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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关于融合、和谐、和睦、平和的思想和观念，“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显著特征。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国人一直在不懈追求着精神和谐、家庭和谐、政治和谐、社会和谐。可以说，“天人和谐”、“人际和谐”的和谐精神已浸透到中华民族文化肌体的每一个毛孔之中。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如何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新唤醒国人记忆中的“和”文化，充分吸收和运用这一宝贵资源，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和文化主张“天人合一”的思想，肯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强调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反对片面地利用自然与征服自然。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入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道家集大成者庄子强调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儒家也对天人合一观念进行了许多阐发。孔子主张以“仁”待人，也以“仁”待物，即所谓“推己及人”，“成物成己”；《中庸》说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都是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电；知其性，则知天矣”，他所追求的是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途径，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他还提出“亲亲”、“仁民”、“爱物”等主张，也就是要扩展“爱”，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到宇宙万物。人在这个宇宙图式中不是万物的主宰，而应做到天人协调，“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台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同时，中国古代哲人根据“天人和一”的观念，要求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善待鸟、兽、草、木，提出了丰富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孔子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主张“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木材不可胜用也”；宋代张载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意即人类是我的同胞，天地万物是我的朋友，天与人、万物与人类本质上是一致的。很显然，他们反对人类的滥捕滥猎、破坏生态平衡的种种行为，体现了古人善待自然万物的生态伦理思想。
中国古人的“天人合一”命题从方法论意义上，试图去寻求人与环境两者间的平衡点，这与今天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契合，它完全可以成为今天我们研究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视角。人是自然的产物，环境的产物，人也改变着环境。因此，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理应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双贏互利。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条件为代价，去换取一时一地的发展。应该看到，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了个人力量伸展，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导致了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招致越来越多的“天怨”、“天怒”、“天谴”。面对这样的局面，非常需要以“天人合一”为代表的中国的传统“和”文化对个人的自制力加以约束，对社会的价值趋向加以引导。
二、内省修身的人际和谐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提倡宽和处世，协调入际关系，创造人“和”的人际环境，追求“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的人生境界。儒家伦理在谋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方面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最大。孔子所提出的理想人格便是宽厚处世，协和人我，从而创造和谐的人际环境。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衿而不争，群而不党”其意是说保持和谐而不结党营私，行为庄重而不与他人争执，善于团结别人而不搞小团体，才称得上君子；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以“和为贵”，而“和”则受礼节制，尚礼重义则是和谐的标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荀子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但“和”并不是没有原则的统一，而是“和而不同”。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人生价值观，在历代文化建设中得到了不断的发展，成为中华传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地之性人为贵，而人则以“和为贵”，显然，“和为贵”也应该成为今天人们人生追求的一条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作用。因为“和”体现为一种亲和力、一种凝聚力，本身就不失为一付很好的和谐社会调节剂。个人是构成社会的细胞，人人都追求和谐、家家都追求和睦，何愁天下不太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被列为儒家对自身要求的第一位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因为在人人道德修养提高之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国家也将自然地提高一个层次，这里面是有因果必然关系的。没有个人追求理想中的和谐，是不会有现实社会中的和谐的。
三、均平大同理想下的社会和谐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崇尚“合群济众”，追求以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题的大同社会。《老子》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无欲”、“无为”、“不争”，彼此和谐相处，宽大为怀，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了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一系列旨在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的道德准则，提出了建设“大同”社会的远景理想。正如《礼记·礼运》所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这是对大同理想社会的经典描述，十分形象地刻画了一个财富公有，贤人当政，讲求信用，互相关爱，人人劳动，各尽其力而各得其所，道不拾遗、夜不掩户的和谐社会。可见中国古代哲人认为社会公平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社会保障是每一个渴望美好生活的社会成员的基本诉求。当然古人所设想的大同世界，带着乌托邦的性质，但它作为一种崇高的目标和理想境界，始终引领着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们追求以人际和谐力基本特征的社会发展目标。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和而不同”、丰富多彩的社会。在今天多元化的社会中，人人应该互相尊重，友好相处。这种尊重表现在个人的思想和生活中便是宽容意识，表现为对人的基本权利和个性的尊重，尤其是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这不仅是社会成员个性发展的条件，也是培养一个民族创新精神的条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不同”的基础上讲“和”，才能“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才能做到“和衷共济”。
四、善解能容、协和万邦的邻邦和谐
