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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增长相伴的不是低失业、高就业。相反却是失业的增加。
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这就是著名的“奥肯定律”。几十年来，它被日本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所验证。
在我国。尽管这些年来保持着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带动就业的能力不仅没能上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能拉动就业增长约0.4个百分点，而到本世纪已下降到0.1个百分点。“奥肯定律”在中国似乎不灵了。
“我们的饭碗在哪里”
“我就读的大学是全国重点，我学习的专业是城市规划，我的成绩也好，长相也不差，为什么我就找不到工作呢?”说起找工作的经历，张薇一脸的无奈。她说，从去年底到现在，已经投出去几十份简历，参加了各式各样的招聘会，一点结果都还没有。“我的饭碗在哪里?谁能帮帮我啊?”在城市里一无亲二无故的她，常常在心里这样呐喊。
张薇的处境并不是个别现象。
如果说当年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高考的话，那么在大学扩大招生后，随之而来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就是就业难。
手拿厚厚的简历，马不停蹄地穿梭于各种招聘会，这是近年高校学生毕业前都要经历的场面。那些像赶场一样参加了无数次面试的大学毕业生戏称自己为“面霸”，而在遭遇了几次三番的拒绝后仍能从容面对者则被封为“拒无霸”，自嘲中透出的无奈显示了就业市场的严峻。
相比之下，农村大学生就业更难。那些原本以拥有大学生为荣的农民家庭遭遇尴尬处境，心理失落比孩子读书所欠下的巨额债务更沉重。
一大学生说：“我以前是村子里小孩子们学习的榜样，如今的榜样是我那个初中毕业就去上海打工的表弟。村里人说‘读了大学也难找工作，这书怕是读了也没什么用。’”
“单位何时才能最我们签合同”
跟张薇同一个村的李有福父子(化名)是幸运的，虽然收入不高，但他们毕竟有了工作。正月初六，父子二人赶到成都，准备第二天就开始上班。
去年3月，46岁的李有福(化名)从乐山农村老家来到成都打工。种了大半辈子地的老李文化水平不高，也没什么手艺，进城后他上建筑工地打过零工，到物流公司当过搬运工，月工资最高不超过800元，吃住还得自己解决。
今年，经老乡介绍，老郑找到了在成都一家娱乐城厨房打下手的工作，月工资涨到900元不说，还管吃管住。尽管经常加班到深夜，没有保险没有劳动合同，老郑已经很满足：“一个月能剩四五百元，比种地强多了。甚至，比我大学毕业的儿子节余还多点。”
李有福的儿子小李从正规大学的西餐专业毕业。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两年多来，小李干过5个工作，长不过半年，短则一两个月，工作很不稳定，“要租房要吃饭穿衣，连养活自己都难。”小李说。
去年6月。小李被招聘到某机关单位。才稍稍安定下来。虽说工资不高，一个月仅1200多元，单位里正式职工的福利他也没有，但考虑到是正规单位，工作比较稳定，他工作还是非常卖力，期望表现好一点，单位跟他签劳动合同。买相应的保险。
“今年1月1日起《劳动合同法》就开始实施了，我也早就过了3个月试用期，但不知道单位何时才能跟我签合同，给我买保险。”说这话时，24岁的小伙子一脸迷茫。他说，比他更早进那家单位的招聘人员，跟他的遭遇是一样的。
“什么时候我们才不会被歧视”
在某大学BBS的求职版上，一则图文并茂的帖子曾经非常引人注目：“寻一名与照片很像的男生，有小事相求，重谢2000元，提供线索并成功者也酬谢500元。”
小张是今年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刚找到一份工作，单位要求进行全面体检，这让小张的神经紧绷起来——他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情急之下，他只好找一个和自己外表相像的人当“替身”。
小张说，每次求职面试都能顺利通过，可一到体检关就没戏了。
小张的烦恼，只是众多遭遇就业歧视的求职者的一个缩影。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以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年龄、身体残疾等因素歧视劳动者。《就业促进法》中的这条规定很引人注目。但在现实生活中，女职工为保饭碗不敢生孩子、女大学生找工作比男生难，这些就业歧视现象比较普遍。
事实上，一些招聘单位不仅在年龄、性别、体貌上给应聘者设置了难题，而户口所在地也成为一些应聘者无法跨越的屏障。
“一些城市，像环卫工等带有公益性质的工作岗位，基本上都是优先照顾本地户口的人。外来者很难与他们公平竞争。这就造成了现在城市里的就业格局——农民工从事的大多是又脏又累的体力活，公益性的服务岗位则几乎由城市居民所占据。”一位职业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坦言。
据劳动保障部的最新统计，2007年我国的就业状况很不理想。有人甚至用“就业寒流”来形容当前的就业形势。
“奥肯定律”在中国真的失灵了吗?
