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先锋书店的第一家乡村分店开在碧山。开业前,创始人钱小华在村里见到人,就邀请对方去店里喝咖啡。“免费就行。”老太太们笑逐颜开。他记得,分店开业当天热热闹闹,村民们身着逢年过节才穿的衣服,散发着樟脑香气,大约刚刚从箱子里面取出來。老太太们尝着咖啡,露出一脸苦相。
四年过去,乡村书店开到第三家。2018年6月,平民书局在浙江松阳县的陈家铺村开业。这家分店的设计和运营更为成熟,但围观开幕的村民寥寥。
“一个书店需要养,要跟老百姓接触三到五年,不是马上能够见效的。”钱小华向记者解释。陈家铺过去是空心村,近几年村民开始回流,户籍人口五百多,常住居民只有一百多,还以老年人为主。
先锋书店1996年创立于南京,起初是17平方米的小店,目前在不同省份有14家店面,曾被外媒称为“中国最美书店”。
2008年里,众多民营书店倒闭,先锋书店一度亏损上千万。钱小华住进乡村思索出路。海外经验表明,售卖咖啡、文创产品的复合经营模式成为趋势。他“内心是和商业决裂的”,但书店又必须活下去。结果,先锋书店开设了艺术咖啡馆,成立文创团队,文创产品成为目前最大的盈利来源。
钱小华常去的村庄就是碧山村,艺术家欧宁等人在那里发起“碧山计划”,探索乡村重建。欧宁与钱小华是好友,设计过先锋书店的店徽。2014年,先锋书店在碧山开办新店。
钱小华将乡村计划称为“乡村乌托邦书局”,他不介意被称作“理想主义者”“偏执狂”。“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从没有离开过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就一定会失败吗?”钱小华问道。
“城里面那么多商场,那么多好位置在找我,为什么我没去做?”钱小华自问自答,“在城里开书店是商业,在乡村开书店是事业。”
在最朴素的地方做书局
松阳始建于东汉建安四年(公元199年),隶属于丽水市,现有一百多个风貌完整的传统村落。几年前,钱小华应邀去松阳,选中了陈家铺村。相比已经有民宿存在的西坑、平田等邻近村庄,陈家铺还未经开发,且在海拔八百多米的山崖上呈阶梯式分布,是崖居式古村落的代表。
2002年开始,陈家铺所在的四都乡实行“下山移民”政策,四个村落整体拆除。陈家铺也成为“空心村”,海拔高,泥土稀薄,农业产量低下,青壮年均外出打工。“说得比较过分一点,原先这种地方用一句话来形容——穷山恶水。”一位乡政府人员告诉记者。
“陈家铺地理位置最高,村子比较大,但它是整个县里面最贫穷的一个村庄。”钱小华平素喜好逆人群方向跑步,“好的村落会有很多人来做事情,我做书局,应当在最普通、最朴素的地方。”
乡村书局负责人张瑞峰认为,选址看重几个方面:古村落的老建筑,文化特色,适合建造书店的空间。“他强调唯一性,开实体书店要注重实地体验空间,不复制别人的书店,也不想复制先锋自己的书店。”张瑞峰说。
地方政府的支持也是重要考量因素。碧山书局改建自原本荒废的祠堂,修缮花费140万元,黟县为此免去50年租金。在陈家铺,松阳县政府提供了更多政策优惠,承担建造费用,仅收取象征性租金。此前,浙江省委已经于2013年决定对丽水“不考核GDP、不考核工业增加值”。
乡村书局有特殊的图书配置,除中外文学、人文社科、生活休闲等常规书目,还专门设立乡村和民俗书柜。首次运送时由于数量巨大,用卡车装载,由南京总店开往陈家铺。先锋书店员工几乎全部参与,最后在村里无法行车的阶梯路段,当地村民也一同搬运。
乡村书局通常有三名工作人员,店长、店员各一位,都由南京派驻,加上一位当地乡贤。碧山书局71岁的管理员汪寿昌是老村长,陈家铺则邀请老支书鲍根余参与。“他能讲这个村子的故事、历史、典故,不会严格按照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要求,更偏向文化功能。”张瑞峰解释。
实际上,人员问题是乡村书局的难点。“人员的稳定性和人员的契合度,这是我们最头疼的点。”张瑞峰发现,年轻店员长期在乡村生活,生活便利性与孤独感常常成为问题,“日常细碎的委屈、苦处还是挺多的”。
先锋书店在招聘时校准了倾向,重视培训外派人员,“不断灌输要到乡村去实地驻点的理念”。碧山已经在当地招聘到合适的店员,另外两家乡村书局仍在寻找。
看村比看书局更重要
作家阿乙参加了陈家铺平民书局的开幕仪式。他常和钱小华下乡,有意在家乡江西瑞昌也开一家书店。洽谈期间,当地政府非常不解:在乡下开书店怎么赚钱?
