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迅速蔓延，对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在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紧要关头，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情况怎么样，这场疫情会带来什么影响，如何进一步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和深化农村改革？为此，本刊专访了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
　　《领导文萃》：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此进行了再次强调。一些网友对此有所疑惑，现在的农业和以前的农业有什么不一样吗，不都是种地养猪吃饭？
　　张红宇：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顾梳理一下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历程，从中可以看出现代农业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不断演变，无论在功能还是产业形态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现代农业1.0版：1949年—1978年，主要特征是建立稳定基础。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当时提出了农业“四化”发展，即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以及化肥化，突出强调以粮为纲，把全部农业资源聚焦于农产品产出，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经过近30年努力，粮食产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亿多吨提升到1978年的3亿吨，为现代农业发展奠定了相对稳定的基础，但相对于不断增加的人口总量，粮食安全的基础并不牢固。
　　现代农业2.0版：1978年—2003年，主要特征是解决粮食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市场在农业生产和流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我们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结构也在不断调整，终于解决了“吃饱问题”。伴随着农业农村分工分业不断深入，原来星星点点的社队企业发展成声势浩大的乡镇企业，带动亿万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工业和城市转移。
　　现代农业3.0版：2003年—2017年，主要特征是多元化发展。在提高粮食产能的同时，不断释放农业多产业、多业态功能，“互联网 ”、农产品加工业等蓬勃发展。
　　现代农业4.0版：2017年至今，农业功能延伸。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业与工业、农业与文化、农业与旅游、农业与商业、农业与生态深度融合，农业功能由单一的物质供给向非物质供给功能延伸，由单一的物质产出向非物质产出转换，比如观光旅游休闲、生态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等功能得到充分释放，让现代农业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展示。
　　这种1.0版到4.0版的阶段划分，是基于对我国农业资源禀赋多元、产业类型多元、农业从业者多元的事实提出来的概念，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相信大家也有同感。当然，四个阶段之间划分没有严格的边界，而且时间上还有所重叠。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如何演变，确保以粮食为重心的农产品有效供给这一核心任务始终没有变。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更需要牢牢稳住农业生产这个基本盘，守好“三农”战略后院，确保添彩不添乱。
　　《领导文萃》：2019年底，武汉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至全国，对我国经济社会方方面面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严重吗？
　　张红宇：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一直在关注。总体上，这次疫情对城市的影响远大于农村，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远大于经济生产，对第三产业的影响远大于第一、第二产业，对非农产业的影响远大于农业产业。从一般规律看，发展有始发期、发展期和结束期三个阶段。从始发期角度观察，影响有几个方面。