据记者观察，并不是什么样的经济增长都具有同等的促进就业效果，也不是仅仅依靠经济增长就可以扩大就业和治理失业。只有将治理失业和扩大就业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这样的经济增长才会与扩大就业相得益彰。也只有对劳动者释放了极大善意的《就业促进法》与《劳动合同法》得到严格的贯彻落实，“奥肯定律”才会在中国得到验证。
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这就是著名的“奥肯定律”。几十年来，它被日本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所验证。
在我国。尽管这些年来保持着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带动就业的能力不仅没能上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能拉动就业增长约0.4个百分点，而到本世纪已下降到0.1个百分点。“奥肯定律”在中国似乎不灵了。
“我们的饭碗在哪里”
“我就读的大学是全国重点，我学习的专业是城市规划，我的成绩也好，长相也不差，为什么我就找不到工作呢?”说起找工作的经历，张薇一脸的无奈。她说，从去年底到现在，已经投出去几十份简历，参加了各式各样的招聘会，一点结果都还没有。“我的饭碗在哪里?谁能帮帮我啊?”在城市里一无亲二无故的她，常常在心里这样呐喊。
张薇的处境并不是个别现象。
如果说当年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高考的话，那么在大学扩大招生后，随之而来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就是就业难。
手拿厚厚的简历，马不停蹄地穿梭于各种招聘会，这是近年高校学生毕业前都要经历的场面。那些像赶场一样参加了无数次面试的大学毕业生戏称自己为“面霸”，而在遭遇了几次三番的拒绝后仍能从容面对者则被封为“拒无霸”，自嘲中透出的无奈显示了就业市场的严峻。
相比之下，农村大学生就业更难。那些原本以拥有大学生为荣的农民家庭遭遇尴尬处境，心理失落比孩子读书所欠下的巨额债务更沉重。
一大学生说：“我以前是村子里小孩子们学习的榜样，如今的榜样是我那个初中毕业就去上海打工的表弟。村里人说‘读了大学也难找工作，这书怕是读了也没什么用。’”
“单位何时才能最我们签合同”
跟张薇同一个村的李有福父子(化名)是幸运的，虽然收入不高，但他们毕竟有了工作。正月初六，父子二人赶到成都，准备第二天就开始上班。
去年3月，46岁的李有福(化名)从乐山农村老家来到成都打工。种了大半辈子地的老李文化水平不高，也没什么手艺，进城后他上建筑工地打过零工，到物流公司当过搬运工，月工资最高不超过800元，吃住还得自己解决。
今年，经老乡介绍，老郑找到了在成都一家娱乐城厨房打下手的工作，月工资涨到900元不说，还管吃管住。尽管经常加班到深夜，没有保险没有劳动合同，老郑已经很满足：“一个月能剩四五百元，比种地强多了。甚至，比我大学毕业的儿子节余还多点。”
李有福的儿子小李从正规大学的西餐专业毕业。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两年多来，小李干过5个工作，长不过半年，短则一两个月，工作很不稳定，“要租房要吃饭穿衣，连养活自己都难。”小李说。
去年6月。小李被招聘到某机关单位。才稍稍安定下来。虽说工资不高，一个月仅1200多元，单位里正式职工的福利他也没有，但考虑到是正规单位，工作比较稳定，他工作还是非常卖力，期望表现好一点，单位跟他签劳动合同。买相应的保险。
“今年1月1日起《劳动合同法》就开始实施了，我也早就过了3个月试用期，但不知道单位何时才能跟我签合同，给我买保险。”说这话时，24岁的小伙子一脸迷茫。他说，比他更早进那家单位的招聘人员，跟他的遭遇是一样的。
“什么时候我们才不会被歧视”
在某大学BBS的求职版上，一则图文并茂的帖子曾经非常引人注目：“寻一名与照片很像的男生，有小事相求，重谢2000元，提供线索并成功者也酬谢500元。”
小张是今年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刚找到一份工作，单位要求进行全面体检，这让小张的神经紧绷起来——他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情急之下，他只好找一个和自己外表相像的人当“替身”。
小张说，每次求职面试都能顺利通过，可一到体检关就没戏了。
小张的烦恼，只是众多遭遇就业歧视的求职者的一个缩影。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以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年龄、身体残疾等因素歧视劳动者。《就业促进法》中的这条规定很引人注目。但在现实生活中，女职工为保饭碗不敢生孩子、女大学生找工作比男生难，这些就业歧视现象比较普遍。
事实上，一些招聘单位不仅在年龄、性别、体貌上给应聘者设置了难题，而户口所在地也成为一些应聘者无法跨越的屏障。
“一些城市，像环卫工等带有公益性质的工作岗位，基本上都是优先照顾本地户口的人。外来者很难与他们公平竞争。这就造成了现在城市里的就业格局——农民工从事的大多是又脏又累的体力活，公益性的服务岗位则几乎由城市居民所占据。”一位职业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坦言。
据劳动保障部的最新统计，2007年我国的就业状况很不理想。有人甚至用“就业寒流”来形容当前的就业形势。
“奥肯定律”在中国真的失灵了吗?
据记者观察，并不是什么样的经济增长都具有同等的促进就业效果，也不是仅仅依靠经济增长就可以扩大就业和治理失业。只有将治理失业和扩大就业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这样的经济增长才会与扩大就业相得益彰。也只有对劳动者释放了极大善意的《就业促进法》与《劳动合同法》得到严格的贯彻落实，“奥肯定律”才会在中国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