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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庸之道”这四个字从美国金融业者、“指数基金之父”约翰·博格笔下涌出时，既让人意外，也觉在情理之中。
意外是因为，“中庸之道”似乎是中国智慧、东方智慧，而金融业则给人多贪婪鲜美德的观感。情理之中，一是大道至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人想得到，别国人也想得到；二是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恰是因为金融这个行当欲望横溢、机巧盛行，才更容易出现向不偏之中、不易之庸回归的呐喊。
博格在《足够》一书中，以批判视角所呈现出的美国经济、社会的问题，自然是美国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却也提供了一面反求诸己的镜子，因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而且，博格还提供了一套审视之法，一些洞察危机的窗口。我们可以借此去望闻问切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国家是否隐伏着危机，从而未雨绸缪。
宋代理学家程颐讲，“不偏之谓中”。那么，什么是不偏？就是公平、公道。但是，美国金融市场上，从业者的所得与他们创造的价值却出现了严重的偏离。
“复利是世界第八大奇迹”，这句话大概是金融产品推介者开场的标配。但是，很少人会讲，收益固然循复利而变，成本亦然。例如，博格举例说，假如股票（或养老金）的名义年化收益率为11%，50年前的1000元本金在50年后可达18.46万元，然而，扣除保守估计每年2%的费率，最终价值便降到7.44万元，如需缴纳1.5%的所得税，则又降至3.7万元，再考虑到年均4.1%的通胀率，最后的价值是5 300元。“复利收益的魔法就这样被复利成本摧毁了。”
投资者输了，但金融业却赢了，因为不管投资者是赚钱，还是亏钱，给金融机构的费用却是不能少的。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行业的利润是最高的，甚至比排在之后很多行业利润的总额还要多。而且，它还像黑洞一样吸引着一茬又一茬优秀的年轻人入局，更富成效地销售，让马太效应的车轮转得更快，雪球滚得更大，最终让收入和价值的背离越来越大。
另一种现象是CEO们高额的薪酬，这让普通人艳羡到妒忌甚至仇恨。其实，如果他们创造了适当的价值，比如为股东提供了丰厚的股息，为员工加薪、发放优渥的年终奖，还为做慈善、做公益不断创新，这无可厚非。问题是，当他们搞得一团糟的时候，仍然拿着不可思议的高薪；当他们灰溜溜地下台时，还要拿天价的补偿和“黄金降落伞”。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以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是股东至上的，其实，早在1949年，本杰明·格雷厄姆就讲过：“股东跟废物没什么两样……他们既不精明，也没有警觉心……不管高管过去的业绩有多糟糕，只要高管提出的建议，他们就会像小绵羊一样乖乖同意。”
当收入和价值偏离时，意味着有人无端受到了损失，而有的人则获得了不义之财。当不义之财越来越多时，不管是组织，还是社会，都要足够警醒，因為从长期来看，它是不可持续的。
投机和投资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可是人们对此置若罔闻。投机就像在比大小的扑克牌游戏中拿着小牌却试图通过气势上的表演逼退手握大牌的对手一样，而投资则是老老实实地比大小。凯恩斯将投资定义为“预测一项资产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全部潜在收益”，而投机则是“预测市场的一种行为”。投机式交易的特征是什么？择时而动，频繁交易。
投机是预期的游戏，是把手里的资产卖给预期更高的人。但是，“长期的股权回报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在短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情绪的影响会逐渐消失”。因此，正如巴菲特所说，“从现在开始到末日来临的那一天，股东所获得的回报最多就是他们所投资公司所赚取的全部利润”。这些利润来自真实的市场，是真实的设备、真实的人、真实的劳动、真实的策略、真实的决心、真实的资本支出和真实的创新、远见创造出来的。而“预期”则来自一系列伎俩，数字游戏，或者像“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那样的表达技巧。而且，“虽然充满短线与投机的金融市场有很多黑天鹅，但美国股市的长期投资收益却从未出现黑天鹅的身影”。
