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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前，一支由台湾同胞独立组成的抗日义勇队，在台湾光复运动先躯李友邦将军的带领下，胸怀“保卫祖国，光复台湾”之爱国信念，积极投身祖国抗战之神圣大业，其斗争足迹遍及浙赣闽皖等地，影响远及东南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台湾回归祖国做出了突出贡献。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我们横穿三省七个城市，沿着当年台湾义勇队留下的足迹，寻访和记录他们为祖国为人民所立下的不可磨灭的伟大业绩。
金华：台湾义勇队的诞生地
金华，当年浙江政治文化中心，抗日斗争前哨。1939年初，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带领30多位台胞来到这里，在市区原酒坊巷80号正式成立了台湾义勇队，同时成立的还有台湾少年团。此后7年，台湾义勇队逐渐发展成为台胞参加祖国抗日斗争中人数最多、活动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抗日团体。
台湾义勇队的影响在短时间里迅速扩大，到1940年3月，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批准台湾义勇队的合法身份，正式委任李友邦为少将队长。著名民主人士郭沫若、李济深、邵力子均为台湾义勇队刊物《台湾先锋》题词，进一步扩大了台湾义勇队的影响与知名度。
“台湾义勇队当年在金华主要开展了四方面的工作。”原金华市台办主任、台湾义勇队史料研究专家金振林向记者介绍说：“第一，对敌政治工作。义勇队成员熟悉日语，他们利用语言上的便利，翻译日军文件，审讯并教育俘虏，深入敌伪组织获取情报等。第二，医药救护工作。1939年，台湾义勇队在金华成立抗战时期第一家医院，之后，又相继在衢州、兰溪、建阳成立了3家医院，军人、出征家属及贫苦民众一律免费。此外，他们还开展了生产报国和巡回宣传工作。”
一直到1942年金华沦陷，台湾义勇队回到福建，继续坚持抗日工作。
为了纪念台湾义勇队在金华的抗日功绩，金华市人民政府于2006年在原来“台湾医院”的旧址，建起了“台湾义勇队纪念馆”。
台湾义勇队纪念馆，是目前中国唯一的有关台湾人民有组织参加祖国大陆抗战的历史遗存，馆内有义勇队创始人李友邦将军的铜像。该馆分2个展厅，展出老照片60余张，书画、文件、徽章及军用品、队员生活用品和墓碑及铜像等文物近百件，再现了当年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的战斗与生活。这些历史遗物，大多是当年的义勇队老队员、少年团老团员捐赠的。最近刚刚去世的李友邦将军的夫人严秀君女士曾经邀请台湾领导人马英九为该馆题写了馆名。据了解，这是马英九在大陆的唯一题词。此外，纪念馆还收藏有汪道涵、连战等人的题词。该馆2014年成功入选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场馆、遗址名录，这也是名录中唯一涉台的抗日遗址。
台湾义勇队纪念馆目前每年要接待5千多名参观者，其中不乏来自台湾的客人。采访这天下午，恰好有一个两岸学生参访团来参观。
来自台湾大仁科技大学的副教授邱俊彦对记者说，这些年，大陆发展很快，机会无限。他希望通过参观交流，让同学们多了解大陆，让自己的所学能够有更广大的发挥空间。更重要的是，让两岸青年间的距离能够再拉近一点，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大仁科技大学的同学们表示，在台湾的中学课本上已经了解到李友邦将军，非常开心能够在这次旅程中通过参观台湾义勇队纪念馆，了解到台湾义勇队在祖国的土地上，和大陆同胞一道为了共同的抗日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光辉业绩。
武夷山：值得铭记的一页历史
福建省武夷山市是当年台胞在祖国大陆的主要聚居地，也是当年李友邦将军带领台胞前往浙江金华组建台湾义勇队的前站。2006年，福建档案馆编辑出版《台湾义勇队档案》一书，其中大部分史料来自武夷山市档案馆。
