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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人的婚姻注定内心分裂：受教于封闭的纯真年代，拼杀于开放的花花世界；失去了传统道德的围栏，却又无法真正自由地跑马；奉行“从一而终”，但很少人相信白头到老。爱了，婚了，散了，一代人跌跌撞撞到中年，感情没着没落，结局没黑没白
她始终怀念那段好时光。上个世纪90年代初，王仪(化名)和李健(化名)在西部一所大学校园的一次聚会上相遇。两个人是老乡，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就走到了一起。他忙着做论文，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她静静地陪伴在他身邊，两个人几乎不说话，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感觉很温暖。
大学的恋爱单纯而宁静，那时的人还很少敢有出格的，王仪的女同学里甚至还有人以为如果男女间靠得近了，女人就会怀孕。真的感情也真的简单，恋爱的活动无非是一起骑着自行车出去玩，吃最便宜的小吃，活动地点不外图书馆和自习室。
毕业后，两个人费尽周折，最终双双留在了北京，顺利地结婚，生子，过着清贫而安乐的时光。房子是单位——一家部委研究所分的，需要和另一对小夫妻合住。婚礼只是请同学们简单地吃了顿饭而已。变化是从李健换工作开始的。
1990年年底，李健跳槽到了一家知名外企，事业自此上了快车道。他频繁被猎头公司挖角，每挖一次，年薪便以10万的速度增长。李健飞快晋升进百万年薪阶层，王仪开始购买各种以前不敢想象的高档品牌，化妆品只用兰蔻。他们成了同学中最早买房、买车的那一拨，一家人很快搬进了大房子。生活一直算圆满，直到王仪无意中发现了李健手机上的一条暧昧短信。
狐疑的她当即记下了那号码，而后设法调出了李健的电话记录，结果发现李健每天至少与该号码通话20分钟以上。在王仪锲而不舍地追查下，另一个“她”浮出水面——一个更年轻温柔的女孩儿。一向对爱情与婚姻充满自信的王仪瞬间崩溃了，在毁灭性的争吵后，她提出了离婚。李健试图挽回，但王仪很坚决。
王仪提出考虑详尽甚至苛刻的离婚财产分割方案。李健付清了全部房贷，在留下了车子、房子，承诺每个月给女儿支付上万块钱的抚养费后，几乎是净身出户。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李健事业成功，但是至今没有再婚；王仪虽然见了若干个对象，但是总不满意，她忘不了那段纯真的时光，也很难找到与李健条件相当的人，她甚至无法接受对方每月只挣一万多块钱。
年近不惑的方滨(化名)也面临着和王仪同样的情感难题，只是在“证据”面前保持了沉默。这个相貌堂堂、行事像个“爷们”的男人，起初对妻子爱上他人大惑不解。两人均是大学毕业，自由恋爱成婚。方滨平时工作很忙，常常需要出差。方滨从来不把在单位的烦恼带回家，但是也常常会因为太累而懒得说话。妻子则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喜欢倾诉。
“他”是偶然闯入的。其貌不扬，但是为人体贴和气，做得一手好菜。无论她在哪儿，“他”常常是做好了饭，就一袋一袋地拎来，一勺一勺地喂给她吃；而她逛街时，“他”抱着她的衣服和包，静静地在一旁守候。方滨也是通过一条短信发现妻子有情况的，此时他们刚刚拿到了第二套房子。方滨委托私人侦探调查，结果令人难以置信，原来每当自己出差，甚至每晚打电话给妻子时，妻子都在家留守。但是一入夜，妻子便出门奔“他”而去。妻子近日正式提出了离婚。方滨不同意，他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理由只有一个，曾经漂泊相依的日子，终不忍舍弃。
婚外情：“头号婚姻杀手”
王仪、李健和方滨都属于这样一代人，大部分的“60后”(出生者)和小部分的“70后”构成的一代。近年来，中国离婚率逐年上升，自1995年以后，每年离婚人数都在100万对以上。《当代中国家庭巨变》一书中，作者丁文、徐泰玲记述，“就全国而言，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婚外情所造成的离婚案，约占离婚案总数的25%～35%，90年代中期至今，据一些地方法院统计，这类离婚案件占离婚总数的40%～50%，在经济发达地区甚至达到60%以上。”
