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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生地质灾害在5.12汶川地震中杀孽重重，其“杀手”面目却时常因人们对它的无知而被掩盖。然而，早在地震之初举国救人之时，一支由官员和专家组成的应对地质灾害的队伍就已经迅速进入灾区第一线，随后由800多名专业地质人员组成的队伍化整为零奔赴危情四伏的大山深处，目标锁定在排除次生地质灾害的进一步威胁。
北川县城城西滑坡造成了1600人死亡的灾难，从都江堰到汶川的公路上由滑坡和巨大滚石造成的人员死亡起码在1000人以上。粗略统计，在这次地震造成的8.7万死亡人数中，估计有1/4，也就是2万多人，是由山体滑坡所至。
地质专家在救灾中
在5.12大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国土资源部的应急调查组就到了成都，与四川省国土资源厅的专家组结合，最早一批人13日就进入了北川县城。实际上，绵阳国土局的专家已经在地震发生的当日下午奔赴到了北川。几路人马汇合，开展了大量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本刊走访了担任国土资源部抗震救灾前线协调组专家组长的殷跃平博士，他向我们介绍了国土系统在这段时间的工作：
汶川地震后，我们于5月14日赶到北川县城。我们惊呆了！北川县城城西滑坡造成了1600人死亡，从都江堰到汶川的公路上由滑坡和巨大滚石造成的人员死亡起码在1000人以上。随后，国土资源部对灾区进行了系统的航空摄影和卫星遥感影像调查，发现汶川地震触发的滑坡等地质灾害具有面广、体大、远程和高速等特点。首先，沿300多公里长的地震破裂带两侧5公里的宽度范围内，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分布面积占到了总面积的50%以上，这在全国其它地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第二，这次地震触发的滑坡体积也是最近数十年来最大的，例如，位于安县高川乡的大光包滑坡，单体体积达到11亿立方米，举世罕见；第三，很多滑坡具有高速远程特点，转化为碎屑流，像瀑布一样，飞流而下数千米，方向转折了数次，很难防范；第四，由于山高谷深，形成了很多滑坡坝，或者说，堵江后形成了堰塞湖，粗略估计库容较大的就有33处。我在现场曾经做了一个很粗的估计，在这次地震造成的8.7万死亡人中，估计有1/4，也就是2万多人，是由山体滑坡所致，现在看来，可能还不止。
我们的工作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地震发生到5月22日，主要围绕救人，地震发生后引发大量滑坡，我们要配合救人。第二阶段，5月22日开始大约一个半月，核心任务就是围绕临时安置点的建设，开展险情排查，动员了全国国土资源系统的专业力量，空中和地面结合，动用飞机开展了灾后航空遥感，在地面派出包括800多地质灾害排查人员在内的，上千人的技术人员开展地震灾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调查和风险评价，查出13000余处隐患点。这些工作非常及时，避免了灾后临时安置和永久性重建建筑坐落在地质灾害体上，我们称之为“一图一表一报告”，每个县都得到了一张地质灾害分布图、一张灾害点的说明表格和一份地质灾害危险与应对策略的文字报告。第三阶段，主要是灾后重建，一方面进行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编制、勘查与实施，一方面进行科研，这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之中。
在第一阶段救灾过程中，殷跃平和其他地质专家的主要工作围绕在配合救人方面。他们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防御救灾过程中形成新的灾害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同时解决救灾中遇到的各种地质问题。