碧山书局运营两年后盈利,图书销售占比约35%到55%,其余收入来自手绘的徽州地图明信片、文创产品以及楼上茶座的咖啡等饮品。平民书局开业十天后,销售额超过7万,相当于碧山书局一个月的销量。“这个地方渴望知识的需求非常高,还有当地政府在这方面营造的氛围比较好。”钱小华认为,书局如此受欢迎“不可想象”。
据店员们观察,平民书局的主要顾客群体来自松阳当地、丽水,以及杭州等周边城市。原本被认为不好卖的松阳民俗书目,销量超出预计。张瑞峰推测:“可能有一种半纪念性的,对乡村或者民俗的书有一种致敬,买一两本,进店带走。”
乡村书店里,咖啡与文创产品价格不菲,与城市书店相当。“书局开到那边,对当地的村民有什么影响,他们会在这里买书吗?他们会消费你的咖啡吗?他们会因此提高文化水平吗?”这些时常出现的质疑令张瑞峰为难,他坦承,“书局和村民的契合点真的很少很少。”为找到契合之处,碧山书局推出60岁以上老人免费饮茶等尝试。
钱小华爱好摄影,给村里家家户户拍照片。他也乐于讲述村民送自己鸡蛋、火腿的故事,十分在乎村民对书局的接纳。“我自己是农村长大的,农民靠手艺和汗水吃饭,其实我跟他们一样,也是一个靠手艺吃饭的人。”他说,“农民是最朴素、最懂感情的,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当中,人也变得比较冷漠,我对乡村有一份朴素的感情。” 书店带来的影响体现在若干方面:旅游、房价、就业。碧山已成为“打卡胜地”。“一个地方如果有文化的助力,往往带动城里面的人群到这个地方朝圣。”钱小华说。他早先在碧山花11万元买下一栋古民居,目前已经涨到50万元以上。
陈家铺也显示出类似迹象。书店动工后,多个民宿项目找上门,第一间民宿已经在建设。为防止买卖失序,松阳县成立了专门机构,审议把关进村项目。
地瓜干是陈家铺特产,十几家农户从事地瓜种植和加工行业。“没有旅游、民宿、书店这个概念的时候,卖十来块一斤。现在有名气了,附加值提高,我们做上小包装,卖出去都是20元每斤,这明显就是收入。”一位乡政府工作人员说。
书局开业后,松阳县政府正考虑入村交通的预案。“公路上山路线选择及车辆的控制、人的控制,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汪健形容,前往书局的游客,其实也参观了村庄,“也许到某一天大家会觉得,看村比看书局更重要,这是先锋书店更有意义的存在。”
“我的一生不会劳而无功地做这件事情”
年初,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越来越多地方政府找到钱小华,希望引进乡村书局。“有的想搞政绩,真的太多了,不亚于100家。”钱小华决定一年最多做两间,“我要的不是店数,我要的是先锋。”
引进书店同时,陈家铺开展了作家、诗人、艺术家的驻村计划。作家创作中心已经落成,率先入驻的是位阿根廷作家。诗人美术馆、艺术家工作室也在规划。钱小华希望大家在乡村生产知识:“乡村的再造,最重要的就是新文化的价值重建,这是最关键的,它才能活下去。”
“在乡村建设当中半途而废的,后来做不下去的也有。”钱小华同样保持着警醒,“一是项目落地,玩的是乌托邦、理想国,没有在项目上真正落地;二是远离老百姓,背离了老百姓真正的价值取向。”
钱小华认为,仅有的电影下乡和农家书屋等,没法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而农村留守老人“是精神生活最匮乏的群体”。和城市里的先鋒书店分店一样,乡村书局不定期举办讲座与文化活动,“关键还是重建乡村的公共空间、公共秩序和公共理想”。
在书局启幕仪式上,学者何同彬引用批评家雷蒙·威廉斯的观点发言:“现在乡村某种意义上被中产阶级化了,它成了一种消费符号,所谓的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般都奔乡村而去,或者在城乡结合部乡村买一套别墅。”他认为,乡村书局“只不过是一个局部,所承载的内容可能是要跃于文学之上的,更复杂、更难的”。
先锋书店的乡村分店开到第三间,四年下来同行者很少。“有一个挺典型的质疑:中国这么多乡村,你怎么开得过来呢?”张瑞峰认为开店的初衷之一是模式探索,“以自己的方式来探索乡村书局怎么开,这里面具体的方法,遇到的一些难题怎么处理。”他说,这些方法未来或许可以成为参照。