“2007年，婚姻家庭法专业律师杨晓林一共承接了80桩案件，涉及离婚的案子达到60桩，35岁至45岁上下的人几乎占了四分之三。而且当事人层次较高，杨晓林所在的律师所收费门槛为6500元，客户包括上市公司老总、外企高级白领、也有大学教授及主持人。其中，婚外情成为重要的离婚诱因，杨晓林表示，除了少数捕风捉影，大部分婚外情都确有其事。
“到我们这里来的，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北京好猎手国际商务调查有限公司董事长常联永告诉记者。他的当事人大多有良好的教育和经济背景，工作单位不乏“世界500强”。常联永曾经做过十多年刑警，调查出轨证据是该公司的核心业务之一。此项目该公司的报价为8000元，有时一天花费就上千元，比如紧随出轨方在高速路上追踪，或者坐飞机从北京追到上海，又追到深圳；对方住高档宾馆，侦探也住高档宾馆。常联永表示，大部分委托人起初都只是怀疑，而一旦付诸侦查，往往“结果不仅有，而且很严重”。去年夏天，常联永曾经举着摄像机到北京一家豪华酒店门口取证，一位司机当场就不干了，一边下来吆喝不许拍，一边遮上了车牌。晚上10点多，当人们纷纷向外涌的时候，常联永又举起了摄像机，发现有人摄像，当时正相偎依的人群“哗”地就散了。
“现在30多岁、40多岁的男人没有婚外恋的可能都是少数了。”著名作家柯云路向记者表示。他近年来致力于中国婚恋现象研究，相继出版了著作《婚姻诊所》和《今天我们为什么结婚》。柯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感情的多发期，“很多从国外回来的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都说中国现在婚外情、网恋的故事要比他们稠密，不仅是比华人世界，比国外很多地方都稠密，就是说我们现在正热闹着呢！”
自由的自相矛盾
“这一代人承前启后，两边都占。保守的那一半还想着从一而终，即使深深地觉得不满意，也还都挺着；开放的那一半则在不断涌现离婚分子。” 生于70年代初的北京网民“水玲珑”表示。她仍然不相信自己这代人真得会彻底丧失道德感，真正做到性与爱分离。
北京会明成长咨询中心肖慧明告诉记者，前来进行婚姻心理咨询的“这一代”，明显地处于内心分裂的状态。中心的问题都是一个：离，还是不离？既要考虑工作、仕途、面子、孩子以及父母等外在感受，也想兼顾自己内心真正的情感。
肖慧明表示，反观“50后”与“80后”，前者只考虑别人，后者只考虑自己，问题就要简单得多。
著名作家柯云路这样评论“这一代”人与“80后”的差别：当“80后”说他爱上第三者，“第一他可能比较利索；第二他可能内心冲突比较少；第三他甚至可能比较坦率，‘60后’和‘70后’这两张皮就扯得比较厉害。”柯云路说，“他们也想当好丈夫、好妻子，但是也不妨碍他们在外面花一把，只是他们乱搞的时候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不愿意让父母、子女知道，也不愿意让社会知道。”柯云路将之形容为“婚姻的两轨制”。
婚姻家庭法专业律师杨晓林介绍，在他经手的离婚案件中，这一代当事人大都经过了长期痛苦的考虑，尽量做到完满。比如有人2004年就向他咨询了，2007年才正式委托他办理离婚手续。在对待孩子方面，不少客户都慷慨地尽到了抚育的责任，比如每月支付上万元抚养费。而“80后”的委托人，则常常为很小的事离婚。且说离就离，没有任何余地，到法院只是走个程序。生于1969年的杨晓林表示，假若还有回旋余地，他常劝当事人能合就合，要么协议离婚，虽然他将为此失去代理费，但是他就是在那个年代受教育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这一代”人，在红旗下生长，而后在彩旗下鏖战，童年基本在整齐划一的清苦中度过，青年时大都在艰苦奋斗，等人到中年，则赶上了社会的分化与变动。同样是婚外情，早年叫“搞破鞋”，80年代被称为“第三者插足”，90年代初被称为“婚外恋”，现在则称之为“情人现象”，观念越开放，诱惑越多。
新中国成立后，公开的蓄妾和嫖妓在严厉的措施下完全绝迹，盛行几千年的买卖婚姻和包办婚姻也在大部分城市消亡。到8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成为真正自由恋爱的第一代人。
