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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软件合作洽谈会的成长与发展，与成都软件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更彰显了成都发展软件产业的思路。
继制造业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又开始将服务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成本竞争压力，迫使发达国家企业改变业务流程并进行战略性资源重组，IT和网络通信技术的成熟，使软件与IT服务外包产业快速实现离岸，这也成为制造业转移高峰之后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印度无疑抢得了先机，在全球软件与IT服务外包产业的离岸总量中，印度占有50% 的份额。而中国正成为被国际服务业关注的又一重点。北京、上海、大连、深圳、西安、杭州等城市，纷纷动作起来，力争成为国际服务业的重要承接地，以形成本地区新的经济快速增长点。
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软件合作洽谈会（以下简称“软洽会”）应运而生。2007年4月19日～21日，第五届中国国际软件洽谈会将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软洽会历经了四届，《计算机世界》报也关注了四年，现在的软洽会已经成为中国西部国际化水平最高的软件行业盛会，每年均邀请到百余家境外软件厂商参会洽谈。软洽会的成功，与成都软件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更彰显了成都发展软件产业的思路。
孵化篇
“一号工程”里试水
2002年5月，当成都市贸促会把在成都主办一个高规格的多边国际软件会议的报告提交到成都市政府相关领导手中时，贸促会负责人的心还是悬着的。
“我们当时心里是没什么底的，因为当时发展软件业在成都并不是重点。”回忆起提交报告时的情景，成都市贸促会负责人坦言当时并不自信。在谈到原因时，他说，“虽然从2001年起，四川省和成都市政府就都把IT产业确立为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一号工程’，但当时的重点方向是集成电路设计，软件企业的聚集程度不高。”
但是，成都市贸促会仍然希望推动成都软件的国际交流活动。“我们之所以最终决定把申请报告提交到市政府，是因为我们在认真研读了省、市政府关于发展IT产业的规划后，认为软件将是成都IT产业发展中增长潜力巨大的一个领域。从人才、人文和人居等方面来衡量，成都均具备发展软件产业的优势。”成都市贸促会负责人表示，“软件业是知识经济发展的产物，属于智力密集型行业，不受地理区域制约，在成都发展有科技、人才、资源等方面得天独厚的条件，软件业理应成为成都‘一号工程’中的重要内容。”
软洽会扬鞭策马
也许当时成都贸促会确实看到了成都发展软件的机会，但他们其实并不是非常确定软件业真正适合成都，对成都发展软件该走怎样的路也难以定夺。“当时，大家都仅仅是有那种感觉以及一些表层的分析，并没有经过全面、清晰的理性思考，”一位观察人士这样分析道，“但随着成都在科技实力、人才资源、软件产业规模、软件发展环境等各方面优势的逐渐凸显，各方目光才聚集到发展软件业上。”
其实，该观察人士的观点从第一届软洽会就能得到印证。在成都市贸促会向成都市政府提交的《关于2003中国国际软件研讨会暨软件合作洽谈会的汇报》中，记者发现，当时会议的目的还只停留在“加强成都对国际软件业发展的了解，为本地软件业打造国际交流和合作的平台，开拓软件企业对外合作的渠道”。据一位当时参会的成都某媒体记者回忆，第一届软洽会的官方宣传中也只是特别注重其“国际性”的宣传，特别是对参会国际人士数量的宣传。
据成都市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成都打造软洽会的想法始于2001年在成都举行海峡两岸软件高峰论坛之后。2001年11月，成都市贸促会在中国贸促会的支持下，联合我国台湾省中华软体咨询协会与台湾对外贸易协会，在成都举行了海峡两岸软件高峰会暨软件开发合作洽谈会。这次会议不但让成都认识到软件产业的发展潜力，更激发了贸促会举办国际软件会议的“冲动”。
2002年，成都市贸促会开始思考，如何延续海峡两岸软件洽谈会的良好效果，将双方交流活动向多边方向发展。恰逢此时，中国贸促会也提出了服务地方经济、支持西部发展的工作思路。于是，成都市贸促会向中国贸促会申请，希望能在成都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软件合作洽谈会。时任中国贸促会经济信息部部长的于晓东回忆，成都方面的申请得到了中国贸促会的大力支持，他们也将邀请境外软件企业参会作为其全球14个办事处当年的一个重要任务。