当然，这不是说要完全杜绝投机，例如禁止挂牌的股票在三年内进行交易。然而，当投机过多时，泡沫化就不可避免，一旦预期倒转，泡沫就会迅速破灭，击鼓传花的最后接力者就会成为最大的输家。
此外，不要认为投机仅存在于资本市场之中，它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毕竟人是情绪不断波动的一个物种。一个群体、一个企业的主导者热衷于投机，试图去搏杀真实能力之外的收益时，这个群体、企业的危机就在拐角之地。当焦点被放在管理预期上，为了制造积极预期，不惜隐瞒真相甚至制造假象时，我们就已经身处危机之中了。
有一种思维让人印象深刻，被人戏称为“大棋论”“格局论”。任何一件简单的小事，论者都能高屋建瓴地划拉出“格局”和“深谋远虑”来。据常识而存疑者，是识见不足，甚至别有用心；而不敢突破常识的人，则是格局太小。例如，一家公司的负债率过高，就意味着它还贷的压力很大，需要浩浩荡荡的现金流入，但是，“大格局”者，通常是在寻找新的现金奶牛的那个人，却要继续举债扩张，对降低负债率论者则斥之为“格局不够”。
博格作为金融领域的资深人士，对金融业的衍生工具“创新”痛加挞伐：“金融机构自身的创新价值和其客户的创新价值之间存在明显的两分法。金融机构的运作方式刚好与奥卡姆剃刀原理相反。相较于简单而便宜的东西，金融机构有足够的动机偏爱复杂而昂贵的东西，这与大多数投资者需要的和本来想要的东西完全相反。”
不要以为只有金融机构偏爱复杂。通过复杂来表征高科技、高端、主流的企业也不罕见。 20世纪50年代中期，RCA的工程师研发出一种便携式的晶体管收音机，但其技术都是RCA已有的，包括晶体管、无线电电路、扬声器和调节装置，但是，RCA的管理层认为，没有必要继续开发这样明显低级的技术。而依靠采用RCA授权许可技术的索尼却凭借这种小型晶体管收音机进入了美国市场。
这种偏爱复杂、高端的现象被克莱顿·克里斯滕森命名为“延续性创新”。它瞄准既有客户的需求，不断地“榨取”客户的购买力，研发出超出市场需要的性能和功能，然后倒在破坏性创新者手下。
在一些思想市场上，复杂也备受欢迎，似乎越是复杂、越是新奇越能彰显他们的创造力，越能表明他们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思想家，越能体现出他们心中的时代是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结果，这些人变成“概念流水线”，制造了一大堆人们看不懂、听不明白的术语、缩写词。
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日益深化，于是乎，不时会出现一种声音：只要设计出最先进的计算机，配备最好的服务器，人类就可以计算一切、规划一切、预测一切。
至少在博格看来，过分依赖数字、相信数字是不折不扣的误入歧途。首先，并非所有事情都可计算，而且，不可计算的事物有时候比可衡量之物更为重要；其次，对可计算、可衡量的事物而言，“在最好的情况下，数字也只是现实的苍白反映；但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数字则严重扭曲了我们想要衡量的真相”；第三，负责数据化的实体，公共统计部门或企业的财务部门，很可能有意无意地提供了并不准确的数字。例如，美国政府在计算GDP、失业率、CPI这些数字时存在严重的缺陷。而CFO们为了影响投资者预期，则“创造性”地修改了会计规则，后者与“不诚实会计”仅一步之遥。不仅如此，这些人甚至编造盈利数据，为了让数据好看，进行频繁、大概率会失败、长期来看没有好处的并购。结果是，投资者做出了不明智的资产配置。
当然，这不是说数字不重要，只是说不能唯数字论，不能膜拜数字，不能听任数字操控一切。在数字力不能逮的空白区域，要提倡信任——顾客信任他们所购买的产品，员工信任他们的领导，投资者信任帮他们管理资金的人，人们信任政府，所有人信任法治，等等。“缺乏信任基础的数字，往好了说不过是万事皆空，往坏了说却会带来很大的隐患。”
罗纳德·科斯率先洞察了市场运行存在成本——交易成本，就本质而言，交易成本就是付出信任的成本。这个成本越高，社会的信任程度越低，安全感也越低，人们为防备免受其他人欺诈、作恶所付出的代价越高。一个高信任成本的社会是坏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也是不可持续的社会，因为交易成本不会创造新的产出效用，是社会的“熵”，是损耗和浪费。