在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主张协和万邦、“仁者无敌”。《尚书·尧典》中指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是说帝尧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首脑，对九族的 政策采用“亲”，对百姓的政策采用“平章”，对万邦的政策采用“协和”。《周易·乾卦》中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即主张万邦团结，和睦共处。孔子也提出“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他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主张以交往感化外邦，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孟子则提出“仁者无敌”，主张“以德服人”，提倡王道，反对霸道。正由于“和”是天下普遍的准则，所以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极为重视用“和”来管理国家、管理社会。宋代范仲淹主张“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明代仁孝文皇后倡言“内和而外和，一家和而一国和，一国和而天下和”，并月，把和谐思想作为处理民族关系和外交关系的准则，力图通过“和亲”、“和戎”、“和解”、“和议”政策来构建民族和睦相处的稳定环境。这一思想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这是一种极具智慧的思维方法，保持差异与和谐之间的张力，寻求两者间的平衡，以此促成个体有最大作为、社会得到最佳整合这样一种充满活力的局面，从而才能長大限度地争取经济活力与社会稳定的并存和互补。
五、保持平和、恬淡心态的自我身心和谐
在人与内在自我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哲学家认为个体生存的意义世界，与个体人身心的涵养有很大的关系，可以帮助人心理上处于健康状态。以“和为贵”，自然要求培养、保有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自然豁达的心胸、坦荡平和的心境、超脱怡然的心神，讲究身心之和谐，内外之平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道家主张身心神形的合一与超越，由此而建立起道家特有的修养论、境界论。儒家主张人主身心和谐，保持平和的心态，追求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厚德载物”的境界。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后来，这一思想被孟子发展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儒家认为，生死和富贵不是人力可以追求到的，也不应是人追求的目标，“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但是人的学问和道德则是要靠人的努力来取得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要求世人效法天德之刚健勤奋和地德之博大兼容，并把这两种精神同人的成功经验结合起来，努力向上，力求达到天、地、人三者的和谐共济，从而达到个人身心，内外和谐的境界。同刊，儒家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肯定人的正当欲求。孔子提出“富与贵，是入主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主”：但他又强调“欲而不贪”，反对放纵欲念。他提醒人们“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已衰，戒之在得”，也就是说，人们在追求情欲、喜怒哀乐、物质利益方面，要掌握中和的原则，要保持平衡谦和的心态；不能贪得无厌，不能把物质利益作为人生的全部追求，更不能见利忘义。这种把对生命价值的关怀与对道义价值的弘扬有机结合起来的人生观是值得肯定的，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提高人们的身心素质提供了有益借鉴。
上述几个方面是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而且他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是起点，也是重点。儒家强调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自身的和谐，进而推广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亦即《中庸》里所谓“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主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深入发掘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赋予其时代特点，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21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和文化主张“天人合一”的思想，肯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强调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反对片面地利用自然与征服自然。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入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道家集大成者庄子强调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儒家也对天人合一观念进行了许多阐发。孔子主张以“仁”待人，也以“仁”待物，即所谓“推己及人”，“成物成己”；《中庸》说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都是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电；知其性，则知天矣”，他所追求的是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途径，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他还提出“亲亲”、“仁民”、“爱物”等主张，也就是要扩展“爱”，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到宇宙万物。人在这个宇宙图式中不是万物的主宰，而应做到天人协调，“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台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同时，中国古代哲人根据“天人和一”的观念，要求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善待鸟、兽、草、木，提出了丰富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孔子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主张“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木材不可胜用也”；宋代张载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意即人类是我的同胞，天地万物是我的朋友，天与人、万物与人类本质上是一致的。很显然，他们反对人类的滥捕滥猎、破坏生态平衡的种种行为，体现了古人善待自然万物的生态伦理思想。
中国古人的“天人合一”命题从方法论意义上，试图去寻求人与环境两者间的平衡点，这与今天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契合，它完全可以成为今天我们研究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视角。人是自然的产物，环境的产物，人也改变着环境。因此，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理应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双贏互利。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条件为代价，去换取一时一地的发展。应该看到，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了个人力量伸展，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导致了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招致越来越多的“天怨”、“天怒”、“天谴”。面对这样的局面，非常需要以“天人合一”为代表的中国的传统“和”文化对个人的自制力加以约束，对社会的价值趋向加以引导。
