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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數千年的變化與沉澱，嶺南文化博大精深，內涵深刻，對於嶺南之地描述的文章也不勝枚舉，實在難以一一贅述，作為一個地地道道的嶺南人，生於斯，長於斯，自然對於本地的文化有著一個格外的使命感，而對於嶺南文化的整體研究也是自改革開放開始，開啟了嶺南文化的現代研究之路。
中原古風，粵地傳承
嶺南，就是五嶺之南。古代嶺南處於邊陲之地，原住民是成分很複雜的百越民族，更有五嶺阻隔，與中原交通不便。在過去中原正統本位的時代，嶺南被視為“嶺外”、“嶺表”、“南蠻”，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相對落後。嶺南的長足進步，是始自明朝中葉以降珠江三角洲的全面開發。珠三角洲繼長三角之後，成為祖國的第二大經濟重心，中原和江南的制度、經濟、技術、文化也逐步覆被整個嶺南地區。嶺南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風俗丕變”，在前進步伐上同中原和江南地區趨齊，“嶺南文化”才粲然可觀。
但是，由於內地各種政治運動等眾所周知的原因，嶺南文化一直無法被認真地進行發掘和研究，直到改革開放以後，大家才有了深入發掘和靜心研究的學術空間。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開始，中山大學、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港澳臺學者以及國外（英、美、日等國）學者對嶺南展開了合作研究。由於嶺南的歷史文獻蘊藏遠遜於中原和江南，我們試驗進行歷史人類學研究方法，分區域深入進行田野實地考察。我本人主要在珠三角地區進行考察研究工作，至今幾近三十年了。我驚奇地發現，很多在中原和江南地區已經衰落乃至消亡的文化遺產在嶺南竟然能夠保存完好，著實令人驚訝。
以澳門為例，我在澳門不少的路口和村坊巷口都發現了“社稷壇”，據統計有一百多座。這種肇始於中原殷商時代的社稷崇拜，在包含澳門在內的嶺南地區長久保存，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我在西江流域肇慶市考察，只在高要一地就發現社稷壇有五千多座，這是世界上社稷壇最密集的地方。社稷崇拜的文化，源於我們對於土地和農業神靈的崇拜信仰。自周朝以來，社稷成為國家的代稱，一旦國家碰到危難情形，則多呼籲“執干戈以衛社稷”。過去中原地區有春秋二社之祭，唐詩就描述過這樣的盛況：“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如今這樣的祭祀信仰在北方早已不復存在，而在嶺南地區則仍是非常習見的民俗。據我所知，在澳門仍然有人拜社。西江流域更保持著春社的習俗，高要一地五千多個社稷壇，各地的春社祭祀可以延續一個多月。近年，高要春社被廣東省列入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小小的“社稷壇”不僅僅是一種信仰、習俗的表現，它往往成為聚居的中心所在，帶有強烈的社會功能，凝聚所在的民眾。嶺南民間信仰同宗族制度等結合，為珠三角的文化帶來了極大的變化。而廣東人走到世界各地，都會積極將自己的文化帶去落地生根與傳播。在澳門地區，即使數百年來在葡國殖民統治之下，全方位的進行“葡國化”，但由於中國傳統民俗信仰在嶺南的頑強生命力，華人仍能堅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認同，例如初一、十五的廟宇和社稷壇參拜等習俗在數百年中未曾間斷。
在剛剛過去的春節中，不少民眾都會注意到嶺南地區濃濃的民俗氣息，尤其是與宗族、祠堂有關的祭祀祖先、天地等的文化。然而如同先前所言，宗族制度配套的祠堂、族譜、祭祀文化其實也是由中原地區傳入嶺南地區。“慎終追遠”是沿承於遠古的中國文化傳統，南宋滅亡，大批宋朝移民從中原和江南地區湧入嶺南，帶來一大批有文化有技術的人才，參與開發珠三角。戰亂時期大量南遷人口，開闢村莊聚落，需要進一步維繫凝聚力，此時的沿承中原傳統的宗族制度就是最好的紐帶。