唯数字论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以大为美。富豪榜的富豪希望自己的身家更多，企业希望自己的市值再攀高峰，从事的产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多，增长越来越快。这是许多行业、企业、企业家都面临的“认知茧房”。就社会而言，它表现为物欲过多，超前消费，重攀比而不注重奉献，重功利而不重品质，重成败而不问是非曲直。
博格注意到，在数据主宰一切、道德标准日益模糊的今天，“专业机构慢慢演变成以商业活动为主的企业”。当这些专业机构以利润最大化作为头等目标，作为行为的根本遵循时，就成了“最令人不安”的一件事。
想象一下，医生、教师、律师、工程师、建筑师、会计师、牧师、公务人员、病毒专家都随身携带着利润计算器和“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在数字经济时代，这并不难），计算着每一件事、每一个行动的“投资收益率”，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本质上，这是专业伦理与商业逻辑的较量，也是专业关系与业务关系的角力。“在所有服务用户都被视为客户的世界中，所有服务提供者都将成为卖方。”虽然“每种职业都有商业元素”，但是，如果“许多职业逐渐转变其传统观念，不再以客户利益为上，而是成为只追求竞争优势和利润的企业，依赖它们提供服务的人自然就成了输家”。
据我所知，有些商学院是最不把自己当学院的学院。EMBA、MBA学员就是它们的客户，而商学院则是卖方，是一个主要出售背书、人脉甚至再婚对象的机构，绝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因此，一个不成文的规则是，假如学费是50万元，那么客户要配备100万元的其他费用。一旦市场化的“高端民间商学院”冒出来，就会让商学院的客户“中低端化”。
再环顾四周，“专家”常挂“砖家”之名，专业工作者在互联网平台上直接面向公众，专业伦理的约束虽然存在，但重要性大幅降低。“胜者为王”，只要一个人拥有数量不菲的“粉丝”，他就可以视专业伦理为窠臼。可悲的是，一些专业机构向这样的人低头，甚至聘请他们出任自己的“大使”或者管理人员，其目的只在于吸引更多、更好的客户。
从长期看，专业伦理被践踏，专业人员在公众认知中被污名化，不仅是专业机构和人员的问题，也将是社会的悲哀。专业不再可信，公众也将失去皈依，在信息庞杂的认知海洋里，他们将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小船去乘风破浪。
企业里是管理过多，还是领导过多，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马克斯·韦伯早就告诉我们，魅力型权威终究要过渡到法理型权威，否则企业无法基业长青。然而，当法理型权威主导一个组织时，官僚制的弊病就会渗透出来：相对于创业一代，管理者的魅力常常不足，为了确保权威与颜面，不得不施予过多的、无死角的管控，而管控越多，其可见的魅力就越是不足。
但是，在一个“做正确的事情”越来越重要的时代，过多的管控意味着极大的风险。加里·哈默发表过一篇不乏矫枉过正的文章——《科层制的终结》。在他看来，“科层制忽视、放弃了组织内99%的主动性和独创性；只依靠高层的少数人去寻找未来，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赌注。……大多数地区，只有少数人真正在智力上和情感上参与他们的工作。”
有意思的是，科层制里的CEO却热衷于展现他们的魅力，管理他们的“人设”。但是，这是以“消灭”“抹杀”其他人的魅力为前提的。他们朝纲独断，似乎能决定一切；他们管控一切，似乎能影响一切；他们以为只有自己才长了大脑，而其他人都不过是“人手”罷了。
无论是创新理论的研究成果，还是商业现实的起落案例，都表明，大而不倒、大而愈大、强而恒强都是虚妄和掩耳盗铃。一个高度管控的企业，也许在成本上独具优势，也许在执行的效率上与众不同，但它在有效信息的快速获得、应对黑天鹅、创造新的增长引擎方面面临重重挑战。因此，大而速倒不再是百年一遇。
※※※※※
不得不说，博格的观察和主张，有无意识的“忘我”，即为他的事业成就，为指数基金业务辩护的一面。然而，我们不必，也不会把他的思考当成最终的答案，重要的是他提出的问题，让我们去审度自己的处境。
当社会的精英阶层明白了“足够”的必要性，把“中庸之道”嵌入自己的认知底层之中，兼顾更多的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以及少部分人的部分诉求，他们不仅会更安全，其人格也会更为完满，并更加幸福。