档案馆余良生馆长介绍说，1938年前后，在福建省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大约有台胞400多人，一部分人从事垦荒种地，另一部分懂得医术和樟脑制作技术的人则在当地的樟脑厂和医疗队工作。
在采访过程中，余馆长为记者搬来了全部4本民国时期的台胞和台湾义勇队档案。面对装订整齐的一页页发黄的民国老档案，记者如获至宝，里面的不少纪录都佐证了前期的采访内容。
在翻阅台胞参加义勇队的相关档案时，有了重要的发现。其中有一封由台胞曾慧英于1940年2月11日呈报给当时崇安县政府刘超然县长要求加入台湾义勇队的申请书。余馆长逐句念道：“窃氏年39岁，前因倭奴搅乱祖国以致奉命集中到崇以来经过年余，辗转维难，愤气填胸全无泄发。当此抗战时期忍吞声色，幸得浙金义勇队实现，氏得此机会誓于前方效力，听候吾国政府发落否得该队救护工作，氏之目的可达，情出至诚不已沥情。”另有一封台湾义勇队少年团于1940年6月26日到崇安开展抗战宣传活动并进一步扩大组织而发出的邀请函，“我们是一群台湾的小朋友，不甘忍受敌人的压迫，在困难中逃出了虎口，跟随我们的父兄，帮助祖国做各种宣传救亡的工作”
事实证明，75年前，在大陆的这群台湾同胞，在生活困难的情况下，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积极发挥所长，通过开展医疗服务、生产樟脑制品等手段辛勤谋生。在李友邦来到崇安县招募台湾义勇队队员之后，他们又踊跃报名加入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为祖国抗战服务。今天，他们当年曾经亲笔写下的信笺已经成为珍贵的档案，那字里行间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和对祖国家园血浓于水的深情，让大家为之动容，肃然起敬。
当时的大陆，从政府到民间，都对这支力量给予毫无保留的“热烈爱护与赞助”。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支力量，是为了“拥护祖国抗战胜利台湾革命成功”而凝聚在祖国周围的骨肉同胞，在他们的血液中，时时流淌着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伟大精神，这与大陆的抗战军民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
这珍贵的老档案，掀开了此前鲜为人知的历史一页，也是对当前“台独”势力妄图抹杀台湾同胞与祖国的血肉联系的狂妄行径的有力回击。 在武夷山采访期间，当地县志办同志告诉记者，现武夷山区仍保留一处当年台湾义勇队少年团书写的抗日标语。当年台湾义勇队少年团指导员、目前仍健在的黄中一带领台湾少年团写的标语—“打倒日寇，保我中华。1940年7月3日”。火红色的油漆后面，依稀可见当年赭红色的痕迹。这样的红色，让人联想到，当年的黄中一和孩子们，一定有着一颗热爱祖国的火热的心。
在当年的严酷斗争环境中，10岁左右的孩子们同他们的父母一样，胸中满是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在李友邦将军的关心和带领下，刻苦学习，迅速成长，用他们在台湾义勇队少年团的实际行动，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龙岩：为了不被忘却的纪念
在整个闽西的寻访过程中，正当雨季，经常是早上刚出门还是火辣辣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可中午到了山中就风云突变，大雨骤至，整个山色云蒸雾罩，在龙岩的寻访也是如此。
采访那天，天下着大雨，大家在雨中艰难前行，目的地是位于距龙岩市50公里远的龙崆洞。
龙崆洞，既是形成于近三亿年前地壳运动的喀斯特地貌的天然遗址公园，又是一个承载了神秘的易经文化、英雄传奇的历史画卷。据《太平天国志》记载，其支洞“大王洞”与太平军将领李世贤深有渊源。然而，在洞口，这一切传说早都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波而去，吸引大家的是洞口上方的题词。在强光手电照射下，依稀能辨认出上面写着“：中央直属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1944年12月”字样以及12人签名。导游说，此字迹经过专家考证，系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龙岩的台湾义勇队队员所题。
