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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继平，笔名推仔、易安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书法家协会理事，上海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楹联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九三书画院秘书长等。
少小爱文辞，对传统文化颇为倾心。除书法篆刻创作之外，近些年以民国文人的书法、印章为研究主题，出版多部专集。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买过一本书《对联欣赏》，其书名就是张伯驹先生所题。后来才知道，张伯驹先生的字，被刘海粟誉之为“鸟羽体”书法。说起张伯驹，刘海粟评论说：丛碧（张伯驹号）兄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姐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剧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书画圈内许多人都知道，刘海粟先生是个不肯轻易夸赞他人的大师，尤其是对他的同时代人，但论起年小他二岁的张伯驹，却如此不吝赞辞。
张伯驹天性聪慧，七岁入私塾，九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据说他从小就博览群籍，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唐诗宋词，更是脱口而出。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由于其父张镇芳与袁世凯是远亲的关系，他十多岁就入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受训，并由此进入军界。后因不满军阀混战，也懒于在功名上有所建树了，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等。也就在此时，他开始对传统书画的鉴赏以及诗词戏剧的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着手于收藏古代书画名迹了。
那时的张伯驹，家产雄厚，富可敌国，但他却和袁家公子不同，衣着朴素简单，从不穿绫罗绸缎，终年只是布衫一袭，且烟酒不沾，饮食也极为平淡。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虽然很有腔调，但为人非常的低调。不过，张伯驹的骨子里还是有些孤傲和愤世嫉俗的，从性格的表现上就让人感觉他有点内向和清高，如是遇上话不投机，即便是宾客满座，他也会坐在一隅一言不发，用手一根一根地拔胡子，谁也不理。为此，有些朋友在背后就送了他一个“张大怪”的雅号。
张伯驹的书法，初学钟王，后以独具一格的行草体名世，人称之为“鸟羽体”，估计也是因其线条有一种飘逸的动感，如羽飞燕舞，清妍秀美。曾见有评论者撰文说张先生的书法高古纯朴，骨力内含，跳出了钟王之窠臼云云。恕我眼力不够，颇难苟同。我以为张伯驹先生的书法，虽然面目独创，然在笔力上，终觉有所不到，尤其在写大字时，则显力怯矣。而其一些小字题跋和日记手迹，还是透出他一些传统的笔墨功夫的。当然，对一位长年浸淫于古代一流书画真迹之中，其练就的高超眼力和识见是无可替代的。对于自己的书法，有认识，也有一定的自信。这里，我们从张伯驹题《宋蔡忠惠君谟自书诗册》中的一段话中，还是能读出一二的。他说：“余习书，四十岁前学右军十七帖，四十岁后学钟太傅楷书，殊呆滞乏韵。观此册始知忠惠为师右军而化之，余乃师古而不化者也。逐日摩挲玩味，盖取其貌必先取其神，不求其似而便有似处；取其貌不取其神，求其似而终不能似。余近日书法稍有进益，乃得力于忠惠此册。假使两百年后有鉴定家视余五十岁以前之书，必谓为劣迹矣。” 在此，至少是觉今是而昨非了。
再说收藏，张伯驹的最初收藏主要和末代皇帝溥仪以及一些清室后代们不断变卖宫内的文物有关。那时清政府灭亡后，一些宗室皇亲再也没了以前骄奢优越的地位，生活窘迫，只得将以前从宫中偷出的文物国宝一一变卖，换得钱财来维持他们的富足生活。为了不让这些国宝流入外国人之手，张伯驹则尽其所能将部分的大内珍品购进收藏。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许多名帖名画，其中不少就是当年张伯驹先生的藏品。当然，最为著名也是重中之重的国宝级藏品，毫无疑问，就是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和隋展子虔的《游春图》了。
距今已有近1700年的《平复帖》，为西晋大文人陆机手书真迹，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七八十年，是当今传世墨迹中的“开篇鼻祖”。此件国宝原在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弟溥儒之手，其最初开价二十万大洋，张伯驹无力购买。后经张大千、傅增湘几度从中斡旋，又恰逢溥儒母亲病故，急需一笔钱用，最终才以四万转让与张。张伯驹得此珍品后，欣喜万分，遂命自己的斋号为“平复堂”。而后曾有日本古董商人以三十万大洋让其割爱，但张予以一口回绝。而为了《游春图》，张伯驹起初是力劝故宫博物院买下，但抗战时期，院长马衡实在拿不出钱来，为了不让国宝流失海外，张伯驹愣是不惜变卖房产高筑债台，凑得二百四十两黄金，才终于将此画留下。
张伯驹不惜以倾家荡产收罗文物的故事，使之名声大噪。张自己则解释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这些不是为了钱，而是怕它们流入国外。”他在自己的藏品书画录中还曾写过这样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自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夫妇就陆续将收藏三十年之久的名迹珍品无偿捐献了国家。
就这样一位爱国名士、“好好先生”（张伯驹因藏杜牧《张好好诗卷》曾自号“好好先生”），在1957年时还是难逃被划为“右派”的厄运。不过，张伯驹对此却非常坦然，他幽默地说：“我鉴定书画也有看错的时候，那为什么就不允许人家给我戴错一顶帽子呢？”就一样一位宽容豁达的老人，终于熬过了阴霾岁月，最后于1982年，以84岁高龄于北京后库的北大医院走完了其跌宕传奇的一生。就在张伯驹住院的最后日子里，家属屡次想为张伯驹从普通病房转一稍好的病房时，均遭到院方以“级别不够”而拒绝。当张先生故去后，他的亲友还专门跑到北大医院去叫骂：“他级别不够？不配住高干病房？他一人留给国家的东西，足以买下你这座医院！”
