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许多人在回顾“8·19事件”时说，一个最大的输家是苏共，它失去了政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另一个最大的输家是俄罗斯民族，它失去了疆土，失去了大同地位，失去了辉煌。而在这场政治巨变中得到实惠的是西方和俄罗斯的金融寡头。
“新思维”引发“8·19政变”
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19事件”，9月6日，苏联国务委员会无奈地宣布“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苏联分崩离析的前奏终于响起。
上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的观点在苏共的地位已经得到确立。1989年，他将选举制度引进国会，随后修改宪法，开始削弱苏共对苏联社会的领导作用，规定“放弃党在政治上的垄断”。正是这些“新思维”使党内原来支持戈尔巴乔夫的人都变成了他的反对派，而这其中对他威胁最大的就是他一手提携的鲍里斯·叶利钦。
当时，沿波罗的海的格鲁吉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三国脱离苏联之意已决，戈尔巴乔大准备在1991年8月20日签署新联盟条约，把苏联由紧密联合变为松散联合，给予15个共和国更大的自治权。
但就在8月19日，副总统根纳季·纳亚耶夫发动了政变，宣布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停止履行总统职务，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务;同时，由代总统，总理、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等8人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的全部权力。这就是苏联历史上著名的“8·19事件”。而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正和家人一起，在黑海海滨的别墅消暑纳凉。
已与恩师戈尔巴乔夫决裂的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多次到俄联邦议会大厦前的广场进行演讲，号召民众反对8人委员会恢复苏联专制时期铁幕政治的企图。一时间，叶利钦成了反对这个政变集团的精神领袖。
直到这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才意识到，他们的真正威胁已不再是没有多大权威的戈尔巴乔大，而是在莫斯科地区以及整个俄罗斯境内伋具号召力的叶利钦。这时他们决定逮捕叶利钦，但这一计划最终没能成功。
戈尔巴乔人回到莫斯科后发现，叶利钦已经成了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12月25日晚，在叶利钦的“规劝”下，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职务，把核按纽交给了叶利钦，苏联国旗也从克里姆林宫上空落下。叱咤国际风云69年的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彻底解体。
戈氏只图谋保留总统职位
如何评价“8·19事件”？有人认为它是一场政变，有人认为它是挽救濒于解体的苏联的最后尝试。俄罗斯官方的说法则是“叛乱”。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行动？至今仍說法不一。当年的民主派认为，叛乱分子的目的是挽救行将崩溃的共产主义制度;“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声明此举是为了拯救国家，戈尔巴乔夫则认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是想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指出：“十几年来，我的观点始终没有改变，即这是一场组织糟糕的挽救苏联的尝试。”他否认这是一场阴谋政变，因为政变的目的是改变现存制度，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尝试保存现行制度。卢基扬诺夫透露，“国家紧急状态委员公”并不是“8·19事件”前夕成立的，它成立于1991年春天，成员是戈尔巴乔夫“钦定”的，当时已经备好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公文纸和公章。换句话说，戈尔巴乔夫了解事件的原委。卢基扬诺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对手是叶利钦，他的策略是，如果“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获得胜利，他将骑红色的马回到莫斯科，如果叶利钦获胜，他将骑白色的马回到莫斯科。戈尔巴乔夫的如意算盘是在任何结局下都能保留自己的总统职位。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他实际上希望借“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之手除掉叶利钦。因此当美国人警告戈尔巴乔夫将发生政变时，他对身边的人说：“这是无稽之谈。”
在“8·19事件”10周年纪念前夕，有记者问戈尔巴乔夫：“如果时光倒流，您会如何处理此事？”戈尔巴乔夫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我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据《莫斯科真理报》透露，戈尔巴乔夫非常清楚策划中的政变阴谋，不相信他们会成功，所以自己躲到疗养地疗养。对8月19日发生的这场震惊世界的事件，戈尔巴乔夫最痛心的是，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大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是他后来辞去总书记职务，建议解散苏共的主要原因。
苏联解体被忽略的三个原因
对于苏联的剧变，许多研究者都试图作出合理的解释。沙赫赖——前俄罗斯副总理，曾亲身经历了1991年的那场事件。