台湾义勇队1942年10月移驻龙岩城，至抗战胜利后撤至台湾，这些字迹是当时副总队长张士德及区队长陈唯奋率领10名队员在龙崆洞留下的印记。这是为了不被忘却的纪念，把民族的尊严、正义的声音、国民的自信化成无声的寥寥数语，留给后人以警示。人们完全有理由想象在艰难的斗争环境下，在这样一个山洞里，12位义勇军壮士面对大自然的恩赐，面对美景如画的大好河山，心情是何等豪迈。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时，副总队长张士德率先从台湾海峡登上台湾宝岛，成为首批进入台湾接收国土的人。抗战胜利后，台湾抗日义勇军在台面临着艰难的接收任务，军情复杂，一方面要面临负隅顽抗的日军，一方面要周旋于国民党嫡系的排挤，但最终还是被国民党当局解散，甚至被罗织罪名，投入牢狱。台湾至今仍然健在的10多位老队员，每每提及此事，无不声泪俱下。而在这些老队员的心中，龙崆洞俨然成为心中的圣物，永生永世不能抹去。
厦门：挥剑鹭岛，三次突袭
台湾义勇队在军事上有过3次壮举，都发生在福建厦门，时间大约在1942年6、7月间。采访组这次到厦门，主要想了解台湾义勇队这方面的情况。经过前期工作，厦门三处遗址只找到了一处，这就是原日军厦门总部所在地“兴亚院”。
原厦门博物馆负责人、人称厦门“活地图”的龚洁介绍说，这座看上去极具异国情调的小楼建于1939年，原本有三座，为兴亚院第一任“总务部”部长渡部繁四所建，建筑风格属于日本现代建筑风格。而所谓“兴亚院”，是抗战时期日本内阁设立的专门负责处理侵华事宜的机构。兴亚院厦门联络部，是当时日军统治厦门和汕头的最高机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驻厦日军最后一位司令官原田清一海军中将在投降书上签字，兴亚院作为日军厦门总部的历史宣告结束，被随后的国民政府的某个部门进驻。解放后，这里一度成为机关大楼。原本小院大铁门上两个象征日本兴亚计划的“亚”字，改为五角星。文革后，机关迁离成为厦门日报广告部的办公场所。
如今，这座灰色小楼是一个在建工程的项目部办公地，本身已与周围的高楼大厦显得格格不入。该项目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项目建成后指挥部将撤走，并不知道今后会做什么用。
在龚洁的热情介绍下，我们详尽了解了当时台湾义勇队在厦门的抗战历史。
1942年浙赣会战后，李友邦率台湾义勇队撤出浙江转战福建，10月，进驻福建龙岩。此后，台湾义勇队在军事上有过3次壮举。19 42年6月17日，台湾省被日本占据47周年时，台湾义勇队在厦门对日军总部兴亚院发动武装突击。这天深夜，散布各个预定地点的突击队员迅速集中到兴亚院附近，随着一声令下，突击队员迅速向兴亚院投掷数百枚手榴弹，强烈的爆炸瞬间使兴亚院内一片狼藉，震天的爆炸声把日本侵略者从梦中惊醒，他们匆忙调集人员前往兴亚院救火。在混乱中，隐蔽在各个角落的队员们把早已准备好的各种抗日传单，散发在厦门的大街小巷。厦门民众奔走相告，抗日武装已经进攻被日本人视为坚固堡垒的厦门，日本强盗的末日即将来到。
之后，台湾义勇队于当年6月30日在厦门虎头山炸了日军的海军油库；7月1日，在厦门日伪政府成立3周年的庆祝会场上，爆炸了数十枚手榴弹，当场炸死日伪军数十名，给日伪军的心理造成极大震慑。
突袭厦门的成功，鼓舞了台湾义勇队的士气。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光复，李友邦十分振奋。他对台湾青年们说，“我们为了不当日本顺民而在大陆度过了20年的流浪生活，饱尝了人生的甜酸苦辣而幸存下来，今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爱国的台湾同胞，堂堂正正地回家乡见父老兄弟了。”回台湾前夕，李友邦在厦门南普陀后山巨石上写下“复疆”两个遒劲的大字。
同安：英雄故里话英雄
这次采访的最后一站，是台湾义勇队创始人李友邦将军的故里—厦门集美侨英街道兑山社区。
侨英街道总面积18.4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35万人，地处集美同安经济带。兑山社区是新兴小区，环境优美，秩序井然。侨英街道办事处主任林声群女士带领着兑山社区老人会的几位李姓老者，在等待记者的到来。
