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针对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总体运行机制，程恩富教授从经济活动的“自然形态”出发，以“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两组范畴为逻辑起点，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过“市场-国家”双重调节建立“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思想否定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可以为解决“资源错配”问题、实现“空间协调”和“精准调节”等提供理论指导、运作机制和可行路径。“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是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调节方式，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有效扩大内需，加快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加速推进“循环转进”，进而助力新发展阶段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
关键词：市场调节;国家调节;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F043;F1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21）02-0001-10
从“富起来”的改革到“强起来”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改革的关键领域，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中的作用关系。在理论上，经济体制是关于经济运行、组织和管理的各种机制的总和，存在着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两种基本体制形式和国家调节、市场调节两种基本调节方式。作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在经济体制的基础理论研究和改革方略研究上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制度理论发展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市場-国家”双重调节思想对于当前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一、“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1978年，在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国民经济管理方针，旨在统筹协调“计划经济为主”和“市场调节为辅”的双重作用，确保宏观经济平稳健康运行[1]。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思想，“商品经济”自此进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范畴。此后，我国开始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建立和培育市场体系。1987年，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要构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总体运行机制。这一总体运行机制是在确立了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后，进一步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产物。“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总体运行机制怎么在具体层面予以实现，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热议。
在此背景下，程恩富教授于1990—1992年连续发表了《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再论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三论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借鉴西方经验建立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四篇论文[2-5]，创造性地提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逐步建立一种“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就是充分发挥市场的直接调节作用，强化市场机制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等微观主体和要素资源市场的短期配置功能、微观均衡功能、信号传递功能、技术创新功能和利益驱动功能，同时避免表现为目标偏差、程度有限、速度缓慢、成本昂贵等缺陷的市场失灵。以国家调节为主导，就是提升国家的间接调控作用，优化国家机制对宏观经济的宏观制衡功能、结构协调功能、竞争保护功能、效益优化功能和收入重分功能，同时避免其偏好主观、转换迟钝、政策内耗、动力匮乏等功能性痼疾。由此，程恩富教授在学理性分析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的基础上，从“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进一步推导出“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大战略部署之前，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学界理论探索的重大议题之一。
深刻的理论不仅能关照当下，而且具有持久的生命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对高速发展中的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为应对外需断崖式下降、内需增长乏力的突发形势，我国紧急出台了为期三年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巨额投资补偿出口和消费的不足，推动经济尽快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但也带来了“大水漫灌”后资源配置效率和宏观调控效率下降的问题。在经济刺激计划的影响消退后，如何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赋予新的动能，成为摆在决策者和研究者面前的重大问题。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整体谋划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积极推进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调整。在当时，我国经济亟须在逆周期调节后重新恢复活力，其关键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充分释放活力。由此，全面深化改革又一次聚焦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程恩富教授肩负起一位战略社会科学家的责任担当，积极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言献策，并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了《论资源配置中的市场调节作用与国家调节作用——两种不同的“市场决定性作用论”》和《论按比例规律与市场调节规律、国家调节规律之间的关系》两篇论文[6-7]，为如何破除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干扰，进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结合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和决策参考。
二、“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思想的逻辑起点与理论主张
程恩富教授的“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思想，从经济活动的“自然形态”出发，以“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两组范畴为逻辑起点，在理论上层层递进地构建起四组经济组合、六种经济体制和调节机制;在此基础上，结合改革实践分析了六种具体调节形式，并针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分别探讨了“市场-国家”双重调节的实现形式，最后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建立“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理论主张与政策建议。 1.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相结合的经济组合
程恩富教授认为，如果不考虑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分工、财富分配等狭义的生产关系问题，就经济运行的“自然形态”而言，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可以用两组对应的范畴来概括：一是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它表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是处于人们无计划控制的自发活动之中，还是处于人们计划控制的自觉活动之中;二是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它表明社会经济的性质（或实体或机体）是由无数劳动产品直接构成，还是由无数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构成。
基于这两对范畴，程恩富教授衍生出四组经济组合[2]：一是自由產品经济，即自由经济与产品经济的组合。该种组合的特点在于，劳动产品不采取价值形式，而社会经济活动可以自由进行;其现实形态是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二是自由商品经济，即自由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组合。该种组合的特点在于，劳动产品采取价值形式，而社会经济活动依然可以自由进行;其现实形态是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三是计划商品经济，即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组合。该种组合的特点在于，劳动产品采取价值形式，而社会经济活动受自觉的计划调控;其现实形态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四是计划产品经济，即计划经济与产品经济的组合。该种组合的特点在于，劳动产品不采取价值形式，而社会经济活动依然受自觉的计划调控;其现实形态是未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
2.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