明中葉以來，珠三角全面開發，隨著經濟文化發展，嶺南宗族制度也以實體建築和文本形式建立並完善起來，那就是大修祠堂和族譜。陸續南遷的移民由於戰亂等原因其實很難追溯到中原地區的先祖，在“宗廢族亂”的情況下，為了凝聚散亂的人心，自然藉助祠堂把周圍的人聯繫起來，祭祀文化也從家中廳堂供奉祖先牌位發展到爭相攀比蓋祠堂、比實力的表現形式。“聯宗敬祖”也成了嶺南人擴大宗族勢力的行為，各地同姓的人不論有無實在的血緣關係，也大建“合族祠”，大修“合族譜”；甚至不同姓的人也通過各種關係盤結為“宗族”的模式。在修族譜的時候，原先說不清楚的始祖，也被重新“建構”。中原遠古的宗族制度，在嶺南被地域化複製了。嶺南學者指出，這就是嶺南宗族制度的“虛擬性”特徵。嶺南文化善於相容和調適的特質，使得嶺南人用很簡潔直接的處理方式就把宗族制度構建起來，並且使這種制度在嶺南經濟社會發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明清兩代，珠三角開發取得的最大經濟成果就是大沙田開發和農業手工業的商業化。大沙田開發動輒百畝千畝，個別家庭是無能為力的，宗族的強大實力能承擔起這種使命，這種歷史場景在同澳門比鄰的珠海三灶、斗門沙田區還可以看到。珠三角市場的開發和廣幫商業營運，造成了佛山等嶺南工商業巨鎮，也有宗族的背景支持。新中國建國後，宗族財產被沒收，宗族制度備受批判。改革開放以來，大家又開始重拾對宗族文化的理解，看到其對於地方、政經、社會發展的重大作用，也開始明白絕對的行政打壓反而收不到好的效果。
嶺南地區在新中國建國前，民間幾乎沒有純粹的娛樂，民間的娛樂都是附著在傳統節慶、民間信仰和宗族文化上進行的。而民間信仰和宗族文化在珠三角形成了兩種最顯眼的物化形式——“順德祠堂南海廟”。現在這些歷史建築既是各級文物保護單位（例如廣州的陳家祠、佛山的祖廟都是國家級文物），又是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承載體。從近十多年廣東省各地申報上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名錄來看，在國家規定的“民俗”部類中就有九成以上的非遺項目同民間信仰和宗族文化相關。另外，在“傳統工藝”、“傳統技藝”等部類中，也有很多同廟宇、祠堂相關，例如在廣東地區廟宇、祠堂的裝修中，就集中了大量精美的磚雕、木雕、灰塑、泥塑、壁畫、金屬加工等工藝美術；還有很多同民俗活動相關聯的傳統音樂和歌舞、遊藝。這些都是極其珍貴的文化遺產。
在改革開放後的今天，散佈民間的廟宇和祠堂依然承擔著很多的社會功能。例如，很多地區祠堂變成了老人活動娛樂中心，周遭的長者聚集在祠堂，可以在和諧的氛圍中把嶺南地區的優良傳統、宗族中優秀家風、族規傳授給下一代，這是一個世代之間情感的維繫，也是宗族文化跟進時代的傳承方式。在明清兩朝，嶺南民間信仰和宗族制度與政府的政令對接，對基層社會的管理成本相對較低。今天，這些歷史文化資源對於我們降低基層社會管理成本，仍然有著不容忽視的借鑒作用，這同時也是傳統嶺南文化在現代尋求新的融合發展必須思考的重要命題。 閉關與改革，催生文化反思
當然，傳統文化除了現代化的思考以外，也面臨到嚴峻的外來文化的衝擊，這也就引出了政府所提出的“文化自信”的問題。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這個議題沒有凸顯出重要的地位，有歷史發展與經濟發展等因素在其中。
在古代，“天朝上國”既是經濟大國又是文化強國，統治者和子民對自己的傳統文化都充滿自信，而事實上中華帝國是東方最大的文化板塊，歷史上對於東亞地區乃至世界的文化影響巨大且輻射深遠。例如中國先民創造的二十四節氣、春節、端午節、七夕、中秋節等傳統節日，以至一些審美觀、價值觀和倫理道德，都在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留下了很深刻的文化印記。