兑山社区是李友邦的祖居地。李友邦的先祖大约在100多年前由此迁居到台北芦洲。当地李氏宗亲会秘书长李福英介绍说，李友邦原名李肇基，1906年4月出生于台北县芦洲乡李氏望族之家。1918年李友邦小学毕业后考入台北师范学校，在学期间加入蒋渭水等抗日先驱所领导的“台湾文化协会”，积极参加反日活动。1924年3月，李友邦与林木顺、林添进等人袭击台北新起警察派出所，遭到日本殖民当局通缉，他连夜逃离台湾来到祖国大陆，同年4月赴广州，9月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就读。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爆发，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李友邦指出：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 1939年他在浙江金华组建“台湾义勇队”及“台湾少年团”，同年10月国民政府正式委任其担任“台湾义勇队”队长兼“台湾少年团”团长，并晋阶为陆军少将。1943年开罗会议召开，确定日本应将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台湾义勇队扩大编制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升任中将总队长。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台湾义勇队成员返回台湾。1952年李友邦将军在台湾白色恐怖中遇害，年仅47岁。
街道办事处主任林声群透露，兑山社区新建了一个公园，树木繁盛，环境优美。目前街道办事处准备向上级申请，将该公园建设成为李友邦主题公园，树立李友邦铜像，以纪念这位从兑山走出去的李氏精英。她还介绍说，在公园旁边，有部队、学校，她想通过设立李友邦主体公园，让一批又一批的部队青年官兵，将李友邦的精神宏扬到全国各地；让从兑山走出去的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牢记先辈业绩，成为李友邦爱国精神的宣传者和接班人。
70年前，在这片土地上两岸同胞团结一心，携手抗敌；70年后，两岸同胞更应该同心同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金华：台湾义勇队的诞生地
金华，当年浙江政治文化中心，抗日斗争前哨。1939年初，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带领30多位台胞来到这里，在市区原酒坊巷80号正式成立了台湾义勇队，同时成立的还有台湾少年团。此后7年，台湾义勇队逐渐发展成为台胞参加祖国抗日斗争中人数最多、活动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抗日团体。
台湾义勇队的影响在短时间里迅速扩大，到1940年3月，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批准台湾义勇队的合法身份，正式委任李友邦为少将队长。著名民主人士郭沫若、李济深、邵力子均为台湾义勇队刊物《台湾先锋》题词，进一步扩大了台湾义勇队的影响与知名度。
“台湾义勇队当年在金华主要开展了四方面的工作。”原金华市台办主任、台湾义勇队史料研究专家金振林向记者介绍说：“第一，对敌政治工作。义勇队成员熟悉日语，他们利用语言上的便利，翻译日军文件，审讯并教育俘虏，深入敌伪组织获取情报等。第二，医药救护工作。1939年，台湾义勇队在金华成立抗战时期第一家医院，之后，又相继在衢州、兰溪、建阳成立了3家医院，军人、出征家属及贫苦民众一律免费。此外，他们还开展了生产报国和巡回宣传工作。”
一直到1942年金华沦陷，台湾义勇队回到福建，继续坚持抗日工作。
为了纪念台湾义勇队在金华的抗日功绩，金华市人民政府于2006年在原来“台湾医院”的旧址，建起了“台湾义勇队纪念馆”。