去往北川的路上到处都是滑坡，经常堵车，那时候还是很危险的，从没见过这么大面积的滑坡！我以前参加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死亡三四十人就很重大了，这么几千人被埋在下面，真没见过。我们发现北川县城的营救很缓慢，特别是进入北川县城的道路被滑坡、滚石阻断，专业设备进不去，导致营救效率低。姜建军司长带领我们专家组在北川县城入口地带对滑坡调查后，很快向临时设在北川中学附近的应急救灾指挥部提出：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公路打通。当时，很多巨大块石构成了滑坡、崩塌，最大的滑坡体估计有十多万方，因为现场没有地质灾害防治的专家，轻率清除道路上的滑坡体会不会引起后面的滑坡继续滑下来造成更大危害？这个无法确定。所以当地打算绕道进入，估计还需要半个月时间。根据我们在现场的判断，这类滑坡叫巨石混合体，或者块石混合体，有一定的镶嵌能力，互相咬合比较稳定，在滑坡前面切脚，不会影响后面的稳定性，工程量不到一万方，通路时间估计三天就可以了。很快，解放军某工程部队的政委与我们接上了头，根据现场讨论的建议，部队当天晚上就拉来了施工设备，放炮、冲掘、挖填，很快路就通了。
其实当时很多人对在滑坡体前缘切脚修路的方案心存疑虑。实际上，滑坡是有结构的，只要有结构，就可探寻它的成灾习性，摸准了习性，我们就可以跟滑坡对话。滑坡就像野兽一样，看着很可怕，专家却可以把它驯服，并做到“防灾兴利”。外人看到我们在滑坡体上爬上爬下，非常担心，但我们把握住规律，就知道怎么做，知道哪里危险，哪里不危险。国土资源部门的专家对成百上千的滑坡应急处置中，即使滑坡即将滑动，仍可以把握规律，每年都避免了上万人的伤亡。
谈到地质专家在救灾中的作用，殷跃平博士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要像医生一样明白自己的职责。”
我们也是救灾，但是角度不同，不是直接去挖人，重点是不要形成新的地质灾害，要及时告诉灾民、志愿者、甚至救灾部队和其他专家，如何来防范。例如，在北川县城外围，我们看到武警某部救灾营地建在一块较为平缓的沟间空地上，实际上，山沟后面的山体已经震松了，如果下雨就会被泥石流淹没，我们及时通知了他们，要求在暴雨时必须防范。后来武警撤走之后，那个地方果然被泥石流掩埋了。刚到北川，我们看到很多志愿者都停留在滑坡体前，或者站在松动的危岩体下面，非常危险。姜司长让我们赶紧划定危险区，设立警示牌。沿路上，你可以看到很多牌子，“滑坡地段，请勿停留”，就是我们干的，估计有数千块。他喊我：“殷博士你来写字！”，我们就写警示牌。灾害面前，每个人都能贡献力量，但要像医生面对病人那样，明白自己的职责，发挥自己的特长。
我们地质队伍的精神非常感人。例如，曾为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立下战功的四川909地质队，这次地震中，办公楼和宿舍楼都毁坏了，职工和家属都住地震棚，既办公又生活。接到命令，他们毫不犹豫地组织了力量奔赴灾区进行应急工作；北川、安县、汶川、都江堰等很多基层国土资源部门的同志，不仅办公楼和宿舍楼都毁坏了，而且有的家属音讯谙无、或已伤亡，他们并没有停留在原地，而是怀着悲恸，又开展了工作。
在我们的访谈中，殷跃平对“次生地质灾害”这个词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应当叫“地震地质灾害”，并且说这不是简单的学术之争，而是影响到救灾的应急操作。如果叫次生地质灾害，不同原因引起的次生灾害会由不同部门负责，如：由地震引起的有地震部门负责；降水引起的灾害，由气象部门负责；工程引起的灾害，由建设部门负责。而应对这样大的地震和地质灾害需要高度一致的行动，需要一个明确的部门来统一负责，尤其是这样的灾害还将持续很长时间。
“次生地质灾害”的用词是否准确，或许需要广泛的讨论才可确定，但是殷跃平提出这个问题，使我们看到面前这位从救灾一线走来的地质专家已经将学术和责任融合在了一起。
