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名士梁启超一生多“变”：报刊主笔、民国高官、清华导师。生逢大变动的时代，他却能不断调整自己的角色。他所遭遇的全部荣辱、毁誉、成败，莫不根源于一个“变”字。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小时候，梁启超常于静夜躺在卧榻上听祖父娓娓讲述古代豪杰、忠臣、志士、哲人的嘉言懿行，其中印象最深的便是陆秀夫身背幼帝赵昺在厓山跳海殉国的悲壮史事。厓山位于新会县南部，离茶坑村不远，梁启超多次到过那里的三忠祠。“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界限华夷”，前人这两句诗铭刻在他心中。
　　
　　科举路上的顺与不顺
　　
　　梁家名为耕读之家，田产却并不多，仅够糊口而已。梁启超父亲梁莲涧是一位不甘心受穷的穷秀才，他曾专程跑到日本，向梁启超索款购置产业。梁启超当时经济拮据，无法应付，梁莲涧便以自杀相要挟，最终由梁启超的弟子们解囊相助，集资1200块银元，让梁莲涧欢天喜地满载而归。梁启超平生不爱置田产，他曾开玩笑说：“假若十块钱买一亩田，或十块钱买一只鸡，我宁愿吃鸡不买田。”可见他根本瞧不起那些一门心思买田修屋的土财主。
　　梁启超才华早秀，堪称神童。对对子，人出上联“东篱客赏陶潜菊”，他脱口即能对出“南国人思召伯棠”；吟诗、写八股文，同样不在话下。别人在科举路上跌跌撞撞，梁启却走得很顺，13岁成秀才，17岁成举人，只是在会试时莫名其妙地栽了个大跟头。据胡思敬《国闻备乘》所记：主持乙未（1895年）科会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徐桐，副主考则为启秀、李文田、唐景崇三人。“文田得启超卷，不知谁何，欲拔之而额已满。乃邀景崇共诣桐，求以公额处之。”也就是说，还有一些机动名额由徐桐灵活掌握，拨一个给李文田，即可成全梁启超。徐桐是个老顽固，不喜欢梁启超的卷稿牵引古义，越出绳尺，硬是不肯拨给名额。他还对李文田袒庇粤省同乡颇有微词。李文田无奈，只好将梁卷“抑而不录”，并在卷末批曰：“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表明其惜才而又无奈的心情。此后，梁启超便绝迹科场，他做《时务报》主笔时，更是痛斥科举制度扼杀人才。
　　
　　梁启超：六大矛盾的集合体
　　
　　梁启超为人率真、热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他自称为“中国之新民”和“少年中国之少年”，识者皆认可，不觉其矫情。当初，他以举人之身拜监生康有为为师，如此见贤思齐，不虚心绝对做不到。最难得的是，梁启超精力弥满，至死不衰。从外貌看，他短小精悍，秃顶宽下巴，目光如电，喜欢穿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他三十余岁办《新民丛报》，志在开言路、通舆情、启民智，文章气势凌厉感情充沛，影响了一代青年。
　　身处大动荡、大混乱、大嬗变的时代，梁启超的“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比如说，他所主张的“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和“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二者之间潜藏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他要逃避或解决这些矛盾，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善变，“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这是他最令人敬佩的地方（从善如流），也是他最令人诟病的地方（立脚不稳），康有为即曾呵斥这位大弟子“流质易变”。梁启超一生所遭遇的全部荣辱、毁誉、成败、得失，莫不根源于一个“变”字。作为近、现代政界、文坛和杏坛最具争议性的巨擘，梁启超在生活上、政治上、学问上存在六大矛盾，他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其通体附丽着异常驳杂的色彩，就像一个大大的调色盘。
　　
　　【矛盾之一：作为“一夫一妻世界会”的发起人，却明里蓄妾】
