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寒酸进京”，引起国内媒体的一阵议论。这些议论的重点，大致集中在中美官员的行为做派上。最近短期回国，颇有些观感，发现大多数国人尚未意识到，骆家辉所代表的还远远不止是官场作风，而涉及到更深的文化习性。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郑也夫留美归来后就对我感叹，中国开会，哪怕是个地方的“大会”，也要设个主席台，主席台上整齐摆满茶杯，女服务员不断上来端茶倒水。在美国，总统候选人发表演说，自己手里拿着个易拉罐。这样的对比实在太强烈了。我自己到美国后，也看到了同样的事情。不用说总统候选人，就是总统，出去讲演，经常就是拿瓶矿泉水，并且开场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拧掉盖子，喝几口水然后开讲，大家见怪不怪。这并非说这些重要政治家没有跟班、保镖，而是随从人员要刻意低调，尽可能让人们注意不到，方便政治家和选民沟通。比如，总统候选人竞选时，往往就有个贴身跟班，一般由实习生充任。平时谁也注意不到他的存在。但是，他掌握着政治家的日程。当时间到了时，他就上前拍拍政治家，提醒他尽快结束。美国四年选一次总统，这种事情按说很日常了，但绝大多数选民对这个跟班的存在没有意识，乃至电视里介绍时要将之特别标出。
　　这种政风，根植于其文化习性。那么，这种文化习性究竟是什么呢？刚来美国不久去医院看病，一位主任护士对我进行了一番绘声绘色的解释。
　　那是个很小的诊所。我在等待医生时由这位护士进行例行检查。大家聊起天来，才知道她丈夫是位CEO，她经常陪伴丈夫全球旅行，见多识广。当她知道我是从中国来的后，就和我讲起印度，说那里有不少富人朋友把子女送到美国镀金，准备日后回去接班。对此，她颇为不以为然地说：“这些孩子来到这里上大学，接受了我们的价值观念，回去反而很难适应。像这种身份的人，在这里不过是背个双肩包自己走来走去。但你到印度看看，富人趾高气扬地在前面走，后面一个仆人扛着包。从美国大学毕业后再进入那样的生活，是不是太痛苦了呢？”我对她的说法并不完全认同，毕竟印度的“富二代”还是可能改变上辈的做派的。但从她的话里，还是真实地感觉到美国人对使用仆人的生活方式是多么不齿。
　　这里需要澄清，美国人并不是一切都要自己做、不雇人。相反，像雇人清扫屋子、割草、扫雪这类事情，在中产阶层中是司空见惯的。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同。第一，这些事情在美国人眼中是纯粹的生意，自己做不了的事情就购买服务，双方无上下之分。服务员给领导端茶倒水，仆人给主人扛包之类的等级观念，几乎是没有的；第二，美国人自己能干的事情一般要自己干，特别注意体现个人的自立性，很忌讳离了别人没法过的形象。说到底，这是一个自由人的尊严。如果像喝水、拎包等举手之劳的事情都要让别人作，那么不是自己在奴役别人，就是被别人剥夺了自由。其实，这并不仅仅是美国。欧洲人在这方面更为注意，还常批评美国人花钱把家庭生活外包。有报道说龙永图在意大利出席一个国际性会议，有位像邻居大妈的老太太独自进门，礼貌地对他点点头后坐在旁边，一打听才知道是荷兰女王。这不仅仅是王室平民作风的问题，而是她觉得自己首先是个自由人。
　　这种自由人的理念，使西方人对自己的生活领域非常敏感，要时刻捍卫。自己干不了的事情，或者说忙得没有时间干的事情，当然要花钱买服务。越是成功人士，购买这些服务的能力越高。掌握着政治权力的人，也可以指令别人为自己提供各种服务。但是，人生在世，还是要自己过自己的生活。难道你挣了大钱、掌了大权，就是为了能雇人或者命令人代替自己生活？
　　传说李鸿章当年访英，英国王室成员热情接待，给他表演网球。比赛后问他观感，李鸿章客气地说：“精彩，精彩，只是太辛苦，为什么不雇人来打？”此话绘声绘色地揭示出雇人来替自己生活的理念。有了钱或有了权的人，喜欢指使别人替自己过日子。这还不仅仅体现在让人拎包、让人倒水等小节上。比如，许多家庭特别喜欢把孩子送出去，留学生把新生儿送回国寄养在爷爷奶奶家。国内的中高产把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送到国外读贵族寄宿学校，即使全家人生活在一起，也喜欢把孩子的托付给学校、家教，自己在孩子身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少。大家有钱后连天伦之乐都外包了，让别人替自己享受。
　　可见，GDP主义不仅仅是政府、国家的施政核心，也渗透到了普通的家庭，并且正在对我们的生活进行蚕食鲸吞。指望官场改变风气是一厢情愿，我们还是应该从自己的生活做起。
　　(作者为美国萨福克大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