2003年3月26～27日举办的第一届软洽会邀请到了美国信息行业协会、美国纽约软件行业协会、韩国软件行业协会，以及我国台湾省中华软体咨询协会的会长和会员企业的60余人参加。时任计算机世界传媒集团副总裁、现任计算机世界传媒集团总裁刘九如在参会后也表示，那是他在国内参加的国际来宾数量最多的软件会议。
现在看来，虽然首届软洽会给人以“高水平、高规格、国际性”的印象，但对成都软件产业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直接推动作用，不过它还是大大增强了成都继续办好软洽会的信心。成都市贸促会负责人表示，第一届软洽会之后，政府更加重视利用软洽会的平台发展软件产业，市政府领导亲自带队，领着相关部门及本地软件企业到印度和日本考察，学习发展经验，宣传成都软件。
2004年初，在汇聚了大部分入驻成都的国内外知名软件企业的IT企业新春沙龙上，就第二届软洽会的相关情况，成都市贸促会、成都市高新区和成都市信息办三部门联合向与会的IT企业展开动员。
2004年4月1日，成都市政府正式颁布施行了《成都市鼓励软件产业发展的政策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对整合全市资源共同促进软件产业发展进行了分工。《意见》规定，市科技局重点对软件企业的重大科技攻关、关键技术开发与推广、成果转化、共性技术开发支撑平台和孵化器建设进行支持;市经委重点对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技术改造、软件成果的产业化和企业技术中心进行支持;市信息办重点对软件公共应用基础平台、软件产品应用、市场推介、专项招商、软件外包及软件企业的国际资质认证等进行支持;成都高新区作为全市软件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要大力构建以软件研发、测试、验证为重点的技术支撑平台。《意见》的出台和实施，进一步展示出成都大力发展软件产业的决心。
蜕变篇
2006年举行的第四届软洽会应该算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软洽会有了两个重大转变：一是随着在这一年中西部地区首个软件外包联盟——成都软件外包联盟的成立，以及一直看好成都本土软件发展环境和市场潜力的美国电子竞技公司总部（GGL公司）中国总部落户成都等事件的发生，标志着软洽会在推动成都软件产业发展上已经有了实质性的直接成果；二是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正式同意作为软洽会的主办单位，这不但大大提升了软洽会的会议规格，也使得软洽会的影响力得到很大提高。
摸着石头过了河
在主办方提供的资料中，记者发现，在“历届软洽会主要成果”部分，只有第三届和第四届有内容，第一届和第二届的成果都被省略了。这无疑是软洽会探索初期阶段的尴尬所在。
“刚开始的时候，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回忆起软洽会的发展历程，成都市贸促会负责人感慨万千，“别的倒没什么，最为苦恼的是不知道如何利用会议平台去服务成都软件产业。”
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从2004年开始，软洽会的承办机构由最初的成都市贸促会一家增加到成都市贸促会、成都市高新区、成都市信息办三家，三家单位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职能分工，去努力促成“会议服务产业”的目标。譬如，在第三届软洽会期间，成都市高新区就紧紧抓住软洽会上知名软件企业云集的契机，在机场路两侧设置了“天府软件”的刀旗广告，在会议主会场设置了6个高新区的宣传展板，向参会代表提供成都高新区和天府软件园的招商资料。多渠道、广泛宣传成都软件产业发展新思路，多方位、全面展示天府软件园新形象，并且特别安排了100余位参会代表实地考察西区出口加工区和天府软件园，为树立“天府软件”品牌、吸引企业到高新区投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使得软洽会的“直接效应”越来越彰显。“以软件产业为中心一直都是软洽会的核心所在，这种意图正变得越来越清晰，而实施的措施也越来越流程化、规范化。”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勇表示。
产业发展渐入佳境