台湾义勇队纪念馆，是目前中国唯一的有关台湾人民有组织参加祖国大陆抗战的历史遗存，馆内有义勇队创始人李友邦将军的铜像。该馆分2个展厅，展出老照片60余张，书画、文件、徽章及军用品、队员生活用品和墓碑及铜像等文物近百件，再现了当年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的战斗与生活。这些历史遗物，大多是当年的义勇队老队员、少年团老团员捐赠的。最近刚刚去世的李友邦将军的夫人严秀君女士曾经邀请台湾领导人马英九为该馆题写了馆名。据了解，这是马英九在大陆的唯一题词。此外，纪念馆还收藏有汪道涵、连战等人的题词。该馆2014年成功入选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场馆、遗址名录，这也是名录中唯一涉台的抗日遗址。
台湾义勇队纪念馆目前每年要接待5千多名参观者，其中不乏来自台湾的客人。采访这天下午，恰好有一个两岸学生参访团来参观。
来自台湾大仁科技大学的副教授邱俊彦对记者说，这些年，大陆发展很快，机会无限。他希望通过参观交流，让同学们多了解大陆，让自己的所学能够有更广大的发挥空间。更重要的是，让两岸青年间的距离能够再拉近一点，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大仁科技大学的同学们表示，在台湾的中学课本上已经了解到李友邦将军，非常开心能够在这次旅程中通过参观台湾义勇队纪念馆，了解到台湾义勇队在祖国的土地上，和大陆同胞一道为了共同的抗日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光辉业绩。
武夷山：值得铭记的一页历史
福建省武夷山市是当年台胞在祖国大陆的主要聚居地，也是当年李友邦将军带领台胞前往浙江金华组建台湾义勇队的前站。2006年，福建档案馆编辑出版《台湾义勇队档案》一书，其中大部分史料来自武夷山市档案馆。
档案馆余良生馆长介绍说，1938年前后，在福建省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大约有台胞400多人，一部分人从事垦荒种地，另一部分懂得医术和樟脑制作技术的人则在当地的樟脑厂和医疗队工作。
在采访过程中，余馆长为记者搬来了全部4本民国时期的台胞和台湾义勇队档案。面对装订整齐的一页页发黄的民国老档案，记者如获至宝，里面的不少纪录都佐证了前期的采访内容。
在翻阅台胞参加义勇队的相关档案时，有了重要的发现。其中有一封由台胞曾慧英于1940年2月11日呈报给当时崇安县政府刘超然县长要求加入台湾义勇队的申请书。余馆长逐句念道：“窃氏年39岁，前因倭奴搅乱祖国以致奉命集中到崇以来经过年余，辗转维难，愤气填胸全无泄发。当此抗战时期忍吞声色，幸得浙金义勇队实现，氏得此机会誓于前方效力，听候吾国政府发落否得该队救护工作，氏之目的可达，情出至诚不已沥情。”另有一封台湾义勇队少年团于1940年6月26日到崇安开展抗战宣传活动并进一步扩大组织而发出的邀请函，“我们是一群台湾的小朋友，不甘忍受敌人的压迫，在困难中逃出了虎口，跟随我们的父兄，帮助祖国做各种宣传救亡的工作”
事实证明，75年前，在大陆的这群台湾同胞，在生活困难的情况下，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积极发挥所长，通过开展医疗服务、生产樟脑制品等手段辛勤谋生。在李友邦来到崇安县招募台湾义勇队队员之后，他们又踊跃报名加入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为祖国抗战服务。今天，他们当年曾经亲笔写下的信笺已经成为珍贵的档案，那字里行间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和对祖国家园血浓于水的深情，让大家为之动容，肃然起敬。
当时的大陆，从政府到民间，都对这支力量给予毫无保留的“热烈爱护与赞助”。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支力量，是为了“拥护祖国抗战胜利台湾革命成功”而凝聚在祖国周围的骨肉同胞，在他们的血液中，时时流淌着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伟大精神，这与大陆的抗战军民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
