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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中国传媒大学成立“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学校党委书记陈文申教授将所长聘书颁给教育部长江学者赵月枝教授。这是继2007年1月清华大学成立“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中心”（主任范敬宜教授）、2011年5月复旦大学成立“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吕新雨教授）后，国内又一遵循马克思传统的新闻传播学平台，成立活动的主题为“马克思回来了”。
这个主题鲜明生动，也不免令人心生困惑。如果说马克思回来了，那么是否意味着马克思曾经走了，而在中国马克思何曾离开过呢？研讨会上，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荆学民教授就从这个角度表达了疑问。确实，马克思始终是中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思想，明确写入党章、宪法、历届党代会报告、各种重大活动的讲话以及无数社论文件等，邓小平在南方谈话的结尾处就特别谈到：
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特别是近些年北大、清华、人大、复旦等一大批高校相继组建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看上去马克思不仅未曾离开，而且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当然，众所周知，也毋庸讳言，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甚至远非如此。颇有影响的思想文化刊物《读书》2012年第10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字里行间频见诸如此类的语句：“（共产主义）一个幻想的飘逝”“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梦魇，最终被一阵飓风吹得无影无踪了”“最终变成了冬天里的一个梦魇”……如果说这个作者名不见经传，那么，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教授在一篇演讲里不具名提及的人士可都是有头有脸的名流了，如经济学家、大学校长、学部委员等。[1]
再看新闻学科，高校“三部曲”即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方面，以马克思为旗的队伍也早从当年兵强马壮的正规军，日渐沦为散兵游勇的游击队。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次招收研究生，如今年近百岁的甘惜分先生和比甘先生正好差十岁的方汉奇先生担任导师。依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资深教授郑保卫的回忆，他们这批“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届研究生入学时，甘先生什么也不要求，只是让刘建明、童兵和郑保卫三位亲炙弟子老老实实通读一遍马恩全集。于是，三人用一年多时间，坐在图书馆从头至尾把50卷、3200万字的马恩全集通读了一遍，由此奠定他们未来的学术根基，并都成为新中国第二代新闻学大家，童兵的博士论文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如今，不要说研究生通读马恩全集，就是博士生认认真真读一遍数万字的《共产党宣言》，恐怕都寥寥无几。而欧美新闻传播教科书及其理论体系、教学案例、思想蕴含等，却大规模“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许多二三流或末流学者，甚至以“反华反共”起家的人物，都纷纷冠以吓人唬人的头衔登堂入室，数十年来生息繁衍，影响了一批批唯人马首是瞻的新闻人。更可怕、也更诡异的是，非马反马的东西可以改头换面，招摇过市，而继承、坚持与发扬马克思的却日渐“边缘化”，不断“污名化”。范敬宜在清华大学推展马克思新闻学时，就有同行曾经善意提醒，说他能不能不用“马克思”的名号，以免引起“反感”“反弹”。2012年，有家高校期刊发表了一篇学术文章并被《新华文摘》转载，论及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应该植根实践，而不能总做他人思想的学徒工与搬运工，就像甘惜分先生倡导的“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而这样一篇有理有据的文章，竟受到莫名其妙的指摘——“左”。左右是什么学术标准呢？
十年前，肉食者已经清醒认识上述问题，看到经过二十多年“一手硬，一手软”的发展，特别是“发展硬道理”以及相应的“GDP硬道理”，一方面社会状况日趋严峻，贫富差距、官员贪腐、民生问题、资源环境日趋恶化；另一方面“核心价值体系”日益瓦解，礼崩乐坏，人心涣散，信仰沦丧，作家张炜称之为“全民性精神恍惚”。有鉴于此，中共中央一方面提出并不断完善“科学发展观”，一方面于2004年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开始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俗称“马工程”。这一工程有“一号工程”“生命工程”之谓，关乎生死存亡，意义非同小可，具体包括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和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二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三是建设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四是编写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等重点学科教材，形成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五是建设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骨干队伍。
