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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特朗普执政近三年时间，其“美国优先”思想对美国的外交产生了极大影响，并深刻重构着二战后美国自身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虽然冷战后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和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但美国仍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最大的影响力。因此，充分剖析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中的“美国优先”思想对理解今后一段时期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及指导我国外交政策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字：特朗普：外交政策：“美国优先”
一、“美国优先”思想的提出
“美国优先”并不是特朗普为竞选美国总统而创造出的新概念，相反，正是因其在国内竞选时重拾该口号，引发人们探究美国对外政策思想是否在由“全球主义”向“孤立主义”亦或是“杰克逊主义”的传统回归。
“美国优先”一言在美国政治中早已有之，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执政时期的内政外交政策被后世冠以“杰克逊主义”，尤其在其外交政策即在怎样认识外部世界、认识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三个方面。比如在认识美国的国家利益时，“杰克逊主义”就奉行“美国优先”的原则，强调把国家的中心放在国内。在就如何实现国家利益方面则倾向于减少全球参与，降低外交政策风险，采取最经济、最安全的方式。
20世纪30年代，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许多国家因此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国际关系更趋恶化的情况下，美国国内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泛滥，尤其在二战美国参战之前，“美国优先”成为孤立主义者反对美国参战的口号。“孤立主义”源于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告别词》，由于当时美国本身国力有限，又具备通过两大洋与亚欧大陆隔绝的天然地缘优势，因此其告诫当时的美国要尽量避免卷入欧陆纷争，将重心置于国内发展。1823年美国门罗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门罗宣言”则更进一步将“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从美国一国的孤立扩展到整个美洲的集体孤立。虽然美国在1942年《联合国家宣言》发表后“孤立主义”被“全球主义”所取代，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但这一思想却根植于美国建国之初，贯穿于美国在不同时代的对外政策。
2016年4月，赢得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资格的特朗普在阐述其对外政策时提出“美国优先”的概念，但这一重拾的口号被其赋予了新的内涵。2017年就职演讲中提出“每一个贸易、税收、移民和外交的决定都将以美国劳工和美国家庭的福祉为第一考虑。”“我们将遵循两个简单的原则：买美国货，雇美国人！”此后，“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等口号经常出现于特朗普的施政演说等场合，成为其施政标签。
二、领导人个人特质及其政策偏好
特朗普就任后就将白宫办公室的华盛顿画像换成了杰克逊，经常在各种公开场合语出惊人，频繁更换白宫中、高级官员，在出席国际会议时往往特立独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无论是新闻媒介或是学术研究都将之冠以“不确定性”一词，其个人特质及政策偏好对得出这一判断值得探讨。
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物质世界并不决定或构成行为者所从事的行为，还存在一个观念的世界，它包含了行为者对其周围世界的解释和理解。”政治人物的性格特征、学习经历、社会经验往往会对其未来的政治决策产生一定影响，甚至作为执政风格，成为其政策制定的依据。根据特朗普总统的个人特质和人生经历，我们可以运用玛格丽特·赫尔曼的领导人个性研究方法中提出的三个变量加以分析，更深入了解领导人个性对外交决策的影响。第一个变量是领导人对外交工作的兴趣。美国历届主持外交工作的国务卿中颇有影响力或被人熟知者中，其任职时的总统往往对外交事务的兴趣度不高。美国现任政府两任国务卿在美国外交事务中分量明显不如总统特朗普，后者不仅本身热衷于元首外交并抢占国际新闻头条以提升国内支持率，另外，蓬佩奥之所以能够成为蒂勒森的继任者，很大程度上也在于其坚定奉行特朗普的外交指示并投其所好。