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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形象研究的探索
区别于比较文学、跨文化形象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侧重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或形象在国际决策中意义的研究路径，传播学视野下的中国形象研究主要关注大众传媒中的中国形象呈现与传播策略。本文对国内从1996年1月至2019年3月的主要新闻传播期刊及大学学报的250篇论文进行分析发现，传播学领域的中国形象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并总体呈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
从宏观上看，传播学领域的中国形象研究的核心问题涉及中国形象的媒介呈现和变迁、中国形象“他塑”和“自塑”之间的矛盾以及如何跨越意识形态对立、跨文化传播障碍、国际新闻生产制度实现中国形象的塑造等多个层面。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传播学领域出现了一些具有推进意义的研究。
（一）纵向的历时性研究
首先，研究者们从历史纵深的角度入手，揭示了中国形象的“变”与“不变”。如《电影框架与大国形象建构——基于1996-2010年间15部美国电影中中国人物形象的分析》一文通过对15部美国电影中50个中国人物形象的分析发现，其人物形象中性偏正，但依然存在刻板印象。作者认为，国家实力的增强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得中国形象得到更为充分的展现。与20世纪初美国电影中的诸如阴险邪恶的“傅满洲”和身材肥胖、女性化的“陈查理”等中国人形象相比，中性偏正面的形象确实有了很大进步。这既与好莱坞谋求全球生存与发展的策略有关，也是中美关系变化、国家利益调整的结果。
然而，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实力的此涨彼伏，也会影响媒介中的中国形象。如《〈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形象解读》一文通过对《时代》周刊自1923年创刊以来有关中国的封面的考察发现：国家利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综合实力等方面的差异，促使《时代》周刊在选择中国信息问题上产生严重偏向，造成中国形象的歪曲。《改革开放30年来日本媒体中的中国形象调查报告——以1983-2013年〈朝日新闻〉为中心》一文指出，30年间《朝日新闻》对我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报道数量减少，对军事、人权、民主、言论自由、灾难事故等方面的报道数量增加，并且呈现负面报道增多，正面报道减少的趋势。这与我国国力不断增强给日本造成压力有重要关系。此类研究提升了我们对媒介中的中国形象与形象生成原因的认识。同时，也为下一步如何有效传播信息，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对不同体裁的考察也丰富了“中国形象”的历时性研究。如《美国主流媒介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变迁——基于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中中国题材的梳理》对包含中国题材的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的梳理与《“荷赛奖”眼中的中国形象——对1988-2018年中国获奖作品的内容分析》对30年间“荷赛奖”中国获奖作品的内容分析都较好地呈现了“中国形象”的变迁。
（二）横向的对比研究
横向的对比研究聚焦媒介内容生产环节，特别关注记者、编辑等“把关人”报道框架的选择及其本身的特征。如《一国国际形象是如何被媒体塑造的——基于CCTV、BBC和CNN国际新闻报道的比较研究》一文在CCTV、BBC和CNN对同一主题的报道议题、体裁、态度等方面的比较中发现：媒体机构的决策与新闻信息采编的执行共同决定了国际新闻的选择倾向和报道风格。记者、编辑等“把关人”是塑造他国国际形象的关键影响因素。为了消除误解，有针对性地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应该积累“把关人”信息资源，积极沟通，促进他们提供更为客观的信息。《中美新闻框架下的上海形象建构——基于〈纽约时报〉与〈中国日报〉的对比研究（2007-2016）》一文也作了类似对比。研究发现，《纽约时报》常采用冲突框架，通过多主体、多角度、多层次的报道方式展示出新闻的立体性和权威性，增强了报道的信度。而《中国日报》则采用较为温和的人情味框架，报道主体、角度与层次都比较单一。
此外，潘霁的《文化框架：美国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制造”》一书考察了不同性质的媒体编辑部文化如何影响特定话题的报道框架；李莉的《映入西方的近代中国：〈纽约时报〉首席驻华记者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研究（1927-1940）》一书通过考察阿班1927-1940年间在华的新闻采访实践及涉华报道作品，展现阿班及所属的《纽约时报》通过其特有的新闻话语建构的中国形象，并揭示形象形成的社会政治语境。
西方媒介中中国形象的生产不仅仅源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新闻生产机制的差异，更根植于西方视野中的“东方”想像。《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与印度形象再现的话语差异》一文通过对CNN于2008-2015年间有关中国和印度内容的考察发现：作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在美国主流媒体中的形象呈现固化与程式化特征。文章呼吁回归话语形成的文化根源，从历史的角度寻求西方媒介中的中国形象问题。此类研究突破了以往围绕媒介和媒介内容生产层面的更接近文化研究的范式，拓宽了传播学领域的中国形象研究视野。