那么，四组经济组合又是以何种经济体制和调节机制有效运行？在辨析经济组合的基础上，程恩富教授进一步提出六种基本的或混合的经济体制[2]：一是完全自由的产品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的是单一的自然分工机制。该经济体制出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经济体系内，社会按性别和年龄进行自然分工，既无国家分配也无市场调节。二是完全自由的商品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的是单一的市场机制。该经济体制存在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经济活动完全纯粹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活动而是放任经济自由发展。三是含计划性的商品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的是带计划机制的市场机制。该经济体制存在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市场调节为主、国家调节为辅进行经济管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发展方向、重点领域等都由市场决定，国家调节只发挥引导补充作用。四是含计划主导性的商品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的是带计划主导机制的市场机制。该经济体制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机制基本建立并发挥作用，国家实施“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经济调节模式[8]，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中起主导作用，弥补市场机制调节的不足。五是含计划主体性的产品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的是带市场机制的计划机制[9]。该经济体制出现在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经济机体的主要成分已从商品经济转变为产品经济，同时又存在相当程度的商品性;国家以直接调控和行政协调为基本手段，以间接调控和市场协调为次要手段，对整个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运行进行调节和引导。六是完全计划性的产品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的是单一的计划机制[10]。该经济体制出现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因而经济运行实行完全的计划性。
3.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相结合的调节形式
程恩富教授认为，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有机结合，并且有机结合所体现出的六种具体形式，在直接计划调节、间接计划调节、市场自发调节三个领域都发挥作用[3][11]：第一，直接计划调节领域。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互结合在该领域表现为两种形式，即指派性国家定货和协商性国家定货[12]。指派性国家定货针对极少数战略性工程、特殊企业和稀缺性极强的商品，由国家按照等价交换原则，依据政策法规和指令性计划，以强制性定货合同，直接指派企业承担生产经营任务。协商性国家定货针对某些重点工程、重点企业和重要性突出的商品，由国家和企业双方按照等价交换原则，依据政策法规和指令性计划，通过双方协商达成企业愿意实施并且有能力实施的定货合同协议，然后由国家直接委派企业承担生产经营任务。第二，间接计划调节领域。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互结合在该领域也表现为两种形式，即指导约束性计划和参数诱导性计划。指导约束性计划是指国家在以经济政策、经济杠杆引导企业实现国家计划的过程中，制定约束性的法律法规和营造约束性的媒体舆论环境，促使一切相关企业所选择的生产经营活动接近或契合国家的指导性计划目标。参数诱导性计划是指国家根据当前的战略发展需求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相应调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等“参数”，并将“参数”的政策导向传递给市场，市场随之产生符合国家战略发展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物价、利率、工资等市场信号，企业敏锐捕获市场信号并相应调整或优化生产经营活动。第三，市场自发调节领域。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互结合在该领域同样表现为两种形式，即不完全市场调节和完全市场调节。不完全市场调节是指在国家发展战略引导和对市场监管约束下，以应对供需变化为核心，通过价格变动进行有限性的市场调节。完全市场调节是指没有国家政策干预，市场完全配置资源，企业直接依据市场供求变化调整价格的市场调节。
4.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相结合的企业调节
针对不同企业，程恩富教授探讨了六种具体调节形式的实现方式[4]：一是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特殊企业、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和国有中小型一般企业。对国有特殊企业的经济活动，由于涉及交通、邮电、电力等基础设施和航天航空尖端产品、国防军需品，实施指派性国家定货和协商性国家定货;对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的经济活动，实施协商性国家定货、指导约束性计划调节和参数诱导性计划调节，以指导约束性计划调节为主;对国有中小型一般企业的经济活动，实施参数诱导性计划调节和不完全市场调节[13]。二是集体企业。对集体企业和合作企业的经济活动，一般采取参数诱导性计划调节，并随机进行指导约束性计划调节和不完全市场调节。三是私营企业。对私营企业的经济活动，实行不完全市场调节和完全的市场调节。四是“三资”企业。对“三资”企业的经济活动，总体上实行不完全市场调节和完全的市场调节。其中，对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主要实行不完全市场调节，对外商独资企业主要实行完全的市场调节。 5.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
在系统构建“市场-国家”双重调节理论的基础上，程恩富教授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仅可以结合，而且可以借鉴美国的“无国家计划的自由市场经济”、原联邦德国的“自由与均衡原则结合的社会市场经济”、法国的“计划指示型的市场经济”，形成社会主义“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5]。在这一体制中，实行“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计划调节为主导”的新机制：既充分发挥市场的微观经济均衡功能、资源短期配置功能、市场信号传递功能、科学技术创新功能和局部利益驱动功能等良好的基础性功能，又充分发挥计划的宏观经济制衡功能、经济结构协调功能、市场竞争保护功能、整体效益优化功能、公平分配维护功能等良好的主导性功能[14]。这种“基础-主导”功能性结合的调节模式的精髓在于：强调市场与计划的功能性互补，防止二者功能性错位（该市场发挥优势的地方却错让给计划，该计划发挥优势的地方却又错让给市场），以实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双优功能组合。
三、“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思想的理论源流与当代价值
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性地阐释和实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决定着新时代改革的方向、质量和成效。程恩富教授的“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思想并非凭空出世，其是在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经济实践特征的基础上，对“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以下简称“按比例规律”）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思想批判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论，明晰了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与按比例规律的内在逻辑，进而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通过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的功能性结合来实现按比例分配，是具有丰富深厚理论渊源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长期以来国内存在着三种观点：一是新自由主义者的唯市场论，主张建立小而弱的政府，政府全面退出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只作用于公共领域，全国实行包括土地、基础设施等在内的产权私有化;二是凯恩斯主义者承认市场失灵的存在，认为政府可以干预经济但仅限于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个别宏观经济变量，不赞成对涉及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和重要问题进行必要的调控;三是认为政府和市场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政府调节弥补市场因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带来的市场失灵，市场调节弥补政府因低效率、寻租等带来的政府失灵，政府既要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还要承担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发展战略、产业规划和微观管制等。程恩富教授认为，市场与政府的结合应该是一种有机结合，要实现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的功能互补性：在层次均衡上微宏观互补，在资源配置上短长期互补，在利益调整上个体整体互补，在效益变动上内外部互补，在收入分配上高低性互补，等等。在一般市场主体的活动、普通资源的短期配置、收入和利益的日常调整以及一般的經济行为方面，以市场调节为主;在产业结构、国民经济总量、社会所有制结构、重大工程、最主要的产品、重要资源的长期配置以及财富收入和利益的较大调整方面，以国家调节为主[2]。
马克思的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是“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思想的重要理论源流之一，按比例规律要求人、财、物的社会总劳动要依据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中。在市场调节、国家调节与按比例规律的关系上，程恩富教授认为：一方面，市场调节是按比例规律在商品经济中的一种基本实现形式。商品经济中的竞争通过引发商品交换价值的自发波动为商品生产者提供商品供求平衡状况的信号，从而通过自发地引导生产来实现按比例规律。另一方面，国家调节是按比例规律在受国家约束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国民经济中的一种必要的实现方式。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国家的存在，对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总体规划和综合调节只能由国家来承担。程恩富教授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按比例规律要靠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的有机融合来实现。市场调节主要是在一般资源的配置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国家调节作用的领域较多，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7]：一是弥补市场失灵，即通过对宏观层面的调控和管理、对微观层面的引导和规制，矫正市场调节的消极作用;二是对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等特殊资源，进行长期的、决定性的、直接的配置和调节;三是对教育、医疗、文化等非物质资源的配置发挥决定性的、主导性的作用;四是在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领域进行基于公平和效率原则的较大调节，以实现共同富裕。
正如程恩富教授所述，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具有经久不衰的理论魅力。作为对这一问题的有力回答，“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争鸣中孕育而生，自提出以来已有30年，虽然在一些理论细节上不一定适应经济实践的发展，但该经济思想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应对长期困扰市场经济调节的重大问题上，仍然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广阔的应用空间。这里主要从资源配置、空间布局、信息传导等方面进行简要阐述。
1.为在经济转型中解决“资源错配”问题提供理论指导
经济调节的关键是资源配置。市场调节的本质在于以市场价格为信号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当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走高，利润增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大量流入该商品生产部门;当商品供过于求时，价格走低，利润下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又大量流出该商品生产部门。因此，单纯的市场自发性调节是以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的。这实际上涉及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二是生产力的发展效率，于是，经济增长理论将其理解为“资源非有效配置”或“资源错配”，即社会资源没有“准确”地流入能获得最大产出的商品生产部门和生产企业，进而不能实现社会整体的产出和收益最大化。