意外是因为，“中庸之道”似乎是中国智慧、东方智慧，而金融业则给人多贪婪鲜美德的观感。情理之中，一是大道至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人想得到，别国人也想得到；二是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恰是因为金融这个行当欲望横溢、机巧盛行，才更容易出现向不偏之中、不易之庸回归的呐喊。
博格在《足够》一书中，以批判视角所呈现出的美国经济、社会的问题，自然是美国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却也提供了一面反求诸己的镜子，因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而且，博格还提供了一套审视之法，一些洞察危机的窗口。我们可以借此去望闻问切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国家是否隐伏着危机，从而未雨绸缪。
窗口一：收入和价值背离
宋代理学家程颐讲，“不偏之谓中”。那么，什么是不偏？就是公平、公道。但是，美国金融市场上，从业者的所得与他们创造的价值却出现了严重的偏离。
“复利是世界第八大奇迹”，这句话大概是金融产品推介者开场的标配。但是，很少人会讲，收益固然循复利而变，成本亦然。例如，博格举例说，假如股票（或养老金）的名义年化收益率为11%，50年前的1000元本金在50年后可达18.46万元，然而，扣除保守估计每年2%的费率，最终价值便降到7.44万元，如需缴纳1.5%的所得税，则又降至3.7万元，再考虑到年均4.1%的通胀率，最后的价值是5 300元。“复利收益的魔法就这样被复利成本摧毁了。”
投资者输了，但金融业却赢了，因为不管投资者是赚钱，还是亏钱，给金融机构的费用却是不能少的。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行业的利润是最高的，甚至比排在之后很多行业利润的总额还要多。而且，它还像黑洞一样吸引着一茬又一茬优秀的年轻人入局，更富成效地销售，让马太效应的车轮转得更快，雪球滚得更大，最终让收入和价值的背离越来越大。
另一种现象是CEO们高额的薪酬，这让普通人艳羡到妒忌甚至仇恨。其实，如果他们创造了适当的价值，比如为股东提供了丰厚的股息，为员工加薪、发放优渥的年终奖，还为做慈善、做公益不断创新，这无可厚非。问题是，当他们搞得一团糟的时候，仍然拿着不可思议的高薪；当他们灰溜溜地下台时，还要拿天价的补偿和“黄金降落伞”。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以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是股东至上的，其实，早在1949年，本杰明·格雷厄姆就讲过：“股东跟废物没什么两样……他们既不精明，也没有警觉心……不管高管过去的业绩有多糟糕，只要高管提出的建议，他们就会像小绵羊一样乖乖同意。”
当收入和价值偏离时，意味着有人无端受到了损失，而有的人则获得了不义之财。当不义之财越来越多时，不管是组织，还是社会，都要足够警醒，因為从长期来看，它是不可持续的。
窗口二：投机胜过投资
投机和投资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可是人们对此置若罔闻。投机就像在比大小的扑克牌游戏中拿着小牌却试图通过气势上的表演逼退手握大牌的对手一样，而投资则是老老实实地比大小。凯恩斯将投资定义为“预测一项资产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全部潜在收益”，而投机则是“预测市场的一种行为”。投机式交易的特征是什么？择时而动，频繁交易。
投机是预期的游戏，是把手里的资产卖给预期更高的人。但是，“长期的股权回报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在短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情绪的影响会逐渐消失”。因此，正如巴菲特所说，“从现在开始到末日来临的那一天，股东所获得的回报最多就是他们所投资公司所赚取的全部利润”。这些利润来自真实的市场，是真实的设备、真实的人、真实的劳动、真实的策略、真实的决心、真实的资本支出和真实的创新、远见创造出来的。而“预期”则来自一系列伎俩，数字游戏，或者像“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那样的表达技巧。而且，“虽然充满短线与投机的金融市场有很多黑天鹅，但美国股市的长期投资收益却从未出现黑天鹅的身影”。