在成都市贸促会历年提交到市政府的有关软洽会的总结报告中，有一项建议是每次都要涉及的，那就是建议市政府力争邀请到信息产业部、科技部、商务部、国信办等国家部委作为大会主办单位。成都市贸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大连市承办的中国国际软件交易会（软交会）之所以在活动规模、影响力等方面都位于全国前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信息产业部、科技部、商务部从第一届开始就作为软交会的主办单位，这无疑大大提升了软交会的起点和号召力。软洽会要真正成为面向全国和世界的国际大会，争取国家部委的更多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为了获得相关国家部委的支持，软洽会走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路。一位熟知内情的成都市政府官员告诉记者，从2003年的第一届软洽会开始，成都市政府就向一些部委发出了邀请，但总是被告知“很难支持”。2003年，成都市相关领导还曾专门带队前往北京，邀请某部委作为大会的主办单位，但同样遭到了该部委的婉拒，原因是成都软件产业当时的聚集程度和发展规模，即便在西部城市中也不是最突出的。在第四届软洽会，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正式同意作为软洽会的主办单位，这无疑给了软洽会极大的鼓舞。“2006年，成都软件产业总算是扬眉吐气了一番。”该官员笑称。
归根结底，软洽会之所以能够获得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的支持，其实都源于近年来成都软件产业的飞速发展，源于成都软件产业本身的成绩。根据相关统计数据，2006年，成都市软件产业产值达180亿元，同比增长32.91%；软件出口收入达5000万美元，同比增长59.28%；全市现有认证软件企业达450余家；认证软件产品达到342个；拥有集成资质企业102家；开展CMM/CMMI认证的软件企业30家；从业人员达到6.5万余人。
成都软件产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内获得飞速的发展，还应归功于政府和相关部门对发展软件产业的长远规划以及清晰的发展思路。
成都的软件“野心”
2001年，一个被称为“611”的成都市新世纪“一号工程”问世，成为当时成都电子信息产业未来发展的目标。该工程的主要内容为：“十五”期间，成都要重点建设六个基地，即国家信息安全产业化生产基地、西部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基地、通信产品研发生产基地、集成电路设计生产基地、电子信息人才培养教育基地、软件产业化研发生产基地；一个市场，即西部电子产品交易市场；一个中心，即西部网络交换和信息服务中心。借助该工程，把成都打造成“中国西部硅谷”的口号也被提了出来。
然而，建成中国硅谷的口号其时正风行于神州大地，一个个的项目随着网络泡沫经济的来临逐渐被人们遗忘，成都的“西部硅谷”也不例外。
2004年，由于软件的缘故，印度的班加罗尔开始备受瞩目。于是，谁将成为中国的班加罗尔也被正式提出。巧的是，2004年成都确立了加大力度发展软件产业的决心，也是在这一年，成都软件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然而，世界总是不断发展的。随着中国软件业的快速发展，一个关于“中国是否需要班加罗尔”的话题在业界热烈地讨论起来。这时，中国软件业重新开始了对自身定位的思考，成都软件同样如此。
“经历了‘打造西部硅谷’、‘打造中国的班加罗尔’等摸索，成都逐渐摸清了自身发展软件产业的定位，长远目标也日渐清晰。” 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勇表示。据他介绍，根据现实状况及发展趋势，成都把自身在全球软件发展中的定位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要把成都打造成世界软件名城；接下来，要把成都打造成全球著名软件企业的主流聚集区；最后，要把成都发展成全球软件产品及服务的主要提供地，彻底实现从“成都制造”向“成都创造”的转移。
产业在不同阶段的定位转移，充其量只能作为一个遥远的目标，在实际的发展当中，往往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为此，在基于定位的长远规划之下，成都还制订了2007年～2015年的软件业具体发展目标。