進入近代，中國明清時期閉關鎖國的狀態被打破，外來的新文化強勢進入中國，古老的中國文化頓時顯得老態龍鐘，因此中國近代的社會變革首先就是從“新文化運動”亦即從文化領域開始推動的，囿於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態勢，採取激烈的手段謀求變革，形成主流，在文化上更有一種主張全盤西化的趨勢。這是一種文化的自艾，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底色”和“文化基因”漸失信心。而後近百年中中國文化幾乎沒有討論空間，從“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再到幾十年戰爭的消耗、各種政治運動的干擾，無人有心思，政府也無法集中來思考文化的處境與發展方向。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但同時強勁的西方文化也藉助“經濟航母”再度強勢進入。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從經濟大國一路耀升變成經濟強國，但似乎作為“文化大國”邁向“文化強國”之路還沒有那麼順暢和對稱，因而此時習近平主席提出“文化自信”的理念，呼籲重新建立屬於中國的“文化自信”。
廣東地區面對海洋，得海洋風氣之先保持著開放、融合的精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將開放的前沿陣地放在了珠三角地區，我認為一方面是珠三角面向海洋、面對港澳，在地理上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另一方面也因為嶺南文化的特性，包容與實幹的精神，使得大家對於“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沒有太多固執的堅持，而是埋頭實幹拼發展，殺出一條血路再說。只要是適合自身發展的，就大力吸收，就如同過去對於中原和海洋優秀文化的吸收，使得珠三角地區在快速磨合中有了新的活力。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中，在繼承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相容並蓄、多元開放的新文化格局不斷形成。所以，我認為廣東在建立文化自信上也大有條件成為“前沿陣地”。我覺得在實操過程中有些問題值得注意：
首先，不要動輒給文化打上標籤。以往提到文化就輕易貼上“封建、唯心、唯物、先進、落後”的標籤，大有“未審先判”的感覺，其實文化是人類創造出來的物質、非物質傳承的財富總和，如此大的事物豈可以一個標籤輕易定性？這種標籤化的行為對老百姓的認知是一種巨大的傷害。改革開放以來，思想解放，還文化以科學的態度。例如，非物質文化遺產是與民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相承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個性、禮樂、技藝、經驗、精神、審美習慣和價值觀，最能反映中華文化的“底色”和“基因”。但是，絕大部分非遺是在漫長的封建時代形成並在相對封閉的地方保存下來，如何使之在現代化的浪潮中承傳並繼續發揮積極的作用，是一個大問題。近十餘年，國家關於非遺的立法都反復強調非物質文化的保護不可違背群眾的意願，就是一種科學的態度。傳統風俗不是不可改變，而是要符合地區發展、民眾實情。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人與人之間聯繫再無阻隔，文化相互影響、滲透已成常態，如何建立對自己固有文化的“自信定位”更要在實踐中找出新理念，學會深層反思，反思我們從五四以來的百年中，究竟對文化做了什麼？如何看待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文化究竟是什麼？又怎樣將文化融入發展之中？如同春節被華人帶向全球傳播，營造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下的異域特色，這就是民眾在自己的文化演繹中建立起來的“文化自信”，並非單靠文化標籤推銷或體制來推動。有寬鬆的文化發展空間，對於民間文化交流保持寬懷，以科學的態度來看待文化的“走出去”和“引進來”，自然能夠在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上找到最適合時代的發展方式。
知行合一，打造文化認同