第二个变量是领导人在外交领域的训练及其积累的专业知识。拥有丰富外交工作经历的领导人在处理外交问题的时候有更多的方式方法有针对性地处理各种不同的外交问题，而一位不曾有过外交工作经验的领导人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本能地使用他在其他工作领域处理问题的方式来处理外交事务。特朗普作为政治素人、外交素人，其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更多地通过商人谈判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已经不止一次在外交场合运用。第三个变量是对决策环境的敏锐度。对决策环境敏感度高的领导人更容易应对新形势的变化来适时改变政策方向，而对环境敏感度不高的领导人在形势变化的过程中往往更倾向于根据自己的信仰价值观念来解读外部世界的变化，在对外政策中加强个人陛格特征的印记。根据特朗普执政三年来外交场合的表现来看，不论是贸易议题，还是伊核、朝核问题等均采取带有明显个人行事风格的“极限施压”政策，惯用“小圈子决策”和“推特治国”，缺乏根据国际局势变化采取不同角度、其他渠道、多种方式应对外交事务的手段，结果使其外交成绩乏善可陈。
三、对美外交政策实践的影响
（一）对外政策上的战略性收缩
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苏联解体之时即达到顶峰，随后其领导地位便开始下降，必须依靠大量的投入来得以维持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体系的稳固和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特朗普上台后，为兑现“美国优先”的承诺，开始重新定位对外政策在美国整体国家战略中的排序。虽然按照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国家利益始终处于美国国家战略首位，但在如何保障国家利益的方式上，冷战后的历届美国政府更倾向于通过海量的战略资源投入来维持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对外战略不断扩张的结果是美国在奥巴马政府任期结束时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财政负担，高达19万亿美元。实际上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外交就已经开始通过“巧实力”手段进行战略收缩，但仍然依靠多边主义和联盟体系的维系。而特朗普上台后，手段更加直接，退出或威胁退出多个国际多边协定，为美国承担的国家责任减负。在欧洲，特朗普政府在欧洲政治问题上支持英国脱欧，在经贸问题上屡屡施压，在安全议题上利益置先，责任置后;在中东地区，特朗普违背伊核协议，在中东全面扶持以色列和沙特，并意欲从叙利亚、阿富汗等地区撤军，不愿向中东投入过多资源，而是企图在搅乱中东的过程中让盟友分担更多责任，自己渔翁得利;在亚太地区，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以发动中美贸易战为主要抓手，亚太安全战略让位于经济“敲诈”。诸此种种，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战略收缩是特朗普在选择如何维持美国霸权以及续推美国战略的方式方法上遵从“美国优先”思想，不再遵从“全球主义”的国际制度约束，全球利益讓位于本国利益，通过全球性的竞争博弈来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二）以双边谈判代替多边合作
相较于双边谈判，多边合作机制更有助于实现地区稳定与发展，顾及第三方利益。特别是在经济合作领域，地区多边贸易合作机制发展迅速，世界大多数地区和国家通过多边贸易合作机制实现了经济共同发展，安全形势得到缓和。然而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反复强调双边谈判比多边协定更重要，拒绝受制于多边机制，倾向于交易型的双边谈判。绝不会“再进入一个困住我们双手，牺牲我们主权，努力做一些看上去有意义但实际是不可行事情的大型协定。”2017年11月APEc岘港会议上，特朗普措辞强硬，在“美国优先”思想主导下，认为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处于霸主地位，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谈判达成对美方更为有利的成果，而多边涉及国家和地区利益众多，不易调和，更可能成为其他国家合纵连横制约美国的手段。
（三）重组全球同盟体系以巩固领导力
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同盟体系是冷战后时代美国“自由霸权”大战略的重要基石，美国在这一联盟体系的基础上保持、巩固甚至强化“美国治下的和平”。特朗普上台后，这一全球同盟体系在“美国优先”的影响下开始重大调整，而这种调整并不意味美国正在放弃其全球领导力。特朗普以重新考虑对其盟友的安全承诺相威胁，要求盟国分担更多的军费开支。其在竞选之时就高呼“北约过时论”，实际上是以此为噱头要求其他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费用，在亚太，多次指责日韩等国在安全问题上“搭便车”，要求日韩大幅提高防卫费用分摊金额。在经济领域，贸易保护主义的矛头同样指向盟友，重新敲定以利于美国的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威胁向欧盟和亚太地区盟国征收高额关税。在“美国优先”影响下，美国对于其全球同盟体系的调整在不放弃其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只能依靠劝服其联盟成员加大对联盟的投入。“而由此带来的不合甚至盟国的反抗，也肯定会削弱其成员对于该体系的信心，甚至不得不主动寻求其他的安全保障。”