　　从产业链来看，流通环节受影响较大。各地为防控疫情1月底以来普遍实施了交通管制，对切断病毒传播具有重要作用，但也给农产品运销带来不小挑战，部分农产品出现滞销。比如，山东寿光市、海南海口市等多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反映蔬菜、水果、水产等价格下跌甚至滞销，寿光物流园的白萝卜批发价1月28日为1-1.5元/斤，1月31日就跌至0.3元/斤。当季果蔬受影响更为严重，交易量大幅下降，以草莓为例，春节期间本是销售旺季，但农贸市场、超市关停，跨区域运输受阻，入园采摘更是不可能，致使销量断崖式下跌，不少产区草莓价格从以往的20元/斤降至不足3元/斤。大量农产品不能及时出售，错过了最佳上市时间，不仅增加了储藏成本，也降低了产品的新鲜度，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从产业来看，畜禽受影响较大。一些地方采取了“一刀切”式的疫情防控措施，封村断路、饲料厂延迟复工、活禽交易暂停、屠宰场关闭，致使一些养殖场无饲料可用、仔畜雏禽无处可卖、出栏畜禽无法屠宰。对禽业来说，有的养殖场受制于饲料短缺急于出栏，有的销路受阻被迫压栏，价格急速下跌，鸡苗无法正常销售，不得不采取填埋处理，损失惨重。随着2019年猪价上涨，居民家庭增加了禽肉消费，鸡肉价格也一路走高，很多养殖户基于鸡肉价格增长预期进行了扩产，进一步加剧了疫情的不利影响。对猪业来说，“非洲猪瘟”问题还未过去，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带来严重打击，新建猪场普遍处于停工状态，也进一步影响了生猪养殖的信心，势必延缓生猪产能恢复进程。
　　从品种来看，菜篮子产品受影响较大。流通联结供需两端，疫情对流通的影响经过传导，会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菜篮子产品首当其冲。肉、蛋、奶产品受道路封锁影响，产销供需错配脱节，价差不断扩大，部分产区鸡蛋收购价格已跌破成本线，但部分销区由于供货不足，鸡蛋价格却一路走高。一些地方因消费恐慌心理，居民集聚抢购，进一步加剧了肉、蛋、奶、菜供应紧张。农村地区有节前囤货习惯，疫情短期内对消费影响不大，但随着时间推移同样也会面临供给不足问题。总体上，需求端面临短期内紧平衡和局部地区结构性短缺问题。
　　从农时来看，春耕受影响较大。由于物流受阻，农资供应不足问题需要高度关注。据湖南媒体报道，受2019年底化肥行情下滑影响，农资经销商、零售商普遍存货不多，且多处于关门闭市状态。如果疫情持续下去，农资产品物流配送不畅，势必对肥料供应带来明显影响，种子、农药等也面临同样问题。疫情引发生产成本上升，后市农资价格有可能出现上涨。同时，劳动力、农机作业服务在供应上也遇到不同程度的障碍，一些種植大户往年此时需大量用工，但今年受制于疫情，雇工难度有所增加。在区域上，南方农业生产受疫情影响将明显大于北方。 　　此外，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主要是出口。尽管目前疫情影响主要在国内，如果疫情继续扩散或持续发展，导致其他国家采取非关税贸易壁垒对中国设限，难免对我国农产品出口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已在部分农业企业上显现，主营猕猴桃的陕西齐峰果业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由于疫情导致出口渠道被封，出口贸易遭到不小损失。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国，若农产品贸易受阻也将影响和波及全球农产品贸易。
　　虽然有一定不利影响，但大家对农产品供应不必过多担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要努力保持生产生活平稳有序，确保蔬菜、肉蛋奶、粮食等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2月12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印发通知，要求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做好农产品稳产保供工作。2月15日，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办公厅联合出台政策，加快推动养殖业复工复产。农业农村部也多次作出部署。这些措施对于更好维护农业产业正常产销秩序、保障肉蛋奶市场供应具有重要意义，成效也在逐步显现。
　　《领导文萃》：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农民收入是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民增收会带来什么影响？
　　张红宇：“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小康成色如何，一定程度上要看农民收入怎么样。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021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占41%、经营性收入占36%，是占比最大的两块。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恰好是这两块，对农民收入会造成绝对影响，增收将面临重大挑战和压力。
　　非农收入压力较大。我国农民工群体基数大且具有明显的跨区务工特征，据统计，2019年全国农民工数量接近3亿人，其中到乡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占比达6成。在地域上，以西部地区流出、东部地区流入为主，此次疫情暴发地湖北就是一个外出务工大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务院及时延长了2020年春节假期，各级政府纷纷响应，延迟企业开工时间，呼吁老百姓居家减少外出，通过交通管制措施控制地区间人口流动。随着时间推移农民外出务工需求会愈发强烈，但在疫情防控的緊张局势下，不少人短期内无法进行跨区域务工。农民工分布的主体是中小企业，普遍规模小、实力弱，更容易受到疫情影响，有的甚至将面临生死考验。据对995家中小企业调研显示，在推迟复工的情况下，近70%的企业账上现金最多维持2个月，其中一半只能维持1个月以内。若大批中小企业破产倒闭，会迅速传导至就业，大量农民工面临失业风险，造成无工可打、无钱可赚的困难局面。除了湖北，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河南、重庆、四川、湖南、江西、安徽、重庆等地区也需要关注同样的问题。按最近几年农民工月工资收入水平和外出务工农民工规模计算，若全国农民工平均减少一个月收入，农民收入平均将减少1500-2000元，这是个很大的数，影响程度不可低估！
