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乃正先生首先以油画闻名于世。195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他，曾受吴作人、艾中信、王式廓等先生指导，1959年春分配到青海工作。出生于江南，又经历了青海二十多年的砥砺磨炼，朱先生融钟灵毓秀与豪放朴厚于一体，形成了属于他个人的独特油画风格。几十年来，朱先生创作出了诸如《金色季节》《春华秋实》《青海长云》《国魂·屈原颂》《冬至，春远乎？》等代表作，在不同时期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中国油画界领军人物之一的学术地位。因此，朱乃正先生至今仍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委会主任。
　　大凡有成就的艺术家都有全面的艺术修养，朱乃正先生也不例外，他在诸多方面的艺术造诣皆足与该领域的行家媲美，如他的书法、水墨画及诗文等，只不过常为油画艺术之盛名所掩罢了。
　　我们这里只谈朱先生的书法。
　　关于书法，朱先生有一段自述：“余少年时便喜临池，虽仅守颜鲁公一家，但与书道结下不解之缘。1959年分配至青海工作后，杂务之余，仍潜心研习。赖随身所带数册《三希堂法帖》与几本米南宫散帖，遂从米芾及苏东坡、黄庭坚等宋代名家入手，面壁临池。其时生活艰苦，居住陋狭，长夜孤灯，常常废寝忘食，兴酣至午夜而纸罄墨尽，疲惫大汗，和衣而眠。稍后又幸得《宝晋斋》三大集，由此上溯晋唐，下至明清，渐悟书道之要，运笔之理，点画使转之意。”朱先生的书法渊源以及对书法的用功之勤由此可见一斑。
　　与专业的书法家相比，朱先生的书法多了一层“画”意，即更多的以视觉艺术的角度来审视书法，故其结字随势生发，灵动多姿，少了一般书法家的刻板，表现出朱先生作为一名画家对造型之敏感；而与一般画家的书法相比，朱先生的书法又多了一层对“法”的坚守，提按转折，起承转合，无不符合书法“法”的规度，表现出朱先生作为一名书法家的专业素养。朱先生的书法是“意”与“法”成功结合的典范。正如朱乃正先生常说的：余不求法脱，亦不为法缚。
　　过去对书法的梳理是单线索的，也即按书法的源流，从秦、汉、魏、晋直至唐、宋、元、明、清的书法历史发展这一纵向的线索来考量和学习书法；但到了当代，书法既然已成为了一门独立的专业艺术，成为了当代艺术的一个门类，因此再以单一的纵向线索来考察书法在当代已经远远不够了，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加入一条横向线索，也即书法要与当代的许多文化要素发生联系，诸如从中西方文化艺术观念的碰撞以及其他艺术门类如绘画、音乐、建筑、设计等中汲取营养，而这种交流是双向的，从而使书法能够参与到当代生活和当代文化建设中来，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一纵一横两条线索交叉，才能对当代书法做出准确定位。这对当代的书法家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既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又要对当代中西方艺术观念及其他相关艺术有宏观的把握。
　　朱乃正先生的学术背景使他能在很早的时候就站在了这样的一个制高点上，1970年代末叶1980年代初期，他就高屋建瓴地提出“书法既是一种视觉艺术，就必须纳入现代文化轨道中发展，也必须以此来考察过去与现在书法家及其创作实践”。把书法纳入现代文化轨道中发展，并不是朱先生对中国书法的妄自菲薄，而是建立在对中国书法的深刻认识上，他一直坚持“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是最有代表性的东方艺术，是民族精神最基本的艺术表现形式”。朱先生就是以此立场来观照书法，并打通了书法与其他门类艺术之间的关联，在保持传统书法特质的基础上，还以视觉艺术的造型原理来赋予书法新的内涵，他还用毛笔作油画，软毛、硬毫、长锋、短锋、勾勒点染，从而使他的油画具有了中国书画用笔的神韵。
　　关于朱先生的书法，薛永年先生已有准确的评论：“四体兼善，尤精行草。他的篆隶杂入行草飞白，肆恣自如，雄逸飞动。他的楷书，或取径于颜而生动多姿，饶于魏晋写经风，或出入褚、薛而秀健俊逸，清气照人。他的行草在诸体中最为出色，潇洒而遒丽，渊雅而飞扬；有帖学之和穆而去其纤，有碑学之雄放而去其犷；跳荡如虎而神变如龙，穷极变化而动合矩度。”