地质灾害应急排查
在救灾期间，强余震不断，松动的山体仍经常发生滑坡、崩塌。我们一般早上开始出去，中午不吃饭，晚上回来吃一顿。晚上一定要吃饱，身边放上矿泉水，心想如果遇上余震等被埋了，还可以扛几天。亲人、朋友从电视上时常看到我们队伍的身影，非常担心，经常通过电话要我们注意安全。我安慰我的父母说，不会有事，我们是从事这行的老专家了，怎么能出事呢？但实际上，一直不断地遇到各种危险。5月17日深夜，我们在广元工作，突然发生强余震，我的一个同事钻在桌子底下，我对他说：“你给我留点地方”。
5月22日，国土资源部在地震灾区的第二阶段工作开始。汪民副部长领导成立了前线协调组，指导隐患点排查。
这次排查有十几个省的地质部门参与，800多人近300辆车，都是自己带着车，带着司机、带帐篷和给养。当时大家很积极，报名的很多，几乎来自全国各地的队伍都响应了号召，但从安全问题上考虑，还是挑选了山地作战能力很强的队伍，他们对付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很有经验。
在成都，有我们国土资源部的前线协调组，每天进行资料汇总，主要依靠手机和无线上网，还有海事卫星，和北京联络，每天会商形成报告上报北京。四川国土资源厅的同志帮我们建立了信息系统，我们要依靠地方，叫做：“帮忙不添乱。”在北京，有一个综合组，专门搞承载力评估、遥感解译等,要解决综合协调、综合评估的问题，最后形成国土资源部门的报告，报告给国务院，同时，为其它相关部门提供救灾和重建的地质资料。北京大本营的评估出来以后还要返回给我们，比如遥感影像解译出来后，需要很快返回给我们前方。
这种立体交叉式合作、协调的事情比比皆是。比如在绵竹汉旺-清平一带，那儿有很多堰塞湖，还有矿区，受灾人很多。我们队伍进去以后发现没有遥感资料，很难从整体上掌握情况，因此就要联系飞机先飞。飞机要飞，先要联系军队，申请空中飞行。天气好的时候，用飞机救人往往排在首位，天气不好的时候，批准给你飞了，但航拍效果又不好。搞航拍不能飞太高，也就是4000-6000米，而当时大量的直升机进进出出，很容易发生事故，这种情况就需要综合协调。
那段时间，我们地质灾害应急排查队伍几乎跑遍了整个灾区，只要有人住的地方，就必须到现场进行调查，提出灾害评估意见，我们称之为“以人为本”。我们队员跑的地方，好多连当地老乡都没去过。当然，也经常跑冤枉路，费了千辛万苦，总算徒步进去之后，没几天路就修好了，但时间不等人，也许在通路之前灾害就发生了。灾区群众对我们国土资源部门专家非常关爱，很配合。他们知道我们是灾害调查的，很受欢迎，让我们帮他们看自己的房前屋后有没有危险。
我们国土资源部门担负的任务非常重。汶川地震形成了大量的第一手科学形迹，很多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做科学研究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不能仅从兴趣出发，我们是有责任的。地震灾害是无法抗拒的，地震后，还因暴雨导致地质灾害造成群死群伤，我们从事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的专家就说不过去了。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压力。在成都工作的那段日子，我们虽然都是从早忙到晚，但神经里面始终有一根弦紧绷着，防范暴雨触发地质灾害。对已经被地震震松的山区来说，一场暴雨就可能触发一连串无法想象的地质灾害。那个阶段，来了几次暴雨，幸好没有预报的那么大。
这段时间排查出13000多处隐患，数量还在增加。每个县形成了一图一表一报告，为灾后重建、环境资源承载力评估提供了地质资料，也突破了一些以往的经验。
我们队伍下去排查的主要是隐患，也就是“可能会发生的点”。经过这一阶段排查，大地震使许多山体松动，据我们统计，崩塌体隐患点比地震前增加了620%。地震前，崩塌点发生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地震后发现的新的隐患很多是在山顶上。因为，地震波就像海波，海边岩石突出的地方会形成大浪，地震波也是这样，地震对山区高陡斜坡的影响非常大,在山顶上的放大作用非常显著,导致崩塌灾害大量发生。这也告诉我们，以后有暴雨的话，高位滑动会比较明显，形成的泥石流冲的距离也会比较远。