为什么会出现“资源错配”？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解释中，“资源错配”或从经济调节方式（资源配置模式）上归因于计划经济体制，或从具体的机制和政策上归因于市场扭曲。如国外学者认为，1929年“大萧条”期间，银行为了规避风险，不愿意为高生产率、高杠杆率的企业进行融资，进而限制了这些企业的产出效率，形成了金融资源的错配[15]。因此，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要解决“资源错配”问题，就必须要推动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市场化、自由化改革。 然而，在金融市场发展起来后，商品价格的决定越来越依赖间接的金融市场而非直接的市场供求，尤其是期货交易市场掌握了大宗商品的定价权，而金融市场是以金融部门的利润最大化而非生产部门的产出最大化为导向的，它更倾向于通过做多做空在价格波动中获取收益。因此，现代经济往往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当某种商品因严重过剩而滞销时，金融市场上的商品期货价格还在投机炒作中不断走高，生产部门在金融市场释放的价格信号的引导下继续扩张生产，不仅挤占了新兴的生产部门发展所需的资源，也延误了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等到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而破灭，金融市场出现剧烈震荡，金融部门在做空中仍然有利可图，而生产部门已陷入深度危机之中。如果说在简单的市场调节下“资源错配”具有自发性特征，那么在金融资本主导的市场调节下“资源错配”会有意识地发生，甚至成为攫取暴利的一种手段。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原油期货泡沫正是新自由主义金融政策下“资源错配”所结下的恶果。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源错配”问题，必须通过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的功能性结合：在微观领域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并将“大水漫灌”式的市场调节转变为“精准滴灌”式的市场调节，持续提高各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在宏观领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国家调节整体把握资源配置，推动结构性、战略性、前沿性的产业变革，不断提升各生产要素的整体配置效率。
2.为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空间协调”提供运作机制
空间布局是经济调节的重要领域。经济活动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空间场域之中，因此市场对经济活动的空间调节，一方面是引导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集中到某一空间范围内予以大规模使用进而形成发展生产的强大经济杠杆，另一方面是塑造地域生产的社会结合以形成局域空间的社会化生产体系，不断增进要素生产率。市场调节的社会收入分化作用，使得生产的中心和非生产的边缘在空间上以非平衡性联系的方式并存，非生产的边缘向生产的中心提供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生产的中心向非生产的边缘输出商品。随着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生产的中心出现越来越多的过剩资本，并逐渐向非生产的边缘输出资本[16]。资本的涌入让非生产的边缘也进入了工业化进程，出现若干次级的生产中心，从而进一步强化市场调节下的空间生产等级体系。
然而，纯粹的市场调节并不能稳定这种等级体系。当次级的生产中心也无法获取足够的利润时，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正如在不同的生产部门自由流动一样，也会流出次级的生产中心，回流原初的生产中心或流向其他非生产的边缘，客观上造成次级的生产中心发生去工业化的现象。有学者在新帝国主义论中将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形式阐释为资本的“空间修复”。同样地，这样的市场调节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而且还导致该地区的收入陷阱和国家失败、不同地區的发展鸿沟和贫富差距。因此，市场调节在经济活动空间布局上的作用也存在自发性、盲目性，需要通过国家调节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之处。
那么，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节是否够用呢？理论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补充，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节更偏向于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几个宏观经济变量，或针对欠发达地区实行差别化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促进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等。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通过政策、法规等形式推动本国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开发，但这种国家调节本质上是为了减少资本流动的空间摩擦，并不能从根本上矫正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
因此，在借鉴吸收市场调节、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节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空间布局应坚持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相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调节以不断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分工要求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将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落实到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上，以空间协调发展的形式不断优化社会化大生产的空间循环。在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的功能性结合下，国内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协同构建起一种良性循环的梯度结构，欠发达地区的开发为发达地区的先进生产力输出提供空间和市场，在发达地区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积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也稳步提升，进而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空间循环中实现国民经济的全域升级。
3.为在信息化时代实现“精准调节”提供可行路径
信息传导是经济调节的基本路径。市场调节特别依赖以价格信号为代表的各类信息，通过信息的传递和扩散来引导生产部门的生产决策。信息越准确、传递越及时、越完备，市场调节就越到位、越精准，由市场调节所造成的社会资源浪费和生产力破坏就越小。正如资本通过发展运输和信息技术来实现全球扩张，市场调节也需要通过发展信息技术来克服信息的不确定性、滞后性及垄断性等，进而实现精准调节。尤其是当生产过剩成为普遍现象，商品价值在流通中的实现变得愈发困难，准确捕捉市场信息、加快商品的“惊险一跃”，成为资本的自觉。
从市场营销的“软性”技术，到计算机、互联网等科学技术，市场调节的需要不断推动着信息技术的变革，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深刻改变了市场本身：生产过剩使市场的具体形式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信息传递从单向反馈发展为双向互动，在21世纪初又孕育出基于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双边市场”。有别于传统市场，“双边市场”是由通过同一平台发生交互影响的交易双方构成，其中一方的收益取决于加入平台的另一方的数量。互联网平台经济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向选择”，使得长期隐藏在“长尾市场”中的潜在需求也可能被充分挖掘出来。信息技术的最新进展让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超级计算机、云计算、新一代互联网、大数据等构成了更强大的信息搜集、处理、计算能力;大数据可以发现和利用哈耶克所谓的默会知识，使现时预测成为可能，进一步促进个性化、多样化的供给和需求，并不断推动企业组织和商业模式的深刻变革。数据成为一种重要战略资源，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促使企业内的数据积累和循环走向对外数据服务，数据越来越具有公共性。正如网络技术从局域网联通成互联网的发展趋势，社会化大生产也必然要求国家调节在行业层面乃至宏观层面对大数据进行整合、管理和应用[17]。 在形形色色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互联网平台经济中，普遍形成了以“平台商”为核心的中介调节特征，从而提升了单个“双边市场”中市场调节的整体效率，但却出现了互联网平台经济局部过剩并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趋势[18]。这为国家调节的出场准备了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互联网平台组织的国家调节，既要超越苏联式的网络信息“控制-反馈”指令模式，也要超越美国式的数据鸿沟、各自为政的商业模式，应在充分尊重“双边市场”的市场调节作用的基础上，将政策、法律等调节手段转换为“平台商”中介调节的制度规范、技术代码、商业倡议、营销活动等，形成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功能性结合，在互联网时代实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四、“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思想的现实意义
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的科学。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颓势已现、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今天，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立足中国“两个奇迹”的坚实基础，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19]。对于在新发展阶段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程恩富教授的“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以双重调节不断推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战略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意味着，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调节弥补国家调节的不足，引导社会生产解决经济短缺问题，已成为过去;另一方面，供给结构、供给水平、供给质量的发展滞后于富起来后的需求变化，由此出现供求脱节的问题。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必然要求经济发展逻辑的整体跃升：面向美好生活需要，从以量为重点转变为以质为重点，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不断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供给质量和层次，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推动改革创新的协同效应。一方面，以国家调节为中心，全面深化改革，既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构建新型重大科技创新举国体制、战略性产业政策引导体系，又要将前置调节改为后置调节，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同时加强市场运行监管，维护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市场调节的充分施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以市场调节为中心，既要让价值规律发挥作用，促进市场主体在平等竞争中主动追求创新发展，又要引入现代金融体系，利用金融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血脉”作用，将各类生产要素充分配置到位，给市场主体的创新和创造活动提供充足的养分。