关键字：特朗普：外交政策：“美国优先”
一、“美国优先”思想的提出
“美国优先”并不是特朗普为竞选美国总统而创造出的新概念，相反，正是因其在国内竞选时重拾该口号，引发人们探究美国对外政策思想是否在由“全球主义”向“孤立主义”亦或是“杰克逊主义”的传统回归。
“美国优先”一言在美国政治中早已有之，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执政时期的内政外交政策被后世冠以“杰克逊主义”，尤其在其外交政策即在怎样认识外部世界、认识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三个方面。比如在认识美国的国家利益时，“杰克逊主义”就奉行“美国优先”的原则，强调把国家的中心放在国内。在就如何实现国家利益方面则倾向于减少全球参与，降低外交政策风险，采取最经济、最安全的方式。
20世纪30年代，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许多国家因此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国际关系更趋恶化的情况下，美国国内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泛滥，尤其在二战美国参战之前，“美国优先”成为孤立主义者反对美国参战的口号。“孤立主义”源于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告别词》，由于当时美国本身国力有限，又具备通过两大洋与亚欧大陆隔绝的天然地缘优势，因此其告诫当时的美国要尽量避免卷入欧陆纷争，将重心置于国内发展。1823年美国门罗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门罗宣言”则更进一步将“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从美国一国的孤立扩展到整个美洲的集体孤立。虽然美国在1942年《联合国家宣言》发表后“孤立主义”被“全球主义”所取代，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但这一思想却根植于美国建国之初，贯穿于美国在不同时代的对外政策。
2016年4月，赢得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资格的特朗普在阐述其对外政策时提出“美国优先”的概念，但这一重拾的口号被其赋予了新的内涵。2017年就职演讲中提出“每一个贸易、税收、移民和外交的决定都将以美国劳工和美国家庭的福祉为第一考虑。”“我们将遵循两个简单的原则：买美国货，雇美国人！”此后，“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等口号经常出现于特朗普的施政演说等场合，成为其施政标签。
二、领导人个人特质及其政策偏好
特朗普就任后就将白宫办公室的华盛顿画像换成了杰克逊，经常在各种公开场合语出惊人，频繁更换白宫中、高级官员，在出席国际会议时往往特立独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无论是新闻媒介或是学术研究都将之冠以“不确定性”一词，其个人特质及政策偏好对得出这一判断值得探讨。
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物质世界并不决定或构成行为者所从事的行为，还存在一个观念的世界，它包含了行为者对其周围世界的解释和理解。”政治人物的性格特征、学习经历、社会经验往往会对其未来的政治决策产生一定影响，甚至作为执政风格，成为其政策制定的依据。根据特朗普总统的个人特质和人生经历，我们可以运用玛格丽特·赫尔曼的领导人个性研究方法中提出的三个变量加以分析，更深入了解领导人个性对外交决策的影响。第一个变量是领导人对外交工作的兴趣。美国历届主持外交工作的国务卿中颇有影响力或被人熟知者中，其任职时的总统往往对外交事务的兴趣度不高。美国现任政府两任国务卿在美国外交事务中分量明显不如总统特朗普，后者不仅本身热衷于元首外交并抢占国际新闻头条以提升国内支持率，另外，蓬佩奥之所以能够成为蒂勒森的继任者，很大程度上也在于其坚定奉行特朗普的外交指示并投其所好。第二个变量是领导人在外交领域的训练及其积累的专业知识。拥有丰富外交工作经历的领导人在处理外交问题的时候有更多的方式方法有针对性地处理各种不同的外交问题，而一位不曾有过外交工作经验的领导人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本能地使用他在其他工作领域处理问题的方式来处理外交事务。特朗普作为政治素人、外交素人，其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更多地通过商人谈判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已经不止一次在外交场合运用。第三个变量是对决策环境的敏锐度。对决策环境敏感度高的领导人更容易应对新形势的变化来适时改变政策方向，而对环境敏感度不高的领导人在形势变化的过程中往往更倾向于根据自己的信仰价值观念来解读外部世界的变化，在对外政策中加强个人陛格特征的印记。根据特朗普执政三年来外交场合的表现来看，不论是贸易议题，还是伊核、朝核问题等均采取带有明显个人行事风格的“极限施压”政策，惯用“小圈子决策”和“推特治国”，缺乏根据国际局势变化采取不同角度、其他渠道、多种方式应对外交事务的手段，结果使其外交成绩乏善可陈。