比如，“马工程”重大项目之一的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重点著作译文进行重新编译和精心修订的基础上，于2009年完成并付梓。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俞可平对我说，这套精编精译精校的经典著作，仅仅校对环节就多出二十余道。于是，这套丛书一问世，就受到广泛关注，在学术界也颇受青睐。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年之际，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光明日报》高级记者薄洁萍，采写了一篇通讯《一群人 一辈子 一件事——记奋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线的中共中央编译局优秀翻译家群体》，对这方面鲜为人知的工作进行了全景式报道：
1920年，在中国浙江省义乌县分水塘村的一间破旧柴草屋内，诞生了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全译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在这里翻译出了《共产党宣言》。见证这一创世伟业的是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和不时吹入陋室的刺骨寒风。同年夏天，在北京到处搜寻共产主义书籍的毛泽东，将这本用中文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书深深地铭刻在心中，从此开始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征程。
推进这一事业的有党的早期领导者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张闻天、李达等，有党的理论工作者吴黎平、张仲实等，也有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著名学者如郭沫若、郭大力、王亚南、侯外庐等。他们筚路蓝缕、百折不回，翻译出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名篇。 1953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百年传播史上的大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进入了全新时代。师哲、陈昌浩、姜椿芳、张仲实，正是在老一辈翻译家的带领下，中央编译局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出版工作。
1953年大学一毕业就来到编译局工作的张钟朴先生向记者回忆起当时编译局集体学习、集体翻译、集体校审，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而又热情高涨的场面。这位几乎能把《资本论》背下来的81岁老人，曾经参加了各种版本的《资本论》翻译校订工作，至今仍然坚守在岗位，还在为这项事业尽力量。
“让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原原本本地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恩格斯的这一教导是编译局一代代编译群体永远的职守。
截至2011年，中央编译局共有138名长期从事经典著作编译和中央文献翻译的专家学者获得了全国“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成为中国翻译界最大的资深翻译家群体。
顺便提一句，《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译者陈望道，也是知名的新闻教育家，曾执掌复旦大学新闻系近十年，提出至今沿用的系铭“好学力行”。
我有幸获赠一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几年来不时翻阅，对教学科研帮助很多、启发很大，深感这项工作利在当下，功在千秋。在那份谬得关注、传播有年的《新闻传播学基础阅读推荐书目（100种）》（正式刊发于《新闻界》2012年第11期）里，我们特意将《共产党宣言》列为“博通类（50种）”之首，并附提要：“眼界阔大、思想深邃、感情诚挚、文辞壮美，一曲大气磅礴的政治抒情诗和哲理诗，精髓可用马克思《致燕妮》一诗的名句概括：‘让整个诗的世界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当然，这只是引导学生关注这篇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奠基性文献的措辞，事实上作为“千年第一思想家”的马克思及其终生挚友恩格斯之毕生开山之作，《共产党宣言》体大思精，包含着异常丰富而深邃的思想理论，仅看那些启示录一般朗朗上口、深入人心的警言妙语，就展现了何等雄奇的精神伟力与何等高远的人文情怀，同时也让人深切感到这篇165年前横空出世的奇文，如今读来依然那么鲜活，如此契合人类历史包括中国社会：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30-66
由于这篇共产主义的“圣经”如此遒劲有力、惊天动地，问世以来不仅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与人类社会，而且也不断遭到种种明枪暗箭的中伤。比如，当今颇有文人以及媒体，喜欢征引那句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事实上，仅看宣言的上下文就不难发现马恩这句话的本意：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53
显而易见，这里的前提在于“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没有这个先决条件，所谓每个人自由发展云云不过是漂亮的空话，就像资本允诺的种种“自由”包括“新闻自由”，听起来无不天花乱坠而大多空洞无物。
2013年5月，一家中央级媒体在理论版上发表的文章，其中醒目处理的下列文字令人诧异之际，也无异于再次凸显宣言的核心价值：
《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消灭私有制”，德文原版用的是Aufhebung（扬弃），而不是Abschaffung（消灭）……中文译本又以俄文本为原本，以讹传讹，误译为“消灭”，从而造成混乱。
此论非同小可，理论不精、德语不通如笔者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于是，先翻出手头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其中第2卷第45页赫然写明：“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而这套文集的“编辑说明”第四条又特别说明：
为了保证译文的准确性，课题组根据最权威、最可靠的外文版本对全部译文重新作了审核和修订。校订所依据的外文版本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柏林）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英文版（莫斯科、伦敦、纽约）。
为了进一步确证此事，我又专门请教了欧洲名校一位懂得英语、法语、德语的熟识学者，得到如下回复：
