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我党首次拿起枪杆子，领导武装部队发动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从此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8月3日，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南下广东，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受失败。三河坝分兵后，叶挺和贺龙带领部分部队继续南下。叶、贺部队到了汤坑，陷入重重包围，全军覆灭。叶挺和周恩来等转移到了香港。贺龙只身一人返回湘鄂西，其后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留在三河坝的部队，由朱德和我父亲陈毅率领，向粤、赣、湘边界转进。当时，后有敌军尾追，又有土匪和豪绅民团袭扰，部队长期转战，减员日多，思想混乱，处境异常困难。在这关系到能否保存起义部队的紧要关头，朱德振臂高呼：愿革命的跟我来。父亲立即响应，协助朱德鼓舞士气，坚持斗争。在他们的组织领导下，部队保存了南昌起义军的骨干。在三河坝时，部队约有2000多人。到了大庾（后改为大余），仍保存下来900多人。
　　1952年6月14日，父亲在南京鸡鸣寺对来访者说：“朱德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总司令当时讲的道理在和毛主席会合后，由毛主席理论化，提高到马列主义科学水准了。总司令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民军队的领袖，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是在革命斗争中考验出来的。”
　　三河坝分兵后，朱德和父亲陈毅保住了南昌起义部队的血脉，同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和教育。1928年1月13日至4月初，朱德、父亲陈毅与湘南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发动领导了湘南暴动，建立工农革命军和工农革命政府，沉重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湘南起义在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相结合，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相结合，主力正规军、地方农军和赤卫队相结合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实践，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4月上旬，朱德的部队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4月28日，朱德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与毛泽东见面。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父亲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
　　1929年9月，根据中央指示，父亲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书面报告的题目叫“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和“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在第一个报告的第一部分“四军的历史”，讲到“四军未成立以前的来源：四军由三种力量组成，一为朱德率领之叶、贺残部，一为毛泽东率领之卢德铭团及湘东农军，一为湘南郴（州）、耒（阳）、永（兴）、宜（章）、资（兴）五县农军。……计宜章第三师，郴州第七师，耒阳第四师，永、资两县各有一独立团。”当时，朱德部队为工农红军第一师。湘南农军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一。可见，湘南起义给后来的红四军输入了很多能打仗不怕死的战士。
　　湘南起义巩固了父亲陈毅和朱德的友谊，是一次很重要、承前启后的战斗。首先，保住了南昌起义部队的血脉。这支我党独立领导的部队不仅没有被敌人打散打垮，而且部队是越打越有信心，越打越有战斗力，兵力越多。其次，部队在整编后，在湖南地方党的配合下，在朱德率领下发动了湘南起义，建立革命政府，赢得了人民的爱戴，传播了革命的道理和种子，部队壮大了许多，意义非凡。第三，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的会合，为巩固和扩大井冈山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朱德是红军之父，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父亲在他身边做了许多工作。
　　朱德和父亲的战友情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延续着。
　　“文革”初期，陈毅看到批朱德的大字报后公开说：“朱老总今年81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红司令；现在说朱是黑司令，是军阀，要打倒他。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
　　1971年夏，父亲患结肠癌到北戴河疗养。朱德也在那里休养。朱德夫妇闻讯来父亲住所探望。父亲同朱德无话不谈，两人谈笑风生。朱德老是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说成训练班。父亲笑着逗朱德：“到底是学习班还是训练班啊？”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在一旁笑着说：“陈老总，你就别逗他了，他搞不清楚，又要犯错误了。”
　　1972年1月6日，父亲去世。当时，朱德身患感冒，穿着军大衣，围着厚厚的围巾，戴着军帽，吃力地走过医院地下室的长廊，在父亲的遗体旁肃立，缓缓地举起右手，行了个军礼。朱德的军礼是向当年与他在湘南、在井冈山浴血奋战的战友致最后的敬意，是在追忆红军、新四军和解放军时期共同走过的光荣历程。正如毛泽东在出席父亲追悼会时讲的：“我要来，井冈山的人不多了。陈毅是井冈山的人。”
　　父亲逝世后，朱德写了一首悼念他的诗：
　　一生为革命，盖棺方论定。
　　重道又亲师，路线根端正。
　　诗作既是对父亲革命生涯的写照，也是他们生死与共战友情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