这珍贵的老档案，掀开了此前鲜为人知的历史一页，也是对当前“台独”势力妄图抹杀台湾同胞与祖国的血肉联系的狂妄行径的有力回击。 在武夷山采访期间，当地县志办同志告诉记者，现武夷山区仍保留一处当年台湾义勇队少年团书写的抗日标语。当年台湾义勇队少年团指导员、目前仍健在的黄中一带领台湾少年团写的标语—“打倒日寇，保我中华。1940年7月3日”。火红色的油漆后面，依稀可见当年赭红色的痕迹。这样的红色，让人联想到，当年的黄中一和孩子们，一定有着一颗热爱祖国的火热的心。
在当年的严酷斗争环境中，10岁左右的孩子们同他们的父母一样，胸中满是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在李友邦将军的关心和带领下，刻苦学习，迅速成长，用他们在台湾义勇队少年团的实际行动，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龙岩：为了不被忘却的纪念
在整个闽西的寻访过程中，正当雨季，经常是早上刚出门还是火辣辣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可中午到了山中就风云突变，大雨骤至，整个山色云蒸雾罩，在龙岩的寻访也是如此。
采访那天，天下着大雨，大家在雨中艰难前行，目的地是位于距龙岩市50公里远的龙崆洞。
龙崆洞，既是形成于近三亿年前地壳运动的喀斯特地貌的天然遗址公园，又是一个承载了神秘的易经文化、英雄传奇的历史画卷。据《太平天国志》记载，其支洞“大王洞”与太平军将领李世贤深有渊源。然而，在洞口，这一切传说早都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波而去，吸引大家的是洞口上方的题词。在强光手电照射下，依稀能辨认出上面写着“：中央直属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1944年12月”字样以及12人签名。导游说，此字迹经过专家考证，系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龙岩的台湾义勇队队员所题。
台湾义勇队1942年10月移驻龙岩城，至抗战胜利后撤至台湾，这些字迹是当时副总队长张士德及区队长陈唯奋率领10名队员在龙崆洞留下的印记。这是为了不被忘却的纪念，把民族的尊严、正义的声音、国民的自信化成无声的寥寥数语，留给后人以警示。人们完全有理由想象在艰难的斗争环境下，在这样一个山洞里，12位义勇军壮士面对大自然的恩赐，面对美景如画的大好河山，心情是何等豪迈。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时，副总队长张士德率先从台湾海峡登上台湾宝岛，成为首批进入台湾接收国土的人。抗战胜利后，台湾抗日义勇军在台面临着艰难的接收任务，军情复杂，一方面要面临负隅顽抗的日军，一方面要周旋于国民党嫡系的排挤，但最终还是被国民党当局解散，甚至被罗织罪名，投入牢狱。台湾至今仍然健在的10多位老队员，每每提及此事，无不声泪俱下。而在这些老队员的心中，龙崆洞俨然成为心中的圣物，永生永世不能抹去。
厦门：挥剑鹭岛，三次突袭
台湾义勇队在军事上有过3次壮举，都发生在福建厦门，时间大约在1942年6、7月间。采访组这次到厦门，主要想了解台湾义勇队这方面的情况。经过前期工作，厦门三处遗址只找到了一处，这就是原日军厦门总部所在地“兴亚院”。
原厦门博物馆负责人、人称厦门“活地图”的龚洁介绍说，这座看上去极具异国情调的小楼建于1939年，原本有三座，为兴亚院第一任“总务部”部长渡部繁四所建，建筑风格属于日本现代建筑风格。而所谓“兴亚院”，是抗战时期日本内阁设立的专门负责处理侵华事宜的机构。兴亚院厦门联络部，是当时日军统治厦门和汕头的最高机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驻厦日军最后一位司令官原田清一海军中将在投降书上签字，兴亚院作为日军厦门总部的历史宣告结束，被随后的国民政府的某个部门进驻。解放后，这里一度成为机关大楼。原本小院大铁门上两个象征日本兴亚计划的“亚”字，改为五角星。文革后，机关迁离成为厦门日报广告部的办公场所。
如今，这座灰色小楼是一个在建工程的项目部办公地，本身已与周围的高楼大厦显得格格不入。该项目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项目建成后指挥部将撤走，并不知道今后会做什么用。
在龚洁的热情介绍下，我们详尽了解了当时台湾义勇队在厦门的抗战历史。