钱小华也清楚乡村书局收效缓慢,但他仍然相信:“我的一生不会劳而无功地做这件事情。”
(摘自8月2日《南方周末》。作者为该报记者)
四年过去,乡村书店开到第三家。2018年6月,平民书局在浙江松阳县的陈家铺村开业。这家分店的设计和运营更为成熟,但围观开幕的村民寥寥。
“一个书店需要养,要跟老百姓接触三到五年,不是马上能够见效的。”钱小华向记者解释。陈家铺过去是空心村,近几年村民开始回流,户籍人口五百多,常住居民只有一百多,还以老年人为主。
先锋书店1996年创立于南京,起初是17平方米的小店,目前在不同省份有14家店面,曾被外媒称为“中国最美书店”。
2008年里,众多民营书店倒闭,先锋书店一度亏损上千万。钱小华住进乡村思索出路。海外经验表明,售卖咖啡、文创产品的复合经营模式成为趋势。他“内心是和商业决裂的”,但书店又必须活下去。结果,先锋书店开设了艺术咖啡馆,成立文创团队,文创产品成为目前最大的盈利来源。
钱小华常去的村庄就是碧山村,艺术家欧宁等人在那里发起“碧山计划”,探索乡村重建。欧宁与钱小华是好友,设计过先锋书店的店徽。2014年,先锋书店在碧山开办新店。
钱小华将乡村计划称为“乡村乌托邦书局”,他不介意被称作“理想主义者”“偏执狂”。“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从没有离开过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就一定会失败吗?”钱小华问道。
“城里面那么多商场,那么多好位置在找我,为什么我没去做?”钱小华自问自答,“在城里开书店是商业,在乡村开书店是事业。”
在最朴素的地方做书局
松阳始建于东汉建安四年(公元199年),隶属于丽水市,现有一百多个风貌完整的传统村落。几年前,钱小华应邀去松阳,选中了陈家铺村。相比已经有民宿存在的西坑、平田等邻近村庄,陈家铺还未经开发,且在海拔八百多米的山崖上呈阶梯式分布,是崖居式古村落的代表。
2002年开始,陈家铺所在的四都乡实行“下山移民”政策,四个村落整体拆除。陈家铺也成为“空心村”,海拔高,泥土稀薄,农业产量低下,青壮年均外出打工。“说得比较过分一点,原先这种地方用一句话来形容——穷山恶水。”一位乡政府人员告诉记者。
“陈家铺地理位置最高,村子比较大,但它是整个县里面最贫穷的一个村庄。”钱小华平素喜好逆人群方向跑步,“好的村落会有很多人来做事情,我做书局,应当在最普通、最朴素的地方。”
乡村书局负责人张瑞峰认为,选址看重几个方面:古村落的老建筑,文化特色,适合建造书店的空间。“他强调唯一性,开实体书店要注重实地体验空间,不复制别人的书店,也不想复制先锋自己的书店。”张瑞峰说。
地方政府的支持也是重要考量因素。碧山书局改建自原本荒废的祠堂,修缮花费140万元,黟县为此免去50年租金。在陈家铺,松阳县政府提供了更多政策优惠,承担建造费用,仅收取象征性租金。此前,浙江省委已经于2013年决定对丽水“不考核GDP、不考核工业增加值”。
乡村书局有特殊的图书配置,除中外文学、人文社科、生活休闲等常规书目,还专门设立乡村和民俗书柜。首次运送时由于数量巨大,用卡车装载,由南京总店开往陈家铺。先锋书店员工几乎全部参与,最后在村里无法行车的阶梯路段,当地村民也一同搬运。
乡村书局通常有三名工作人员,店长、店员各一位,都由南京派驻,加上一位当地乡贤。碧山书局71岁的管理员汪寿昌是老村长,陈家铺则邀请老支书鲍根余参与。“他能讲这个村子的故事、历史、典故,不会严格按照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要求,更偏向文化功能。”张瑞峰解释。
实际上,人员问题是乡村书局的难点。“人员的稳定性和人员的契合度,这是我们最头疼的点。”张瑞峰发现,年轻店员长期在乡村生活,生活便利性与孤独感常常成为问题,“日常细碎的委屈、苦处还是挺多的”。
先锋书店在招聘时校准了倾向,重视培训外派人员,“不断灌输要到乡村去实地驻点的理念”。碧山已经在当地招聘到合适的店员,另外两家乡村书局仍在寻找。
看村比看书局更重要
作家阿乙参加了陈家铺平民书局的开幕仪式。他常和钱小华下乡,有意在家乡江西瑞昌也开一家书店。洽谈期间,当地政府非常不解:在乡下开书店怎么赚钱?
