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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的四项重大决策都是有针对性的，都是为了解决公司和他当时所面临的问题。这些决策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有效的决策。
拉里·佩奇被誉为“最有效的决策者”。而佩奇却认为，最有效的决策者是曾任美国贝尔电话公司总裁的费尔。那么，费尔究竟有怎样的决策故事，让拉里·佩奇也自叹不如？
费尔担任美国贝尔电话公司总裁职位是在1910年之前，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卸任，前后将近20年。在这段时期中，费尔创造了一个世界上最具规模，成长得最大的民营企业。
电话系统应该民营，在今天的美国看来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世界发达国家的电话系统中，只有贝尔公司经营的北美洲不是由政府经营的。尽管行业垄断，而且原有市场也已饱和，但是贝尔公司却依然成为能经得起风险并能在风险中飞速成长的唯一一家公司。
贝尔公司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成就？主要原因在于费尔担任该公司总裁将近20年之内，作了四项“战略决策”。
决策一：满足大众需求
起初，费尔看清了一个电话公司如果想保持其民营形态，自主经营，必须有突出而与众不同的局面。当时，欧洲各国的国营电话公司都经营得很稳健。费尔想，贝尔公司如果认为“平安就是福”就能避免被政府收归国营，那是自欺欺人的。他认为仅采取防守政策，最后结果肯定是失败，防守政策将麻醉管理层的创造力。因此，费尔有了第一个重要观念：贝尔公司虽是民营企业，但应该比任何政府机关都更加照顾社会大众的利益，而且更为积极。出于这样的考虑，费尔作出了第一项大决策：贝尔电话公司必须预测并满足社会大众的服务需求。
所以，费尔担任公司总裁后，提出了“为社会提供服务是公司的根本目标”的口号。在20世纪初期，这是难以为人接受的口号。而且，费尔并不满足于提出这句口号，他还制订出了用以衡量管理人员及经营水平的统一尺度，用以衡量服务工作的好坏，但又从来不强调利润完成的情况。经理只对服务情况负责，至于公司的管理和资金的筹集，那是公司高层的任务，他们要负责把公司的最佳服务转化为适当的收益。
决策二：公众管制
与此同时，费尔还有一项新认识：一个全国性的电信事业，绝不能是传统的自由企业，换言之，绝不是一个无拘无束的事业。他认为如果想避免政府的收购，惟一的方法便是所谓的公众管制。所以，一项有效的、公正的和有原则的公众管制，是符合贝尔公司利益的，而且事关公司的存亡。
所谓公众管制，在当时的美国虽然不是个生疏名词，但在费尔提出这项结论时，公众管制并无力量。当时企业界坚决反对，法院方面也不支持，所以有关公众管制的法律条文无法实施。公众管制委员会的人手和经费都不足，所以委员一职都成了第三流政客无所事事的闲差。
费尔却决定把实现公众管制作为贝尔公司的目标。他将这一目标交付给各地区的子公司总经理，责成各子公司设法恢复各管制机构的活力，倡导管制及等级审定的观念，以期能有公平合理的公众管制，一方面确保公众利益，同时又能使贝尔公司顺利经营。他确保贝尔公司的高层管理成员包括子公司的总经理，整个公司及其所属每一子公司，都能朝向这一目标而努力。
决策三：贝尔研究所的建立
费尔的第三个大决策，是为公司建立了贝尔研究所，并成为企业界最成功的科学研究机构之一。他的这项决策，也是以一个垄断性民营企业必须自强不息才能保持活力的观念为出发点的。他在作这项决策时，曾经自问：“像贝尔公司这样的垄断性企业，应该如何永保其雄厚的竞争力？”他深知，一个垄断性的企业如果没有竞争力，就很容易刻板和僵化起来，无法适应变化，无法谋求自身的发展。
在费尔看来，一个垄断性的企业虽然没有对手，但应该以将来作为对手。电信事业以技术为生存要义，有无前途，都视其技术能否日新月异。贝尔研究所就是在这一观念下成立的。贝尔研究所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式成立的时候，确实是当时企业界一项令人迷惑的创新。即使在今天，恐怕也没有多少人能了解所谓研究，其实是“旧世界的破坏者”和“今天的否定者”，目的是创造一个不同的明天。大多数研究机构进行的都是防御性的研究，但求能维持“今天”，而贝尔研究所一开始就放弃了防御性的研究。