那句话是：“In diesem Sinn knnen die Kommunisten ihre Theorie in dem einen Ausdruck：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zusammenfassen.”这句话中也的确用的是Aufhebung。但Aufhebung在这里本身就是“取消、废止”（abolition）的意思。并且，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用的对等词就是abolition——废止，也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就是这个。
再看看这句话的前言后语，对此就更清楚了： 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财产出现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我们要消灭私有制，你们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
基于上述事实，我在致报刊编辑的信里说：贵刊发表上述文字，是非常不严肃、不严谨、不科学的，希望尽快予以更正，以正视听，免得“造成混乱”，贻笑大方。我知道，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表面上在谈理论、抠字眼，实际上却是在讲政治、论道路。而不管怎样，看到精英强征马克思为其站台时，不由想起《大公报》张季鸾批驳蒋介石的名文《蒋介石之人生观》（1927）：
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皆社会中所偶见，独蒋介石事，诟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然蒋犹不谨，前日特发表一文，一则谓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再则谓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反翘其浅陋无识之言以眩社会。
一己之恋爱如何，与“革命”有何关联哉？
夫以俗浅的眼光论，人生本为行乐，蒋氏为之，亦所不禁。然则埋头行乐已耳，又何必哓哓于革命！
与此相似，眼下大发“私有万岁”“资本万能”之高论者举世滔滔、比比皆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何必还拿《共产党宣言》垫背，就像蒋介石想娶宋美龄只管娶就是了，何必还拿“革命”说事。借用张季鸾的说法：“奈何更发此种堕落文明之陋论，并国民正当之人生观而欲淆惑之？甚矣不学无术之为害，吾人所为蒋氏惜也。”
如此看来，不管马克思是否离开或回来，都始终是当代思想的制高点，以至于一些人也想方设法抢占这个制高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个制高点既关乎抽象的思想理论，更涉及实际的社会政治。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仅源于几代中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探索，而且也来自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等高远思想与道义理想，如钱学森所言：
不管今天有些人怎么怀疑马克思主义，不管今天有些人怎样批判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共产主义文明更高阶段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统一，是真正合乎人性的，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它确实是人类文明的理想境界。[3]
201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出版了《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在这部“新闻出版总署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里，作者大开大合地论及马克思对全球人类的深远意义，最后一章“马克思与毛泽东”更是结合中国现实展开论述，高屋建瓴、酣畅淋漓：
毛泽东不但为他身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和制度的基础，而且正是他发表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再次重申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也在于共产党人把握结构整体的能力，在于能否把结构中的“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
基于中国发展的不平衡，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系统地批判了苏联单一计划经济、部门垂直管理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中央与地方、沿海与内地、中国与外国、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互相促进、彼此制约、彼此竞争的发展模式。这种互相促进、彼此制约、彼此竞争的发展模式，比简单的“市场竞争”模式要宽阔得多。[4]
在十八大之际答《新华月报》记者问中，韩毓海又深入浅出地谈了马克思与中国社会的血肉关系：
共产主义似乎很抽象，是非常高远的理想，但实际上是非常现实的……是针对中国人口多、资源少的特点。这点孙中山讲，毛泽东讲，邓小平后来也讲这个问题。孙中山的话说人口很多，资源有限，因此只能搞天下为公；毛泽东讲我们人口多、底子薄，要保证发展平衡；邓小平讲我们让1亿人先富起来，但不能忘记，如果9亿人在贫困中那就不能不革命，所以他说要搞社会主义，要共同富裕，不能搞两极分化。
2013年，中国一家颇有影响的读书报推荐了一百种“家庭理想藏书”，其中也包括一批过去所谓“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述，唯独没有“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的经典，哪怕是光耀人心而惠及人类的《共产党宣言》。而几乎与此同时，面对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啸以及资本主义体制的沉疴，英国思想家特里·伊格尔顿在耶鲁大学出版了新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引发举世关注，至于《资本论》等重新成为西方热销书更是有目共睹。
马克思回来了吗？
参考文献：
[1]梁柱.历史虚无主义的由来与危害[J].大讲堂，2013（7）.