过去我们圈定危险区，一般房前屋后就行了，没想到这次地震中，密集出现了高速远程的——能滑动很远的距离甚至是拐弯的滑坡，今后防范中就要注意这种高位的高速远程滑坡问题。可以预料，即使地震过后数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这些地区还会出现类似滑坡。去年9月24日，北川擂鼓镇的临时安置点就出现一次超出我们以往经验的灾害，安置点被从后面冲过来的泥石流摧毁，也死了人。在排查的时候，没想到泥石流会冲得这么远。如果没有地震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物源，本来山顶上植被不错，相对来说稳定性还可以，但是现在松动了，从山顶的高度冲下来，原本势能就大，再加上9·24气候又比较异常，例如江油的降雨一小时就达到300毫米，就很容易从高位出现这种高速远程滑坡和泥石流，很罕见。
由于汶川地震出现了大量新的地质问题，调查难度非常大。因此，在现场成立了专家组进行现场把关和指导，殷跃平是这个高层次的专家组的成员。
排查我们也做了，但我们主要解决较为复杂的问题和现场指导。我们的专家组里面，有研究活动断裂的、研究地质灾害的、研究堰塞湖的，是一个大组，专家们各有偏重。如果发现哪一块难度比较大，或者有的队伍去的人员弱一些的话，我们就需要到现场去了。
例如，有些点看起来地质灾害非常危险，紧急，要尽快撤离，甚至整体搬迁，但是山区不像平原，往哪里挪？平地就那么一点，挪到其它地方，占别人的耕地还是城镇？在山区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巴中、雅安的几个点，本来提出要整体搬迁，我们到现场去了，一直爬到山顶上，实地调查情况，会商以后觉得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场地还是比较稳的，就不用挪。
当然我们也有打败仗的时候，主要是因为没有到现场。比如唐家山堰塞湖，炸开以后，发现坝体是个整体，稳定性还不错。但是炸开前和水利部会商的时候，我们无法提供这方面的参考意见。
所以即使在前方，跑仍是最重要的事情，必须深入到具体点上，实地调查，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殷跃平博士本人在灾后多次深入一线，调查各种滑坡体和滑坡隐患。我们这一段时间采访了国土资源系统下属不同的地质部门，他们拍摄的第一现场的照片中都发现了殷跃平的身影。
跑了这么多现场，殷跃平博士更深的体会不仅是在灾害的严重程度方面，他发现缺少基础数据，缺乏基础研究，缺乏跨学科人才，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在真实的灾难面前变成真实的软肋，科学研究向前发展的软肋，也是防灾减灾的软肋。在第三阶段工作中，他把目光更多投向这个方向。他将一张在北川拍摄的照片展示给我们，照片前面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工地，工地旁边有一个巨幅标语：“不等，不靠，自力更生，重建一个新北川！”照片后面是一片松动的山体。
看！这就是威胁。虽然是豪言壮语，但没有考虑到后面山里的泥石流的可能性。这就是现在出现的新问题，山体松动以后，恐怕要突破常规研究的思维方法了。就我个人来说，在汶川地震面前知识也明显不够。
通过这次地震灾害，殷跃平博士认为：加强工程地质的基础理论研究、反思地质学在地震地质灾害减灾中的作用、反思教育体系和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反思不合理人类工程活动加剧地震地质灾害的问题，是现在地质学领域重要又艰难的事情。