三、对美外交政策实践的影响
（一）对外政策上的战略性收缩
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苏联解体之时即达到顶峰，随后其领导地位便开始下降，必须依靠大量的投入来得以维持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体系的稳固和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特朗普上台后，为兑现“美国优先”的承诺，开始重新定位对外政策在美国整体国家战略中的排序。虽然按照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国家利益始终处于美国国家战略首位，但在如何保障国家利益的方式上，冷战后的历届美国政府更倾向于通过海量的战略资源投入来维持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对外战略不断扩张的结果是美国在奥巴马政府任期结束时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财政负担，高达19万亿美元。实际上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外交就已经开始通过“巧实力”手段进行战略收缩，但仍然依靠多边主义和联盟体系的维系。而特朗普上台后，手段更加直接，退出或威胁退出多个国际多边协定，为美国承担的国家责任减负。在欧洲，特朗普政府在欧洲政治问题上支持英国脱欧，在经贸问题上屡屡施压，在安全议题上利益置先，责任置后;在中东地区，特朗普违背伊核协议，在中东全面扶持以色列和沙特，并意欲从叙利亚、阿富汗等地区撤军，不愿向中东投入过多资源，而是企图在搅乱中东的过程中让盟友分担更多责任，自己渔翁得利;在亚太地区，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以发动中美贸易战为主要抓手，亚太安全战略让位于经济“敲诈”。诸此种种，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战略收缩是特朗普在选择如何维持美国霸权以及续推美国战略的方式方法上遵从“美国优先”思想，不再遵从“全球主义”的国际制度约束，全球利益讓位于本国利益，通过全球性的竞争博弈来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二）以双边谈判代替多边合作
相较于双边谈判，多边合作机制更有助于实现地区稳定与发展，顾及第三方利益。特别是在经济合作领域，地区多边贸易合作机制发展迅速，世界大多数地区和国家通过多边贸易合作机制实现了经济共同发展，安全形势得到缓和。然而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反复强调双边谈判比多边协定更重要，拒绝受制于多边机制，倾向于交易型的双边谈判。绝不会“再进入一个困住我们双手，牺牲我们主权，努力做一些看上去有意义但实际是不可行事情的大型协定。”2017年11月APEc岘港会议上，特朗普措辞强硬，在“美国优先”思想主导下，认为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处于霸主地位，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谈判达成对美方更为有利的成果，而多边涉及国家和地区利益众多，不易调和，更可能成为其他国家合纵连横制约美国的手段。
（三）重组全球同盟体系以巩固领导力
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同盟体系是冷战后时代美国“自由霸权”大战略的重要基石，美国在这一联盟体系的基础上保持、巩固甚至强化“美国治下的和平”。特朗普上台后，这一全球同盟体系在“美国优先”的影响下开始重大调整，而这种调整并不意味美国正在放弃其全球领导力。特朗普以重新考虑对其盟友的安全承诺相威胁，要求盟国分担更多的军费开支。其在竞选之时就高呼“北约过时论”，实际上是以此为噱头要求其他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费用，在亚太，多次指责日韩等国在安全问题上“搭便车”，要求日韩大幅提高防卫费用分摊金额。在经济领域，贸易保护主义的矛头同样指向盟友，重新敲定以利于美国的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威胁向欧盟和亚太地区盟国征收高额关税。在“美国优先”影响下，美国对于其全球同盟体系的调整在不放弃其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只能依靠劝服其联盟成员加大对联盟的投入。“而由此带来的不合甚至盟国的反抗，也肯定会削弱其成员对于该体系的信心，甚至不得不主动寻求其他的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