在新時期，我們需要強化文化交流，在不斷的對外開放中，尋求跨時空、跨國度的對話與思考，以德服人，將中國文化的魅力以多元的形式展現在世人眼前，進一步邁向文化強國。中國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政府主導”是基本原則，這是我們的制度本身決定的，也是我們在文化建設上的制度優勢。例如，中國的非遺保護事業啟動較晚，遠遠落後於日本和歐美發達國家。直到二十一世紀初，中國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締約國，才奮力直追。在政府主導下，文化部門一層層的緊急動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經過十多年的努力最終變成了非遺大國，這種高效率、多成果、新實踐的態勢正是得益於體制的力量。
但是，毋庸諱言，有些地方的“政府主導”變成了“政府包辦”。在政府全力推動保育之際，也有可能出現地方上對非遺的過度包裝、表演化、政績化、功利化消費非遺的現象，脫離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人為本的“人”——民眾，最終影響民眾的認可與感受，對於建立對非遺的“自信”其實未見得有利。這些都是要在實踐中探索，在理論上提升的。
嶺南文化在國家推出“一帶一路”全球發展戰略與大灣區建設戰略以後，更加被賦予了新的使命與期待。事實上，嶺南並非“文化傲慢人士”所說的文化沙漠，這片土地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遺產與中國的人文資產，對於港澳、海外華僑而言，嶺南更是文化上最重要的紐帶。在大灣區建設中，這個9+2城市群的建設在最初大家都會把目光投射在較大技術交流、資金、人員交流等層面，但其實內在的驅動力就是嶺南地區的文化認同，將大灣區放在嶺南同樣也是看中了改革開放中嶺南作為文化發展前沿之地的核心要素。
但大灣區的建設，尤其是文化認同的推動尤其要注意，雖然有傳統文化、嶺南文化的聯繫紐帶，但對於新一代的港澳年輕人而言不一定瞭解這種的文化底蘊，很多人的心中大三巴牌坊遠遠勝過代表中國文化的社稷壇，這就需要讓我們的年輕人瞭解自己的歷史與文化。
同時，在瞭解之後，更要思考如何傳承與創新，而非固守，藉助灣區強大的發展實力，如何演繹好中國文化、嶺南文化，將之推廣到全球，又是新時期的重要課題。在大灣區的戰略架構中，如何藉助教育、旅遊、商務的平臺進一步完善文化傳播方式，完善人文交流機制，更是需要多方位加強的方向。只有系統的交流互動、瞭解文化、共同傳承，最終才能認同文化，形成充滿自豪感的“文化自信”。
中原古風，粵地傳承
嶺南，就是五嶺之南。古代嶺南處於邊陲之地，原住民是成分很複雜的百越民族，更有五嶺阻隔，與中原交通不便。在過去中原正統本位的時代，嶺南被視為“嶺外”、“嶺表”、“南蠻”，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相對落後。嶺南的長足進步，是始自明朝中葉以降珠江三角洲的全面開發。珠三角洲繼長三角之後，成為祖國的第二大經濟重心，中原和江南的制度、經濟、技術、文化也逐步覆被整個嶺南地區。嶺南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風俗丕變”，在前進步伐上同中原和江南地區趨齊，“嶺南文化”才粲然可觀。
但是，由於內地各種政治運動等眾所周知的原因，嶺南文化一直無法被認真地進行發掘和研究，直到改革開放以後，大家才有了深入發掘和靜心研究的學術空間。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開始，中山大學、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港澳臺學者以及國外（英、美、日等國）學者對嶺南展開了合作研究。由於嶺南的歷史文獻蘊藏遠遜於中原和江南，我們試驗進行歷史人類學研究方法，分區域深入進行田野實地考察。我本人主要在珠三角地區進行考察研究工作，至今幾近三十年了。我驚奇地發現，很多在中原和江南地區已經衰落乃至消亡的文化遺產在嶺南竟然能夠保存完好，著實令人驚訝。