中国的教育体制文理科分开，常常致使科学、工程与人文互相分离，会让人在重大问题面前缺乏一种精髓，飘在面上，没有根。而且现在工程正取代科学，搞工程的不少人不懂科学与人文，很难产生李四光这样的科学大师，而对于汶川地震带这样的地质环境脆弱区，没有科学大师来驾驭、指导，可能在今后还会重蹈覆辙。
北川县城城西滑坡造成了1600人死亡的灾难，从都江堰到汶川的公路上由滑坡和巨大滚石造成的人员死亡起码在1000人以上。粗略统计，在这次地震造成的8.7万死亡人数中，估计有1/4，也就是2万多人，是由山体滑坡所至。
地质专家在救灾中
在5.12大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国土资源部的应急调查组就到了成都，与四川省国土资源厅的专家组结合，最早一批人13日就进入了北川县城。实际上，绵阳国土局的专家已经在地震发生的当日下午奔赴到了北川。几路人马汇合，开展了大量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本刊走访了担任国土资源部抗震救灾前线协调组专家组长的殷跃平博士，他向我们介绍了国土系统在这段时间的工作：
汶川地震后，我们于5月14日赶到北川县城。我们惊呆了！北川县城城西滑坡造成了1600人死亡，从都江堰到汶川的公路上由滑坡和巨大滚石造成的人员死亡起码在1000人以上。随后，国土资源部对灾区进行了系统的航空摄影和卫星遥感影像调查，发现汶川地震触发的滑坡等地质灾害具有面广、体大、远程和高速等特点。首先，沿300多公里长的地震破裂带两侧5公里的宽度范围内，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分布面积占到了总面积的50%以上，这在全国其它地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第二，这次地震触发的滑坡体积也是最近数十年来最大的，例如，位于安县高川乡的大光包滑坡，单体体积达到11亿立方米，举世罕见；第三，很多滑坡具有高速远程特点，转化为碎屑流，像瀑布一样，飞流而下数千米，方向转折了数次，很难防范；第四，由于山高谷深，形成了很多滑坡坝，或者说，堵江后形成了堰塞湖，粗略估计库容较大的就有33处。我在现场曾经做了一个很粗的估计，在这次地震造成的8.7万死亡人中，估计有1/4，也就是2万多人，是由山体滑坡所致，现在看来，可能还不止。
我们的工作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地震发生到5月22日，主要围绕救人，地震发生后引发大量滑坡，我们要配合救人。第二阶段，5月22日开始大约一个半月，核心任务就是围绕临时安置点的建设，开展险情排查，动员了全国国土资源系统的专业力量，空中和地面结合，动用飞机开展了灾后航空遥感，在地面派出包括800多地质灾害排查人员在内的，上千人的技术人员开展地震灾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调查和风险评价，查出13000余处隐患点。这些工作非常及时，避免了灾后临时安置和永久性重建建筑坐落在地质灾害体上，我们称之为“一图一表一报告”，每个县都得到了一张地质灾害分布图、一张灾害点的说明表格和一份地质灾害危险与应对策略的文字报告。第三阶段，主要是灾后重建，一方面进行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编制、勘查与实施，一方面进行科研，这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之中。
在第一阶段救灾过程中，殷跃平和其他地质专家的主要工作围绕在配合救人方面。他们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防御救灾过程中形成新的灾害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同时解决救灾中遇到的各种地质问题。