二、内省修身的人际和谐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提倡宽和处世，协调入际关系，创造人“和”的人际环境，追求“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的人生境界。儒家伦理在谋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方面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最大。孔子所提出的理想人格便是宽厚处世，协和人我，从而创造和谐的人际环境。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衿而不争，群而不党”其意是说保持和谐而不结党营私，行为庄重而不与他人争执，善于团结别人而不搞小团体，才称得上君子；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以“和为贵”，而“和”则受礼节制，尚礼重义则是和谐的标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荀子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但“和”并不是没有原则的统一，而是“和而不同”。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人生价值观，在历代文化建设中得到了不断的发展，成为中华传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地之性人为贵，而人则以“和为贵”，显然，“和为贵”也应该成为今天人们人生追求的一条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作用。因为“和”体现为一种亲和力、一种凝聚力，本身就不失为一付很好的和谐社会调节剂。个人是构成社会的细胞，人人都追求和谐、家家都追求和睦，何愁天下不太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被列为儒家对自身要求的第一位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因为在人人道德修养提高之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国家也将自然地提高一个层次，这里面是有因果必然关系的。没有个人追求理想中的和谐，是不会有现实社会中的和谐的。
三、均平大同理想下的社会和谐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崇尚“合群济众”，追求以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题的大同社会。《老子》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无欲”、“无为”、“不争”，彼此和谐相处，宽大为怀，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了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一系列旨在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的道德准则，提出了建设“大同”社会的远景理想。正如《礼记·礼运》所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这是对大同理想社会的经典描述，十分形象地刻画了一个财富公有，贤人当政，讲求信用，互相关爱，人人劳动，各尽其力而各得其所，道不拾遗、夜不掩户的和谐社会。可见中国古代哲人认为社会公平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社会保障是每一个渴望美好生活的社会成员的基本诉求。当然古人所设想的大同世界，带着乌托邦的性质，但它作为一种崇高的目标和理想境界，始终引领着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们追求以人际和谐力基本特征的社会发展目标。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和而不同”、丰富多彩的社会。在今天多元化的社会中，人人应该互相尊重，友好相处。这种尊重表现在个人的思想和生活中便是宽容意识，表现为对人的基本权利和个性的尊重，尤其是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这不仅是社会成员个性发展的条件，也是培养一个民族创新精神的条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不同”的基础上讲“和”，才能“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才能做到“和衷共济”。
四、善解能容、协和万邦的邻邦和谐
在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主张协和万邦、“仁者无敌”。《尚书·尧典》中指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是说帝尧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首脑，对九族的 政策采用“亲”，对百姓的政策采用“平章”，对万邦的政策采用“协和”。《周易·乾卦》中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即主张万邦团结，和睦共处。孔子也提出“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他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主张以交往感化外邦，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孟子则提出“仁者无敌”，主张“以德服人”，提倡王道，反对霸道。正由于“和”是天下普遍的准则，所以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极为重视用“和”来管理国家、管理社会。宋代范仲淹主张“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明代仁孝文皇后倡言“内和而外和，一家和而一国和，一国和而天下和”，并月，把和谐思想作为处理民族关系和外交关系的准则，力图通过“和亲”、“和戎”、“和解”、“和议”政策来构建民族和睦相处的稳定环境。这一思想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这是一种极具智慧的思维方法，保持差异与和谐之间的张力，寻求两者间的平衡，以此促成个体有最大作为、社会得到最佳整合这样一种充满活力的局面，从而才能長大限度地争取经济活力与社会稳定的并存和互补。
五、保持平和、恬淡心态的自我身心和谐
在人与内在自我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哲学家认为个体生存的意义世界，与个体人身心的涵养有很大的关系，可以帮助人心理上处于健康状态。以“和为贵”，自然要求培养、保有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自然豁达的心胸、坦荡平和的心境、超脱怡然的心神，讲究身心之和谐，内外之平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道家主张身心神形的合一与超越，由此而建立起道家特有的修养论、境界论。儒家主张人主身心和谐，保持平和的心态，追求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厚德载物”的境界。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后来，这一思想被孟子发展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儒家认为，生死和富贵不是人力可以追求到的，也不应是人追求的目标，“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但是人的学问和道德则是要靠人的努力来取得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要求世人效法天德之刚健勤奋和地德之博大兼容，并把这两种精神同人的成功经验结合起来，努力向上，力求达到天、地、人三者的和谐共济，从而达到个人身心，内外和谐的境界。同刊，儒家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肯定人的正当欲求。孔子提出“富与贵，是入主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主”：但他又强调“欲而不贪”，反对放纵欲念。他提醒人们“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已衰，戒之在得”，也就是说，人们在追求情欲、喜怒哀乐、物质利益方面，要掌握中和的原则，要保持平衡谦和的心态；不能贪得无厌，不能把物质利益作为人生的全部追求，更不能见利忘义。这种把对生命价值的关怀与对道义价值的弘扬有机结合起来的人生观是值得肯定的，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提高人们的身心素质提供了有益借鉴。
上述几个方面是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而且他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是起点，也是重点。儒家强调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自身的和谐，进而推广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亦即《中庸》里所谓“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主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深入发掘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赋予其时代特点，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21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都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