著名学者李银河在《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里表明，她曾于80年代在部分城市做过调查，被访者中，婚姻完全自主或者基本做主的占80%以上，父母做主的不到20%，80年代念大学，现在杭州一所大学任大学教授的“大海”告诉记者，他们那个时候谈恋爱完全没有附加值。而今天，只要打开报纸的征婚版，就会发现整版都在讲经济问题，比如自备房、车，而且要求没有贷款。
随着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流，这一代部分人的情感道德环境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曾经分别于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末两次参加《婚姻法》修改的著名学者巫昌祯告诉记者，80年代初，中国取消了“通奸罪”。90年代初期，一些地区包二奶、重婚、妻妾同堂等现象开始日益严重，在“法律管不着，道德也管不了”的情况下，婚外情一度愈演愈烈，从隐蔽走向了公开。2008年1月11日，曾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化名为张玉芬的陕西“二奶杀手”，成立了“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会”，帮助受害者进行反击。在张玉芬眼里，所谓的成功人士就是“四五十岁才学坏，高歌一曲迟到的爱，包人就包下一代！”
这一代人的婚姻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诱惑和挑战——有人不声不响做了精英，有人坐着火箭上了黑红榜单。错过末班车的则在社会转型期中转了又转，令人天旋地转的生活打击一个接着一个。当终于跨入了中产甚至资产，爱情却在原始积累中身心俱疲，陷入了婚外恋的沼泽。
幸运的出轨都是相似的，能够在各种不适当关系中小心轻放；不幸的出轨则各有各的不幸。一位吃醋的丈夫对名校MBA出身的妻子使用家庭暴力，甚至将妻子的裸照贴在了其公司服务器上。这几乎是最后的精神肉搏，曾经好好爱过的“这一代”，却无法在新生活里笑到最后。
(本刊记者陈晓萍对本文亦有贡献）
她始终怀念那段好时光。上个世纪90年代初，王仪(化名)和李健(化名)在西部一所大学校园的一次聚会上相遇。两个人是老乡，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就走到了一起。他忙着做论文，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她静静地陪伴在他身邊，两个人几乎不说话，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感觉很温暖。
大学的恋爱单纯而宁静，那时的人还很少敢有出格的，王仪的女同学里甚至还有人以为如果男女间靠得近了，女人就会怀孕。真的感情也真的简单，恋爱的活动无非是一起骑着自行车出去玩，吃最便宜的小吃，活动地点不外图书馆和自习室。
毕业后，两个人费尽周折，最终双双留在了北京，顺利地结婚，生子，过着清贫而安乐的时光。房子是单位——一家部委研究所分的，需要和另一对小夫妻合住。婚礼只是请同学们简单地吃了顿饭而已。变化是从李健换工作开始的。
1990年年底，李健跳槽到了一家知名外企，事业自此上了快车道。他频繁被猎头公司挖角，每挖一次，年薪便以10万的速度增长。李健飞快晋升进百万年薪阶层，王仪开始购买各种以前不敢想象的高档品牌，化妆品只用兰蔻。他们成了同学中最早买房、买车的那一拨，一家人很快搬进了大房子。生活一直算圆满，直到王仪无意中发现了李健手机上的一条暧昧短信。
狐疑的她当即记下了那号码，而后设法调出了李健的电话记录，结果发现李健每天至少与该号码通话20分钟以上。在王仪锲而不舍地追查下，另一个“她”浮出水面——一个更年轻温柔的女孩儿。一向对爱情与婚姻充满自信的王仪瞬间崩溃了，在毁灭性的争吵后，她提出了离婚。李健试图挽回，但王仪很坚决。