“我们把发展目标划分为三个坐标，分别是2007年、2010年和2015年，”刘勇为记者介绍了这一发展目标，“2007年，我们要实现软件产值260亿元，实现软件出口超过2亿美元，软件从业人员超过10万，软件人员人均产值达到25万元，通过CMMI3级认证的软件企业达到25家，通过CMMI5级认证的软件企业达到5家;2010年，我们要实现软件产值800亿～1000亿元，实现软件出口超过5亿美元，软件从业人员超过20万，软件人员人均产值达到50万元，通过CMMI3级认证的软件企业达到60家，通过CMMI5级认证的软件企业达到10家；2015年，我们要实现软件产值3000亿元，实现软件出口超过10亿美元，软件从业人员超过30万，软件人员人均产值达到100万元，通过CMMI3级认证的软件企业超过100家，通过CMMI5级认证的软件企业达到20家。”
为配合成都软件产业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发展目标，成都还制订了一整套实施战略和具体措施。“概括起来，就是‘一个面向、两大战略、六个重点、五大平台’，”刘勇表示，“这就是我们的具体打法。”
刘勇介绍道，“一个面向”即面向市场，包括国内和国外软件市场。“两大战略”即国际化战略和大企业战略。国际化战略从营造成都软件的国际化环境以及促进软件企业的国际化进程等方面入手，促进成都软件发展的国际化水平。大企业战略包括三大策略：集中资源“扶大”一批，主要针对本地企业；政策引导“聚大”一批，单个企业在短期内不能“扶大”，通过政策引导若干个企业聚合成企业集团，再进行“扶大”；锁定目标“引大”一批，引的对象主要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软件企业。“六个重点”是把软件外包、数字娱乐、行业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信息安全、集成电路等六个方向作为软件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五大平台”即通过建立技术支撑平台、教育培训平台、软件外包业务平台、软件企业融资平台以及政府服务平台，配套支持软件产业的发展。
在成都为软件产业发展构建的政府服务平台中，成都市相关政府部门还推出了一种被称为“三零服务”的措施。措施规定，相关政府部门在为软件企业服务过程中，要实现“零距离服务、零延时服务、零库存服务”。诚然，产业的良性发展不能完全归功于政府，但是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一个服务型政府的存在，对产业的发展无疑是必不可少的。显然，本文中的成都软件产业已经幸运地拥有了这个至关重要的发展基石。
继制造业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又开始将服务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成本竞争压力，迫使发达国家企业改变业务流程并进行战略性资源重组，IT和网络通信技术的成熟，使软件与IT服务外包产业快速实现离岸，这也成为制造业转移高峰之后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印度无疑抢得了先机，在全球软件与IT服务外包产业的离岸总量中，印度占有50% 的份额。而中国正成为被国际服务业关注的又一重点。北京、上海、大连、深圳、西安、杭州等城市，纷纷动作起来，力争成为国际服务业的重要承接地，以形成本地区新的经济快速增长点。
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软件合作洽谈会（以下简称“软洽会”）应运而生。2007年4月19日～21日，第五届中国国际软件洽谈会将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软洽会历经了四届，《计算机世界》报也关注了四年，现在的软洽会已经成为中国西部国际化水平最高的软件行业盛会，每年均邀请到百余家境外软件厂商参会洽谈。软洽会的成功，与成都软件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更彰显了成都发展软件产业的思路。
孵化篇
“一号工程”里试水
2002年5月，当成都市贸促会把在成都主办一个高规格的多边国际软件会议的报告提交到成都市政府相关领导手中时，贸促会负责人的心还是悬着的。
“我们当时心里是没什么底的，因为当时发展软件业在成都并不是重点。”回忆起提交报告时的情景，成都市贸促会负责人坦言当时并不自信。在谈到原因时，他说，“虽然从2001年起，四川省和成都市政府就都把IT产业确立为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一号工程’，但当时的重点方向是集成电路设计，软件企业的聚集程度不高。”
