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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小旋风
上个学期的一门课，我被分到了一组被称为“亚洲小旋风”的队伍里，原因是我们六个组员全是亚洲人。六个人中除了我，有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中国女孩，一个谨言慎行的日本男生，一个漂亮的泰国女土豪，一个自负的马来西亚女“夜叉”和一个神经兮兮的大龄印度男。
这一次的group work，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比较不愉快的团队经历，虽然我们都来自亚洲，在外人看来，性格和文化上理应更加亲密无间才对，可相处下来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在第一次的meeting中——还未被分配工作，大家只是见个面熟悉彼此——性格迥异的我们彼此间就产生了隔阂：还未开始自我介绍，马来女就直接把一叠文件拍到桌上，说这是她问去年学过这门课的同学要到的资料，要我们回去读熟；另外一个中国女孩马上表示赞同，然后自荐为我们组的leader，要为大家安排任务；泰国美女浅浅地笑了笑，说自己以后每周的周四到周日不能开会，要去伦敦见男朋友及做美容；轮到日本男了，他只是自我介绍了一下，就端正地坐到一旁看着我们，不再说话；与日本男形成极大反差的是笑嘻嘻的印度男，好像是美剧《生活大爆炸》里的Raj活脱脱蹦出来一般。
由于泰国女的要求，我们每周只能在周一至周三开会，又由于专业不同，大家能凑齐在一起的时间只有每周三的两个小时。那么，在极少的时间内做出跟其他组一样甚至更好的成果，就是我们的目标，而这需要每个组员提前在家里做出大量的准备工作。前几次的meeting还算顺利，大家把各自做好的任务拿出来由leader整合在一起。可好景不长，三周以后，印度男就不再出现，每次开会都说自己有事不能参加。当他第四次找寻借口逃避meeting的时候，我们雄心勃勃的中国女leader和马来女夜叉就炸了锅，咆哮着说这是unfair的，要把印度男“告老师”。
对于这种反应，我实在是哭笑不得，内心一万个省略号奔腾而过。“告老师”这种招数在初中就绝迹了吧？作为二十多岁的硕士，难道就不能用其他解决方法吗？我当即表示不同意，认为印度男或许有难言之隐，泰国女表示无所谓，日本男说可以让印度男在今后多做工作，加倍补偿。尽管如此，马来女和leader仍旧坚持己见，当即给教授发了一封邮件控诉印度男的缺席行为，并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把我的名字也署了上去。
仅仅第二天，教授就给我们组的每位成员都发了一封邮件，为我们提供了三种解决方法：一、批评教育为主，让印度男回归组织；二、批评教育，印度男分数减半；三、把印度男从我们组中开除。同时，可能教授也单方面找印度男进行了沟通求证，我们还未做出一个“选择”，印度男就急匆匆地来参加meeting并诚恳地向我们道歉，希望能够得到原谅。马来女没有说话，其他人都表示默认。
对于组里的另一位中国同学和张牙舞爪的马来女，我从心底产生了很多不满，因为她们过于独断专行，让本应“平等自由”的小组讨论变成了她们二人的朝拜，时间长了，我愈发不满，却从未说出口。每当她们滔滔不绝之时，日本男还会争论两句，细致地列出各方观点的利与弊并加以对比；泰国女则是比较听话，认为按照书上和老师讲的那样写就没错；我则是默默地坐在一旁，接受所有观点。可能由于我一直都认真完成自己的任务且从未缺席任何一次meeting，马来女对我的不满，直到上交report的前一天才发作出来，她竟然指着我讲：“Katherine，你一直都不怎么说话，你对组织没有贡献，我要把这件事告诉教授！”
另一个中国女孩立刻表示赞同，要把我的分数减半，日本男和泰国女不同意，说Katherine也做了许多工作，我们的贡献是一样的；而印度男，由于之前已经被“批斗”过，自那以后变得非常老实，每次meeting只是专心利用自己的技术知识做PPT，像我一样甚少说话。在马来女说完的瞬间，我愤怒得周身血液上涌，反驳的话语在一秒钟内填满了大脑，但万幸我的理智地压住了一切，只是轻轻说了句sorry，这反倒让马来女无从发泄，只是不甘心地坐下来，我却从心底里对另一个中国女孩产生了“相煎何太急”的悲哀。
