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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领导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成为近年舆论热点。一如上世纪70年代末的“解放思想”，今天，它也可以从多种角度予以解读。从根本上说，解放思想意味着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例如，执政党就应彻底与“运动式”的思维方式说再见。
运动过去了吗？
有人用“运动治国”来概括改革开放以前的执政方式。一连串“运动”,结果形成了一套与“运动”相适应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整个中国似乎一直处于运动之中，每个人都成了“运动员”。
1949年后的近30年里，中国实验了一种“运动版”或“斗争版”的“社会主义”。今天看来，这种实验不仅不成功，而且误国害民。正如贫穷、平均不是社会主义一样，“运动”和“斗争”也不是社会主义，和谐、安康才是社会主义。
看过上世纪80年代谢晋执导的电影《芙蓉镇》就会明白，芙蓉镇上的风风雨雨完全是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的缩影。靠运动起家、靠运动吃饭的“运动疯子”王秋赦在午夜敲着破锣，嘶哑着嗓门叫嚷“运动了，运动了”的场景，让劫后余生的人们听了依然毛骨悚然。
1978年中国宣告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重新审视国际社会，重新定位自己，明白了“解放全人类需要首先解放自己”的道理，坚持和积极推行务实的改革开放政策，从而改变了执政的方针路线，逐渐告别了“运动时代”。
然而，“运动”后遗症并未彻底根治，依然会不时发作。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而推出的“严打”、“扫黄打非”和各类清剿活动，针对腐败问题展开的各种思想教育运动，为推进某项工作的进展而掀起的各种检查评估活动等等，似乎都带有明显的运动式思维痕迹。就连种树扫大街这样的活动，也要领导一行浩浩荡荡、媒体炒作轰轰烈烈……
没理由怀疑每一场“运动”的初衷，但良苦用心一旦变成某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就可能演变成为一场政务运动。建设新农村民心所向，势在必行，中央提出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可一些地方不顾自身条件，大搞形象工程，非要农民在路边拆迁改建，扒旧房、盖新房，拆平房、建楼房，要求农家厕所贴瓷砖、门口建喷泉，结果，“只见新房子，不见新农村”，“城镇化”的好处没体现，反让农民背了一身债。用“大跃进”方式搞新农村建设，无视农村实际，搞“样板工程”、“达标工程”、“限时工程”和“指标工程”，不是再次警示我们“运动”其实仍离我们不远么？
告别运动式思维
运动惯了，就成为一种定式。运动治国模式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最早，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出于革命活动（包括军事战争等行动）的需要，将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统一行动的“群众路线”视为革命行动的基本方式；后来，便演变成为惯常的手段和经验，甚至成为经典信条，以至于从制度安排到政策手段选择等诸方面自觉不自觉地贯彻运动原则。
客观而言，“运动式”管理并非一无是处，它的优势主要体现为自上而下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特别在非常时期，这种优势表现得最为显著,通过突击行动，可以获得“短平快”效应。但是，作为一种管理手段或方式，“运动式”管理存在明显弊端，如行政成本高、治理效果差、背离法治原则、滋生官僚作风等。作为一种治国理念，“运动式管理”与某种“左”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往往挑战经验与传统，甚至摧毁文明律则，给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转变执政思维的三条路径
告别运动式管理，远离运动型社会，首先要清理思想观念中的陈年积垢，从根本上告别运动式思维方式。
“运动式”思维是一种“革命式”思维，它以矛盾斗争观念、绝对主义、一元主义为哲学基础，以政府（精英）主导、群众性社会动员、单一化管理目标、“一刀切”式的简单化管理手段、突击式管理效应为特征。它假设世界是矛盾的，矛盾是对立的，这种对立可以归结为“真理”和“谬误”、“正确”和“错误”的斗争；掌握绝对真理的人，具有前瞻性和道德优越性，可以通过启发、灌输、教育和动员，促进人们去接受真理，规划未来。
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运动式”对人类理性能力（说到底是领袖的个人理性能力）充满自信，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坚信不仅一切制度安排可以精心设计，且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式、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人的一切需求之满足也可以周密计划，凭借某种理想的规划和方案，通过精心组织和周密安排，再加上正确领导，任何人都可以变成一代新人，改天换地，无往而不胜。
“运动式”思维对“集体理性”充满信心，相信甚至迷恋集体智慧和集体优势，认为集团规模越大越好，整齐划一优于个性化和多样化。因此，在组织管理方面，“一大二公”、步调一致成为理想的追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现代化的进展，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地调适自我的角色。作为执政党，它不仅是某一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整个社会利益的协调者。在把利益多元诉求视为合理存在、把实现自下而上的社会自主要求与自治行为视为优先安排、把实施服务型政府管理作为持久目标的前提下，与“运动式”管理模式决裂是必然的。
告别“运动式”管理，就要与“运动式”思维诀别。那就意味着，要彻底摒弃阶级斗争、绝对主义、一元主义观念；要深刻反省和充分估计人的计划设计之理性能力的不足；要重新定位执政党的角色，塑造全新的执政理念。
有人说，对中共来讲，转变执政思维有三条路径：一是从革命党思维转变到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思维上来；二是由强制运动式思维，转变到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执政思维上来；三是由依附型家长式集权的“一元化”思维，转变到民主参与式执政思维上来。这话不无道理。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政治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运动过去了吗？