二、中国形象研究的趋势
（一）研究视野从“向外看”到“向内看”转变
随着中国对外传播经验的积累与自信心的提升，中国形象的研究视野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关注国外媒介的中国形象呈现和变迁逐渐转向对本国媒介内容及效果进行分析。如黄会林等人自2011年以来，连续组织八届“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对外国观众对中国电影观影期待、观影习惯和观后评价等情况进行跨国调研，并围绕“国家形象”这一命题，探讨了电影在建构中国形象上发挥的积极作用。《美国大学生看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调查了421个美国大学生连续观看三遍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的反应，研究发现：这些美国大学生成长于中国经济崛起之际，会从多种渠道了解中国，因而刻板印象较少。因此，美国年轻一代是中国形象提升的重要群体。同时，随着中国电视剧、电影在周边国家中的流行，对这些国家受众的中国形象认知研究也将会是一个重要方面。
（二）研究载体从传统大众媒介向新旧媒体共存转变
随着社会化媒体的不断渗透，受众信息接收习惯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年轻人在获取国际新闻时更多依托网络新媒体，这势必造成中国形象在新一代受众中产生变化。《新媒体与旧秩序：YouTube上的中国形象》一书考察了YouTube视频网站上的中国形象，研究发现，个人发布視频对中国刻板印象的建构与解构在话语力量对比上出现了显著量变。《新媒体，新中国？网络使用与美国人的中国形象认知》一文也指出，新媒体使用比传统媒体使用更有助于增进美国人对中国形象的正面认知。研究也指出，即便互联网技术已广泛普及，传统媒体依然深刻影响着受众的中国形象认知水平。而且受网络亚文化影响，中国形象更有可能在恶搞、拼贴中被歪曲。因此，未来中国形象研究将呈现新旧媒体共存的趋势。一方面，传统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呈现依然有延伸的空间，特别是考察非英语国家和周边发展中国家媒介中中国形象的呈现与变迁依然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包括视频网站、社交网站、短视频与网络直播APP在内的社会化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代表着新一代受众的认知和态度，利用大数据挖掘网络数据，能够呈现更为多元立体的中国形象。
（本文系2017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跨文化互动与滇越边民中国形象认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QN2017045）
区别于比较文学、跨文化形象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侧重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或形象在国际决策中意义的研究路径，传播学视野下的中国形象研究主要关注大众传媒中的中国形象呈现与传播策略。本文对国内从1996年1月至2019年3月的主要新闻传播期刊及大学学报的250篇论文进行分析发现，传播学领域的中国形象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并总体呈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
从宏观上看，传播学领域的中国形象研究的核心问题涉及中国形象的媒介呈现和变迁、中国形象“他塑”和“自塑”之间的矛盾以及如何跨越意识形态对立、跨文化传播障碍、国际新闻生产制度实现中国形象的塑造等多个层面。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传播学领域出现了一些具有推进意义的研究。
（一）纵向的历时性研究
首先，研究者们从历史纵深的角度入手，揭示了中国形象的“变”与“不变”。如《电影框架与大国形象建构——基于1996-2010年间15部美国电影中中国人物形象的分析》一文通过对15部美国电影中50个中国人物形象的分析发现，其人物形象中性偏正，但依然存在刻板印象。作者认为，国家实力的增强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得中国形象得到更为充分的展现。与20世纪初美国电影中的诸如阴险邪恶的“傅满洲”和身材肥胖、女性化的“陈查理”等中国人形象相比，中性偏正面的形象确实有了很大进步。这既与好莱坞谋求全球生存与发展的策略有关，也是中美关系变化、国家利益调整的结果。
然而，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实力的此涨彼伏，也会影响媒介中的中国形象。如《〈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形象解读》一文通过对《时代》周刊自1923年创刊以来有关中国的封面的考察发现：国家利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综合实力等方面的差异，促使《时代》周刊在选择中国信息问题上产生严重偏向，造成中国形象的歪曲。《改革开放30年来日本媒体中的中国形象调查报告——以1983-2013年〈朝日新闻〉为中心》一文指出，30年间《朝日新闻》对我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报道数量减少，对军事、人权、民主、言论自由、灾难事故等方面的报道数量增加，并且呈现负面报道增多，正面报道减少的趋势。这与我国国力不断增强给日本造成压力有重要关系。此类研究提升了我们对媒介中的中国形象与形象生成原因的认识。同时，也为下一步如何有效传播信息，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对不同体裁的考察也丰富了“中国形象”的历时性研究。如《美国主流媒介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变迁——基于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中中国题材的梳理》对包含中国题材的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的梳理与《“荷赛奖”眼中的中国形象——对1988-2018年中国获奖作品的内容分析》对30年间“荷赛奖”中国获奖作品的内容分析都较好地呈现了“中国形象”的变迁。
