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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政府实行了错误的产业政策,片面扶持国营企业,后方工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的趋势
1945年10月31日,重庆106位民营企业家代表,身佩“请愿团”标志,游行到行政院向宋子文请愿,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抗战爆发前,中国民族工业多集中于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为了保存民族元气支援抗战,不使惨淡经营的产业沦于敌手,民营企业家们开始了中国工业史上的一次壮举。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将约600家民营工廠的设备、员工内迁到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保障了国家战时的军需民用。
据1936年的统计,中国民族工业资本(不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约为14.48亿元,为官僚资本的4.3倍;在工矿业中,民营资本是国营资本的5.68倍。抗战头三年间,后方民营工业投资超过了战前全国平均额。1939年以后,由于国民政府实行了错误的产业政策,片面扶持国营企业,后方工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的趋势。
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官僚资本从国家资本中蜕变而出,依仗特权驾御经济形势,化公为私,与民争利,大发国难财。到抗战后期,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已处于压倒性优势。通货膨胀、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国家资本和豪门权贵的压迫侵夺,令民营工业处境日艰。民营企业家们不甘坐以待毙,依托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等团体,不断与闻国是,参加宪政运动,呼吁“经济民主”。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忙于复员接收,军工订货大部停止。“胜利爆竹一响,工厂陆续关门”,很多民营厂家发不出工资,濒临破产境地。当局却将其视为累赘,不闻不问。
重庆“星五聚餐会”是大后方工商界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此时正酝酿着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暴。民营企业家们忍无可忍,决心联合抗争。他们要求参加政府对敌伪工矿业的接收和复员工作,要求继续订货并收购产品,要求发放紧急工贷以渡难关。他们要提醒当局:假定工商业全部崩溃,政府也决不能单独支持。
9月间,工业界代表胡厥文、胡西园、刘鸿生、李烛尘、吴羹梅等,就订货和工贷问题先后与经济部、财政部交涉,但两部互相推诿。10月初,他们又去行政院找院长宋子文,宋避而不见,派秘书长吴鼎昌接见。企业家们陈述了目前工业界的危机和挽救方法,呈上工业建国全盘计划建议书,但等到月底仍无回复。
10月31日,全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迁川工厂联合会联合召开会员大会,通过了《后方工业界对目前紧急情势宣言》,并决定派代表到行政院请愿。会后,请愿代表106人,在总指挥庄茂如带领下,游行到行政院向宋子文请愿。据吴羹梅回忆:宋子文接见代表时的第一句话是:“侬勿要‘三吓头’(上海话:你们不要虚张声势吓唬人)。”胡厥文陈述工业界的困难和要求后,宋很不耐烦地摆摆手:“你们的情况我都不知道,你们对我讲这些,等于对牛弹琴。”有代表揶揄说:“院长太客气了,中国人才无论怎样缺乏,也不至于要牛来当院长。”代表们列举了内迁工厂为抗战胜利所做的牺牲和贡献,力陈其在将来国家经济恢复和建设中的作用。宋无法辩解,称须等副院长翁文灏回来才能解决。
翁文灏返渝后向代表们提示:“这事需要委员长出面。”11月5日,胡厥文、胡西园、吴羹梅面见蒋介石,对解决困难提出九点具体建议。蒋一面听,一面用红笔在小本子上画着,偶尔说一声“好,好”。蒋担心发放大量工业贷款引起通货膨胀,吴羹梅解释说:这笔钱主要用在生产而不是消费上,不会刺激物价。蒋介石不置可否地又说了几个“好”。几天后,财政部通知全国工业协会总会,政府决定发放工业贷款50亿元。
被称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民营企业家不再软弱妥协,奋起抗争,引发了社会震动,国内外报刊均有报道。蒋介石亦曾反思国营企业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制度未立,规划欠周,其中又以‘政企不分’最为关键”,提出政企分开,除了国防、重要公用事业及与国防相关重工业,均可民营。战后中国民营工业资本仅恢复到战前的78.6%,官僚资本则突增至战前的2.8倍,尾大不掉之势已成。由于民生凋敝,税收锐减,通胀加速,1947年,国民政府不得不改推国营企业民营化,试图挽救危局,但民营经济已无力回天。
没有政治民主,也不会有经济民主,国营企业腐败,民营企业衰败,这些弊端是一党专政体制所无法解决的。财政崩溃、民心思变和军事失利,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倾覆。■