决策四：永久性解决资金问题
在费尔任期的最后阶段，他又做了第四项重大决策。那已是20世纪20年代之初了，他开创了一个大众资本市场。这项大决策的出发点，依然是为了让贝尔公司作为民营企业能继续生存下去。
许多企业之所以被政府接管，多半是由于无法取得所需的资金。在1860年至l920年间，欧洲的许多铁路公司被政府接管，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英国的煤矿和电力公司由政府收归国营，也是因为缺乏推行现代化所需的资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通货膨胀期间，欧洲大陆的许多电力公司也是因同样的原因被政府接管。当时各公司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不能提高电费，结果弄得虽然有心改善经营，可是却无法筹措资金。
费尔作这项重大决策时，他本人是否已看到了这个问题，现已无法查证。不过，他确实已经了解到贝尔公司需要大量资金的供应，而这些资本又不能从当时的资本市场取得。20世纪20年代的资本市场只是投机者的市场，当时许多公用事业尤其是电力公司，都曾经设法发售股票，以期吸引投机者。他们组成了控股公司，设法使公司普通股具有较佳的股息，但公司所需的营运资金，仍要按传统方式从保险公司之类的金融机构来获得。费尔认为，把企业的资金来源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风险很大。
费尔的构想，是发行一种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普通股。但他设计的这种股票，与当时的投机性股票完全不同。他的设计着眼于社会大众，尤其是当时新兴的所谓“莎莉姑妈”的中产阶层的主妇。“莎莉姑妈”手头拥有游资，想投资，但却担不起风险。费尔设计的AT&T普通股，正是针对“莎莉姑妈”的意愿：这种股票股息有保证，完全符合她们的需要。而且，这又是一种普通股，能享有资产增值带来的好处，还可免于通货膨胀的威胁。直到今天，AT&T普通股仍旧是美国和加拿大中产阶层投资的对象。
（摘自《新领军》）
拉里·佩奇被誉为“最有效的决策者”。而佩奇却认为，最有效的决策者是曾任美国贝尔电话公司总裁的费尔。那么，费尔究竟有怎样的决策故事，让拉里·佩奇也自叹不如？
费尔担任美国贝尔电话公司总裁职位是在1910年之前，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卸任，前后将近20年。在这段时期中，费尔创造了一个世界上最具规模，成长得最大的民营企业。
电话系统应该民营，在今天的美国看来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世界发达国家的电话系统中，只有贝尔公司经营的北美洲不是由政府经营的。尽管行业垄断，而且原有市场也已饱和，但是贝尔公司却依然成为能经得起风险并能在风险中飞速成长的唯一一家公司。
贝尔公司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成就？主要原因在于费尔担任该公司总裁将近20年之内，作了四项“战略决策”。
决策一：满足大众需求
起初，费尔看清了一个电话公司如果想保持其民营形态，自主经营，必须有突出而与众不同的局面。当时，欧洲各国的国营电话公司都经营得很稳健。费尔想，贝尔公司如果认为“平安就是福”就能避免被政府收归国营，那是自欺欺人的。他认为仅采取防守政策，最后结果肯定是失败，防守政策将麻醉管理层的创造力。因此，费尔有了第一个重要观念：贝尔公司虽是民营企业，但应该比任何政府机关都更加照顾社会大众的利益，而且更为积极。出于这样的考虑，费尔作出了第一项大决策：贝尔电话公司必须预测并满足社会大众的服务需求。
所以，费尔担任公司总裁后，提出了“为社会提供服务是公司的根本目标”的口号。在20世纪初期，这是难以为人接受的口号。而且，费尔并不满足于提出这句口号，他还制订出了用以衡量管理人员及经营水平的统一尺度，用以衡量服务工作的好坏，但又从来不强调利润完成的情况。经理只对服务情况负责，至于公司的管理和资金的筹集，那是公司高层的任务，他们要负责把公司的最佳服务转化为适当的收益。