　　农业经营性收入压力较大。无论是对于畜禽养殖户、果蔬种植户还是休闲观光农业经营户，疫情对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都带来一定影响，农资运不进来，产品卖不出去，客人也不来了。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位于柑橘优势产业带，某合作社400万吨砂糖橘上市期恰好赶上疫情，如果不能及时采摘，只能烂在地里。南方春季旅游受阻，对经营观光休闲农业的农户影响明显，如浙江省淳安县是旅游大县，为防控疫情，96%的民宿暂停营业，取消预定和退订房间超过5000间，劝退游客近万人。疫情对农业经营收入的负面作用，势必会影响增收的整体趋势。
　　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是党中央作出的庄严承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首要任务加以部署。2019年全国减少贫困人口1109万人，脱贫形势良好，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地脱贫攻坚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完成剩余551万人的脱贫任务将更加艰巨。由于贫困地区农民收入韧性不够高，疫情带来的影响也会放大，如何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推进贫困人口脱贫、防止脱贫人口返贫，需要尽早拿出对应之策，确保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领导文萃》：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次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对于农业农村领域来说也是一次大考，从各地反映来看，目前暴露出哪些短板？
　　张红宇：经过多年努力，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农业仍然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在这次疫情影响的“放大镜”之下，农业农村领域的短板表现更为突出。
　　一是农产品运销渠道。我国农产品产销区的生产和购销功能正在加速分化，双方高度依赖通畅的运销渠道。尽管交通管制和地区封锁是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之策，但对正常的经济社会运行还是造成了很大“杀伤”，在产销对接上尤为突出。由于渠道中断，无法进行及时有效运输，造成产销脱节，产地农产品囤积滞销，价格下跌，生产者收入受损;销地农产品供应跟不上，物价上涨，消费者福利下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面对疫情等突发情况，需要进一步细化交通管控和地区封锁的政策设计，既要有硬度，也要有弹性，分区分类施策，从而确保农产品流通渠道的通畅安全，实现供需平衡，减少价格异常波动。
　　二是农产品、农资等储备。首先是农产品储备，当粮、菜、肉、蛋、奶等农产品储备低于安全警戒线，出现产品供给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难免会使人们产生心理恐慌，出现抢购风、囤积风。其次是农资储备。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尤其是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决定了需要有足够的农资产品与农事活动相匹配，种子、化肥、农药、农机装备等需要供应及时，才能确保各个生产环节有序运转。在遭遇疫情等危机时，农资储备有利于保障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降低不利影响。再次是饲料储备，此次疫情导致养殖户损失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难以及时获得充足饲料，对此同样需要做好储备工作。
　　三是农产品生产供应。产品运输和储备的前提是要生产得出、可持续，中央之所以反复强调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尤其重视粮食安全，原因就在于若生产不出来、不及时、不高效，不仅无法应对全国的常态需要，更难以满足突发情况的应急需要。牢牢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既要碗里常态有粮，也要碗里应急有粮，因此需要深入贯彻落实藏粮于技、藏粮于地战略，在重要农产品的生产上不能有一丝松懈。2019年猪瘟引发的猪肉短缺问题还在持续，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要求高度关注农产品生产安全，抓牢、抓实、抓好农业生产。 　　四是农民就业安全。就业稳定是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此次疫情发生后，城乡居民就业都受到了短期冲击，有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失业问题。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的就业安全问题会更加严重，集中体现在农村居民更加依赖非农就业，更加依赖在非正规部门就业，更加依赖在中小企业就业。而这些非正规部门和中小企业本身受经济社会大环境影响更大，抵御风险的能力也相对更弱，更容易发生受疫情影响而破产的情况。由于缺乏具有竞争力的职业技能，同时可供农民选择的就业渠道不宽，因此一旦失业，农民在城市继续就业的难度将会提高。在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状态下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在危机状态下依然可以提供合理就业保障，双管齐下才能确保就业安全。