以澳門為例，我在澳門不少的路口和村坊巷口都發現了“社稷壇”，據統計有一百多座。這種肇始於中原殷商時代的社稷崇拜，在包含澳門在內的嶺南地區長久保存，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我在西江流域肇慶市考察，只在高要一地就發現社稷壇有五千多座，這是世界上社稷壇最密集的地方。社稷崇拜的文化，源於我們對於土地和農業神靈的崇拜信仰。自周朝以來，社稷成為國家的代稱，一旦國家碰到危難情形，則多呼籲“執干戈以衛社稷”。過去中原地區有春秋二社之祭，唐詩就描述過這樣的盛況：“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如今這樣的祭祀信仰在北方早已不復存在，而在嶺南地區則仍是非常習見的民俗。據我所知，在澳門仍然有人拜社。西江流域更保持著春社的習俗，高要一地五千多個社稷壇，各地的春社祭祀可以延續一個多月。近年，高要春社被廣東省列入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小小的“社稷壇”不僅僅是一種信仰、習俗的表現，它往往成為聚居的中心所在，帶有強烈的社會功能，凝聚所在的民眾。嶺南民間信仰同宗族制度等結合，為珠三角的文化帶來了極大的變化。而廣東人走到世界各地，都會積極將自己的文化帶去落地生根與傳播。在澳門地區，即使數百年來在葡國殖民統治之下，全方位的進行“葡國化”，但由於中國傳統民俗信仰在嶺南的頑強生命力，華人仍能堅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認同，例如初一、十五的廟宇和社稷壇參拜等習俗在數百年中未曾間斷。
在剛剛過去的春節中，不少民眾都會注意到嶺南地區濃濃的民俗氣息，尤其是與宗族、祠堂有關的祭祀祖先、天地等的文化。然而如同先前所言，宗族制度配套的祠堂、族譜、祭祀文化其實也是由中原地區傳入嶺南地區。“慎終追遠”是沿承於遠古的中國文化傳統，南宋滅亡，大批宋朝移民從中原和江南地區湧入嶺南，帶來一大批有文化有技術的人才，參與開發珠三角。戰亂時期大量南遷人口，開闢村莊聚落，需要進一步維繫凝聚力，此時的沿承中原傳統的宗族制度就是最好的紐帶。
明中葉以來，珠三角全面開發，隨著經濟文化發展，嶺南宗族制度也以實體建築和文本形式建立並完善起來，那就是大修祠堂和族譜。陸續南遷的移民由於戰亂等原因其實很難追溯到中原地區的先祖，在“宗廢族亂”的情況下，為了凝聚散亂的人心，自然藉助祠堂把周圍的人聯繫起來，祭祀文化也從家中廳堂供奉祖先牌位發展到爭相攀比蓋祠堂、比實力的表現形式。“聯宗敬祖”也成了嶺南人擴大宗族勢力的行為，各地同姓的人不論有無實在的血緣關係，也大建“合族祠”，大修“合族譜”；甚至不同姓的人也通過各種關係盤結為“宗族”的模式。在修族譜的時候，原先說不清楚的始祖，也被重新“建構”。中原遠古的宗族制度，在嶺南被地域化複製了。嶺南學者指出，這就是嶺南宗族制度的“虛擬性”特徵。嶺南文化善於相容和調適的特質，使得嶺南人用很簡潔直接的處理方式就把宗族制度構建起來，並且使這種制度在嶺南經濟社會發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明清兩代，珠三角開發取得的最大經濟成果就是大沙田開發和農業手工業的商業化。大沙田開發動輒百畝千畝，個別家庭是無能為力的，宗族的強大實力能承擔起這種使命，這種歷史場景在同澳門比鄰的珠海三灶、斗門沙田區還可以看到。珠三角市場的開發和廣幫商業營運，造成了佛山等嶺南工商業巨鎮，也有宗族的背景支持。新中國建國後，宗族財產被沒收，宗族制度備受批判。改革開放以來，大家又開始重拾對宗族文化的理解，看到其對於地方、政經、社會發展的重大作用，也開始明白絕對的行政打壓反而收不到好的效果。
嶺南地區在新中國建國前，民間幾乎沒有純粹的娛樂，民間的娛樂都是附著在傳統節慶、民間信仰和宗族文化上進行的。而民間信仰和宗族文化在珠三角形成了兩種最顯眼的物化形式——“順德祠堂南海廟”。現在這些歷史建築既是各級文物保護單位（例如廣州的陳家祠、佛山的祖廟都是國家級文物），又是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承載體。從近十多年廣東省各地申報上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名錄來看，在國家規定的“民俗”部類中就有九成以上的非遺項目同民間信仰和宗族文化相關。另外，在“傳統工藝”、“傳統技藝”等部類中，也有很多同廟宇、祠堂相關，例如在廣東地區廟宇、祠堂的裝修中，就集中了大量精美的磚雕、木雕、灰塑、泥塑、壁畫、金屬加工等工藝美術；還有很多同民俗活動相關聯的傳統音樂和歌舞、遊藝。這些都是極其珍貴的文化遺產。