[2]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钱学森.社会主义文明的协调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J].政治学研究，1989（9）.
[4]韩毓海.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92-293.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赵 亮
这个主题鲜明生动，也不免令人心生困惑。如果说马克思回来了，那么是否意味着马克思曾经走了，而在中国马克思何曾离开过呢？研讨会上，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荆学民教授就从这个角度表达了疑问。确实，马克思始终是中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思想，明确写入党章、宪法、历届党代会报告、各种重大活动的讲话以及无数社论文件等，邓小平在南方谈话的结尾处就特别谈到：
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特别是近些年北大、清华、人大、复旦等一大批高校相继组建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看上去马克思不仅未曾离开，而且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当然，众所周知，也毋庸讳言，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甚至远非如此。颇有影响的思想文化刊物《读书》2012年第10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字里行间频见诸如此类的语句：“（共产主义）一个幻想的飘逝”“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梦魇，最终被一阵飓风吹得无影无踪了”“最终变成了冬天里的一个梦魇”……如果说这个作者名不见经传，那么，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教授在一篇演讲里不具名提及的人士可都是有头有脸的名流了，如经济学家、大学校长、学部委员等。[1]
再看新闻学科，高校“三部曲”即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方面，以马克思为旗的队伍也早从当年兵强马壮的正规军，日渐沦为散兵游勇的游击队。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次招收研究生，如今年近百岁的甘惜分先生和比甘先生正好差十岁的方汉奇先生担任导师。依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资深教授郑保卫的回忆，他们这批“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届研究生入学时，甘先生什么也不要求，只是让刘建明、童兵和郑保卫三位亲炙弟子老老实实通读一遍马恩全集。于是，三人用一年多时间，坐在图书馆从头至尾把50卷、3200万字的马恩全集通读了一遍，由此奠定他们未来的学术根基，并都成为新中国第二代新闻学大家，童兵的博士论文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如今，不要说研究生通读马恩全集，就是博士生认认真真读一遍数万字的《共产党宣言》，恐怕都寥寥无几。而欧美新闻传播教科书及其理论体系、教学案例、思想蕴含等，却大规模“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许多二三流或末流学者，甚至以“反华反共”起家的人物，都纷纷冠以吓人唬人的头衔登堂入室，数十年来生息繁衍，影响了一批批唯人马首是瞻的新闻人。更可怕、也更诡异的是，非马反马的东西可以改头换面，招摇过市，而继承、坚持与发扬马克思的却日渐“边缘化”，不断“污名化”。范敬宜在清华大学推展马克思新闻学时，就有同行曾经善意提醒，说他能不能不用“马克思”的名号，以免引起“反感”“反弹”。2012年，有家高校期刊发表了一篇学术文章并被《新华文摘》转载，论及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应该植根实践，而不能总做他人思想的学徒工与搬运工，就像甘惜分先生倡导的“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而这样一篇有理有据的文章，竟受到莫名其妙的指摘——“左”。左右是什么学术标准呢？
十年前，肉食者已经清醒认识上述问题，看到经过二十多年“一手硬，一手软”的发展，特别是“发展硬道理”以及相应的“GDP硬道理”，一方面社会状况日趋严峻，贫富差距、官员贪腐、民生问题、资源环境日趋恶化；另一方面“核心价值体系”日益瓦解，礼崩乐坏，人心涣散，信仰沦丧，作家张炜称之为“全民性精神恍惚”。有鉴于此，中共中央一方面提出并不断完善“科学发展观”，一方面于2004年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开始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俗称“马工程”。这一工程有“一号工程”“生命工程”之谓，关乎生死存亡，意义非同小可，具体包括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和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二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三是建设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四是编写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等重点学科教材，形成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五是建设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骨干队伍。
比如，“马工程”重大项目之一的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重点著作译文进行重新编译和精心修订的基础上，于2009年完成并付梓。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俞可平对我说，这套精编精译精校的经典著作，仅仅校对环节就多出二十余道。于是，这套丛书一问世，就受到广泛关注，在学术界也颇受青睐。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年之际，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光明日报》高级记者薄洁萍，采写了一篇通讯《一群人 一辈子 一件事——记奋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线的中共中央编译局优秀翻译家群体》，对这方面鲜为人知的工作进行了全景式报道：
