变得支离破碎。系统思维是对单边主义的有效限制，是当今世界应对复杂风险社会的重要的思维方式，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所谓的“低碳技术”“风力发电”“清洁能源”“减少化石燃料”“绿色发展”等，所有的这些技术、政策对解决气候变化的难题肯定是有用的，但是，如果不从“系统性”考虑，而是“零散的”“碎片的”“孤立的”，那对解决气候变化这样复杂的全球问题是难以奏效的。吉登斯主张世界政治、经济应该是系统构建的政治、经济，建立起各种以系统性为基础的“政治融合”“经济融合”“需要将政策打包在一起，以便使未来气候不至于出现灾难性的结果”[5]。
（三）当下意识与人类未来意识的关系断裂
在拼命逐利的世界图景中，资本拥有者强化了对“现在感”和“当下意识”的凸显，弱化了对“未来意识”和“远景目标”的展望，殊不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永远走向未来的，世界的“不完美性”和人的“不完美性”注定了人和世界要不断地接近“未来”的完美。“未来”的完美是一个不断展开、不断丰满的过程，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僵化的、纯粹现实的“结局”，而是“现实性”和“理想性”的辩证统一。“未来意识”和“远景目标”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显著标志，如果过分强调和关注“现在感”和“当下意识”，个体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就会因为“未来”的缺失而显得苍白。齐美尔认为，“现在感”在当今社会十分凸显的主要原因是“公认的信念”正在丢失，“重要的价值”正在消解，“可公度的原则”日渐失去力量，这样一来，“生活中短暂和变化的因素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空间。与过去的断裂……逐渐使得意识集中到现在”[6]。“现在感”不仅漠视了“未来”的纽带，也与“过去”的历史产生断裂。“资本”出场总是与“利润回报”相勾连，而“利润回报”必须在预期之内，“回报”的时间愈短，利润率愈高。“利润回报”的唯一指向只能是“资本拥有者”，“资本拥有者”把“利润”作为自己存在的唯一的内在规定。“利润”天生具有一种“侵犯本能”和“当下意识”，这种“侵犯本能”和“当下意识”主要表现在占有、破坏、掠夺等欲望冲动之中，而“欲望冲动”主要围绕“利己”这一中心旋转。对于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言，“资本拥有者”是决不会考虑如“清洁水源”“废物处理”“不可再生资源的分配与保护”等关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或者“几代人之间生存环境的均衡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都“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2]3。资本冷酷的短期回报戕杀了生态环境的长久的社会公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生产体系和消费体系的“对抗性”矛盾）放大了自身具有的“弱视”“短视”的致命缺陷，挤压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公益性的系统空间。
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必然
虽然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治理困难重重，但人类生态系统的紧密关联意味着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必然。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必然不是主观想象的结果，而是“地球家园”本身的内在要求，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需要。其逻辑必然性主要表现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蕴涵“类本质”特征、“正义感”基质和“共同体”理念。
（一）“他者”与我们：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蕴涵“类本质”特征
“类本质”特征是人类主体的共性，是把“他者”返回自身的内在观照，是对个体、家庭、民族、国家等“个别性”“天然性”的超越，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类本质”特征体现在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以及他们的实践活动所产生的对象化的“作品”之中。人的每一样作品都离不开“他者”的存在，离不开与“我们”相依为命的生态环境。作為各种“作品”的作者都是个体存在和类存在的统一体，个体存在和类存在的相互规定，“他者”与我们构成生生不息、相依为命的文明进步之链，促进我们对全球挑战复杂性的认识和批判性思考以及系统地面向未来的集体行动。[7]人的类意识和类本质不仅观照自身也把其他物的类当作认识的对象、实践的对象和伦理拓展的对象，不仅用全部物种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考量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用美的眼睛观察和审视世界，用美的规律塑造和改变世界。人对美的留恋、对美的追求、对美的创造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社会的和谐合作来完成的，但世界之美并不仅仅是通过个体的努力来实现和展示的。世界之美是整体之美、创造之美、爱之美。整体之美是全面的，孤零零的美是很容易凋谢的，正如一朵花并不能展现整个春天一样，春天的殿堂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创造之美是合规律的，人类创造所遵循的规律是“美的规律”，对美的创造不是随心所欲和任意破坏的;爱之美是美的本质，缺乏“爱”的美是没有生命力的，因“爱”而“美”、因“美”而“爱”，二者相互依存。从美的意义上来说，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所展现的世界之美，是整体之美、创造之美和爱之美，具体而言，是自然之美、生活之美、生存之美、生产之美、人性之美、创造之美，等等。人类用美的规律创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丽世界，但是，美与丑总是相伴而行，善与恶总是结伴而生，真与假总是反向而出，人类在对美的向往和美的创造的过程中，许多肮脏（或丑或恶、亦丑亦恶）的东西肯定会蜂拥而至，许多虚假（以假冒真、以假乱真）的东西肯定会层出不穷。美的真正实现是人的“类意识”的完整表达，美是一种关系的存在，它必然超越狭隘个体的局限。有学者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要经历三个历史阶段：“天然统一”阶段、“抽象对立”阶段、“自由建造”阶段。[8]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由建造”不是任性妄为而是遵循“美的规律”，以实现美好生活为价值旨归的“自由建造”，人对自然的“自由建造”不仅是体现个体意志的个体之“作”，更是体现类意志的集体之“功”。 （二）代内与代际：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蕴涵“正义感”基质