沙赫赖认为，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研究者都忽略了三方面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苏联宪法条文中给予了加盟共和国自由脱离苏联的权利，它就像一颗延时爆炸的地雷休眠了几十年。第二个原因是在80年代未90年代初充分发作的“依赖性”这一“信息病毒”，没能经受住沉重危机的考验，加盟共和国开始后悔向“邻居”施舍面包，转而只求自保。在第比利斯和维尔纽斯，人们都在说“为莫斯科干够了”，在乌拉尔有人要求不再“养活”中亚共和国。第三个原因是所谓的自治化过程。到90年代初“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随着中央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削弱，权力开始向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流失”。在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争夺政治领袖地位的角逐中，苏联第一任总统的劣势越来越明显：他只是由人民代表人会选出，而非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因此，其地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要低于任何一位加盟共和国总统。
也许很少有人会记得，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不同，它没有联盟的党组织，伊万·波洛玆科夫和盖纳济·久加诺夫在遭到批判的时候成立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此同联盟的领导层相对抗，从而对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进而导致苏联解体。
西方国家扮演的角色
从苏联诞生的那一天起，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开始着手进行各种各样的反苏、反共宣传和文化、舆论渗透。二战后，他们开始更多地利用意识形态武器对抗苏联。 引诱和败坏青年。西方国家不惜耗费巨资，建立了专门针对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介，在明确其宣传职责时，要求有的“利用广大的无线电网与共产主义作斗争”，有的传播国际以及苏联东欧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信息，介绍西方社会的生活及价值观。同时，他们还把主要对象瞄准青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行事手册”第一项就写道：“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在西方国家对苏广播的41个无线电台中，12个固定栏目中有7个是专门针对青年听众的。这种宣传攻势对青年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克格勃1968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许多大学生“对参加政治活动缺乏兴趣”，有些学生“不愿意学习马列主义”，认为“马列主义已经过时了”，许多大学生“与党格格不入”，认为“真正的共产党员是没有的”。
煽动民族主义情绪。除了蛊惑青年，西方媒体还努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全国有120多个民族，俄罗斯族仅占全部人口的一半左右，西方国家认识到，这是一个突破口。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美国和欧洲的广播电台每天有几个小时用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等苏联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宣传反苏观念。到了1988年，当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在波罗的海三国兴起后，西方传媒开始在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捏造事实，反复报道美国等西方国家从未承认苏联对这三国拥有主权的消息，极大地助长了波罗的海三国的分裂情绪。
培植“亲西方人士”。苏共二十大后，美国政府决定利用赫鲁晓夫倡导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之机，鼓动苏美间进行“大规模人民對人民的交流”。1956年9月，美国政府提出邀请一万名苏联大学生到美国留学，费用全部由美国政府负担。
对这一举动的目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后来解释道：“有朝一日，一批新人将会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一代。”后来，美国政府还提出了所谓“国际访问学者计划”，不过，得到他们资助、到西方国家做访问学者的必需条件是：年轻、有一定社会地位、有发展前途、对美友好。其中对美友好是考察重点。就这样，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在苏联培植起了一批“亲西方人士”，有些人甚至担任了苏共高官，手握重权，贪污腐败，向西方出卖国家信息，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有的专家、学者和精英死心塌地投靠美国和西方，心甘情愿被其利用。在苏联后期政局动荡时，这些人兴风作浪，推波助澜，起到极大的消极作用，成为配合西方摧垮苏联的“第五纵队”。
宣传和肯定“持不同政见者”。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在1956年完成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诽谤性的描述。小说在苏联国内没被允许出版，但其意识形态内涵却让西方国家如获至宝。1957年，意大利出版商将其偷运出境，用意大利文在米兰出版。接着又发行了英、法、德、瑞典、挪威等国文字的版本，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宣传运动。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1965年英国导演里恩将《日瓦戈医生》拍成同名电影，在西方世界受到追捧，获得奥斯卡多个奖项。这一切不仅是在为这部反对十月革命、反对斯大林的作品加油鼓劲，更是在利用这部作品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否定苏联历史。