然而，对于这个讲级别不讲文化贡献的时代，又徒奈何哉？徒奈何哉？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
少小爱文辞，对传统文化颇为倾心。除书法篆刻创作之外，近些年以民国文人的书法、印章为研究主题，出版多部专集。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买过一本书《对联欣赏》，其书名就是张伯驹先生所题。后来才知道，张伯驹先生的字，被刘海粟誉之为“鸟羽体”书法。说起张伯驹，刘海粟评论说：丛碧（张伯驹号）兄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姐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剧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书画圈内许多人都知道，刘海粟先生是个不肯轻易夸赞他人的大师，尤其是对他的同时代人，但论起年小他二岁的张伯驹，却如此不吝赞辞。
张伯驹天性聪慧，七岁入私塾，九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据说他从小就博览群籍，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唐诗宋词，更是脱口而出。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由于其父张镇芳与袁世凯是远亲的关系，他十多岁就入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受训，并由此进入军界。后因不满军阀混战，也懒于在功名上有所建树了，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等。也就在此时，他开始对传统书画的鉴赏以及诗词戏剧的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着手于收藏古代书画名迹了。
那时的张伯驹，家产雄厚，富可敌国，但他却和袁家公子不同，衣着朴素简单，从不穿绫罗绸缎，终年只是布衫一袭，且烟酒不沾，饮食也极为平淡。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虽然很有腔调，但为人非常的低调。不过，张伯驹的骨子里还是有些孤傲和愤世嫉俗的，从性格的表现上就让人感觉他有点内向和清高，如是遇上话不投机，即便是宾客满座，他也会坐在一隅一言不发，用手一根一根地拔胡子，谁也不理。为此，有些朋友在背后就送了他一个“张大怪”的雅号。
张伯驹的书法，初学钟王，后以独具一格的行草体名世，人称之为“鸟羽体”，估计也是因其线条有一种飘逸的动感，如羽飞燕舞，清妍秀美。曾见有评论者撰文说张先生的书法高古纯朴，骨力内含，跳出了钟王之窠臼云云。恕我眼力不够，颇难苟同。我以为张伯驹先生的书法，虽然面目独创，然在笔力上，终觉有所不到，尤其在写大字时，则显力怯矣。而其一些小字题跋和日记手迹，还是透出他一些传统的笔墨功夫的。当然，对一位长年浸淫于古代一流书画真迹之中，其练就的高超眼力和识见是无可替代的。对于自己的书法，有认识，也有一定的自信。这里，我们从张伯驹题《宋蔡忠惠君谟自书诗册》中的一段话中，还是能读出一二的。他说：“余习书，四十岁前学右军十七帖，四十岁后学钟太傅楷书，殊呆滞乏韵。观此册始知忠惠为师右军而化之，余乃师古而不化者也。逐日摩挲玩味，盖取其貌必先取其神，不求其似而便有似处；取其貌不取其神，求其似而终不能似。余近日书法稍有进益，乃得力于忠惠此册。假使两百年后有鉴定家视余五十岁以前之书，必谓为劣迹矣。” 在此，至少是觉今是而昨非了。
再说收藏，张伯驹的最初收藏主要和末代皇帝溥仪以及一些清室后代们不断变卖宫内的文物有关。那时清政府灭亡后，一些宗室皇亲再也没了以前骄奢优越的地位，生活窘迫，只得将以前从宫中偷出的文物国宝一一变卖，换得钱财来维持他们的富足生活。为了不让这些国宝流入外国人之手，张伯驹则尽其所能将部分的大内珍品购进收藏。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许多名帖名画，其中不少就是当年张伯驹先生的藏品。当然，最为著名也是重中之重的国宝级藏品，毫无疑问，就是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和隋展子虔的《游春图》了。
距今已有近1700年的《平复帖》，为西晋大文人陆机手书真迹，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七八十年，是当今传世墨迹中的“开篇鼻祖”。此件国宝原在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弟溥儒之手，其最初开价二十万大洋，张伯驹无力购买。后经张大千、傅增湘几度从中斡旋，又恰逢溥儒母亲病故，急需一笔钱用，最终才以四万转让与张。张伯驹得此珍品后，欣喜万分，遂命自己的斋号为“平复堂”。而后曾有日本古董商人以三十万大洋让其割爱，但张予以一口回绝。而为了《游春图》，张伯驹起初是力劝故宫博物院买下，但抗战时期，院长马衡实在拿不出钱来，为了不让国宝流失海外，张伯驹愣是不惜变卖房产高筑债台，凑得二百四十两黄金，才终于将此画留下。
张伯驹不惜以倾家荡产收罗文物的故事，使之名声大噪。张自己则解释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这些不是为了钱，而是怕它们流入国外。”他在自己的藏品书画录中还曾写过这样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自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夫妇就陆续将收藏三十年之久的名迹珍品无偿捐献了国家。
就这样一位爱国名士、“好好先生”（张伯驹因藏杜牧《张好好诗卷》曾自号“好好先生”），在1957年时还是难逃被划为“右派”的厄运。不过，张伯驹对此却非常坦然，他幽默地说：“我鉴定书画也有看错的时候，那为什么就不允许人家给我戴错一顶帽子呢？”就一样一位宽容豁达的老人，终于熬过了阴霾岁月，最后于1982年，以84岁高龄于北京后库的北大医院走完了其跌宕传奇的一生。就在张伯驹住院的最后日子里，家属屡次想为张伯驹从普通病房转一稍好的病房时，均遭到院方以“级别不够”而拒绝。当张先生故去后，他的亲友还专门跑到北大医院去叫骂：“他级别不够？不配住高干病房？他一人留给国家的东西，足以买下你这座医院！”
然而，对于这个讲级别不讲文化贡献的时代，又徒奈何哉？徒奈何哉？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