当然，这不是说要完全杜绝投机，例如禁止挂牌的股票在三年内进行交易。然而，当投机过多时，泡沫化就不可避免，一旦预期倒转，泡沫就会迅速破灭，击鼓传花的最后接力者就会成为最大的输家。
此外，不要认为投机仅存在于资本市场之中，它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毕竟人是情绪不断波动的一个物种。一个群体、一个企业的主导者热衷于投机，试图去搏杀真实能力之外的收益时，这个群体、企业的危机就在拐角之地。当焦点被放在管理预期上，为了制造积极预期，不惜隐瞒真相甚至制造假象时，我们就已经身处危机之中了。
窗口三：复杂让常识蒙尘
有一种思维让人印象深刻，被人戏称为“大棋论”“格局论”。任何一件简单的小事，论者都能高屋建瓴地划拉出“格局”和“深谋远虑”来。据常识而存疑者，是识见不足，甚至别有用心；而不敢突破常识的人，则是格局太小。例如，一家公司的负债率过高，就意味着它还贷的压力很大，需要浩浩荡荡的现金流入，但是，“大格局”者，通常是在寻找新的现金奶牛的那个人，却要继续举债扩张，对降低负债率论者则斥之为“格局不够”。
博格作为金融领域的资深人士，对金融业的衍生工具“创新”痛加挞伐：“金融机构自身的创新价值和其客户的创新价值之间存在明显的两分法。金融机构的运作方式刚好与奥卡姆剃刀原理相反。相较于简单而便宜的东西，金融机构有足够的动机偏爱复杂而昂贵的东西，这与大多数投资者需要的和本来想要的东西完全相反。”
不要以为只有金融机构偏爱复杂。通过复杂来表征高科技、高端、主流的企业也不罕见。 20世纪50年代中期，RCA的工程师研发出一种便携式的晶体管收音机，但其技术都是RCA已有的，包括晶体管、无线电电路、扬声器和调节装置，但是，RCA的管理层认为，没有必要继续开发这样明显低级的技术。而依靠采用RCA授权许可技术的索尼却凭借这种小型晶体管收音机进入了美国市场。
这种偏爱复杂、高端的现象被克莱顿·克里斯滕森命名为“延续性创新”。它瞄准既有客户的需求，不断地“榨取”客户的购买力，研发出超出市场需要的性能和功能，然后倒在破坏性创新者手下。
在一些思想市场上，复杂也备受欢迎，似乎越是复杂、越是新奇越能彰显他们的创造力，越能表明他们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思想家，越能体现出他们心中的时代是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结果，这些人变成“概念流水线”，制造了一大堆人们看不懂、听不明白的术语、缩写词。
窗口四：唯数字论
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日益深化，于是乎，不时会出现一种声音：只要设计出最先进的计算机，配备最好的服务器，人类就可以计算一切、规划一切、预测一切。
至少在博格看来，过分依赖数字、相信数字是不折不扣的误入歧途。首先，并非所有事情都可计算，而且，不可计算的事物有时候比可衡量之物更为重要；其次，对可计算、可衡量的事物而言，“在最好的情况下，数字也只是现实的苍白反映；但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数字则严重扭曲了我们想要衡量的真相”；第三，负责数据化的实体，公共统计部门或企业的财务部门，很可能有意无意地提供了并不准确的数字。例如，美国政府在计算GDP、失业率、CPI这些数字时存在严重的缺陷。而CFO们为了影响投资者预期，则“创造性”地修改了会计规则，后者与“不诚实会计”仅一步之遥。不仅如此，这些人甚至编造盈利数据，为了让数据好看，进行频繁、大概率会失败、长期来看没有好处的并购。结果是，投资者做出了不明智的资产配置。
当然，这不是说数字不重要，只是说不能唯数字论，不能膜拜数字，不能听任数字操控一切。在数字力不能逮的空白区域，要提倡信任——顾客信任他们所购买的产品，员工信任他们的领导，投资者信任帮他们管理资金的人，人们信任政府，所有人信任法治，等等。“缺乏信任基础的数字，往好了说不过是万事皆空，往坏了说却会带来很大的隐患。”
罗纳德·科斯率先洞察了市场运行存在成本——交易成本，就本质而言，交易成本就是付出信任的成本。这个成本越高，社会的信任程度越低，安全感也越低，人们为防备免受其他人欺诈、作恶所付出的代价越高。一个高信任成本的社会是坏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也是不可持续的社会，因为交易成本不会创造新的产出效用，是社会的“熵”，是损耗和浪费。