除了这部小说，还有一些文学作品也在西方出版，如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都是被视为反映苏联社会黑暗面的“优秀文学作品”出版的。同时，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在西方舆论界也得到宣传和肯定，成为“反苏斗士”。
拖垮苏联经济。怎样从经济上搞垮它，西方国家花费了很大心思。主要办法是将苏联拖进军备竞赛，其典型事实，就是里根上台后发起了“星球大战”计划，并支持第三世界的反共产主义武装，苏联被迫应对，结果极大地消耗了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并导致大众消费品严重不足，从而引发民众的大范围不满。
此外，西方国家还通过操纵国际油价拖累苏联经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操纵下，1980年11月，国际油价平均每桶57.17美元，1985年降为28.51美元，到1986年8月再降到7.90美元。而据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石油出口规模计算，油价每降低1美元，苏联外汇收入就减少10亿美元。由此，仅油价下降一项，苏联就损失几百亿美元外汇收入。西方国家就这样利用军备竞赛和经济手段拖垮了苏联，其更深层目的还在于，将经济状况恶化、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污水泼在社会主义制度和执政的共产党身上，借此打击苏联人民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认同感。
1991年，撒切尔夫人曾总结道：“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当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降下。
谁是赢家
这些年，人们还在关注一个问题谁是1991年“8·19事件”的赢家？或者说谁是“8·19事件”的输家？有趣的是，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竟没有统一答案。
如果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是输家，那么明显与现实情况不符，连俄右翼力量联盟主席涅姆佐夫都不承认这一点。因为当年民主派中最显赫的人物即“8·19事件”中抵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积极分子大都离开了俄政治舞台的前台，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的处境并不坏，帕夫洛夫是某经济团体的领导人，斯塔拉杆博采夫成了州长，亚佐夫是国防部顾问……当然他们也不能算赢家。
如果说民主派或自由派是赢家，也不正确。《明日报》主编普罗汉培夫指出，民主派当年曾说，如果叛乱分子得手，国家经济将出现灾难，国家将发生内战。实际上，自从民上派接管政权后，俄罗斯经济连续数年下滑，国内总产值下降一半以上，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力衰败，1998年俄罗斯还发生了经济危机，使本来就在困境中运行的经济雪上加霜。至于内战，自由派政府也没能阻止内战的发生，战乱和恐怖事件此起彼伏，居民的数量在减少，据有关部门统计，俄罗斯人口每年自然减员达100万人。 许多人在回顾“8·19事件”时说，一个最大的输家是苏共，它失去了政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另一个最大的输家是俄罗斯民族，它失去了疆土，失去了大同地位，失去了辉煌。而在这场政治巨变中得到实惠的是西方和俄罗斯的金融寡头。
没有人想再回到苏联
独立调查机构俄罗斯列瓦达中心日前公布的民调显示，51%的俄罗斯人认为苏联解体本可以避免，56%的受访者对苏联不复存在感到惋惜，仅有29%的受访者认为苏联解体不可避免。在解释自己对苏联解体持负面态度的原因时，受访者最认可的两个选项是，统一的经济体系遭到破坏、人们失去了自己是一个伟大国家公民的感觉。29%的受访者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俄乌白领导人不负责任并毫无根据地簽署《别洛韦日协议》”，23%的人在苏联解体中看到了“外部敌对势力的阴谋”。列瓦达中心副主任戈拉日丹诺夫表示，虽然目前俄罗斯社会对苏联的怀旧程度在不断减少，但在老年人中仍十分普遍。
在众多惋惜者中，俄罗斯总统普京显然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它的一句经典话语广为传播：“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新一届国家杜马各党派领导人时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苏联是完全可以避免解体的，但苏联共产党推动了毁灭性的想法，解体了这个国家。”普京还表示，当时本可以采取改革措施，包括增加民主程度，“西方害怕苏联的复活，但我们并没有这一计划”。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一段艰难岁月，普京上台后情况才得以扭转。但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长期受到西方制裁，民众生活水平又受到一定影响。卫星通讯社“卫星·观点”进行的民调显示，11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有9个国家的大多数35岁以上居民认为，苏联解体前的生活好于解体之后。经历过苏联时期的64%俄罗斯受访者认为苏联时期生活质量更高，乌克兰有60%的受访者同意这一观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相应比例最高，分别为71%和69%。那些对前苏联生活没有印象的年轻居民则大多认为，苏联解体后生活变好了。
虽然怀念苏联时期的大国地位和某些制度，但大多数俄罗斯人并非想“回到苏联”。普京有一句话被很多人认同：“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就是没有良心;试图恢复过去的苏联，就是没有头脑。”列瓦达中心的调查也显示，虽然多数人为苏联解体惋惜，但只有12%的受访者支持恢复苏联。“不会有苏联2.0”，德国《曼海姆晨报》称，俄罗斯仍是世界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人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留恋过去的成就。但一个“苏联2.0”在今天不会发生。随着苏联的解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那里已土崩瓦解。苏联式的国家已经不再适合俄罗斯。俄罗斯现在需要强大，生活更加美好，但不是回到苏联。