正义感是人类追求正义、伸张正义的道德意识和行为，是人们维护正义原则、促进自我完善、实现社会公正的集体理性和集体行动。在人类正义感形成的历史运动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绝不是形成人类正义感的真正力量。人类正义感的形成不是理论推演的结果，它需要各种条件的成熟，比如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源泉的充分涌流、人的素质的极大提高，等等;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两极分化无法实现这些条件，因而需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进行克服和超越。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体现的是人类的公平正义，尤其是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人类的公平正义不是僵死的而是无限发展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同样依赖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生产关系的高度完善，依赖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因而，人类正义感生成的历史进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是无法分开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是同频共振、共生共荣的。当然，不能把生态文明等同于人类正义感，生态文明只是人类正义感形成中最具基础性的展开部分。在全球的现实运动中，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着内部紧张。一方面，全球在空间上已被分割为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有属于自身的主权空间、法律体系、历史文化;另一方面，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共同栖居于唯一的“蓝色星球”，这一“蓝色星球”不是相互拼杀的战场而是人与万物相互依存的幸福家园，不仅是当今人类的栖息之所，而且是人类千秋万代的生活乐园。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所蕴涵的“正义感”基质有利于舒缓或消解全球资源争夺、全球环境污染的紧张关系，有利于实现代内-代际的公平正义和人类社会的持续文明，有利于通过我思-反思的系统思维克服“原子”式的行动困境。
（三）此在与共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蕴涵“共同体”理念
无论是单个国家或地区或是单个生命个体的“此在”都是与全球人类及其万事万物处于命运攸关的“共在”之中，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客观上分裂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在”整体性和系统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现实的人通过资本的固有逻辑严格区分为“全球资本家”与“全球雇佣工人”，两种人的严格区分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对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必然会在撕裂的社会中遭遇压制、约束甚至打击。为了实现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逻辑力量的超越，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价值指向内在地要求“共同体”理念的产生，“共同体”的内涵非常丰富，它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在当下，“共同体”理念主要包括生命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一理念蕴涵着人类为了自身的共同利益必然超越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界限而形成“共在”的相依为命的生产、生活的密切关联。客观上要求现实的个人、国家或地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全球责任意识，是人的“类本质”和“正义感”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现实体现，“共同体”的生存之基是人的“类本质”和“正义感”的不断拓展。它需要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的全面合作作为其生存发展的动力;需要不同主体通过各种表达方式提出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良好生态环境和生命健康安全的价值目标;需要通过各种行为方式维护人类整体依存的生态环境权利，反对形形色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丧失了“类本质”与“正义感”的“丛林法则”;反对资产阶级“超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幻影和“非历史”的资本神话，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暴力”任性和阶级、种族的不平等。在唤醒和强化人的“类本质”和“正义感”、践行和彰显“共同体”理念的同时，可以通过跨国倡议用网络或其他方式，及时曝光和批评破坏生态环境、对生态环境保护不力的不负责任的国家和政府，让这些不负责任的国家承受全球性的道德压力、法律规制和舆论谴责。虽然“共同体”理念的孕育、实践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空间中还存在一定难度，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价值指向必然会促使“共同体”理念在全球社会得到广泛认同，使之在人类文明的行进中不断生长和全面发育。
三、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类文明进步、世界生态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携手创造世界生态文明的美好未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9]如果说，从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执政理念到党的十九大这一时期，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主要集中于本国生态环境治理的探索之中，那么，党的十九大则开启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崭新历程，在这一时期，我们的视野、角色和作用将会从“一国”转向“全球”，从“参与者、贡献者”到“引领者”，在全球环境治理中融入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中国智慧等中国元素，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力量。
从“一国治理”到“全球引領”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地球是人类共同栖居的家园，生态危机不仅是区域性危机更是全球性危机，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一国的责任更是全人类的责任，对人类家园的倾情关注、对人类命运的集体焦虑，唤起了人类对自身发展模式的深沉思考。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中，环境问题已成为国内、国际非常关注的焦点问题，对于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来说，环境的成功治理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面对各种困难和压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是坚定的、方向是明确的、成效是显著的。不仅要建设美丽中国，而且要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在美丽中国的建设方面，近几年来，虽然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但人们对青山绿水、蓝天白云、鸟语花香的优美环境还有更高要求;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中国一直是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积极参与者、主动作为者。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自里约热内卢会议（1992年）以来，中国政府主动签署联合国的各种公约、协定、方案、决议等，展示了中国的努力和追求、责任和担当。中国政府多次表示，中国不仅要认真做好自己的事，还要让全世界广大民众真正受益;中国决不会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决不嫁祸于人。