唯数字论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以大为美。富豪榜的富豪希望自己的身家更多，企业希望自己的市值再攀高峰，从事的产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多，增长越来越快。这是许多行业、企业、企业家都面临的“认知茧房”。就社会而言，它表现为物欲过多，超前消费，重攀比而不注重奉献，重功利而不重品质，重成败而不问是非曲直。
窗口五：专业伦理失范
博格注意到，在数据主宰一切、道德标准日益模糊的今天，“专业机构慢慢演变成以商业活动为主的企业”。当这些专业机构以利润最大化作为头等目标，作为行为的根本遵循时，就成了“最令人不安”的一件事。
想象一下，医生、教师、律师、工程师、建筑师、会计师、牧师、公务人员、病毒专家都随身携带着利润计算器和“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在数字经济时代，这并不难），计算着每一件事、每一个行动的“投资收益率”，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本质上，这是专业伦理与商业逻辑的较量，也是专业关系与业务关系的角力。“在所有服务用户都被视为客户的世界中，所有服务提供者都将成为卖方。”虽然“每种职业都有商业元素”，但是，如果“许多职业逐渐转变其传统观念，不再以客户利益为上，而是成为只追求竞争优势和利润的企业，依赖它们提供服务的人自然就成了输家”。
据我所知，有些商学院是最不把自己当学院的学院。EMBA、MBA学员就是它们的客户，而商学院则是卖方，是一个主要出售背书、人脉甚至再婚对象的机构，绝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因此，一个不成文的规则是，假如学费是50万元，那么客户要配备100万元的其他费用。一旦市场化的“高端民间商学院”冒出来，就会让商学院的客户“中低端化”。
再环顾四周，“专家”常挂“砖家”之名，专业工作者在互联网平台上直接面向公众，专业伦理的约束虽然存在，但重要性大幅降低。“胜者为王”，只要一个人拥有数量不菲的“粉丝”，他就可以视专业伦理为窠臼。可悲的是，一些专业机构向这样的人低头，甚至聘请他们出任自己的“大使”或者管理人员，其目的只在于吸引更多、更好的客户。
从长期看，专业伦理被践踏，专业人员在公众认知中被污名化，不仅是专业机构和人员的问题，也将是社会的悲哀。专业不再可信，公众也将失去皈依，在信息庞杂的认知海洋里，他们将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小船去乘风破浪。
窗口六：管控过度，魅力不足
企业里是管理过多，还是领导过多，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马克斯·韦伯早就告诉我们，魅力型权威终究要过渡到法理型权威，否则企业无法基业长青。然而，当法理型权威主导一个组织时，官僚制的弊病就会渗透出来：相对于创业一代，管理者的魅力常常不足，为了确保权威与颜面，不得不施予过多的、无死角的管控，而管控越多，其可见的魅力就越是不足。
但是，在一个“做正确的事情”越来越重要的时代，过多的管控意味着极大的风险。加里·哈默发表过一篇不乏矫枉过正的文章——《科层制的终结》。在他看来，“科层制忽视、放弃了组织内99%的主动性和独创性；只依靠高层的少数人去寻找未来，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赌注。……大多数地区，只有少数人真正在智力上和情感上参与他们的工作。”
有意思的是，科层制里的CEO却热衷于展现他们的魅力，管理他们的“人设”。但是，这是以“消灭”“抹杀”其他人的魅力为前提的。他们朝纲独断，似乎能决定一切；他们管控一切，似乎能影响一切；他们以为只有自己才长了大脑，而其他人都不过是“人手”罷了。
无论是创新理论的研究成果，还是商业现实的起落案例，都表明，大而不倒、大而愈大、强而恒强都是虚妄和掩耳盗铃。一个高度管控的企业，也许在成本上独具优势，也许在执行的效率上与众不同，但它在有效信息的快速获得、应对黑天鹅、创造新的增长引擎方面面临重重挑战。因此，大而速倒不再是百年一遇。
※※※※※
不得不说，博格的观察和主张，有无意识的“忘我”，即为他的事业成就，为指数基金业务辩护的一面。然而，我们不必，也不会把他的思考当成最终的答案，重要的是他提出的问题，让我们去审度自己的处境。
当社会的精英阶层明白了“足够”的必要性，把“中庸之道”嵌入自己的认知底层之中，兼顾更多的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以及少部分人的部分诉求，他们不仅会更安全，其人格也会更为完满，并更加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