“新思维”引发“8·19政变”
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19事件”，9月6日，苏联国务委员会无奈地宣布“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苏联分崩离析的前奏终于响起。
上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的观点在苏共的地位已经得到确立。1989年，他将选举制度引进国会，随后修改宪法，开始削弱苏共对苏联社会的领导作用，规定“放弃党在政治上的垄断”。正是这些“新思维”使党内原来支持戈尔巴乔夫的人都变成了他的反对派，而这其中对他威胁最大的就是他一手提携的鲍里斯·叶利钦。
当时，沿波罗的海的格鲁吉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三国脱离苏联之意已决，戈尔巴乔大准备在1991年8月20日签署新联盟条约，把苏联由紧密联合变为松散联合，给予15个共和国更大的自治权。
但就在8月19日，副总统根纳季·纳亚耶夫发动了政变，宣布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停止履行总统职务，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务;同时，由代总统，总理、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等8人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的全部权力。这就是苏联历史上著名的“8·19事件”。而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正和家人一起，在黑海海滨的别墅消暑纳凉。
已与恩师戈尔巴乔夫决裂的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多次到俄联邦议会大厦前的广场进行演讲，号召民众反对8人委员会恢复苏联专制时期铁幕政治的企图。一时间，叶利钦成了反对这个政变集团的精神领袖。
直到这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才意识到，他们的真正威胁已不再是没有多大权威的戈尔巴乔大，而是在莫斯科地区以及整个俄罗斯境内伋具号召力的叶利钦。这时他们决定逮捕叶利钦，但这一计划最终没能成功。
戈尔巴乔人回到莫斯科后发现，叶利钦已经成了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12月25日晚，在叶利钦的“规劝”下，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职务，把核按纽交给了叶利钦，苏联国旗也从克里姆林宫上空落下。叱咤国际风云69年的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彻底解体。
戈氏只图谋保留总统职位
如何评价“8·19事件”？有人认为它是一场政变，有人认为它是挽救濒于解体的苏联的最后尝试。俄罗斯官方的说法则是“叛乱”。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行动？至今仍說法不一。当年的民主派认为，叛乱分子的目的是挽救行将崩溃的共产主义制度;“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声明此举是为了拯救国家，戈尔巴乔夫则认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是想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指出：“十几年来，我的观点始终没有改变，即这是一场组织糟糕的挽救苏联的尝试。”他否认这是一场阴谋政变，因为政变的目的是改变现存制度，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尝试保存现行制度。卢基扬诺夫透露，“国家紧急状态委员公”并不是“8·19事件”前夕成立的，它成立于1991年春天，成员是戈尔巴乔夫“钦定”的，当时已经备好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公文纸和公章。换句话说，戈尔巴乔夫了解事件的原委。卢基扬诺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对手是叶利钦，他的策略是，如果“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获得胜利，他将骑红色的马回到莫斯科，如果叶利钦获胜，他将骑白色的马回到莫斯科。戈尔巴乔夫的如意算盘是在任何结局下都能保留自己的总统职位。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他实际上希望借“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之手除掉叶利钦。因此当美国人警告戈尔巴乔夫将发生政变时，他对身边的人说：“这是无稽之谈。”
在“8·19事件”10周年纪念前夕，有记者问戈尔巴乔夫：“如果时光倒流，您会如何处理此事？”戈尔巴乔夫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我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据《莫斯科真理报》透露，戈尔巴乔夫非常清楚策划中的政变阴谋，不相信他们会成功，所以自己躲到疗养地疗养。对8月19日发生的这场震惊世界的事件，戈尔巴乔夫最痛心的是，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大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是他后来辞去总书记职务，建议解散苏共的主要原因。
苏联解体被忽略的三个原因
对于苏联的剧变，许多研究者都试图作出合理的解释。沙赫赖——前俄罗斯副总理，曾亲身经历了1991年的那场事件。