这一次的group work为我带来了小组合作的阴影，总是怕再遇到这类强势独断的组员，像我这种软柿子，则是能躲就躲。
非洲黑哥哥
很快第二学期到来，新的group work为我带来了几个中东和非洲组员。这次的group work以欢乐为基调，因为我的同学们奇怪的非洲口音总能把我逗得哈哈大笑。通常在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黑哥哥们叽里咕噜说一长串，听起来像是热带雨林里的土著居民敲着鼓唱着歌时嘴里发出了“啊喽喽”的声音，我强忍住笑意，歉疚地说一句“sorry？”，请求他们重来一遍，然后他们放慢了“啊喽喽”的速度，可我还是听不懂，再一次“pardon？”。几番下来，我们身心俱疲但是都很开心，实在交流不畅的时候，就用纸写下来，或者用图画表示，真难以想象我们都是来英国留学的学生，竟然还用如此低级的交流方法。每次的group work，往往都是在我们既畅快又无奈的笑声中结束。
在这个group中，唯一黄皮肤的我担当起了leader的重任，但我做得并不好，可能是自身性格所致，总学不会一个leader应有的决绝与果断。还好组里的一位中东大哥能够耐心地帮助我，担当起了副队长的职责，及时补充我所有遗漏的地方，安排任务合理高效，让我们小组的进度赶在了其他组之前。这门课叫“People and Organization”，有很多很多的案例让我们分析，让我们处在manager的位置解决一个又一个人力与组织方面的问题。这类的案例并没有标准答案，解决问题的好坏更多的在于是否把各个层面考虑得清楚和完善。因此，集结大家的智慧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不同文化背景的我们正好能够从不同角度考虑眼前的问题。
有次案例是分析外派雇员的工作满意度对工作质量的影响，在怎样提高外派人员满意度的小问题中，我所能想到的就是给予员工带薪适应期，而我的组员们马上想到的却是给予员工家人的福利，比如每年两次回国的往返机票，逢年过节给员工家人的礼品和慰问等等。看看其他组员，西方同学多能够从员工的家庭方面来考虑，而这一点是我所欠缺的。时间长了，我跟黑哥哥们也熟悉了起来，有时周末有狂欢派对也会想着叫上我。黑哥哥们比白人聪明热情，是做朋友的最佳人选，怪不得当年毛爷爷都说“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某一天，我看到了中东大哥的Facebook资料，发现我俩竟然是同一天生日，于是这份同窗之情又变得更为亲密和难得。 学霸学渣together
最后一次的group work是所有人闻之色变的strategy课程。这个传说中80%挂科的变态课程，有着复杂的计分方式，50%的考试，35%的group report，7.5%的wiki comments（wiki是一种国外类似Facebook的交流工具），还有7.5%的activity和register。听闻这门课30多分是常态（40分及格），那么在group report中拿到高分以缓和考试时压力，就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不知是运气太好还是太差，这次的group，我被分到了一个著名的“学霸组”，一个英国帅哥，一个法国帅哥，一个俄罗斯美女，一个约旦帅哥和我这个学渣中的战斗机。作为学渣，我非常特别以及极其想要贡献自己微小的力量，奈何学霸们光芒太盛，有我没我都一样。虽然这群学霸都是白人，但不同国家的性格和待人处事的方法也在小小的group work中被放大开来：
比如，我们就是否用Rumelt model来分析公司层策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英国男：“这个模型很有道理，而且适用于这个策略，我认为可以考虑。”
法国男：“相当不错，但是我们还需要其他模型进行辅助。”
英国男：“我同意，那就把所有模型都用上吧，我愿意逐个进行分析。”