在改革開放後的今天，散佈民間的廟宇和祠堂依然承擔著很多的社會功能。例如，很多地區祠堂變成了老人活動娛樂中心，周遭的長者聚集在祠堂，可以在和諧的氛圍中把嶺南地區的優良傳統、宗族中優秀家風、族規傳授給下一代，這是一個世代之間情感的維繫，也是宗族文化跟進時代的傳承方式。在明清兩朝，嶺南民間信仰和宗族制度與政府的政令對接，對基層社會的管理成本相對較低。今天，這些歷史文化資源對於我們降低基層社會管理成本，仍然有著不容忽視的借鑒作用，這同時也是傳統嶺南文化在現代尋求新的融合發展必須思考的重要命題。 閉關與改革，催生文化反思
當然，傳統文化除了現代化的思考以外，也面臨到嚴峻的外來文化的衝擊，這也就引出了政府所提出的“文化自信”的問題。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這個議題沒有凸顯出重要的地位，有歷史發展與經濟發展等因素在其中。
在古代，“天朝上國”既是經濟大國又是文化強國，統治者和子民對自己的傳統文化都充滿自信，而事實上中華帝國是東方最大的文化板塊，歷史上對於東亞地區乃至世界的文化影響巨大且輻射深遠。例如中國先民創造的二十四節氣、春節、端午節、七夕、中秋節等傳統節日，以至一些審美觀、價值觀和倫理道德，都在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留下了很深刻的文化印記。
進入近代，中國明清時期閉關鎖國的狀態被打破，外來的新文化強勢進入中國，古老的中國文化頓時顯得老態龍鐘，因此中國近代的社會變革首先就是從“新文化運動”亦即從文化領域開始推動的，囿於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態勢，採取激烈的手段謀求變革，形成主流，在文化上更有一種主張全盤西化的趨勢。這是一種文化的自艾，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底色”和“文化基因”漸失信心。而後近百年中中國文化幾乎沒有討論空間，從“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再到幾十年戰爭的消耗、各種政治運動的干擾，無人有心思，政府也無法集中來思考文化的處境與發展方向。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但同時強勁的西方文化也藉助“經濟航母”再度強勢進入。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從經濟大國一路耀升變成經濟強國，但似乎作為“文化大國”邁向“文化強國”之路還沒有那麼順暢和對稱，因而此時習近平主席提出“文化自信”的理念，呼籲重新建立屬於中國的“文化自信”。
廣東地區面對海洋，得海洋風氣之先保持著開放、融合的精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將開放的前沿陣地放在了珠三角地區，我認為一方面是珠三角面向海洋、面對港澳，在地理上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另一方面也因為嶺南文化的特性，包容與實幹的精神，使得大家對於“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沒有太多固執的堅持，而是埋頭實幹拼發展，殺出一條血路再說。只要是適合自身發展的，就大力吸收，就如同過去對於中原和海洋優秀文化的吸收，使得珠三角地區在快速磨合中有了新的活力。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中，在繼承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相容並蓄、多元開放的新文化格局不斷形成。所以，我認為廣東在建立文化自信上也大有條件成為“前沿陣地”。我覺得在實操過程中有些問題值得注意：