王仪提出考虑详尽甚至苛刻的离婚财产分割方案。李健付清了全部房贷，在留下了车子、房子，承诺每个月给女儿支付上万块钱的抚养费后，几乎是净身出户。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李健事业成功，但是至今没有再婚；王仪虽然见了若干个对象，但是总不满意，她忘不了那段纯真的时光，也很难找到与李健条件相当的人，她甚至无法接受对方每月只挣一万多块钱。
年近不惑的方滨(化名)也面临着和王仪同样的情感难题，只是在“证据”面前保持了沉默。这个相貌堂堂、行事像个“爷们”的男人，起初对妻子爱上他人大惑不解。两人均是大学毕业，自由恋爱成婚。方滨平时工作很忙，常常需要出差。方滨从来不把在单位的烦恼带回家，但是也常常会因为太累而懒得说话。妻子则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喜欢倾诉。
“他”是偶然闯入的。其貌不扬，但是为人体贴和气，做得一手好菜。无论她在哪儿，“他”常常是做好了饭，就一袋一袋地拎来，一勺一勺地喂给她吃；而她逛街时，“他”抱着她的衣服和包，静静地在一旁守候。方滨也是通过一条短信发现妻子有情况的，此时他们刚刚拿到了第二套房子。方滨委托私人侦探调查，结果令人难以置信，原来每当自己出差，甚至每晚打电话给妻子时，妻子都在家留守。但是一入夜，妻子便出门奔“他”而去。妻子近日正式提出了离婚。方滨不同意，他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理由只有一个，曾经漂泊相依的日子，终不忍舍弃。
婚外情：“头号婚姻杀手”
王仪、李健和方滨都属于这样一代人，大部分的“60后”(出生者)和小部分的“70后”构成的一代。近年来，中国离婚率逐年上升，自1995年以后，每年离婚人数都在100万对以上。《当代中国家庭巨变》一书中，作者丁文、徐泰玲记述，“就全国而言，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婚外情所造成的离婚案，约占离婚案总数的25%～35%，90年代中期至今，据一些地方法院统计，这类离婚案件占离婚总数的40%～50%，在经济发达地区甚至达到60%以上。”
“2007年，婚姻家庭法专业律师杨晓林一共承接了80桩案件，涉及离婚的案子达到60桩，35岁至45岁上下的人几乎占了四分之三。而且当事人层次较高，杨晓林所在的律师所收费门槛为6500元，客户包括上市公司老总、外企高级白领、也有大学教授及主持人。其中，婚外情成为重要的离婚诱因，杨晓林表示，除了少数捕风捉影，大部分婚外情都确有其事。
“到我们这里来的，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北京好猎手国际商务调查有限公司董事长常联永告诉记者。他的当事人大多有良好的教育和经济背景，工作单位不乏“世界500强”。常联永曾经做过十多年刑警，调查出轨证据是该公司的核心业务之一。此项目该公司的报价为8000元，有时一天花费就上千元，比如紧随出轨方在高速路上追踪，或者坐飞机从北京追到上海，又追到深圳；对方住高档宾馆，侦探也住高档宾馆。常联永表示，大部分委托人起初都只是怀疑，而一旦付诸侦查，往往“结果不仅有，而且很严重”。去年夏天，常联永曾经举着摄像机到北京一家豪华酒店门口取证，一位司机当场就不干了，一边下来吆喝不许拍，一边遮上了车牌。晚上10点多，当人们纷纷向外涌的时候，常联永又举起了摄像机，发现有人摄像，当时正相偎依的人群“哗”地就散了。
“现在30多岁、40多岁的男人没有婚外恋的可能都是少数了。”著名作家柯云路向记者表示。他近年来致力于中国婚恋现象研究，相继出版了著作《婚姻诊所》和《今天我们为什么结婚》。柯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感情的多发期，“很多从国外回来的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都说中国现在婚外情、网恋的故事要比他们稠密，不仅是比华人世界，比国外很多地方都稠密，就是说我们现在正热闹着呢！”
自由的自相矛盾
“这一代人承前启后，两边都占。保守的那一半还想着从一而终，即使深深地觉得不满意，也还都挺着；开放的那一半则在不断涌现离婚分子。” 生于70年代初的北京网民“水玲珑”表示。她仍然不相信自己这代人真得会彻底丧失道德感，真正做到性与爱分离。
北京会明成长咨询中心肖慧明告诉记者，前来进行婚姻心理咨询的“这一代”，明显地处于内心分裂的状态。中心的问题都是一个：离，还是不离？既要考虑工作、仕途、面子、孩子以及父母等外在感受，也想兼顾自己内心真正的情感。