我：“全用上太多了吧？report的篇幅是有限的……”
俄罗斯战斗民族女：“不行！教授的slide（幻灯片）上没有提及这种模型，我们必须按照书上写的模型分析，书上的步骤是什么，我们就用什么步骤！”
英国男：“淡定，我认为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俄罗斯战斗民族女：“不行！你是在挑战权威！”
法国男：“或许我们可以都用。”
约旦男：“我在做礼拜……”
法国男：“Katherine，你怎么认为？”
我：“额……都行，随便……”
最终，争论的结果往往由法国男和英国男决定，因为俄罗斯女过于难缠，认为只有自己的才是对的，而我又总是提不出什么意见，约旦哥只要有空就在房屋的角落里独自祈祷，帮不上什么忙，法国男和英国男甚至在很多时候都“私自相会”，不再进行小组式的meeting，有时也叫上我，帮着去做一些查reference的简单任务。
这原本不甚和谐的group在上交报告的deadline阶段，却突然爆发，大家都拿出了血液里的最后一分热度，拼了命地把所有涉及到的策略全部进行了完整而系统的分析。那些天，我们夜夜泡在图书馆，一个词一个词地改。原本只要2500字的report，由于图表里字数不限，我们的正文加附件加文献整整写了一百多页，最终得到了高得离谱的70多分！可能也正是我们这样过于鲜明的文化和性格差异——英国人细致严谨，法国人温柔好说话，俄罗斯人坚持己见，约旦人忠实，而我，中国人勤奋随和——才能使一个看起来并不和谐的group得到一个最好的结果。
记得我在国内的时候，小组作业多是直接分配任务，一人一块儿，最后整合，甚少交流与讨论，这样的好处是高效省时，甚至不必花时间meeting，劣势就是作业的整体过于分散，缺少逻辑性，观点过于单一。在英国念书以来，课程带给我的group work不仅仅是“大家在一起做作业”，也教会我去接纳他人、融入他人，学会合作，学会分享彼此的知识和能量。留英的三次group work，“亚洲小旋风”给了我勇气，黑哥哥们给了我欢乐和正能量，“学霸组”给了我知识和信念，而最重要的，还是在面对各种文化的同学时，如何更好地合作，这或许才是教授要我们学习的终极技能。
责任编辑：陈思
上个学期的一门课，我被分到了一组被称为“亚洲小旋风”的队伍里，原因是我们六个组员全是亚洲人。六个人中除了我，有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中国女孩，一个谨言慎行的日本男生，一个漂亮的泰国女土豪，一个自负的马来西亚女“夜叉”和一个神经兮兮的大龄印度男。
这一次的group work，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比较不愉快的团队经历，虽然我们都来自亚洲，在外人看来，性格和文化上理应更加亲密无间才对，可相处下来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在第一次的meeting中——还未被分配工作，大家只是见个面熟悉彼此——性格迥异的我们彼此间就产生了隔阂：还未开始自我介绍，马来女就直接把一叠文件拍到桌上，说这是她问去年学过这门课的同学要到的资料，要我们回去读熟；另外一个中国女孩马上表示赞同，然后自荐为我们组的leader，要为大家安排任务；泰国美女浅浅地笑了笑，说自己以后每周的周四到周日不能开会，要去伦敦见男朋友及做美容；轮到日本男了，他只是自我介绍了一下，就端正地坐到一旁看着我们，不再说话；与日本男形成极大反差的是笑嘻嘻的印度男，好像是美剧《生活大爆炸》里的Raj活脱脱蹦出来一般。
由于泰国女的要求，我们每周只能在周一至周三开会，又由于专业不同，大家能凑齐在一起的时间只有每周三的两个小时。那么，在极少的时间内做出跟其他组一样甚至更好的成果，就是我们的目标，而这需要每个组员提前在家里做出大量的准备工作。前几次的meeting还算顺利，大家把各自做好的任务拿出来由leader整合在一起。可好景不长，三周以后，印度男就不再出现，每次开会都说自己有事不能参加。当他第四次找寻借口逃避meeting的时候，我们雄心勃勃的中国女leader和马来女夜叉就炸了锅，咆哮着说这是unfair的，要把印度男“告老师”。