碧山书局运营两年后盈利,图书销售占比约35%到55%,其余收入来自手绘的徽州地图明信片、文创产品以及楼上茶座的咖啡等饮品。平民书局开业十天后,销售额超过7万,相当于碧山书局一个月的销量。“这个地方渴望知识的需求非常高,还有当地政府在这方面营造的氛围比较好。”钱小华认为,书局如此受欢迎“不可想象”。
据店员们观察,平民书局的主要顾客群体来自松阳当地、丽水,以及杭州等周边城市。原本被认为不好卖的松阳民俗书目,销量超出预计。张瑞峰推测:“可能有一种半纪念性的,对乡村或者民俗的书有一种致敬,买一两本,进店带走。”
乡村书店里,咖啡与文创产品价格不菲,与城市书店相当。“书局开到那边,对当地的村民有什么影响,他们会在这里买书吗?他们会消费你的咖啡吗?他们会因此提高文化水平吗?”这些时常出现的质疑令张瑞峰为难,他坦承,“书局和村民的契合点真的很少很少。”为找到契合之处,碧山书局推出60岁以上老人免费饮茶等尝试。
钱小华爱好摄影,给村里家家户户拍照片。他也乐于讲述村民送自己鸡蛋、火腿的故事,十分在乎村民对书局的接纳。“我自己是农村长大的,农民靠手艺和汗水吃饭,其实我跟他们一样,也是一个靠手艺吃饭的人。”他说,“农民是最朴素、最懂感情的,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当中,人也变得比较冷漠,我对乡村有一份朴素的感情。” 书店带来的影响体现在若干方面:旅游、房价、就业。碧山已成为“打卡胜地”。“一个地方如果有文化的助力,往往带动城里面的人群到这个地方朝圣。”钱小华说。他早先在碧山花11万元买下一栋古民居,目前已经涨到50万元以上。
陈家铺也显示出类似迹象。书店动工后,多个民宿项目找上门,第一间民宿已经在建设。为防止买卖失序,松阳县成立了专门机构,审议把关进村项目。
地瓜干是陈家铺特产,十几家农户从事地瓜种植和加工行业。“没有旅游、民宿、书店这个概念的时候,卖十来块一斤。现在有名气了,附加值提高,我们做上小包装,卖出去都是20元每斤,这明显就是收入。”一位乡政府工作人员说。
书局开业后,松阳县政府正考虑入村交通的预案。“公路上山路线选择及车辆的控制、人的控制,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汪健形容,前往书局的游客,其实也参观了村庄,“也许到某一天大家会觉得,看村比看书局更重要,这是先锋书店更有意义的存在。”
“我的一生不会劳而无功地做这件事情”
年初,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越来越多地方政府找到钱小华,希望引进乡村书局。“有的想搞政绩,真的太多了,不亚于100家。”钱小华决定一年最多做两间,“我要的不是店数,我要的是先锋。”
引进书店同时,陈家铺开展了作家、诗人、艺术家的驻村计划。作家创作中心已经落成,率先入驻的是位阿根廷作家。诗人美术馆、艺术家工作室也在规划。钱小华希望大家在乡村生产知识:“乡村的再造,最重要的就是新文化的价值重建,这是最关键的,它才能活下去。”
“在乡村建设当中半途而废的,后来做不下去的也有。”钱小华同样保持着警醒,“一是项目落地,玩的是乌托邦、理想国,没有在项目上真正落地;二是远离老百姓,背离了老百姓真正的价值取向。”
钱小华认为,仅有的电影下乡和农家书屋等,没法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而农村留守老人“是精神生活最匮乏的群体”。和城市里的先鋒书店分店一样,乡村书局不定期举办讲座与文化活动,“关键还是重建乡村的公共空间、公共秩序和公共理想”。
在书局启幕仪式上,学者何同彬引用批评家雷蒙·威廉斯的观点发言:“现在乡村某种意义上被中产阶级化了,它成了一种消费符号,所谓的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般都奔乡村而去,或者在城乡结合部乡村买一套别墅。”他认为,乡村书局“只不过是一个局部,所承载的内容可能是要跃于文学之上的,更复杂、更难的”。
先锋书店的乡村分店开到第三间,四年下来同行者很少。“有一个挺典型的质疑:中国这么多乡村,你怎么开得过来呢?”张瑞峰认为开店的初衷之一是模式探索,“以自己的方式来探索乡村书局怎么开,这里面具体的方法,遇到的一些难题怎么处理。”他说,这些方法未来或许可以成为参照。
钱小华也清楚乡村书局收效缓慢,但他仍然相信:“我的一生不会劳而无功地做这件事情。”
(摘自8月2日《南方周末》。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