首先，不要動輒給文化打上標籤。以往提到文化就輕易貼上“封建、唯心、唯物、先進、落後”的標籤，大有“未審先判”的感覺，其實文化是人類創造出來的物質、非物質傳承的財富總和，如此大的事物豈可以一個標籤輕易定性？這種標籤化的行為對老百姓的認知是一種巨大的傷害。改革開放以來，思想解放，還文化以科學的態度。例如，非物質文化遺產是與民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相承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個性、禮樂、技藝、經驗、精神、審美習慣和價值觀，最能反映中華文化的“底色”和“基因”。但是，絕大部分非遺是在漫長的封建時代形成並在相對封閉的地方保存下來，如何使之在現代化的浪潮中承傳並繼續發揮積極的作用，是一個大問題。近十餘年，國家關於非遺的立法都反復強調非物質文化的保護不可違背群眾的意願，就是一種科學的態度。傳統風俗不是不可改變，而是要符合地區發展、民眾實情。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人與人之間聯繫再無阻隔，文化相互影響、滲透已成常態，如何建立對自己固有文化的“自信定位”更要在實踐中找出新理念，學會深層反思，反思我們從五四以來的百年中，究竟對文化做了什麼？如何看待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文化究竟是什麼？又怎樣將文化融入發展之中？如同春節被華人帶向全球傳播，營造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下的異域特色，這就是民眾在自己的文化演繹中建立起來的“文化自信”，並非單靠文化標籤推銷或體制來推動。有寬鬆的文化發展空間，對於民間文化交流保持寬懷，以科學的態度來看待文化的“走出去”和“引進來”，自然能夠在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上找到最適合時代的發展方式。
知行合一，打造文化認同
在新時期，我們需要強化文化交流，在不斷的對外開放中，尋求跨時空、跨國度的對話與思考，以德服人，將中國文化的魅力以多元的形式展現在世人眼前，進一步邁向文化強國。中國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政府主導”是基本原則，這是我們的制度本身決定的，也是我們在文化建設上的制度優勢。例如，中國的非遺保護事業啟動較晚，遠遠落後於日本和歐美發達國家。直到二十一世紀初，中國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締約國，才奮力直追。在政府主導下，文化部門一層層的緊急動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經過十多年的努力最終變成了非遺大國，這種高效率、多成果、新實踐的態勢正是得益於體制的力量。
但是，毋庸諱言，有些地方的“政府主導”變成了“政府包辦”。在政府全力推動保育之際，也有可能出現地方上對非遺的過度包裝、表演化、政績化、功利化消費非遺的現象，脫離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人為本的“人”——民眾，最終影響民眾的認可與感受，對於建立對非遺的“自信”其實未見得有利。這些都是要在實踐中探索，在理論上提升的。
嶺南文化在國家推出“一帶一路”全球發展戰略與大灣區建設戰略以後，更加被賦予了新的使命與期待。事實上，嶺南並非“文化傲慢人士”所說的文化沙漠，這片土地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遺產與中國的人文資產，對於港澳、海外華僑而言，嶺南更是文化上最重要的紐帶。在大灣區建設中，這個9+2城市群的建設在最初大家都會把目光投射在較大技術交流、資金、人員交流等層面，但其實內在的驅動力就是嶺南地區的文化認同，將大灣區放在嶺南同樣也是看中了改革開放中嶺南作為文化發展前沿之地的核心要素。
但大灣區的建設，尤其是文化認同的推動尤其要注意，雖然有傳統文化、嶺南文化的聯繫紐帶，但對於新一代的港澳年輕人而言不一定瞭解這種的文化底蘊，很多人的心中大三巴牌坊遠遠勝過代表中國文化的社稷壇，這就需要讓我們的年輕人瞭解自己的歷史與文化。
同時，在瞭解之後，更要思考如何傳承與創新，而非固守，藉助灣區強大的發展實力，如何演繹好中國文化、嶺南文化，將之推廣到全球，又是新時期的重要課題。在大灣區的戰略架構中，如何藉助教育、旅遊、商務的平臺進一步完善文化傳播方式，完善人文交流機制，更是需要多方位加強的方向。只有系統的交流互動、瞭解文化、共同傳承，最終才能認同文化，形成充滿自豪感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