1942年浙赣会战后，李友邦率台湾义勇队撤出浙江转战福建，10月，进驻福建龙岩。此后，台湾义勇队在军事上有过3次壮举。19 42年6月17日，台湾省被日本占据47周年时，台湾义勇队在厦门对日军总部兴亚院发动武装突击。这天深夜，散布各个预定地点的突击队员迅速集中到兴亚院附近，随着一声令下，突击队员迅速向兴亚院投掷数百枚手榴弹，强烈的爆炸瞬间使兴亚院内一片狼藉，震天的爆炸声把日本侵略者从梦中惊醒，他们匆忙调集人员前往兴亚院救火。在混乱中，隐蔽在各个角落的队员们把早已准备好的各种抗日传单，散发在厦门的大街小巷。厦门民众奔走相告，抗日武装已经进攻被日本人视为坚固堡垒的厦门，日本强盗的末日即将来到。
之后，台湾义勇队于当年6月30日在厦门虎头山炸了日军的海军油库；7月1日，在厦门日伪政府成立3周年的庆祝会场上，爆炸了数十枚手榴弹，当场炸死日伪军数十名，给日伪军的心理造成极大震慑。
突袭厦门的成功，鼓舞了台湾义勇队的士气。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光复，李友邦十分振奋。他对台湾青年们说，“我们为了不当日本顺民而在大陆度过了20年的流浪生活，饱尝了人生的甜酸苦辣而幸存下来，今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爱国的台湾同胞，堂堂正正地回家乡见父老兄弟了。”回台湾前夕，李友邦在厦门南普陀后山巨石上写下“复疆”两个遒劲的大字。
同安：英雄故里话英雄
这次采访的最后一站，是台湾义勇队创始人李友邦将军的故里—厦门集美侨英街道兑山社区。
侨英街道总面积18.4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35万人，地处集美同安经济带。兑山社区是新兴小区，环境优美，秩序井然。侨英街道办事处主任林声群女士带领着兑山社区老人会的几位李姓老者，在等待记者的到来。
兑山社区是李友邦的祖居地。李友邦的先祖大约在100多年前由此迁居到台北芦洲。当地李氏宗亲会秘书长李福英介绍说，李友邦原名李肇基，1906年4月出生于台北县芦洲乡李氏望族之家。1918年李友邦小学毕业后考入台北师范学校，在学期间加入蒋渭水等抗日先驱所领导的“台湾文化协会”，积极参加反日活动。1924年3月，李友邦与林木顺、林添进等人袭击台北新起警察派出所，遭到日本殖民当局通缉，他连夜逃离台湾来到祖国大陆，同年4月赴广州，9月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就读。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爆发，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李友邦指出：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 1939年他在浙江金华组建“台湾义勇队”及“台湾少年团”，同年10月国民政府正式委任其担任“台湾义勇队”队长兼“台湾少年团”团长，并晋阶为陆军少将。1943年开罗会议召开，确定日本应将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台湾义勇队扩大编制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升任中将总队长。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台湾义勇队成员返回台湾。1952年李友邦将军在台湾白色恐怖中遇害，年仅47岁。
街道办事处主任林声群透露，兑山社区新建了一个公园，树木繁盛，环境优美。目前街道办事处准备向上级申请，将该公园建设成为李友邦主题公园，树立李友邦铜像，以纪念这位从兑山走出去的李氏精英。她还介绍说，在公园旁边，有部队、学校，她想通过设立李友邦主体公园，让一批又一批的部队青年官兵，将李友邦的精神宏扬到全国各地；让从兑山走出去的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牢记先辈业绩，成为李友邦爱国精神的宣传者和接班人。
70年前，在这片土地上两岸同胞团结一心，携手抗敌；70年后，两岸同胞更应该同心同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