但是，成都市贸促会仍然希望推动成都软件的国际交流活动。“我们之所以最终决定把申请报告提交到市政府，是因为我们在认真研读了省、市政府关于发展IT产业的规划后，认为软件将是成都IT产业发展中增长潜力巨大的一个领域。从人才、人文和人居等方面来衡量，成都均具备发展软件产业的优势。”成都市贸促会负责人表示，“软件业是知识经济发展的产物，属于智力密集型行业，不受地理区域制约，在成都发展有科技、人才、资源等方面得天独厚的条件，软件业理应成为成都‘一号工程’中的重要内容。”
软洽会扬鞭策马
也许当时成都贸促会确实看到了成都发展软件的机会，但他们其实并不是非常确定软件业真正适合成都，对成都发展软件该走怎样的路也难以定夺。“当时，大家都仅仅是有那种感觉以及一些表层的分析，并没有经过全面、清晰的理性思考，”一位观察人士这样分析道，“但随着成都在科技实力、人才资源、软件产业规模、软件发展环境等各方面优势的逐渐凸显，各方目光才聚集到发展软件业上。”
其实，该观察人士的观点从第一届软洽会就能得到印证。在成都市贸促会向成都市政府提交的《关于2003中国国际软件研讨会暨软件合作洽谈会的汇报》中，记者发现，当时会议的目的还只停留在“加强成都对国际软件业发展的了解，为本地软件业打造国际交流和合作的平台，开拓软件企业对外合作的渠道”。据一位当时参会的成都某媒体记者回忆，第一届软洽会的官方宣传中也只是特别注重其“国际性”的宣传，特别是对参会国际人士数量的宣传。
据成都市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成都打造软洽会的想法始于2001年在成都举行海峡两岸软件高峰论坛之后。2001年11月，成都市贸促会在中国贸促会的支持下，联合我国台湾省中华软体咨询协会与台湾对外贸易协会，在成都举行了海峡两岸软件高峰会暨软件开发合作洽谈会。这次会议不但让成都认识到软件产业的发展潜力，更激发了贸促会举办国际软件会议的“冲动”。
2002年，成都市贸促会开始思考，如何延续海峡两岸软件洽谈会的良好效果，将双方交流活动向多边方向发展。恰逢此时，中国贸促会也提出了服务地方经济、支持西部发展的工作思路。于是，成都市贸促会向中国贸促会申请，希望能在成都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软件合作洽谈会。时任中国贸促会经济信息部部长的于晓东回忆，成都方面的申请得到了中国贸促会的大力支持，他们也将邀请境外软件企业参会作为其全球14个办事处当年的一个重要任务。
2003年3月26～27日举办的第一届软洽会邀请到了美国信息行业协会、美国纽约软件行业协会、韩国软件行业协会，以及我国台湾省中华软体咨询协会的会长和会员企业的60余人参加。时任计算机世界传媒集团副总裁、现任计算机世界传媒集团总裁刘九如在参会后也表示，那是他在国内参加的国际来宾数量最多的软件会议。
现在看来，虽然首届软洽会给人以“高水平、高规格、国际性”的印象，但对成都软件产业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直接推动作用，不过它还是大大增强了成都继续办好软洽会的信心。成都市贸促会负责人表示，第一届软洽会之后，政府更加重视利用软洽会的平台发展软件产业，市政府领导亲自带队，领着相关部门及本地软件企业到印度和日本考察，学习发展经验，宣传成都软件。
2004年初，在汇聚了大部分入驻成都的国内外知名软件企业的IT企业新春沙龙上，就第二届软洽会的相关情况，成都市贸促会、成都市高新区和成都市信息办三部门联合向与会的IT企业展开动员。
2004年4月1日，成都市政府正式颁布施行了《成都市鼓励软件产业发展的政策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对整合全市资源共同促进软件产业发展进行了分工。《意见》规定，市科技局重点对软件企业的重大科技攻关、关键技术开发与推广、成果转化、共性技术开发支撑平台和孵化器建设进行支持;市经委重点对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技术改造、软件成果的产业化和企业技术中心进行支持;市信息办重点对软件公共应用基础平台、软件产品应用、市场推介、专项招商、软件外包及软件企业的国际资质认证等进行支持;成都高新区作为全市软件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要大力构建以软件研发、测试、验证为重点的技术支撑平台。《意见》的出台和实施，进一步展示出成都大力发展软件产业的决心。
蜕变篇
2006年举行的第四届软洽会应该算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软洽会有了两个重大转变：一是随着在这一年中西部地区首个软件外包联盟——成都软件外包联盟的成立，以及一直看好成都本土软件发展环境和市场潜力的美国电子竞技公司总部（GGL公司）中国总部落户成都等事件的发生，标志着软洽会在推动成都软件产业发展上已经有了实质性的直接成果；二是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正式同意作为软洽会的主办单位，这不但大大提升了软洽会的会议规格，也使得软洽会的影响力得到很大提高。