沙赫赖认为，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研究者都忽略了三方面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苏联宪法条文中给予了加盟共和国自由脱离苏联的权利，它就像一颗延时爆炸的地雷休眠了几十年。第二个原因是在80年代未90年代初充分发作的“依赖性”这一“信息病毒”，没能经受住沉重危机的考验，加盟共和国开始后悔向“邻居”施舍面包，转而只求自保。在第比利斯和维尔纽斯，人们都在说“为莫斯科干够了”，在乌拉尔有人要求不再“养活”中亚共和国。第三个原因是所谓的自治化过程。到90年代初“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随着中央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削弱，权力开始向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流失”。在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争夺政治领袖地位的角逐中，苏联第一任总统的劣势越来越明显：他只是由人民代表人会选出，而非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因此，其地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要低于任何一位加盟共和国总统。
也许很少有人会记得，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不同，它没有联盟的党组织，伊万·波洛玆科夫和盖纳济·久加诺夫在遭到批判的时候成立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此同联盟的领导层相对抗，从而对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进而导致苏联解体。
西方国家扮演的角色
从苏联诞生的那一天起，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开始着手进行各种各样的反苏、反共宣传和文化、舆论渗透。二战后，他们开始更多地利用意识形态武器对抗苏联。 引诱和败坏青年。西方国家不惜耗费巨资，建立了专门针对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介，在明确其宣传职责时，要求有的“利用广大的无线电网与共产主义作斗争”，有的传播国际以及苏联东欧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信息，介绍西方社会的生活及价值观。同时，他们还把主要对象瞄准青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行事手册”第一项就写道：“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在西方国家对苏广播的41个无线电台中，12个固定栏目中有7个是专门针对青年听众的。这种宣传攻势对青年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克格勃1968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许多大学生“对参加政治活动缺乏兴趣”，有些学生“不愿意学习马列主义”，认为“马列主义已经过时了”，许多大学生“与党格格不入”，认为“真正的共产党员是没有的”。
煽动民族主义情绪。除了蛊惑青年，西方媒体还努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全国有120多个民族，俄罗斯族仅占全部人口的一半左右，西方国家认识到，这是一个突破口。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美国和欧洲的广播电台每天有几个小时用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等苏联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宣传反苏观念。到了1988年，当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在波罗的海三国兴起后，西方传媒开始在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捏造事实，反复报道美国等西方国家从未承认苏联对这三国拥有主权的消息，极大地助长了波罗的海三国的分裂情绪。
培植“亲西方人士”。苏共二十大后，美国政府决定利用赫鲁晓夫倡导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之机，鼓动苏美间进行“大规模人民對人民的交流”。1956年9月，美国政府提出邀请一万名苏联大学生到美国留学，费用全部由美国政府负担。
对这一举动的目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后来解释道：“有朝一日，一批新人将会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一代。”后来，美国政府还提出了所谓“国际访问学者计划”，不过，得到他们资助、到西方国家做访问学者的必需条件是：年轻、有一定社会地位、有发展前途、对美友好。其中对美友好是考察重点。就这样，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在苏联培植起了一批“亲西方人士”，有些人甚至担任了苏共高官，手握重权，贪污腐败，向西方出卖国家信息，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有的专家、学者和精英死心塌地投靠美国和西方，心甘情愿被其利用。在苏联后期政局动荡时，这些人兴风作浪，推波助澜，起到极大的消极作用，成为配合西方摧垮苏联的“第五纵队”。
宣传和肯定“持不同政见者”。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在1956年完成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诽谤性的描述。小说在苏联国内没被允许出版，但其意识形态内涵却让西方国家如获至宝。1957年，意大利出版商将其偷运出境，用意大利文在米兰出版。接着又发行了英、法、德、瑞典、挪威等国文字的版本，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宣传运动。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1965年英国导演里恩将《日瓦戈医生》拍成同名电影，在西方世界受到追捧，获得奥斯卡多个奖项。这一切不仅是在为这部反对十月革命、反对斯大林的作品加油鼓劲，更是在利用这部作品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否定苏联历史。
除了这部小说，还有一些文学作品也在西方出版，如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都是被视为反映苏联社会黑暗面的“优秀文学作品”出版的。同时，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在西方舆论界也得到宣传和肯定，成为“反苏斗士”。