1920年，在中国浙江省义乌县分水塘村的一间破旧柴草屋内，诞生了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全译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在这里翻译出了《共产党宣言》。见证这一创世伟业的是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和不时吹入陋室的刺骨寒风。同年夏天，在北京到处搜寻共产主义书籍的毛泽东，将这本用中文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书深深地铭刻在心中，从此开始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征程。
推进这一事业的有党的早期领导者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张闻天、李达等，有党的理论工作者吴黎平、张仲实等，也有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著名学者如郭沫若、郭大力、王亚南、侯外庐等。他们筚路蓝缕、百折不回，翻译出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名篇。 1953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百年传播史上的大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进入了全新时代。师哲、陈昌浩、姜椿芳、张仲实，正是在老一辈翻译家的带领下，中央编译局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出版工作。
1953年大学一毕业就来到编译局工作的张钟朴先生向记者回忆起当时编译局集体学习、集体翻译、集体校审，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而又热情高涨的场面。这位几乎能把《资本论》背下来的81岁老人，曾经参加了各种版本的《资本论》翻译校订工作，至今仍然坚守在岗位，还在为这项事业尽力量。
“让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原原本本地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恩格斯的这一教导是编译局一代代编译群体永远的职守。
截至2011年，中央编译局共有138名长期从事经典著作编译和中央文献翻译的专家学者获得了全国“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成为中国翻译界最大的资深翻译家群体。
顺便提一句，《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译者陈望道，也是知名的新闻教育家，曾执掌复旦大学新闻系近十年，提出至今沿用的系铭“好学力行”。
我有幸获赠一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几年来不时翻阅，对教学科研帮助很多、启发很大，深感这项工作利在当下，功在千秋。在那份谬得关注、传播有年的《新闻传播学基础阅读推荐书目（100种）》（正式刊发于《新闻界》2012年第11期）里，我们特意将《共产党宣言》列为“博通类（50种）”之首，并附提要：“眼界阔大、思想深邃、感情诚挚、文辞壮美，一曲大气磅礴的政治抒情诗和哲理诗，精髓可用马克思《致燕妮》一诗的名句概括：‘让整个诗的世界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当然，这只是引导学生关注这篇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奠基性文献的措辞，事实上作为“千年第一思想家”的马克思及其终生挚友恩格斯之毕生开山之作，《共产党宣言》体大思精，包含着异常丰富而深邃的思想理论，仅看那些启示录一般朗朗上口、深入人心的警言妙语，就展现了何等雄奇的精神伟力与何等高远的人文情怀，同时也让人深切感到这篇165年前横空出世的奇文，如今读来依然那么鲜活，如此契合人类历史包括中国社会：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30-66
由于这篇共产主义的“圣经”如此遒劲有力、惊天动地，问世以来不仅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与人类社会，而且也不断遭到种种明枪暗箭的中伤。比如，当今颇有文人以及媒体，喜欢征引那句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事实上，仅看宣言的上下文就不难发现马恩这句话的本意：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53
显而易见，这里的前提在于“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没有这个先决条件，所谓每个人自由发展云云不过是漂亮的空话，就像资本允诺的种种“自由”包括“新闻自由”，听起来无不天花乱坠而大多空洞无物。
2013年5月，一家中央级媒体在理论版上发表的文章，其中醒目处理的下列文字令人诧异之际，也无异于再次凸显宣言的核心价值：
《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消灭私有制”，德文原版用的是Aufhebung（扬弃），而不是Abschaffung（消灭）……中文译本又以俄文本为原本，以讹传讹，误译为“消灭”，从而造成混乱。
此论非同小可，理论不精、德语不通如笔者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于是，先翻出手头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其中第2卷第45页赫然写明：“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而这套文集的“编辑说明”第四条又特别说明：
为了保证译文的准确性，课题组根据最权威、最可靠的外文版本对全部译文重新作了审核和修订。校订所依据的外文版本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柏林）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英文版（莫斯科、伦敦、纽约）。
为了进一步确证此事，我又专门请教了欧洲名校一位懂得英语、法语、德语的熟识学者，得到如下回复：
那句话是：“In diesem Sinn knnen die Kommunisten ihre Theorie in dem einen Ausdruck：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zusammenfassen.”这句话中也的确用的是Aufhebung。但Aufhebung在这里本身就是“取消、废止”（abolition）的意思。并且，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用的对等词就是abolition——废止，也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就是这个。