对于这种反应，我实在是哭笑不得，内心一万个省略号奔腾而过。“告老师”这种招数在初中就绝迹了吧？作为二十多岁的硕士，难道就不能用其他解决方法吗？我当即表示不同意，认为印度男或许有难言之隐，泰国女表示无所谓，日本男说可以让印度男在今后多做工作，加倍补偿。尽管如此，马来女和leader仍旧坚持己见，当即给教授发了一封邮件控诉印度男的缺席行为，并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把我的名字也署了上去。
仅仅第二天，教授就给我们组的每位成员都发了一封邮件，为我们提供了三种解决方法：一、批评教育为主，让印度男回归组织；二、批评教育，印度男分数减半；三、把印度男从我们组中开除。同时，可能教授也单方面找印度男进行了沟通求证，我们还未做出一个“选择”，印度男就急匆匆地来参加meeting并诚恳地向我们道歉，希望能够得到原谅。马来女没有说话，其他人都表示默认。
对于组里的另一位中国同学和张牙舞爪的马来女，我从心底产生了很多不满，因为她们过于独断专行，让本应“平等自由”的小组讨论变成了她们二人的朝拜，时间长了，我愈发不满，却从未说出口。每当她们滔滔不绝之时，日本男还会争论两句，细致地列出各方观点的利与弊并加以对比；泰国女则是比较听话，认为按照书上和老师讲的那样写就没错；我则是默默地坐在一旁，接受所有观点。可能由于我一直都认真完成自己的任务且从未缺席任何一次meeting，马来女对我的不满，直到上交report的前一天才发作出来，她竟然指着我讲：“Katherine，你一直都不怎么说话，你对组织没有贡献，我要把这件事告诉教授！”
另一个中国女孩立刻表示赞同，要把我的分数减半，日本男和泰国女不同意，说Katherine也做了许多工作，我们的贡献是一样的；而印度男，由于之前已经被“批斗”过，自那以后变得非常老实，每次meeting只是专心利用自己的技术知识做PPT，像我一样甚少说话。在马来女说完的瞬间，我愤怒得周身血液上涌，反驳的话语在一秒钟内填满了大脑，但万幸我的理智地压住了一切，只是轻轻说了句sorry，这反倒让马来女无从发泄，只是不甘心地坐下来，我却从心底里对另一个中国女孩产生了“相煎何太急”的悲哀。
这一次的group work为我带来了小组合作的阴影，总是怕再遇到这类强势独断的组员，像我这种软柿子，则是能躲就躲。
非洲黑哥哥
很快第二学期到来，新的group work为我带来了几个中东和非洲组员。这次的group work以欢乐为基调，因为我的同学们奇怪的非洲口音总能把我逗得哈哈大笑。通常在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黑哥哥们叽里咕噜说一长串，听起来像是热带雨林里的土著居民敲着鼓唱着歌时嘴里发出了“啊喽喽”的声音，我强忍住笑意，歉疚地说一句“sorry？”，请求他们重来一遍，然后他们放慢了“啊喽喽”的速度，可我还是听不懂，再一次“pardon？”。几番下来，我们身心俱疲但是都很开心，实在交流不畅的时候，就用纸写下来，或者用图画表示，真难以想象我们都是来英国留学的学生，竟然还用如此低级的交流方法。每次的group work，往往都是在我们既畅快又无奈的笑声中结束。
在这个group中，唯一黄皮肤的我担当起了leader的重任，但我做得并不好，可能是自身性格所致，总学不会一个leader应有的决绝与果断。还好组里的一位中东大哥能够耐心地帮助我，担当起了副队长的职责，及时补充我所有遗漏的地方，安排任务合理高效，让我们小组的进度赶在了其他组之前。这门课叫“People and Organization”，有很多很多的案例让我们分析，让我们处在manager的位置解决一个又一个人力与组织方面的问题。这类的案例并没有标准答案，解决问题的好坏更多的在于是否把各个层面考虑得清楚和完善。因此，集结大家的智慧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不同文化背景的我们正好能够从不同角度考虑眼前的问题。