拖垮苏联经济。怎样从经济上搞垮它，西方国家花费了很大心思。主要办法是将苏联拖进军备竞赛，其典型事实，就是里根上台后发起了“星球大战”计划，并支持第三世界的反共产主义武装，苏联被迫应对，结果极大地消耗了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并导致大众消费品严重不足，从而引发民众的大范围不满。
此外，西方国家还通过操纵国际油价拖累苏联经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操纵下，1980年11月，国际油价平均每桶57.17美元，1985年降为28.51美元，到1986年8月再降到7.90美元。而据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石油出口规模计算，油价每降低1美元，苏联外汇收入就减少10亿美元。由此，仅油价下降一项，苏联就损失几百亿美元外汇收入。西方国家就这样利用军备竞赛和经济手段拖垮了苏联，其更深层目的还在于，将经济状况恶化、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污水泼在社会主义制度和执政的共产党身上，借此打击苏联人民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认同感。
1991年，撒切尔夫人曾总结道：“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当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降下。
谁是赢家
这些年，人们还在关注一个问题谁是1991年“8·19事件”的赢家？或者说谁是“8·19事件”的输家？有趣的是，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竟没有统一答案。
如果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是输家，那么明显与现实情况不符，连俄右翼力量联盟主席涅姆佐夫都不承认这一点。因为当年民主派中最显赫的人物即“8·19事件”中抵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积极分子大都离开了俄政治舞台的前台，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的处境并不坏，帕夫洛夫是某经济团体的领导人，斯塔拉杆博采夫成了州长，亚佐夫是国防部顾问……当然他们也不能算赢家。
如果说民主派或自由派是赢家，也不正确。《明日报》主编普罗汉培夫指出，民主派当年曾说，如果叛乱分子得手，国家经济将出现灾难，国家将发生内战。实际上，自从民上派接管政权后，俄罗斯经济连续数年下滑，国内总产值下降一半以上，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力衰败，1998年俄罗斯还发生了经济危机，使本来就在困境中运行的经济雪上加霜。至于内战，自由派政府也没能阻止内战的发生，战乱和恐怖事件此起彼伏，居民的数量在减少，据有关部门统计，俄罗斯人口每年自然减员达100万人。 许多人在回顾“8·19事件”时说，一个最大的输家是苏共，它失去了政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另一个最大的输家是俄罗斯民族，它失去了疆土，失去了大同地位，失去了辉煌。而在这场政治巨变中得到实惠的是西方和俄罗斯的金融寡头。
没有人想再回到苏联
独立调查机构俄罗斯列瓦达中心日前公布的民调显示，51%的俄罗斯人认为苏联解体本可以避免，56%的受访者对苏联不复存在感到惋惜，仅有29%的受访者认为苏联解体不可避免。在解释自己对苏联解体持负面态度的原因时，受访者最认可的两个选项是，统一的经济体系遭到破坏、人们失去了自己是一个伟大国家公民的感觉。29%的受访者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俄乌白领导人不负责任并毫无根据地簽署《别洛韦日协议》”，23%的人在苏联解体中看到了“外部敌对势力的阴谋”。列瓦达中心副主任戈拉日丹诺夫表示，虽然目前俄罗斯社会对苏联的怀旧程度在不断减少，但在老年人中仍十分普遍。
在众多惋惜者中，俄罗斯总统普京显然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它的一句经典话语广为传播：“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新一届国家杜马各党派领导人时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苏联是完全可以避免解体的，但苏联共产党推动了毁灭性的想法，解体了这个国家。”普京还表示，当时本可以采取改革措施，包括增加民主程度，“西方害怕苏联的复活，但我们并没有这一计划”。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一段艰难岁月，普京上台后情况才得以扭转。但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长期受到西方制裁，民众生活水平又受到一定影响。卫星通讯社“卫星·观点”进行的民调显示，11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有9个国家的大多数35岁以上居民认为，苏联解体前的生活好于解体之后。经历过苏联时期的64%俄罗斯受访者认为苏联时期生活质量更高，乌克兰有60%的受访者同意这一观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相应比例最高，分别为71%和69%。那些对前苏联生活没有印象的年轻居民则大多认为，苏联解体后生活变好了。
虽然怀念苏联时期的大国地位和某些制度，但大多数俄罗斯人并非想“回到苏联”。普京有一句话被很多人认同：“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就是没有良心;试图恢复过去的苏联，就是没有头脑。”列瓦达中心的调查也显示，虽然多数人为苏联解体惋惜，但只有12%的受访者支持恢复苏联。“不会有苏联2.0”，德国《曼海姆晨报》称，俄罗斯仍是世界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人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留恋过去的成就。但一个“苏联2.0”在今天不会发生。随着苏联的解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那里已土崩瓦解。苏联式的国家已经不再适合俄罗斯。俄罗斯现在需要强大，生活更加美好，但不是回到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