中国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坚定执行者、《巴黎协定》的坚定推进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全面努力深化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全球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深入开展全球绿色开发和合作，着力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力所能及地提供“南南合作”资金，切实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201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在波恩举行，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作出的积极努力以及所取得的卓越成效得到了各国代表的高度赞赏，尤其是在科技创新和环境治理经验方面，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英国能源智库总裁安东尼·霍布雷认为，中国正在成为清洁能源领域的先锋。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经验、措施和方案，已为全球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借鉴。2020年，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系统，世界地质公园、自然遗产数量居世界第一。最早提出“绿色GDP”的著名学者小约翰·柯布认为，“中国给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希望之光”;国际能源署高级分析师海米·巴哈尔认为，“中国是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导者，在未来几年仍将遥遥领先”[10]。 四、結语
人类文明的历史反复证明：文明的颜色不能脱离生态的“底色”，文明的高度不能超出“生态”的限度，一旦突破生态限度，生态危机将引发文明危机，生态灾难将引发人类灾难，无论人类文明升华到什么形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始终是人类文明的基础。道不孤、德有邻，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所蕴涵的“类本质”“正义感”“共同体”之“道”必将把所有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都不是孤立的，只有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一起行动、一起努力，才能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由于生态环境问题所滋生的各种严峻风险对人类文明产生的致命威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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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习近平.为携手创造世界生态文明美好未来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N].人民日报，2019-08-20（01）.
[10 ] 王新萍，龚鸣，方莹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N].人民日报，2020-12-26（03）.
（责任编辑 古 东）
Abstract： 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0 shows that the top five risks in the world are all closely related to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The global panic caused by COVID?19 once again arouses mankinds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aces many problem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such as the internal tension between capital supremacy and global collective action， the dilemma between unilateral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lobal mentality， and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esent and that of the human future. However， the “class essence”， the “sense of justice” and the “community mentality”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dicate its logical necessity. The earth is the home of mankind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 is not only regional but also global.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ll human rather than one country. No matter how human civilization develops，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is always the basis of human civilization. Civilization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ecological “background” and it should be developed within the ecological limit. Once the ecological limit is broken through， the ecological crisis will lead to the crisis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ecological disaster will end the human race. As a responsible country， China is working hard to improve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o promote the global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China is a staunch implementer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 staunch promoter of The Paris Agreement. The success of China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contributing Chinas experience， displaying Chinas wisdom and providing Chinas samples to the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leading it out of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Key words：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Chinas contribution;governance dilemma;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