（二）横向的对比研究
横向的对比研究聚焦媒介内容生产环节，特别关注记者、编辑等“把关人”报道框架的选择及其本身的特征。如《一国国际形象是如何被媒体塑造的——基于CCTV、BBC和CNN国际新闻报道的比较研究》一文在CCTV、BBC和CNN对同一主题的报道议题、体裁、态度等方面的比较中发现：媒体机构的决策与新闻信息采编的执行共同决定了国际新闻的选择倾向和报道风格。记者、编辑等“把关人”是塑造他国国际形象的关键影响因素。为了消除误解，有针对性地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应该积累“把关人”信息资源，积极沟通，促进他们提供更为客观的信息。《中美新闻框架下的上海形象建构——基于〈纽约时报〉与〈中国日报〉的对比研究（2007-2016）》一文也作了类似对比。研究发现，《纽约时报》常采用冲突框架，通过多主体、多角度、多层次的报道方式展示出新闻的立体性和权威性，增强了报道的信度。而《中国日报》则采用较为温和的人情味框架，报道主体、角度与层次都比较单一。
此外，潘霁的《文化框架：美国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制造”》一书考察了不同性质的媒体编辑部文化如何影响特定话题的报道框架；李莉的《映入西方的近代中国：〈纽约时报〉首席驻华记者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研究（1927-1940）》一书通过考察阿班1927-1940年间在华的新闻采访实践及涉华报道作品，展现阿班及所属的《纽约时报》通过其特有的新闻话语建构的中国形象，并揭示形象形成的社会政治语境。
西方媒介中中国形象的生产不仅仅源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新闻生产机制的差异，更根植于西方视野中的“东方”想像。《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与印度形象再现的话语差异》一文通过对CNN于2008-2015年间有关中国和印度内容的考察发现：作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在美国主流媒体中的形象呈现固化与程式化特征。文章呼吁回归话语形成的文化根源，从历史的角度寻求西方媒介中的中国形象问题。此类研究突破了以往围绕媒介和媒介内容生产层面的更接近文化研究的范式，拓宽了传播学领域的中国形象研究视野。
二、中国形象研究的趋势
（一）研究视野从“向外看”到“向内看”转变
随着中国对外传播经验的积累与自信心的提升，中国形象的研究视野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关注国外媒介的中国形象呈现和变迁逐渐转向对本国媒介内容及效果进行分析。如黄会林等人自2011年以来，连续组织八届“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对外国观众对中国电影观影期待、观影习惯和观后评价等情况进行跨国调研，并围绕“国家形象”这一命题，探讨了电影在建构中国形象上发挥的积极作用。《美国大学生看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调查了421个美国大学生连续观看三遍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的反应，研究发现：这些美国大学生成长于中国经济崛起之际，会从多种渠道了解中国，因而刻板印象较少。因此，美国年轻一代是中国形象提升的重要群体。同时，随着中国电视剧、电影在周边国家中的流行，对这些国家受众的中国形象认知研究也将会是一个重要方面。
（二）研究载体从传统大众媒介向新旧媒体共存转变
随着社会化媒体的不断渗透，受众信息接收习惯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年轻人在获取国际新闻时更多依托网络新媒体，这势必造成中国形象在新一代受众中产生变化。《新媒体与旧秩序：YouTube上的中国形象》一书考察了YouTube视频网站上的中国形象，研究发现，个人发布視频对中国刻板印象的建构与解构在话语力量对比上出现了显著量变。《新媒体，新中国？网络使用与美国人的中国形象认知》一文也指出，新媒体使用比传统媒体使用更有助于增进美国人对中国形象的正面认知。研究也指出，即便互联网技术已广泛普及，传统媒体依然深刻影响着受众的中国形象认知水平。而且受网络亚文化影响，中国形象更有可能在恶搞、拼贴中被歪曲。因此，未来中国形象研究将呈现新旧媒体共存的趋势。一方面，传统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呈现依然有延伸的空间，特别是考察非英语国家和周边发展中国家媒介中中国形象的呈现与变迁依然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包括视频网站、社交网站、短视频与网络直播APP在内的社会化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代表着新一代受众的认知和态度，利用大数据挖掘网络数据，能够呈现更为多元立体的中国形象。
（本文系2017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跨文化互动与滇越边民中国形象认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QN2017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