去往北川的路上到处都是滑坡，经常堵车，那时候还是很危险的，从没见过这么大面积的滑坡！我以前参加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死亡三四十人就很重大了，这么几千人被埋在下面，真没见过。我们发现北川县城的营救很缓慢，特别是进入北川县城的道路被滑坡、滚石阻断，专业设备进不去，导致营救效率低。姜建军司长带领我们专家组在北川县城入口地带对滑坡调查后，很快向临时设在北川中学附近的应急救灾指挥部提出：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公路打通。当时，很多巨大块石构成了滑坡、崩塌，最大的滑坡体估计有十多万方，因为现场没有地质灾害防治的专家，轻率清除道路上的滑坡体会不会引起后面的滑坡继续滑下来造成更大危害？这个无法确定。所以当地打算绕道进入，估计还需要半个月时间。根据我们在现场的判断，这类滑坡叫巨石混合体，或者块石混合体，有一定的镶嵌能力，互相咬合比较稳定，在滑坡前面切脚，不会影响后面的稳定性，工程量不到一万方，通路时间估计三天就可以了。很快，解放军某工程部队的政委与我们接上了头，根据现场讨论的建议，部队当天晚上就拉来了施工设备，放炮、冲掘、挖填，很快路就通了。
其实当时很多人对在滑坡体前缘切脚修路的方案心存疑虑。实际上，滑坡是有结构的，只要有结构，就可探寻它的成灾习性，摸准了习性，我们就可以跟滑坡对话。滑坡就像野兽一样，看着很可怕，专家却可以把它驯服，并做到“防灾兴利”。外人看到我们在滑坡体上爬上爬下，非常担心，但我们把握住规律，就知道怎么做，知道哪里危险，哪里不危险。国土资源部门的专家对成百上千的滑坡应急处置中，即使滑坡即将滑动，仍可以把握规律，每年都避免了上万人的伤亡。
谈到地质专家在救灾中的作用，殷跃平博士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要像医生一样明白自己的职责。”
我们也是救灾，但是角度不同，不是直接去挖人，重点是不要形成新的地质灾害，要及时告诉灾民、志愿者、甚至救灾部队和其他专家，如何来防范。例如，在北川县城外围，我们看到武警某部救灾营地建在一块较为平缓的沟间空地上，实际上，山沟后面的山体已经震松了，如果下雨就会被泥石流淹没，我们及时通知了他们，要求在暴雨时必须防范。后来武警撤走之后，那个地方果然被泥石流掩埋了。刚到北川，我们看到很多志愿者都停留在滑坡体前，或者站在松动的危岩体下面，非常危险。姜司长让我们赶紧划定危险区，设立警示牌。沿路上，你可以看到很多牌子，“滑坡地段，请勿停留”，就是我们干的，估计有数千块。他喊我：“殷博士你来写字！”，我们就写警示牌。灾害面前，每个人都能贡献力量，但要像医生面对病人那样，明白自己的职责，发挥自己的特长。
我们地质队伍的精神非常感人。例如，曾为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立下战功的四川909地质队，这次地震中，办公楼和宿舍楼都毁坏了，职工和家属都住地震棚，既办公又生活。接到命令，他们毫不犹豫地组织了力量奔赴灾区进行应急工作；北川、安县、汶川、都江堰等很多基层国土资源部门的同志，不仅办公楼和宿舍楼都毁坏了，而且有的家属音讯谙无、或已伤亡，他们并没有停留在原地，而是怀着悲恸，又开展了工作。
在我们的访谈中，殷跃平对“次生地质灾害”这个词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应当叫“地震地质灾害”，并且说这不是简单的学术之争，而是影响到救灾的应急操作。如果叫次生地质灾害，不同原因引起的次生灾害会由不同部门负责，如：由地震引起的有地震部门负责；降水引起的灾害，由气象部门负责；工程引起的灾害，由建设部门负责。而应对这样大的地震和地质灾害需要高度一致的行动，需要一个明确的部门来统一负责，尤其是这样的灾害还将持续很长时间。
“次生地质灾害”的用词是否准确，或许需要广泛的讨论才可确定，但是殷跃平提出这个问题，使我们看到面前这位从救灾一线走来的地质专家已经将学术和责任融合在了一起。
地质灾害应急排查