肖慧明表示，反观“50后”与“80后”，前者只考虑别人，后者只考虑自己，问题就要简单得多。
著名作家柯云路这样评论“这一代”人与“80后”的差别：当“80后”说他爱上第三者，“第一他可能比较利索；第二他可能内心冲突比较少；第三他甚至可能比较坦率，‘60后’和‘70后’这两张皮就扯得比较厉害。”柯云路说，“他们也想当好丈夫、好妻子，但是也不妨碍他们在外面花一把，只是他们乱搞的时候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不愿意让父母、子女知道，也不愿意让社会知道。”柯云路将之形容为“婚姻的两轨制”。
婚姻家庭法专业律师杨晓林介绍，在他经手的离婚案件中，这一代当事人大都经过了长期痛苦的考虑，尽量做到完满。比如有人2004年就向他咨询了，2007年才正式委托他办理离婚手续。在对待孩子方面，不少客户都慷慨地尽到了抚育的责任，比如每月支付上万元抚养费。而“80后”的委托人，则常常为很小的事离婚。且说离就离，没有任何余地，到法院只是走个程序。生于1969年的杨晓林表示，假若还有回旋余地，他常劝当事人能合就合，要么协议离婚，虽然他将为此失去代理费，但是他就是在那个年代受教育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这一代”人，在红旗下生长，而后在彩旗下鏖战，童年基本在整齐划一的清苦中度过，青年时大都在艰苦奋斗，等人到中年，则赶上了社会的分化与变动。同样是婚外情，早年叫“搞破鞋”，80年代被称为“第三者插足”，90年代初被称为“婚外恋”，现在则称之为“情人现象”，观念越开放，诱惑越多。
新中国成立后，公开的蓄妾和嫖妓在严厉的措施下完全绝迹，盛行几千年的买卖婚姻和包办婚姻也在大部分城市消亡。到8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成为真正自由恋爱的第一代人。
著名学者李银河在《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里表明，她曾于80年代在部分城市做过调查，被访者中，婚姻完全自主或者基本做主的占80%以上，父母做主的不到20%，80年代念大学，现在杭州一所大学任大学教授的“大海”告诉记者，他们那个时候谈恋爱完全没有附加值。而今天，只要打开报纸的征婚版，就会发现整版都在讲经济问题，比如自备房、车，而且要求没有贷款。
随着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流，这一代部分人的情感道德环境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曾经分别于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末两次参加《婚姻法》修改的著名学者巫昌祯告诉记者，80年代初，中国取消了“通奸罪”。90年代初期，一些地区包二奶、重婚、妻妾同堂等现象开始日益严重，在“法律管不着，道德也管不了”的情况下，婚外情一度愈演愈烈，从隐蔽走向了公开。2008年1月11日，曾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化名为张玉芬的陕西“二奶杀手”，成立了“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会”，帮助受害者进行反击。在张玉芬眼里，所谓的成功人士就是“四五十岁才学坏，高歌一曲迟到的爱，包人就包下一代！”
这一代人的婚姻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诱惑和挑战——有人不声不响做了精英，有人坐着火箭上了黑红榜单。错过末班车的则在社会转型期中转了又转，令人天旋地转的生活打击一个接着一个。当终于跨入了中产甚至资产，爱情却在原始积累中身心俱疲，陷入了婚外恋的沼泽。
幸运的出轨都是相似的，能够在各种不适当关系中小心轻放；不幸的出轨则各有各的不幸。一位吃醋的丈夫对名校MBA出身的妻子使用家庭暴力，甚至将妻子的裸照贴在了其公司服务器上。这几乎是最后的精神肉搏，曾经好好爱过的“这一代”，却无法在新生活里笑到最后。
(本刊记者陈晓萍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