　　五是农村社会治理。疫情危机短期内主要是流通问题，中期看是生产问题，再往长期发展将演变为社会问题。我国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基层治理能力相对落后：硬件上，医疗卫生、公共设施、道路交通等与城市有较大差距;软件上，村两委的社会治理能力并不能适应日益变化的农村社会需要，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应对危机能力还十分薄弱，一旦疫情等突发事件蔓延至乡村，将造成巨大的社会负面影响。特别是由于公共卫生事业建设滞后造成的危机，再通过舆情传播加以放大，将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重大破坏作用，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农村社会危机必须高度关注。需要强调的是，作为最基层防疫体制动员管理主体的农村干部，危机管理意识比较薄弱，在没有上级统一部署的情况下，没有足够动力动员村民展开疫情防护工作，也很难应对村民对疫情的恐慌情绪。
　　六是农村公共卫生条件。从实际情况看，村一级的公共卫生防疫条件满足不了疫情防控要求。2018年底，全国3.16万个乡镇共有3.6万个乡镇卫生院，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只有1.39张，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人员只有1.45人;54.2万个行政村共有62.2万个村卫生室，平均每村村卫生室人员2.32人。农村不仅在卫生资源数量上不充分，同时在卫生资源配置结构和布局上也不合理，卫生资源、管理体制等与其承担的任务不相匹配，存在重治疗、轻预防的倾向，很难满足疫情防控需要。医疗救助条件也是明显的短板，医疗资源、医疗技术等城乡之间差距巨大。一些县城医院隔离病房、救护设备、救护物资等捉襟见肘，专业医护人员更为紧缺，到了乡镇村社这一层级医疗资源更加匮乏，行政村中往往只有一两名村医，“以一管百”“以一管千”是常态，疫情发生很难应对。
　　《领导文萃》：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2月23日中央又召开相关工作部署会议，更是明确提出要加强疫情防控7项重点工作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8项任务。对于促进农业农村健康有序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张红宇：中央要求已非常明确，关键是务必落实到位。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如何推进“三农”工作，不仅要有短期的应对之策，更要强化有利于农业农村经济健康运行的危机管理体制和机制。从短期来看，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着力。
　　一是强化流通管理。当前首要任务是保障货畅其流，畅通绿色通道，实现供需对接，严厉打击哄抬菜价、肉价行为，保障市场有序供给。严格贯彻农业农村部提出的三个“不得”要求：不得拦截仔畜雏禽及种畜禽运输车辆，满足养殖场补栏等生产需求;不得拦截饲料运输车辆，满足畜禽养殖的饲料需求;不得拦截畜产品运输车辆，防止出现“卖难”和“断供”现象。推动商品畜禽、禽蛋、生鲜乳等运输车辆纳入重要物资供应绿色通道，协调办理交通通行证，解决运输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畜产品运得出生产一线、运得到消费一线。
　　二是保障菜篮子产品供给。根据农业农村部信息，2019年秋冬季以来，各地按照稳产保供的要求，积极发展南方露地蔬菜和北方设施蔬菜。从目前生产看，预计全国冬春蔬菜在田面积8400多万亩，产量1.7亿吨，比上年同期增长2%左右，使防控疫情期间菜篮子供应有坚实的保障。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农民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的作用，通过及时了解供求信息，合理安排蔬菜、畜禽等生产，保持正常生产秩序，确保产品有效供给。各地政府和农业农村部门需要加強对生产计划的指导，提供技术服务，及时解决难题。
　　三是抓好春耕春播工作。只有不误农时，才能确保全年农业再夺丰收。需要重点保障种子、化肥、农药、农膜等物资供应运输，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相关企业的复工工作，保障春耕备耕期间农资质量可靠、市场稳定、运输顺畅。加强柴油调配储备，全力做好农机备耕、人员准备和物资储备。鼓励各村统筹安排，可采用人员分散的方式展开春耕种植。
　　四是稳妥有序推动农民工返程务工。发挥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等作用，广泛开展应对疫情政策措施的宣传讲解，引导农民工科学防控，降低感染和传播风险。引导农民工合理安排返城返岗时间，避免节后盲目外出。加强输出地与输入地有效对接，农民工输出地需要及时跟踪主要输入地疫情变化，做好主要输入地企业用工、复工、交通、疫情等信息收集发布;农民工输入地需要加强企业用工情况监测，做好对接服务。
　　五是支持企业按时发放农民工工资。通过减免企业房租、降低担保费率、延期缴纳税款、返还失业保险费、增加就业补贴等方式帮扶中小微企业应对疫情、渡过难关。按照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加强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的劳动用工指导服务，促进企业保持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依法依规处理农民工因疫情不能提供正常劳动情况下的劳动关系问题。对于因隔离、留观、治疗或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导致农民工暂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或退回劳务派遣工。
　　《领导文萃》：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抓好农村重点改革任务。下一步，在农村改革方面有哪些重点任务需要关注？