章立凡:现代史学者
1945年10月31日,重庆106位民营企业家代表,身佩“请愿团”标志,游行到行政院向宋子文请愿,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抗战爆发前,中国民族工业多集中于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为了保存民族元气支援抗战,不使惨淡经营的产业沦于敌手,民营企业家们开始了中国工业史上的一次壮举。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将约600家民营工廠的设备、员工内迁到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保障了国家战时的军需民用。
据1936年的统计,中国民族工业资本(不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约为14.48亿元,为官僚资本的4.3倍;在工矿业中,民营资本是国营资本的5.68倍。抗战头三年间,后方民营工业投资超过了战前全国平均额。1939年以后,由于国民政府实行了错误的产业政策,片面扶持国营企业,后方工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的趋势。
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官僚资本从国家资本中蜕变而出,依仗特权驾御经济形势,化公为私,与民争利,大发国难财。到抗战后期,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已处于压倒性优势。通货膨胀、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国家资本和豪门权贵的压迫侵夺,令民营工业处境日艰。民营企业家们不甘坐以待毙,依托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等团体,不断与闻国是,参加宪政运动,呼吁“经济民主”。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忙于复员接收,军工订货大部停止。“胜利爆竹一响,工厂陆续关门”,很多民营厂家发不出工资,濒临破产境地。当局却将其视为累赘,不闻不问。
重庆“星五聚餐会”是大后方工商界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此时正酝酿着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暴。民营企业家们忍无可忍,决心联合抗争。他们要求参加政府对敌伪工矿业的接收和复员工作,要求继续订货并收购产品,要求发放紧急工贷以渡难关。他们要提醒当局:假定工商业全部崩溃,政府也决不能单独支持。
9月间,工业界代表胡厥文、胡西园、刘鸿生、李烛尘、吴羹梅等,就订货和工贷问题先后与经济部、财政部交涉,但两部互相推诿。10月初,他们又去行政院找院长宋子文,宋避而不见,派秘书长吴鼎昌接见。企业家们陈述了目前工业界的危机和挽救方法,呈上工业建国全盘计划建议书,但等到月底仍无回复。
10月31日,全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迁川工厂联合会联合召开会员大会,通过了《后方工业界对目前紧急情势宣言》,并决定派代表到行政院请愿。会后,请愿代表106人,在总指挥庄茂如带领下,游行到行政院向宋子文请愿。据吴羹梅回忆:宋子文接见代表时的第一句话是:“侬勿要‘三吓头’(上海话:你们不要虚张声势吓唬人)。”胡厥文陈述工业界的困难和要求后,宋很不耐烦地摆摆手:“你们的情况我都不知道,你们对我讲这些,等于对牛弹琴。”有代表揶揄说:“院长太客气了,中国人才无论怎样缺乏,也不至于要牛来当院长。”代表们列举了内迁工厂为抗战胜利所做的牺牲和贡献,力陈其在将来国家经济恢复和建设中的作用。宋无法辩解,称须等副院长翁文灏回来才能解决。
翁文灏返渝后向代表们提示:“这事需要委员长出面。”11月5日,胡厥文、胡西园、吴羹梅面见蒋介石,对解决困难提出九点具体建议。蒋一面听,一面用红笔在小本子上画着,偶尔说一声“好,好”。蒋担心发放大量工业贷款引起通货膨胀,吴羹梅解释说:这笔钱主要用在生产而不是消费上,不会刺激物价。蒋介石不置可否地又说了几个“好”。几天后,财政部通知全国工业协会总会,政府决定发放工业贷款50亿元。
被称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民营企业家不再软弱妥协,奋起抗争,引发了社会震动,国内外报刊均有报道。蒋介石亦曾反思国营企业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制度未立,规划欠周,其中又以‘政企不分’最为关键”,提出政企分开,除了国防、重要公用事业及与国防相关重工业,均可民营。战后中国民营工业资本仅恢复到战前的78.6%,官僚资本则突增至战前的2.8倍,尾大不掉之势已成。由于民生凋敝,税收锐减,通胀加速,1947年,国民政府不得不改推国营企业民营化,试图挽救危局,但民营经济已无力回天。
没有政治民主,也不会有经济民主,国营企业腐败,民营企业衰败,这些弊端是一党专政体制所无法解决的。财政崩溃、民心思变和军事失利,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倾覆。■
章立凡:现代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