第二，以双重调节持续筑牢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必须要以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国内需求为基础，形成经济循环的基本盘。中国是个大国，韧性强，潜力大，回旋余地大。同时也意味着，在厚度上，我国有广大城镇和农村构成的所谓“下沉市场”;在广度上，我国有从东到西梯度发展的区域经济结构;在深度上，我国还有大量低收入群体。因此，农村的发展水平、中西部的开发水平、低收入群体的增收水平决定了内需的最大潜力，进而影响到国内大循环的厚度、广度和深度。破解这一难题，需要以国家调节为中心，大力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完善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各类基础设施，加快5G、远程通信等新基建建设，提升农村经济、中西部经济的数字化水平，从农村现代化和区域协调化中充分挖掘投资性需求、生产性需求;同时，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强化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增强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从广大群众中培育和提升持续旺盛的消费性需求。在此基础上，需要以市场调节为中心，优化城乡间、区域间、产业间的要素配置方式，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构建城乡融合、区域协调、产业协同的大市场与经济体系，引导更多的市场主体向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拓展生产空间和消费市场，在经济良性循环中形成城乡、区域、各收入群体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
第三，以双重调节加快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一战略目标。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但面临新贸易保护主义、新冠肺炎疫情等负面冲击，还要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压制和意识形态渗透，必须采取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相结合的双重调节方式，才能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和创新国家调节在世界市场上充分发挥作用的路径和方式，积极参与乃至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国际经贸规制优化，为国内经济主体在世界市场上争取更大的话语权，推动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国际经贸体系，促进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深度融合和相互促进。另一方面，虽然国内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国外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国际经济体制存在差异，但“市场化”是其共同的特征，只有通过市场调节才能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只有使国内外经济主体在国内市场上、国际市场上处于平等竞争的地位才能促进资源要素的国内国际流动，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生产效率，并通过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相互促进实现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融合循环。
第四，以雙重调节有效加速“循环转进”这一战略趋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预示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必然将使国内循环扩大为国际循环，实现新发展格局的阶段性转进。在现阶段，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发挥我国的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形成对国际循环中的商品、服务、资金、技术、人才等的磁吸效应，进而促进国内循环的不断壮大;到下一阶段，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经济体乃至国家，融入我国的国内大循环，自然使国内循环跨越国界，成为新的国际大循环。在这一辩证发展的进程中，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国家调节为中心，在开放和保护的辩证统一中，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既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增强我国经济对国际先进生产要素的吸引力，推动形成全球经济发展共同体，又要抵制国外金融资本、腐朽文化的侵蚀，防范输入性通货膨胀和投机泡沫，维护和加强金融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网络安全。以市场调节为中心，既要激励各类经济主体的开放发展，促进国内外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也要破除国际垄断资本的市场霸权，构建公平竞争、合作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体系。 参考文献：
[1]陈寒枫，杨一凡.我国宪法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历程[J].人大研究，2011（8）：11-18.
[2] 程恩富.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J].财经研究，1990（12）：9-15+64.
[3] 程恩富，施镇平.再论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J].财经研究，1991（6）：29-33.
[4] 程恩富，施镇平.三论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J].财经研究，1991（5）：24-30.
[5] 程恩富.借鉴西方经验 建立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J].财经研究，1992（9）：16-19.
[6] 程恩富，孙秋鹏.论资源配置中的市场调节作用与国家调节作用——两种不同的“市场决定性作用论”[J].学术研究，2014（4）：63-72.
[7] 高建昆，程恩富.论按比例规律与市场调节规律、国家调节规律之间的关系[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130-137.
[8] 程恩富.论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的结合机制——与厉以宁同志商榷之三[J].世界经济文汇，1991（4）：55-58+54.
[9] 程恩富.经济组合·经济体制·经济调节[J].探索与争鸣，1990（5）：6-9.
[10]钱玉波，丁晓钦.共生市场经济理论再探讨及对中国的启示[J].海派经济学，2017（2）：88-99.
[11]程恩富，施镇平.“基础-主导型”调节机制的结合形式体系[J].探索与争鸣，1991（3）：21-28.
[12]施恩.国家定货、指导约束性计划——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新形式[J].党政论坛，1991（3）：16-19.
[13]施镇平.构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功能性结合的形式体系[J].贵州社会科学，1991（3）：9-14.
[14]张文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取向与逻辑路径——基于中央深改委（组）44次会议报道的文本大数据分析挖掘[J].宏观经济管理，2018（12）：68-74.
[15]ZIEBARTH N L. Essay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M].Dissertations & Theses - Gradworks：2012.
[16]龚勤林，陈说.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08）：90-96+160.
[17]王彬彬，李晓燕.大数据、平台经济与市场竞争——构建信息时代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3）：84-95.
[18]王彬彬，李晓燕.互联网平台组织的源起、本质、缺陷与制度重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12）：65-73.
[19]王彬彬.“两个大局”背景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与难点[J].国家治理，2021（Z2）：19-22.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operation mechanism of “state regulating market and market orienting enterprises” proposed by the Thirteenth Party Meeting， Professor Cheng Enfu started with “natural form” of economic activities， took “free economy and plan economy” and “product economy and commodity economy” two categories as logic initiation and proposed to use “market-state” double regulation to set up “plan-led market economy system” at socialism initial stage. “Market-state” double regulation thoughts denied market determination theory of western neoliberalism，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Marx’s “law of distribution of social labors by proportion”， which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feasible path for solving “resources dislocation” problem， realizing “spatial coordination” and “precision regulation” and so on. “Market-state” double regulation is the economic regulation method which fits for the initial stage of socialism and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conducive to deepening structural reform at supply side， which can effectively enlarge domestic demand， which can accelerate the interactive promo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circulation and which can boost circulated transformation and progress to further help construct double-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t new development stage.