摸着石头过了河
在主办方提供的资料中，记者发现，在“历届软洽会主要成果”部分，只有第三届和第四届有内容，第一届和第二届的成果都被省略了。这无疑是软洽会探索初期阶段的尴尬所在。
“刚开始的时候，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回忆起软洽会的发展历程，成都市贸促会负责人感慨万千，“别的倒没什么，最为苦恼的是不知道如何利用会议平台去服务成都软件产业。”
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从2004年开始，软洽会的承办机构由最初的成都市贸促会一家增加到成都市贸促会、成都市高新区、成都市信息办三家，三家单位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职能分工，去努力促成“会议服务产业”的目标。譬如，在第三届软洽会期间，成都市高新区就紧紧抓住软洽会上知名软件企业云集的契机，在机场路两侧设置了“天府软件”的刀旗广告，在会议主会场设置了6个高新区的宣传展板，向参会代表提供成都高新区和天府软件园的招商资料。多渠道、广泛宣传成都软件产业发展新思路，多方位、全面展示天府软件园新形象，并且特别安排了100余位参会代表实地考察西区出口加工区和天府软件园，为树立“天府软件”品牌、吸引企业到高新区投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使得软洽会的“直接效应”越来越彰显。“以软件产业为中心一直都是软洽会的核心所在，这种意图正变得越来越清晰，而实施的措施也越来越流程化、规范化。”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勇表示。
产业发展渐入佳境
在成都市贸促会历年提交到市政府的有关软洽会的总结报告中，有一项建议是每次都要涉及的，那就是建议市政府力争邀请到信息产业部、科技部、商务部、国信办等国家部委作为大会主办单位。成都市贸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大连市承办的中国国际软件交易会（软交会）之所以在活动规模、影响力等方面都位于全国前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信息产业部、科技部、商务部从第一届开始就作为软交会的主办单位，这无疑大大提升了软交会的起点和号召力。软洽会要真正成为面向全国和世界的国际大会，争取国家部委的更多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为了获得相关国家部委的支持，软洽会走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路。一位熟知内情的成都市政府官员告诉记者，从2003年的第一届软洽会开始，成都市政府就向一些部委发出了邀请，但总是被告知“很难支持”。2003年，成都市相关领导还曾专门带队前往北京，邀请某部委作为大会的主办单位，但同样遭到了该部委的婉拒，原因是成都软件产业当时的聚集程度和发展规模，即便在西部城市中也不是最突出的。在第四届软洽会，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正式同意作为软洽会的主办单位，这无疑给了软洽会极大的鼓舞。“2006年，成都软件产业总算是扬眉吐气了一番。”该官员笑称。
归根结底，软洽会之所以能够获得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的支持，其实都源于近年来成都软件产业的飞速发展，源于成都软件产业本身的成绩。根据相关统计数据，2006年，成都市软件产业产值达180亿元，同比增长32.91%；软件出口收入达5000万美元，同比增长59.28%；全市现有认证软件企业达450余家；认证软件产品达到342个；拥有集成资质企业102家；开展CMM/CMMI认证的软件企业30家；从业人员达到6.5万余人。
成都软件产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内获得飞速的发展，还应归功于政府和相关部门对发展软件产业的长远规划以及清晰的发展思路。
成都的软件“野心”