决策二：公众管制
与此同时，费尔还有一项新认识：一个全国性的电信事业，绝不能是传统的自由企业，换言之，绝不是一个无拘无束的事业。他认为如果想避免政府的收购，惟一的方法便是所谓的公众管制。所以，一项有效的、公正的和有原则的公众管制，是符合贝尔公司利益的，而且事关公司的存亡。
所谓公众管制，在当时的美国虽然不是个生疏名词，但在费尔提出这项结论时，公众管制并无力量。当时企业界坚决反对，法院方面也不支持，所以有关公众管制的法律条文无法实施。公众管制委员会的人手和经费都不足，所以委员一职都成了第三流政客无所事事的闲差。
费尔却决定把实现公众管制作为贝尔公司的目标。他将这一目标交付给各地区的子公司总经理，责成各子公司设法恢复各管制机构的活力，倡导管制及等级审定的观念，以期能有公平合理的公众管制，一方面确保公众利益，同时又能使贝尔公司顺利经营。他确保贝尔公司的高层管理成员包括子公司的总经理，整个公司及其所属每一子公司，都能朝向这一目标而努力。
决策三：贝尔研究所的建立
费尔的第三个大决策，是为公司建立了贝尔研究所，并成为企业界最成功的科学研究机构之一。他的这项决策，也是以一个垄断性民营企业必须自强不息才能保持活力的观念为出发点的。他在作这项决策时，曾经自问：“像贝尔公司这样的垄断性企业，应该如何永保其雄厚的竞争力？”他深知，一个垄断性的企业如果没有竞争力，就很容易刻板和僵化起来，无法适应变化，无法谋求自身的发展。
在费尔看来，一个垄断性的企业虽然没有对手，但应该以将来作为对手。电信事业以技术为生存要义，有无前途，都视其技术能否日新月异。贝尔研究所就是在这一观念下成立的。贝尔研究所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式成立的时候，确实是当时企业界一项令人迷惑的创新。即使在今天，恐怕也没有多少人能了解所谓研究，其实是“旧世界的破坏者”和“今天的否定者”，目的是创造一个不同的明天。大多数研究机构进行的都是防御性的研究，但求能维持“今天”，而贝尔研究所一开始就放弃了防御性的研究。
决策四：永久性解决资金问题
在费尔任期的最后阶段，他又做了第四项重大决策。那已是20世纪20年代之初了，他开创了一个大众资本市场。这项大决策的出发点，依然是为了让贝尔公司作为民营企业能继续生存下去。
许多企业之所以被政府接管，多半是由于无法取得所需的资金。在1860年至l920年间，欧洲的许多铁路公司被政府接管，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英国的煤矿和电力公司由政府收归国营，也是因为缺乏推行现代化所需的资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通货膨胀期间，欧洲大陆的许多电力公司也是因同样的原因被政府接管。当时各公司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不能提高电费，结果弄得虽然有心改善经营，可是却无法筹措资金。
费尔作这项重大决策时，他本人是否已看到了这个问题，现已无法查证。不过，他确实已经了解到贝尔公司需要大量资金的供应，而这些资本又不能从当时的资本市场取得。20世纪20年代的资本市场只是投机者的市场，当时许多公用事业尤其是电力公司，都曾经设法发售股票，以期吸引投机者。他们组成了控股公司，设法使公司普通股具有较佳的股息，但公司所需的营运资金，仍要按传统方式从保险公司之类的金融机构来获得。费尔认为，把企业的资金来源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风险很大。
费尔的构想，是发行一种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普通股。但他设计的这种股票，与当时的投机性股票完全不同。他的设计着眼于社会大众，尤其是当时新兴的所谓“莎莉姑妈”的中产阶层的主妇。“莎莉姑妈”手头拥有游资，想投资，但却担不起风险。费尔设计的AT&T普通股，正是针对“莎莉姑妈”的意愿：这种股票股息有保证，完全符合她们的需要。而且，这又是一种普通股，能享有资产增值带来的好处，还可免于通货膨胀的威胁。直到今天，AT&T普通股仍旧是美国和加拿大中产阶层投资的对象。
（摘自《新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