Key words： market regulation; state regulation; plan economy system; market economy system; double-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CLC number：F043;F1202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4-8131（2021）02-0001-10
（編辑：夏 冬）
关键词：市场调节;国家调节;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F043;F1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21）02-0001-10
从“富起来”的改革到“强起来”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改革的关键领域，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中的作用关系。在理论上，经济体制是关于经济运行、组织和管理的各种机制的总和，存在着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两种基本体制形式和国家调节、市场调节两种基本调节方式。作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在经济体制的基础理论研究和改革方略研究上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制度理论发展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市場-国家”双重调节思想对于当前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一、“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1978年，在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国民经济管理方针，旨在统筹协调“计划经济为主”和“市场调节为辅”的双重作用，确保宏观经济平稳健康运行[1]。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思想，“商品经济”自此进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范畴。此后，我国开始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建立和培育市场体系。1987年，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要构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总体运行机制。这一总体运行机制是在确立了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后，进一步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产物。“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总体运行机制怎么在具体层面予以实现，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热议。
在此背景下，程恩富教授于1990—1992年连续发表了《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再论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三论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借鉴西方经验建立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四篇论文[2-5]，创造性地提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逐步建立一种“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就是充分发挥市场的直接调节作用，强化市场机制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等微观主体和要素资源市场的短期配置功能、微观均衡功能、信号传递功能、技术创新功能和利益驱动功能，同时避免表现为目标偏差、程度有限、速度缓慢、成本昂贵等缺陷的市场失灵。以国家调节为主导，就是提升国家的间接调控作用，优化国家机制对宏观经济的宏观制衡功能、结构协调功能、竞争保护功能、效益优化功能和收入重分功能，同时避免其偏好主观、转换迟钝、政策内耗、动力匮乏等功能性痼疾。由此，程恩富教授在学理性分析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的基础上，从“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进一步推导出“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大战略部署之前，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学界理论探索的重大议题之一。
深刻的理论不仅能关照当下，而且具有持久的生命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对高速发展中的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为应对外需断崖式下降、内需增长乏力的突发形势，我国紧急出台了为期三年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巨额投资补偿出口和消费的不足，推动经济尽快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但也带来了“大水漫灌”后资源配置效率和宏观调控效率下降的问题。在经济刺激计划的影响消退后，如何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赋予新的动能，成为摆在决策者和研究者面前的重大问题。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整体谋划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积极推进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调整。在当时，我国经济亟须在逆周期调节后重新恢复活力，其关键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充分释放活力。由此，全面深化改革又一次聚焦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程恩富教授肩负起一位战略社会科学家的责任担当，积极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言献策，并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了《论资源配置中的市场调节作用与国家调节作用——两种不同的“市场决定性作用论”》和《论按比例规律与市场调节规律、国家调节规律之间的关系》两篇论文[6-7]，为如何破除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干扰，进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结合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和决策参考。
二、“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思想的逻辑起点与理论主张
程恩富教授的“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思想，从经济活动的“自然形态”出发，以“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两组范畴为逻辑起点，在理论上层层递进地构建起四组经济组合、六种经济体制和调节机制;在此基础上，结合改革实践分析了六种具体调节形式，并针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分别探讨了“市场-国家”双重调节的实现形式，最后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建立“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理论主张与政策建议。 1.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相结合的经济组合
程恩富教授认为，如果不考虑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分工、财富分配等狭义的生产关系问题，就经济运行的“自然形态”而言，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可以用两组对应的范畴来概括：一是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它表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是处于人们无计划控制的自发活动之中，还是处于人们计划控制的自觉活动之中;二是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它表明社会经济的性质（或实体或机体）是由无数劳动产品直接构成，还是由无数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构成。
基于这两对范畴，程恩富教授衍生出四组经济组合[2]：一是自由產品经济，即自由经济与产品经济的组合。该种组合的特点在于，劳动产品不采取价值形式，而社会经济活动可以自由进行;其现实形态是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二是自由商品经济，即自由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组合。该种组合的特点在于，劳动产品采取价值形式，而社会经济活动依然可以自由进行;其现实形态是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三是计划商品经济，即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组合。该种组合的特点在于，劳动产品采取价值形式，而社会经济活动受自觉的计划调控;其现实形态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四是计划产品经济，即计划经济与产品经济的组合。该种组合的特点在于，劳动产品不采取价值形式，而社会经济活动依然受自觉的计划调控;其现实形态是未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
2.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
那么，四组经济组合又是以何种经济体制和调节机制有效运行？在辨析经济组合的基础上，程恩富教授进一步提出六种基本的或混合的经济体制[2]：一是完全自由的产品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的是单一的自然分工机制。该经济体制出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经济体系内，社会按性别和年龄进行自然分工，既无国家分配也无市场调节。二是完全自由的商品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的是单一的市场机制。该经济体制存在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经济活动完全纯粹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活动而是放任经济自由发展。三是含计划性的商品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的是带计划机制的市场机制。该经济体制存在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市场调节为主、国家调节为辅进行经济管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发展方向、重点领域等都由市场决定，国家调节只发挥引导补充作用。四是含计划主导性的商品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的是带计划主导机制的市场机制。该经济体制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机制基本建立并发挥作用，国家实施“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经济调节模式[8]，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中起主导作用，弥补市场机制调节的不足。五是含计划主体性的产品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的是带市场机制的计划机制[9]。该经济体制出现在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经济机体的主要成分已从商品经济转变为产品经济，同时又存在相当程度的商品性;国家以直接调控和行政协调为基本手段，以间接调控和市场协调为次要手段，对整个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运行进行调节和引导。六是完全计划性的产品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的是单一的计划机制[10]。该经济体制出现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因而经济运行实行完全的计划性。