在救灾期间，强余震不断，松动的山体仍经常发生滑坡、崩塌。我们一般早上开始出去，中午不吃饭，晚上回来吃一顿。晚上一定要吃饱，身边放上矿泉水，心想如果遇上余震等被埋了，还可以扛几天。亲人、朋友从电视上时常看到我们队伍的身影，非常担心，经常通过电话要我们注意安全。我安慰我的父母说，不会有事，我们是从事这行的老专家了，怎么能出事呢？但实际上，一直不断地遇到各种危险。5月17日深夜，我们在广元工作，突然发生强余震，我的一个同事钻在桌子底下，我对他说：“你给我留点地方”。
5月22日，国土资源部在地震灾区的第二阶段工作开始。汪民副部长领导成立了前线协调组，指导隐患点排查。
这次排查有十几个省的地质部门参与，800多人近300辆车，都是自己带着车，带着司机、带帐篷和给养。当时大家很积极，报名的很多，几乎来自全国各地的队伍都响应了号召，但从安全问题上考虑，还是挑选了山地作战能力很强的队伍，他们对付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很有经验。
在成都，有我们国土资源部的前线协调组，每天进行资料汇总，主要依靠手机和无线上网，还有海事卫星，和北京联络，每天会商形成报告上报北京。四川国土资源厅的同志帮我们建立了信息系统，我们要依靠地方，叫做：“帮忙不添乱。”在北京，有一个综合组，专门搞承载力评估、遥感解译等,要解决综合协调、综合评估的问题，最后形成国土资源部门的报告，报告给国务院，同时，为其它相关部门提供救灾和重建的地质资料。北京大本营的评估出来以后还要返回给我们，比如遥感影像解译出来后，需要很快返回给我们前方。
这种立体交叉式合作、协调的事情比比皆是。比如在绵竹汉旺-清平一带，那儿有很多堰塞湖，还有矿区，受灾人很多。我们队伍进去以后发现没有遥感资料，很难从整体上掌握情况，因此就要联系飞机先飞。飞机要飞，先要联系军队，申请空中飞行。天气好的时候，用飞机救人往往排在首位，天气不好的时候，批准给你飞了，但航拍效果又不好。搞航拍不能飞太高，也就是4000-6000米，而当时大量的直升机进进出出，很容易发生事故，这种情况就需要综合协调。
那段时间，我们地质灾害应急排查队伍几乎跑遍了整个灾区，只要有人住的地方，就必须到现场进行调查，提出灾害评估意见，我们称之为“以人为本”。我们队员跑的地方，好多连当地老乡都没去过。当然，也经常跑冤枉路，费了千辛万苦，总算徒步进去之后，没几天路就修好了，但时间不等人，也许在通路之前灾害就发生了。灾区群众对我们国土资源部门专家非常关爱，很配合。他们知道我们是灾害调查的，很受欢迎，让我们帮他们看自己的房前屋后有没有危险。
我们国土资源部门担负的任务非常重。汶川地震形成了大量的第一手科学形迹，很多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做科学研究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不能仅从兴趣出发，我们是有责任的。地震灾害是无法抗拒的，地震后，还因暴雨导致地质灾害造成群死群伤，我们从事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的专家就说不过去了。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压力。在成都工作的那段日子，我们虽然都是从早忙到晚，但神经里面始终有一根弦紧绷着，防范暴雨触发地质灾害。对已经被地震震松的山区来说，一场暴雨就可能触发一连串无法想象的地质灾害。那个阶段，来了几次暴雨，幸好没有预报的那么大。
这段时间排查出13000多处隐患，数量还在增加。每个县形成了一图一表一报告，为灾后重建、环境资源承载力评估提供了地质资料，也突破了一些以往的经验。
我们队伍下去排查的主要是隐患，也就是“可能会发生的点”。经过这一阶段排查，大地震使许多山体松动，据我们统计，崩塌体隐患点比地震前增加了620%。地震前，崩塌点发生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地震后发现的新的隐患很多是在山顶上。因为，地震波就像海波，海边岩石突出的地方会形成大浪，地震波也是这样，地震对山区高陡斜坡的影响非常大,在山顶上的放大作用非常显著,导致崩塌灾害大量发生。这也告诉我们，以后有暴雨的话，高位滑动会比较明显，形成的泥石流冲的距离也会比较远。