2001年，一个被称为“611”的成都市新世纪“一号工程”问世，成为当时成都电子信息产业未来发展的目标。该工程的主要内容为：“十五”期间，成都要重点建设六个基地，即国家信息安全产业化生产基地、西部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基地、通信产品研发生产基地、集成电路设计生产基地、电子信息人才培养教育基地、软件产业化研发生产基地；一个市场，即西部电子产品交易市场；一个中心，即西部网络交换和信息服务中心。借助该工程，把成都打造成“中国西部硅谷”的口号也被提了出来。
然而，建成中国硅谷的口号其时正风行于神州大地，一个个的项目随着网络泡沫经济的来临逐渐被人们遗忘，成都的“西部硅谷”也不例外。
2004年，由于软件的缘故，印度的班加罗尔开始备受瞩目。于是，谁将成为中国的班加罗尔也被正式提出。巧的是，2004年成都确立了加大力度发展软件产业的决心，也是在这一年，成都软件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然而，世界总是不断发展的。随着中国软件业的快速发展，一个关于“中国是否需要班加罗尔”的话题在业界热烈地讨论起来。这时，中国软件业重新开始了对自身定位的思考，成都软件同样如此。
“经历了‘打造西部硅谷’、‘打造中国的班加罗尔’等摸索，成都逐渐摸清了自身发展软件产业的定位，长远目标也日渐清晰。” 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勇表示。据他介绍，根据现实状况及发展趋势，成都把自身在全球软件发展中的定位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要把成都打造成世界软件名城；接下来，要把成都打造成全球著名软件企业的主流聚集区；最后，要把成都发展成全球软件产品及服务的主要提供地，彻底实现从“成都制造”向“成都创造”的转移。
产业在不同阶段的定位转移，充其量只能作为一个遥远的目标，在实际的发展当中，往往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为此，在基于定位的长远规划之下，成都还制订了2007年～2015年的软件业具体发展目标。
“我们把发展目标划分为三个坐标，分别是2007年、2010年和2015年，”刘勇为记者介绍了这一发展目标，“2007年，我们要实现软件产值260亿元，实现软件出口超过2亿美元，软件从业人员超过10万，软件人员人均产值达到25万元，通过CMMI3级认证的软件企业达到25家，通过CMMI5级认证的软件企业达到5家;2010年，我们要实现软件产值800亿～1000亿元，实现软件出口超过5亿美元，软件从业人员超过20万，软件人员人均产值达到50万元，通过CMMI3级认证的软件企业达到60家，通过CMMI5级认证的软件企业达到10家；2015年，我们要实现软件产值3000亿元，实现软件出口超过10亿美元，软件从业人员超过30万，软件人员人均产值达到100万元，通过CMMI3级认证的软件企业超过100家，通过CMMI5级认证的软件企业达到20家。”
为配合成都软件产业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发展目标，成都还制订了一整套实施战略和具体措施。“概括起来，就是‘一个面向、两大战略、六个重点、五大平台’，”刘勇表示，“这就是我们的具体打法。”
刘勇介绍道，“一个面向”即面向市场，包括国内和国外软件市场。“两大战略”即国际化战略和大企业战略。国际化战略从营造成都软件的国际化环境以及促进软件企业的国际化进程等方面入手，促进成都软件发展的国际化水平。大企业战略包括三大策略：集中资源“扶大”一批，主要针对本地企业；政策引导“聚大”一批，单个企业在短期内不能“扶大”，通过政策引导若干个企业聚合成企业集团，再进行“扶大”；锁定目标“引大”一批，引的对象主要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软件企业。“六个重点”是把软件外包、数字娱乐、行业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信息安全、集成电路等六个方向作为软件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五大平台”即通过建立技术支撑平台、教育培训平台、软件外包业务平台、软件企业融资平台以及政府服务平台，配套支持软件产业的发展。
在成都为软件产业发展构建的政府服务平台中，成都市相关政府部门还推出了一种被称为“三零服务”的措施。措施规定，相关政府部门在为软件企业服务过程中，要实现“零距离服务、零延时服务、零库存服务”。诚然，产业的良性发展不能完全归功于政府，但是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一个服务型政府的存在，对产业的发展无疑是必不可少的。显然，本文中的成都软件产业已经幸运地拥有了这个至关重要的发展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