3.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相结合的调节形式
程恩富教授认为，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有机结合，并且有机结合所体现出的六种具体形式，在直接计划调节、间接计划调节、市场自发调节三个领域都发挥作用[3][11]：第一，直接计划调节领域。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互结合在该领域表现为两种形式，即指派性国家定货和协商性国家定货[12]。指派性国家定货针对极少数战略性工程、特殊企业和稀缺性极强的商品，由国家按照等价交换原则，依据政策法规和指令性计划，以强制性定货合同，直接指派企业承担生产经营任务。协商性国家定货针对某些重点工程、重点企业和重要性突出的商品，由国家和企业双方按照等价交换原则，依据政策法规和指令性计划，通过双方协商达成企业愿意实施并且有能力实施的定货合同协议，然后由国家直接委派企业承担生产经营任务。第二，间接计划调节领域。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互结合在该领域也表现为两种形式，即指导约束性计划和参数诱导性计划。指导约束性计划是指国家在以经济政策、经济杠杆引导企业实现国家计划的过程中，制定约束性的法律法规和营造约束性的媒体舆论环境，促使一切相关企业所选择的生产经营活动接近或契合国家的指导性计划目标。参数诱导性计划是指国家根据当前的战略发展需求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相应调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等“参数”，并将“参数”的政策导向传递给市场，市场随之产生符合国家战略发展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物价、利率、工资等市场信号，企业敏锐捕获市场信号并相应调整或优化生产经营活动。第三，市场自发调节领域。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互结合在该领域同样表现为两种形式，即不完全市场调节和完全市场调节。不完全市场调节是指在国家发展战略引导和对市场监管约束下，以应对供需变化为核心，通过价格变动进行有限性的市场调节。完全市场调节是指没有国家政策干预，市场完全配置资源，企业直接依据市场供求变化调整价格的市场调节。
4.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相结合的企业调节
针对不同企业，程恩富教授探讨了六种具体调节形式的实现方式[4]：一是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特殊企业、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和国有中小型一般企业。对国有特殊企业的经济活动，由于涉及交通、邮电、电力等基础设施和航天航空尖端产品、国防军需品，实施指派性国家定货和协商性国家定货;对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的经济活动，实施协商性国家定货、指导约束性计划调节和参数诱导性计划调节，以指导约束性计划调节为主;对国有中小型一般企业的经济活动，实施参数诱导性计划调节和不完全市场调节[13]。二是集体企业。对集体企业和合作企业的经济活动，一般采取参数诱导性计划调节，并随机进行指导约束性计划调节和不完全市场调节。三是私营企业。对私营企业的经济活动，实行不完全市场调节和完全的市场调节。四是“三资”企业。对“三资”企业的经济活动，总体上实行不完全市场调节和完全的市场调节。其中，对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主要实行不完全市场调节，对外商独资企业主要实行完全的市场调节。 5.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
在系统构建“市场-国家”双重调节理论的基础上，程恩富教授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仅可以结合，而且可以借鉴美国的“无国家计划的自由市场经济”、原联邦德国的“自由与均衡原则结合的社会市场经济”、法国的“计划指示型的市场经济”，形成社会主义“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5]。在这一体制中，实行“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计划调节为主导”的新机制：既充分发挥市场的微观经济均衡功能、资源短期配置功能、市场信号传递功能、科学技术创新功能和局部利益驱动功能等良好的基础性功能，又充分发挥计划的宏观经济制衡功能、经济结构协调功能、市场竞争保护功能、整体效益优化功能、公平分配维护功能等良好的主导性功能[14]。这种“基础-主导”功能性结合的调节模式的精髓在于：强调市场与计划的功能性互补，防止二者功能性错位（该市场发挥优势的地方却错让给计划，该计划发挥优势的地方却又错让给市场），以实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双优功能组合。
三、“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思想的理论源流与当代价值
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性地阐释和实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决定着新时代改革的方向、质量和成效。程恩富教授的“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思想并非凭空出世，其是在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经济实践特征的基础上，对“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以下简称“按比例规律”）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思想批判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论，明晰了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与按比例规律的内在逻辑，进而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通过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的功能性结合来实现按比例分配，是具有丰富深厚理论渊源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长期以来国内存在着三种观点：一是新自由主义者的唯市场论，主张建立小而弱的政府，政府全面退出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只作用于公共领域，全国实行包括土地、基础设施等在内的产权私有化;二是凯恩斯主义者承认市场失灵的存在，认为政府可以干预经济但仅限于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个别宏观经济变量，不赞成对涉及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和重要问题进行必要的调控;三是认为政府和市场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政府调节弥补市场因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带来的市场失灵，市场调节弥补政府因低效率、寻租等带来的政府失灵，政府既要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还要承担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发展战略、产业规划和微观管制等。程恩富教授认为，市场与政府的结合应该是一种有机结合，要实现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的功能互补性：在层次均衡上微宏观互补，在资源配置上短长期互补，在利益调整上个体整体互补，在效益变动上内外部互补，在收入分配上高低性互补，等等。在一般市场主体的活动、普通资源的短期配置、收入和利益的日常调整以及一般的經济行为方面，以市场调节为主;在产业结构、国民经济总量、社会所有制结构、重大工程、最主要的产品、重要资源的长期配置以及财富收入和利益的较大调整方面，以国家调节为主[2]。
马克思的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是“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思想的重要理论源流之一，按比例规律要求人、财、物的社会总劳动要依据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中。在市场调节、国家调节与按比例规律的关系上，程恩富教授认为：一方面，市场调节是按比例规律在商品经济中的一种基本实现形式。商品经济中的竞争通过引发商品交换价值的自发波动为商品生产者提供商品供求平衡状况的信号，从而通过自发地引导生产来实现按比例规律。另一方面，国家调节是按比例规律在受国家约束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国民经济中的一种必要的实现方式。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国家的存在，对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总体规划和综合调节只能由国家来承担。程恩富教授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按比例规律要靠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的有机融合来实现。市场调节主要是在一般资源的配置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国家调节作用的领域较多，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7]：一是弥补市场失灵，即通过对宏观层面的调控和管理、对微观层面的引导和规制，矫正市场调节的消极作用;二是对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等特殊资源，进行长期的、决定性的、直接的配置和调节;三是对教育、医疗、文化等非物质资源的配置发挥决定性的、主导性的作用;四是在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领域进行基于公平和效率原则的较大调节，以实现共同富裕。
正如程恩富教授所述，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具有经久不衰的理论魅力。作为对这一问题的有力回答，“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争鸣中孕育而生，自提出以来已有30年，虽然在一些理论细节上不一定适应经济实践的发展，但该经济思想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应对长期困扰市场经济调节的重大问题上，仍然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广阔的应用空间。这里主要从资源配置、空间布局、信息传导等方面进行简要阐述。
1.为在经济转型中解决“资源错配”问题提供理论指导
经济调节的关键是资源配置。市场调节的本质在于以市场价格为信号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当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走高，利润增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大量流入该商品生产部门;当商品供过于求时，价格走低，利润下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又大量流出该商品生产部门。因此，单纯的市场自发性调节是以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的。这实际上涉及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二是生产力的发展效率，于是，经济增长理论将其理解为“资源非有效配置”或“资源错配”，即社会资源没有“准确”地流入能获得最大产出的商品生产部门和生产企业，进而不能实现社会整体的产出和收益最大化。