过去我们圈定危险区，一般房前屋后就行了，没想到这次地震中，密集出现了高速远程的——能滑动很远的距离甚至是拐弯的滑坡，今后防范中就要注意这种高位的高速远程滑坡问题。可以预料，即使地震过后数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这些地区还会出现类似滑坡。去年9月24日，北川擂鼓镇的临时安置点就出现一次超出我们以往经验的灾害，安置点被从后面冲过来的泥石流摧毁，也死了人。在排查的时候，没想到泥石流会冲得这么远。如果没有地震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物源，本来山顶上植被不错，相对来说稳定性还可以，但是现在松动了，从山顶的高度冲下来，原本势能就大，再加上9·24气候又比较异常，例如江油的降雨一小时就达到300毫米，就很容易从高位出现这种高速远程滑坡和泥石流，很罕见。
由于汶川地震出现了大量新的地质问题，调查难度非常大。因此，在现场成立了专家组进行现场把关和指导，殷跃平是这个高层次的专家组的成员。
排查我们也做了，但我们主要解决较为复杂的问题和现场指导。我们的专家组里面，有研究活动断裂的、研究地质灾害的、研究堰塞湖的，是一个大组，专家们各有偏重。如果发现哪一块难度比较大，或者有的队伍去的人员弱一些的话，我们就需要到现场去了。
例如，有些点看起来地质灾害非常危险，紧急，要尽快撤离，甚至整体搬迁，但是山区不像平原，往哪里挪？平地就那么一点，挪到其它地方，占别人的耕地还是城镇？在山区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巴中、雅安的几个点，本来提出要整体搬迁，我们到现场去了，一直爬到山顶上，实地调查情况，会商以后觉得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场地还是比较稳的，就不用挪。
当然我们也有打败仗的时候，主要是因为没有到现场。比如唐家山堰塞湖，炸开以后，发现坝体是个整体，稳定性还不错。但是炸开前和水利部会商的时候，我们无法提供这方面的参考意见。
所以即使在前方，跑仍是最重要的事情，必须深入到具体点上，实地调查，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殷跃平博士本人在灾后多次深入一线，调查各种滑坡体和滑坡隐患。我们这一段时间采访了国土资源系统下属不同的地质部门，他们拍摄的第一现场的照片中都发现了殷跃平的身影。
跑了这么多现场，殷跃平博士更深的体会不仅是在灾害的严重程度方面，他发现缺少基础数据，缺乏基础研究，缺乏跨学科人才，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在真实的灾难面前变成真实的软肋，科学研究向前发展的软肋，也是防灾减灾的软肋。在第三阶段工作中，他把目光更多投向这个方向。他将一张在北川拍摄的照片展示给我们，照片前面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工地，工地旁边有一个巨幅标语：“不等，不靠，自力更生，重建一个新北川！”照片后面是一片松动的山体。
看！这就是威胁。虽然是豪言壮语，但没有考虑到后面山里的泥石流的可能性。这就是现在出现的新问题，山体松动以后，恐怕要突破常规研究的思维方法了。就我个人来说，在汶川地震面前知识也明显不够。
通过这次地震灾害，殷跃平博士认为：加强工程地质的基础理论研究、反思地质学在地震地质灾害减灾中的作用、反思教育体系和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反思不合理人类工程活动加剧地震地质灾害的问题，是现在地质学领域重要又艰难的事情。
中国的教育体制文理科分开，常常致使科学、工程与人文互相分离，会让人在重大问题面前缺乏一种精髓，飘在面上，没有根。而且现在工程正取代科学，搞工程的不少人不懂科学与人文，很难产生李四光这样的科学大师，而对于汶川地震带这样的地质环境脆弱区，没有科学大师来驾驭、指导，可能在今后还会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