有次案例是分析外派雇员的工作满意度对工作质量的影响，在怎样提高外派人员满意度的小问题中，我所能想到的就是给予员工带薪适应期，而我的组员们马上想到的却是给予员工家人的福利，比如每年两次回国的往返机票，逢年过节给员工家人的礼品和慰问等等。看看其他组员，西方同学多能够从员工的家庭方面来考虑，而这一点是我所欠缺的。时间长了，我跟黑哥哥们也熟悉了起来，有时周末有狂欢派对也会想着叫上我。黑哥哥们比白人聪明热情，是做朋友的最佳人选，怪不得当年毛爷爷都说“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某一天，我看到了中东大哥的Facebook资料，发现我俩竟然是同一天生日，于是这份同窗之情又变得更为亲密和难得。 学霸学渣together
最后一次的group work是所有人闻之色变的strategy课程。这个传说中80%挂科的变态课程，有着复杂的计分方式，50%的考试，35%的group report，7.5%的wiki comments（wiki是一种国外类似Facebook的交流工具），还有7.5%的activity和register。听闻这门课30多分是常态（40分及格），那么在group report中拿到高分以缓和考试时压力，就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不知是运气太好还是太差，这次的group，我被分到了一个著名的“学霸组”，一个英国帅哥，一个法国帅哥，一个俄罗斯美女，一个约旦帅哥和我这个学渣中的战斗机。作为学渣，我非常特别以及极其想要贡献自己微小的力量，奈何学霸们光芒太盛，有我没我都一样。虽然这群学霸都是白人，但不同国家的性格和待人处事的方法也在小小的group work中被放大开来：
比如，我们就是否用Rumelt model来分析公司层策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英国男：“这个模型很有道理，而且适用于这个策略，我认为可以考虑。”
法国男：“相当不错，但是我们还需要其他模型进行辅助。”
英国男：“我同意，那就把所有模型都用上吧，我愿意逐个进行分析。”
我：“全用上太多了吧？report的篇幅是有限的……”
俄罗斯战斗民族女：“不行！教授的slide（幻灯片）上没有提及这种模型，我们必须按照书上写的模型分析，书上的步骤是什么，我们就用什么步骤！”
英国男：“淡定，我认为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俄罗斯战斗民族女：“不行！你是在挑战权威！”
法国男：“或许我们可以都用。”
约旦男：“我在做礼拜……”
法国男：“Katherine，你怎么认为？”
我：“额……都行，随便……”
最终，争论的结果往往由法国男和英国男决定，因为俄罗斯女过于难缠，认为只有自己的才是对的，而我又总是提不出什么意见，约旦哥只要有空就在房屋的角落里独自祈祷，帮不上什么忙，法国男和英国男甚至在很多时候都“私自相会”，不再进行小组式的meeting，有时也叫上我，帮着去做一些查reference的简单任务。
这原本不甚和谐的group在上交报告的deadline阶段，却突然爆发，大家都拿出了血液里的最后一分热度，拼了命地把所有涉及到的策略全部进行了完整而系统的分析。那些天，我们夜夜泡在图书馆，一个词一个词地改。原本只要2500字的report，由于图表里字数不限，我们的正文加附件加文献整整写了一百多页，最终得到了高得离谱的70多分！可能也正是我们这样过于鲜明的文化和性格差异——英国人细致严谨，法国人温柔好说话，俄罗斯人坚持己见，约旦人忠实，而我，中国人勤奋随和——才能使一个看起来并不和谐的group得到一个最好的结果。
记得我在国内的时候，小组作业多是直接分配任务，一人一块儿，最后整合，甚少交流与讨论，这样的好处是高效省时，甚至不必花时间meeting，劣势就是作业的整体过于分散，缺少逻辑性，观点过于单一。在英国念书以来，课程带给我的group work不仅仅是“大家在一起做作业”，也教会我去接纳他人、融入他人，学会合作，学会分享彼此的知识和能量。留英的三次group work，“亚洲小旋风”给了我勇气，黑哥哥们给了我欢乐和正能量，“学霸组”给了我知识和信念，而最重要的，还是在面对各种文化的同学时，如何更好地合作，这或许才是教授要我们学习的终极技能。
责任编辑：陈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