为什么会出现“资源错配”？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解释中，“资源错配”或从经济调节方式（资源配置模式）上归因于计划经济体制，或从具体的机制和政策上归因于市场扭曲。如国外学者认为，1929年“大萧条”期间，银行为了规避风险，不愿意为高生产率、高杠杆率的企业进行融资，进而限制了这些企业的产出效率，形成了金融资源的错配[15]。因此，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要解决“资源错配”问题，就必须要推动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市场化、自由化改革。 然而，在金融市场发展起来后，商品价格的决定越来越依赖间接的金融市场而非直接的市场供求，尤其是期货交易市场掌握了大宗商品的定价权，而金融市场是以金融部门的利润最大化而非生产部门的产出最大化为导向的，它更倾向于通过做多做空在价格波动中获取收益。因此，现代经济往往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当某种商品因严重过剩而滞销时，金融市场上的商品期货价格还在投机炒作中不断走高，生产部门在金融市场释放的价格信号的引导下继续扩张生产，不仅挤占了新兴的生产部门发展所需的资源，也延误了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等到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而破灭，金融市场出现剧烈震荡，金融部门在做空中仍然有利可图，而生产部门已陷入深度危机之中。如果说在简单的市场调节下“资源错配”具有自发性特征，那么在金融资本主导的市场调节下“资源错配”会有意识地发生，甚至成为攫取暴利的一种手段。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原油期货泡沫正是新自由主义金融政策下“资源错配”所结下的恶果。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源错配”问题，必须通过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的功能性结合：在微观领域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并将“大水漫灌”式的市场调节转变为“精准滴灌”式的市场调节，持续提高各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在宏观领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国家调节整体把握资源配置，推动结构性、战略性、前沿性的产业变革，不断提升各生产要素的整体配置效率。
2.为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空间协调”提供运作机制
空间布局是经济调节的重要领域。经济活动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空间场域之中，因此市场对经济活动的空间调节，一方面是引导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集中到某一空间范围内予以大规模使用进而形成发展生产的强大经济杠杆，另一方面是塑造地域生产的社会结合以形成局域空间的社会化生产体系，不断增进要素生产率。市场调节的社会收入分化作用，使得生产的中心和非生产的边缘在空间上以非平衡性联系的方式并存，非生产的边缘向生产的中心提供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生产的中心向非生产的边缘输出商品。随着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生产的中心出现越来越多的过剩资本，并逐渐向非生产的边缘输出资本[16]。资本的涌入让非生产的边缘也进入了工业化进程，出现若干次级的生产中心，从而进一步强化市场调节下的空间生产等级体系。
然而，纯粹的市场调节并不能稳定这种等级体系。当次级的生产中心也无法获取足够的利润时，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正如在不同的生产部门自由流动一样，也会流出次级的生产中心，回流原初的生产中心或流向其他非生产的边缘，客观上造成次级的生产中心发生去工业化的现象。有学者在新帝国主义论中将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形式阐释为资本的“空间修复”。同样地，这样的市场调节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而且还导致该地区的收入陷阱和国家失败、不同地區的发展鸿沟和贫富差距。因此，市场调节在经济活动空间布局上的作用也存在自发性、盲目性，需要通过国家调节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之处。
那么，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节是否够用呢？理论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补充，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节更偏向于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几个宏观经济变量，或针对欠发达地区实行差别化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促进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等。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通过政策、法规等形式推动本国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开发，但这种国家调节本质上是为了减少资本流动的空间摩擦，并不能从根本上矫正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
因此，在借鉴吸收市场调节、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节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空间布局应坚持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相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调节以不断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分工要求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将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落实到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上，以空间协调发展的形式不断优化社会化大生产的空间循环。在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的功能性结合下，国内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协同构建起一种良性循环的梯度结构，欠发达地区的开发为发达地区的先进生产力输出提供空间和市场，在发达地区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积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也稳步提升，进而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空间循环中实现国民经济的全域升级。
3.为在信息化时代实现“精准调节”提供可行路径
信息传导是经济调节的基本路径。市场调节特别依赖以价格信号为代表的各类信息，通过信息的传递和扩散来引导生产部门的生产决策。信息越准确、传递越及时、越完备，市场调节就越到位、越精准，由市场调节所造成的社会资源浪费和生产力破坏就越小。正如资本通过发展运输和信息技术来实现全球扩张，市场调节也需要通过发展信息技术来克服信息的不确定性、滞后性及垄断性等，进而实现精准调节。尤其是当生产过剩成为普遍现象，商品价值在流通中的实现变得愈发困难，准确捕捉市场信息、加快商品的“惊险一跃”，成为资本的自觉。
从市场营销的“软性”技术，到计算机、互联网等科学技术，市场调节的需要不断推动着信息技术的变革，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深刻改变了市场本身：生产过剩使市场的具体形式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信息传递从单向反馈发展为双向互动，在21世纪初又孕育出基于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双边市场”。有别于传统市场，“双边市场”是由通过同一平台发生交互影响的交易双方构成，其中一方的收益取决于加入平台的另一方的数量。互联网平台经济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向选择”，使得长期隐藏在“长尾市场”中的潜在需求也可能被充分挖掘出来。信息技术的最新进展让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超级计算机、云计算、新一代互联网、大数据等构成了更强大的信息搜集、处理、计算能力;大数据可以发现和利用哈耶克所谓的默会知识，使现时预测成为可能，进一步促进个性化、多样化的供给和需求，并不断推动企业组织和商业模式的深刻变革。数据成为一种重要战略资源，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促使企业内的数据积累和循环走向对外数据服务，数据越来越具有公共性。正如网络技术从局域网联通成互联网的发展趋势，社会化大生产也必然要求国家调节在行业层面乃至宏观层面对大数据进行整合、管理和应用[17]。 在形形色色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互联网平台经济中，普遍形成了以“平台商”为核心的中介调节特征，从而提升了单个“双边市场”中市场调节的整体效率，但却出现了互联网平台经济局部过剩并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趋势[18]。这为国家调节的出场准备了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互联网平台组织的国家调节，既要超越苏联式的网络信息“控制-反馈”指令模式，也要超越美国式的数据鸿沟、各自为政的商业模式，应在充分尊重“双边市场”的市场调节作用的基础上，将政策、法律等调节手段转换为“平台商”中介调节的制度规范、技术代码、商业倡议、营销活动等，形成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功能性结合，在互联网时代实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四、“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思想的现实意义
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的科学。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颓势已现、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今天，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立足中国“两个奇迹”的坚实基础，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19]。对于在新发展阶段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程恩富教授的“市场-国家”双重调节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以双重调节不断推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战略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意味着，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调节弥补国家调节的不足，引导社会生产解决经济短缺问题，已成为过去;另一方面，供给结构、供给水平、供给质量的发展滞后于富起来后的需求变化，由此出现供求脱节的问题。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必然要求经济发展逻辑的整体跃升：面向美好生活需要，从以量为重点转变为以质为重点，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不断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供给质量和层次，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推动改革创新的协同效应。一方面，以国家调节为中心，全面深化改革，既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构建新型重大科技创新举国体制、战略性产业政策引导体系，又要将前置调节改为后置调节，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同时加强市场运行监管，维护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市场调节的充分施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以市场调节为中心，既要让价值规律发挥作用，促进市场主体在平等竞争中主动追求创新发展，又要引入现代金融体系，利用金融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血脉”作用，将各类生产要素充分配置到位，给市场主体的创新和创造活动提供充足的养分。