　　张红宇：农村改革是激活主体、激活市场、激活要素的关键所在，既是搞好农村工作的主线之一，也将为疫情结束后更快恢复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活力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土地制度创新重在经营权共享。以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公社体制为历史起点，中国的农地制度经历了“公有共营”“公有私营”“公有共享”三个阶段，其中“公有共营”阶段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平均分配;“公有私营”阶段是从1978年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当前进入以土地经营权共享为特征的“公有共享”阶段，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成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重大制度创新。这里需要把握好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和规模经营的度，把握好农户承包经营权退出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不能侵犯农民利益。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减少了，不能把粮食产量改下去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这是我们必须树立的底线思维。
　　新型经营主体应提升人力资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土地制度相伴而生，这既是土地制度创新的结果，也是农民内部分工分业的要求。据农业农村部统计，2018年各类家庭农场、合作社、产业化经营组织、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约400万个，职业化农民1500万人，全国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850万人，在乡创业创新人员达3100万人。无论按哪个口径计算，新型职业化农民都已占到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10%-20%。如何打造一支高素质的职业农民队伍，如何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序发展，需要统筹谋划、长远布局。不仅要注重数量增长，更应聚焦质量提升，培养出一批真正有文化、懂科技、会管理、善经营的职业化农民，提升第一产业劳动力从业者的人力资本，在继续向城市、向工业转移出富余劳动力的同时，让留在农业内部的从业者和外来从业人员由普通农民或简单劳动力成长为具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本。
　　全面推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继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重大制度创新之后，中央部署的又一项管全局、管长远、管根本的重大改革任務，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是可以媲美大包干的“第二次飞跃”，可谓前无古人、旁无借鉴，涉及面广、情况复杂，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修正和完善。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全面推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有序开展集体成员身份确认、集体资产折股量化、股份合作制改革、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等工作。在当前形势下，需要把握好几个方向性问题。一是与新产业的发展结合起来。盘活用好集体资产，唤醒农村“沉睡的资本”，按照现行法律法规要求，充分利用集体拥有的闲置的房屋、山林、池塘水面等自然资源，结合各地历史人文等区域特色，积极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促进集体资源向资产和资本转变。二是与农民在农业内部的就业增收结合起来。利用集体资产发展农产品加工、休闲观光、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吸纳更多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在提升农民的职业技能水平的同时，促进农民收入多元化。尤其是经济增速减缓、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下，更要充分挖掘现代农业潜在的优势与竞争力，延长产业链条，拓宽产业发展边界，培育发展多元化产业，为农民提供广阔的就业机会和增收空间。三是与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形式结合起来。鼓励创新多种形态的集体经济组织，大力支持发展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服务性合作社等，创新组织载体，为农村经济注入新动力，为组织振兴提供优质土壤，丰富完善拓展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内涵。四是与乡村治理结合起来。乡村社会有序运行关键在于处理好集体组织与成员的关系，提升农民对集体的参与度、认可度、配合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主体权利关系的优化，明晰组织与个人的关系，提升农民参与基层治理的意识与能力，丰富基层协商民主的有效实现形式，促进乡风文明，对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