有人用“运动治国”来概括改革开放以前的执政方式。一连串“运动”,结果形成了一套与“运动”相适应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整个中国似乎一直处于运动之中，每个人都成了“运动员”。
1949年后的近30年里，中国实验了一种“运动版”或“斗争版”的“社会主义”。今天看来，这种实验不仅不成功，而且误国害民。正如贫穷、平均不是社会主义一样，“运动”和“斗争”也不是社会主义，和谐、安康才是社会主义。
看过上世纪80年代谢晋执导的电影《芙蓉镇》就会明白，芙蓉镇上的风风雨雨完全是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的缩影。靠运动起家、靠运动吃饭的“运动疯子”王秋赦在午夜敲着破锣，嘶哑着嗓门叫嚷“运动了，运动了”的场景，让劫后余生的人们听了依然毛骨悚然。
1978年中国宣告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重新审视国际社会，重新定位自己，明白了“解放全人类需要首先解放自己”的道理，坚持和积极推行务实的改革开放政策，从而改变了执政的方针路线，逐渐告别了“运动时代”。
然而，“运动”后遗症并未彻底根治，依然会不时发作。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而推出的“严打”、“扫黄打非”和各类清剿活动，针对腐败问题展开的各种思想教育运动，为推进某项工作的进展而掀起的各种检查评估活动等等，似乎都带有明显的运动式思维痕迹。就连种树扫大街这样的活动，也要领导一行浩浩荡荡、媒体炒作轰轰烈烈……
没理由怀疑每一场“运动”的初衷，但良苦用心一旦变成某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就可能演变成为一场政务运动。建设新农村民心所向，势在必行，中央提出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可一些地方不顾自身条件，大搞形象工程，非要农民在路边拆迁改建，扒旧房、盖新房，拆平房、建楼房，要求农家厕所贴瓷砖、门口建喷泉，结果，“只见新房子，不见新农村”，“城镇化”的好处没体现，反让农民背了一身债。用“大跃进”方式搞新农村建设，无视农村实际，搞“样板工程”、“达标工程”、“限时工程”和“指标工程”，不是再次警示我们“运动”其实仍离我们不远么？
告别运动式思维
运动惯了，就成为一种定式。运动治国模式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最早，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出于革命活动（包括军事战争等行动）的需要，将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统一行动的“群众路线”视为革命行动的基本方式；后来，便演变成为惯常的手段和经验，甚至成为经典信条，以至于从制度安排到政策手段选择等诸方面自觉不自觉地贯彻运动原则。
客观而言，“运动式”管理并非一无是处，它的优势主要体现为自上而下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特别在非常时期，这种优势表现得最为显著,通过突击行动，可以获得“短平快”效应。但是，作为一种管理手段或方式，“运动式”管理存在明显弊端，如行政成本高、治理效果差、背离法治原则、滋生官僚作风等。作为一种治国理念，“运动式管理”与某种“左”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往往挑战经验与传统，甚至摧毁文明律则，给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转变执政思维的三条路径
告别运动式管理，远离运动型社会，首先要清理思想观念中的陈年积垢，从根本上告别运动式思维方式。
“运动式”思维是一种“革命式”思维，它以矛盾斗争观念、绝对主义、一元主义为哲学基础，以政府（精英）主导、群众性社会动员、单一化管理目标、“一刀切”式的简单化管理手段、突击式管理效应为特征。它假设世界是矛盾的，矛盾是对立的，这种对立可以归结为“真理”和“谬误”、“正确”和“错误”的斗争；掌握绝对真理的人，具有前瞻性和道德优越性，可以通过启发、灌输、教育和动员，促进人们去接受真理，规划未来。
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运动式”对人类理性能力（说到底是领袖的个人理性能力）充满自信，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坚信不仅一切制度安排可以精心设计，且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式、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人的一切需求之满足也可以周密计划，凭借某种理想的规划和方案，通过精心组织和周密安排，再加上正确领导，任何人都可以变成一代新人，改天换地，无往而不胜。
“运动式”思维对“集体理性”充满信心，相信甚至迷恋集体智慧和集体优势，认为集团规模越大越好，整齐划一优于个性化和多样化。因此，在组织管理方面，“一大二公”、步调一致成为理想的追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现代化的进展，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地调适自我的角色。作为执政党，它不仅是某一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整个社会利益的协调者。在把利益多元诉求视为合理存在、把实现自下而上的社会自主要求与自治行为视为优先安排、把实施服务型政府管理作为持久目标的前提下，与“运动式”管理模式决裂是必然的。
告别“运动式”管理，就要与“运动式”思维诀别。那就意味着，要彻底摒弃阶级斗争、绝对主义、一元主义观念；要深刻反省和充分估计人的计划设计之理性能力的不足；要重新定位执政党的角色，塑造全新的执政理念。
有人说，对中共来讲，转变执政思维有三条路径：一是从革命党思维转变到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思维上来；二是由强制运动式思维，转变到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执政思维上来；三是由依附型家长式集权的“一元化”思维，转变到民主参与式执政思维上来。这话不无道理。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政治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