第二，以双重调节持续筑牢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必须要以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国内需求为基础，形成经济循环的基本盘。中国是个大国，韧性强，潜力大，回旋余地大。同时也意味着，在厚度上，我国有广大城镇和农村构成的所谓“下沉市场”;在广度上，我国有从东到西梯度发展的区域经济结构;在深度上，我国还有大量低收入群体。因此，农村的发展水平、中西部的开发水平、低收入群体的增收水平决定了内需的最大潜力，进而影响到国内大循环的厚度、广度和深度。破解这一难题，需要以国家调节为中心，大力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完善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各类基础设施，加快5G、远程通信等新基建建设，提升农村经济、中西部经济的数字化水平，从农村现代化和区域协调化中充分挖掘投资性需求、生产性需求;同时，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强化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增强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从广大群众中培育和提升持续旺盛的消费性需求。在此基础上，需要以市场调节为中心，优化城乡间、区域间、产业间的要素配置方式，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构建城乡融合、区域协调、产业协同的大市场与经济体系，引导更多的市场主体向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拓展生产空间和消费市场，在经济良性循环中形成城乡、区域、各收入群体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
第三，以双重调节加快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一战略目标。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但面临新贸易保护主义、新冠肺炎疫情等负面冲击，还要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压制和意识形态渗透，必须采取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相结合的双重调节方式，才能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和创新国家调节在世界市场上充分发挥作用的路径和方式，积极参与乃至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国际经贸规制优化，为国内经济主体在世界市场上争取更大的话语权，推动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国际经贸体系，促进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深度融合和相互促进。另一方面，虽然国内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国外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国际经济体制存在差异，但“市场化”是其共同的特征，只有通过市场调节才能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只有使国内外经济主体在国内市场上、国际市场上处于平等竞争的地位才能促进资源要素的国内国际流动，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生产效率，并通过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相互促进实现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融合循环。
第四，以雙重调节有效加速“循环转进”这一战略趋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预示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必然将使国内循环扩大为国际循环，实现新发展格局的阶段性转进。在现阶段，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发挥我国的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形成对国际循环中的商品、服务、资金、技术、人才等的磁吸效应，进而促进国内循环的不断壮大;到下一阶段，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经济体乃至国家，融入我国的国内大循环，自然使国内循环跨越国界，成为新的国际大循环。在这一辩证发展的进程中，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国家调节为中心，在开放和保护的辩证统一中，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既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增强我国经济对国际先进生产要素的吸引力，推动形成全球经济发展共同体，又要抵制国外金融资本、腐朽文化的侵蚀，防范输入性通货膨胀和投机泡沫，维护和加强金融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网络安全。以市场调节为中心，既要激励各类经济主体的开放发展，促进国内外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也要破除国际垄断资本的市场霸权，构建公平竞争、合作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体系。 参考文献：
[1]陈寒枫，杨一凡.我国宪法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历程[J].人大研究，2011（8）：11-18.
[2] 程恩富.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J].财经研究，1990（12）：9-15+64.
[3] 程恩富，施镇平.再论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J].财经研究，1991（6）：29-33.
[4] 程恩富，施镇平.三论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J].财经研究，1991（5）：24-30.
[5] 程恩富.借鉴西方经验 建立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J].财经研究，1992（9）：16-19.
[6] 程恩富，孙秋鹏.论资源配置中的市场调节作用与国家调节作用——两种不同的“市场决定性作用论”[J].学术研究，2014（4）：63-72.
[7] 高建昆，程恩富.论按比例规律与市场调节规律、国家调节规律之间的关系[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130-137.
[8] 程恩富.论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的结合机制——与厉以宁同志商榷之三[J].世界经济文汇，1991（4）：55-58+54.
[9] 程恩富.经济组合·经济体制·经济调节[J].探索与争鸣，1990（5）：6-9.
[10]钱玉波，丁晓钦.共生市场经济理论再探讨及对中国的启示[J].海派经济学，2017（2）：88-99.
[11]程恩富，施镇平.“基础-主导型”调节机制的结合形式体系[J].探索与争鸣，1991（3）：21-28.
[12]施恩.国家定货、指导约束性计划——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新形式[J].党政论坛，1991（3）：16-19.
[13]施镇平.构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功能性结合的形式体系[J].贵州社会科学，1991（3）：9-14.
[14]张文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取向与逻辑路径——基于中央深改委（组）44次会议报道的文本大数据分析挖掘[J].宏观经济管理，2018（12）：68-74.
[15]ZIEBARTH N L. Essay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M].Dissertations & Theses - Gradworks：2012.
[16]龚勤林，陈说.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08）：90-96+160.
[17]王彬彬，李晓燕.大数据、平台经济与市场竞争——构建信息时代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3）：84-95.
[18]王彬彬，李晓燕.互联网平台组织的源起、本质、缺陷与制度重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12）：65-73.
[19]王彬彬.“两个大局”背景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与难点[J].国家治理，2021（Z2）：19-22.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operation mechanism of “state regulating market and market orienting enterprises” proposed by the Thirteenth Party Meeting， Professor Cheng Enfu started with “natural form” of economic activities， took “free economy and plan economy” and “product economy and commodity economy” two categories as logic initiation and proposed to use “market-state” double regulation to set up “plan-led market economy system” at socialism initial stage. “Market-state” double regulation thoughts denied market determination theory of western neoliberalism，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Marx’s “law of distribution of social labors by proportion”， which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feasible path for solving “resources dislocation” problem， realizing “spatial coordination” and “precision regulation” and so on. “Market-state” double regulation is the economic regulation method which fits for the initial stage of socialism and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conducive to deepening structural reform at supply side， which can effectively enlarge domestic demand， which can accelerate the interactive promo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circulation and which can boost circulated transformation and progress to further help construct double-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t new development stage.
Key words： market regulation; state regulation; plan economy system; market economy system; double-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CLC number：F043;F1202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4-8131（2021）02-0001-10
（編辑：夏 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