　　此次刊载朱先生近两年来的新作，碑底帖面，碑帖融合，或沉着朴厚，或硬朗简净，标志着朱先生的书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我们还注意到此次朱先生的新作，既有大量以苏东坡诗词为内容的创作，还有对苏东坡书法形神兼备的临摹。苏东坡的书法以及诗词为何让朱先生迷恋如此？在朱先生与苏东坡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苏东坡，这位中国文艺史上的奇才，无论是诗文还是书法、绘画都取得了后人无法超越的成就。但在政治上，他却是一个失意者，从元丰二年（1079） “乌台诗案”始，苏东坡先后被贬至 黄州、 颍州、 惠州和儋州，最终客死他乡。但政治上的失意却成就了他伟大的艺术和伟大的人格，文学史上的千古名篇《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以及书法史上的不朽之作《黄州寒食诗》等都出自于苏东坡流放黄州时期。故 钱穆就说：“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 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在他身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中，朱乃正先生被无辜打成右派学生，结业离校时仅获得“肄业证书”。从1959年发落到青海至1980年调回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在那“青海长云暗雪山”的大西北远谪二十一载，此种经历虽与苏东坡政治上的大起大落无法相较，但于内心的感受却是一致的。我想，朱先生于苏东坡是“心有戚戚焉”，苏东坡的诗文及其书法时刻拨动着朱先生的心弦。
　　研究者及其媒体习惯于大肆渲染朱乃正先生在青海时期的苦难，朱先生本人却从不抱着怨愤的心态反刍往昔的艰辛遭逢。他时常感念青海真诚朴实宽和敦厚的情义，故曰：“余本属南人北迁，身上虽留南人气质，却喜高旷放远之境。青藏高原雄浑莽宕，气象超拔，藏、汉、蒙、回、土诸多民族千百年来聚居此地，民风古朴，竟与余心性暗合”，他曾多次诚挚地庆幸而言，“多亏当年到了青海，终生受用不尽！”政治上的失意成就了苏东坡伟大的艺术和人格，生活上的流离动荡也成为了朱先生在艺术上不断前进的动力。
　　近似的生活经历使朱先生有了与苏东坡相同的追求。东坡“尚意”，曾云：“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意”者，即内心感受和丰富联想，而“尚意”，也即追求情感真实而自由的表达，借助艺术的形式宣泄内心的不平之气。政治上的挫折从来没有改变苏东坡豪放的性格，这种性格贯穿其艺术，形成了典型的“苏派”风格。黄山谷云：“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 王士祯循着黄山谷的意思进一步表达：“读坡词，当作如是观。”
　　人生的挫折并未使朱先生从此沉沦，而是愈挫愈坚，青藏高原的高旷放远、雄浑莽宕孕育出了朱乃正先生豪放旷达的性格。相似的性格与人生经历，产生心灵的共鸣，通过书写苏诗、苏词和苏书，朱先生穿越一千余年的历史尘埃，去进入一个伟大而隐秘的心灵，去感受一个伟大且高贵的人格，同时也去回眸几十年来自己的心灵旅路，书法此时已经成为心灵外化的结果，“达其性情、形其哀乐”，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荣辱哀乐与深刻的人生感悟灌注于朱先生笔端，书乎？心乎？心乎？书乎？朱先生是通过书法把自己放在纸上了。于此，艺术已经实现了它的最终价值。
　　还值得大书一笔的是，1988年，在朱乃正先生的倡议和领导下，中央美术学院创建了书法艺术研究室，建立了书法专业，早在1987年敲定的一份开展书法教学的报告中，朱乃正先生是这样说的：“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是最有代表性的东方艺术，是民族精神最基本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书法教育，可以使学生增强民族自尊与自信，可以把这种民族文化积淀而成的气质化为艺术创造的精神力量，在西方现代文化大量涌入的冲击下，保持强大的吞吐量，选择其优而扬弃其劣，并可转化为其他专业的艺术表现手段。”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央美术学院的书法教学已经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在书法领域极具影响力，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书法人才，如今他们大都成为推动书法发展的中坚力量。二十多年前播下的种子，如今已开花结果，到了收获的季节，我想，这是最令朱乃正先生欣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