再看看这句话的前言后语，对此就更清楚了： 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财产出现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我们要消灭私有制，你们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
基于上述事实，我在致报刊编辑的信里说：贵刊发表上述文字，是非常不严肃、不严谨、不科学的，希望尽快予以更正，以正视听，免得“造成混乱”，贻笑大方。我知道，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表面上在谈理论、抠字眼，实际上却是在讲政治、论道路。而不管怎样，看到精英强征马克思为其站台时，不由想起《大公报》张季鸾批驳蒋介石的名文《蒋介石之人生观》（1927）：
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皆社会中所偶见，独蒋介石事，诟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然蒋犹不谨，前日特发表一文，一则谓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再则谓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反翘其浅陋无识之言以眩社会。
一己之恋爱如何，与“革命”有何关联哉？
夫以俗浅的眼光论，人生本为行乐，蒋氏为之，亦所不禁。然则埋头行乐已耳，又何必哓哓于革命！
与此相似，眼下大发“私有万岁”“资本万能”之高论者举世滔滔、比比皆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何必还拿《共产党宣言》垫背，就像蒋介石想娶宋美龄只管娶就是了，何必还拿“革命”说事。借用张季鸾的说法：“奈何更发此种堕落文明之陋论，并国民正当之人生观而欲淆惑之？甚矣不学无术之为害，吾人所为蒋氏惜也。”
如此看来，不管马克思是否离开或回来，都始终是当代思想的制高点，以至于一些人也想方设法抢占这个制高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个制高点既关乎抽象的思想理论，更涉及实际的社会政治。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仅源于几代中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探索，而且也来自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等高远思想与道义理想，如钱学森所言：
不管今天有些人怎么怀疑马克思主义，不管今天有些人怎样批判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共产主义文明更高阶段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统一，是真正合乎人性的，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它确实是人类文明的理想境界。[3]
201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出版了《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在这部“新闻出版总署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里，作者大开大合地论及马克思对全球人类的深远意义，最后一章“马克思与毛泽东”更是结合中国现实展开论述，高屋建瓴、酣畅淋漓：
毛泽东不但为他身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和制度的基础，而且正是他发表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再次重申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也在于共产党人把握结构整体的能力，在于能否把结构中的“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
基于中国发展的不平衡，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系统地批判了苏联单一计划经济、部门垂直管理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中央与地方、沿海与内地、中国与外国、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互相促进、彼此制约、彼此竞争的发展模式。这种互相促进、彼此制约、彼此竞争的发展模式，比简单的“市场竞争”模式要宽阔得多。[4]
在十八大之际答《新华月报》记者问中，韩毓海又深入浅出地谈了马克思与中国社会的血肉关系：
共产主义似乎很抽象，是非常高远的理想，但实际上是非常现实的……是针对中国人口多、资源少的特点。这点孙中山讲，毛泽东讲，邓小平后来也讲这个问题。孙中山的话说人口很多，资源有限，因此只能搞天下为公；毛泽东讲我们人口多、底子薄，要保证发展平衡；邓小平讲我们让1亿人先富起来，但不能忘记，如果9亿人在贫困中那就不能不革命，所以他说要搞社会主义，要共同富裕，不能搞两极分化。
2013年，中国一家颇有影响的读书报推荐了一百种“家庭理想藏书”，其中也包括一批过去所谓“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述，唯独没有“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的经典，哪怕是光耀人心而惠及人类的《共产党宣言》。而几乎与此同时，面对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啸以及资本主义体制的沉疴，英国思想家特里·伊格尔顿在耶鲁大学出版了新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引发举世关注，至于《资本论》等重新成为西方热销书更是有目共睹。
马克思回来了吗？
参考文献：
[1]梁柱.历史虚无主义的由来与危害[J].大讲堂，2013（7）.
[2]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钱学森.社会主义文明的协调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J].政治学研究，1989（9）.
[4]韩毓海.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92-293.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