　　任公17岁中举，深得正主考李端棻和副主考王仁堪的赏识，赞为国士无双，许为大器。李端棻觉得做房师不过瘾，他宁愿自降一级辈分，去做梁启超的内兄，结下这门亲戚。他请王仁堪执柯作伐，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李蕙仙比梁启超大几岁，贵小姐下嫁穷书生，她能处丰，亦能处约，持家有方，只是阃威太严，任公敬她让她，也有些怕她，惧内之名一度与胡适相埒。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有一节专门写到“梁任公之情史”，认定梁启超的婚姻并不美满：“李女貌陋而嗜嚼槟榔。启超翩翩少年，风流自赏，对之颇怀缺憾，然恃妇兄为仕途津梁，遂亦安之。”
　　1899年冬，梁启超从日本乘船去美国檀香山，应华侨保皇会之邀，前往演讲，妙龄女郎何蕙珍临时充当译员。何女士是当地的小学教员，不仅身材窈窕，容颜妩媚，而且具有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才华智识。彼此交往之后，梁启超为之倾倒，于是梁郎赠小像，何女馈小扇，两情暗洽。然而待到梁启超露出求婚之意，何蕙珍却以任公使君有妇，文明国不许重婚为由，婉言拒绝。任公情怀缱绻，难以自持，于是舒吐为诗，共计二十首，发表在《清议报》上。何蕙珍性情刚烈，不肯屈为姬妾，这是一场无望的情事，梁启超怕遭物议，只好撒手。好在他另有想头，回到夫人李蕙仙身边，还有一位陪房丫头王桂荃侍候他，聊慰其落寞情怀。李蕙仙为他生思顺、思成、思庄一男二女，王桂荃则为他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四男二女，梁家人丁兴旺，倚赖王氏为多。
　　
　　梁启超是“一夫一妻世界会”的发起人，到头来，却改变初衷，安享齐人之福。他颇能取巧，妻只一人，妾可忽略不计，如此一来就算是遵守游戏规则了。这一矛盾显然暴露出他感情丰富、意志薄弱的一面。他曾振振有词，自称“风云气多，儿女情少”，实在难以服众。
　　
　　【矛盾之二：提倡科学精神，却又喜欢谈玄扶乩】
　　当年，严复翻译《天演论》，梁启超为之润饰十分之六七，但他的兴趣是散漫的，除了玩味佛老之学，他还一度对扶乩这样的迷信课目颇为上瘾。乙未（1896年）晋京前，梁启超与同门师兄弟扶乩问休咎，乩仙下凡，在沙盘上出示律诗二首，其一为：
　　蛾眉谣诼古来悲，雁殡衡沙远别离。三字冤沉名士狱，千秋泪洒党人碑。
　　阮生负痛穷途哭，屈子怀忧故国思。芳草幽兰怨摇落，不堪重读楚骚辞。
　　这首诗若果真是乩仙所作，那么他（她）对戊戌党人的命运预言之准确灵验，确实令人惊诧莫名，可是梁启超于戊戌政变后才向外界出示这两首诗，就难免被人怀疑为他故意杜撰陈迹，用于宣传。
　　
　　【矛盾之三：想做学问家，又想做通人】
　　梁启超记诵力极强，求知欲极炽，对各类学术皆有研究的兴会，贪多务得、追求速成、缺乏恒心，三者是其治学的大病。梁启超颇有自知之明，他为长女梁思顺的《艺蘅馆日记》题诗，便对自己的痼疾痛下手术刀：“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梁启超肯教女儿以父为训，可见他并不是讳疾忌医的人。
　　梁启超的笔端常带感情，颇能动人，但丘壑不够，文气太盛，缺乏令人百读不厌的回味。他名心重，耐不住寂寞，好与后辈争强斗胜，兴趣容易转移，时不时要与胡适等人竞赛一番，最终就成了一个无所不通的大“字纸篓”，缺乏专业方面的精深造诣。
　　有一次，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问梁启超：“你为什么知道的东西那样多？”任公想了一想，恳切地回答道：“这不是什么长处，你不要羡慕。我有两句诗：‘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一个渔人同时撒一百张网，不可能捉到大鱼。治学要深厚…… ‘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一事办好，已属难得；力气分散，则势必一事无成。”任公能讲这番话，说明他对自己的缺点是洞若观火的，只是不能改，如名医无法治己病。他一生勤勉不倦，“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亦绝少”，共计留下1400多万字的精神遗产，真正著作等身，若单论其宏富，中国近代作家无人能出其右。然而至今仍被众人提及的仅有《新民说》、《王安石传》、《李鸿章传》、《戴东原哲学》等急就章，其学术方面的成果竟不大被同时代学者和后代学者认可，折腾来折腾去，始终都只是个空头学问家，这不能不说是梁启超的悲哀。
　　
　　【矛盾之四：踌躇于“保皇”与“排满”之间】
　　戊戌变法乃历史上不朽之名剧，以“黄匣”、“朱谕”始，以“银刀”、“碧血”终，这一点想必没人持反对意见。变法前的国家情形是，甲午中日海战，北洋海军折损殆尽，赔巨款，割台湾，朝野为之震恐，士民为之激愤。即便如此，满族统治者最恨最防的仍是汉人，而非洋毛子。大臣刚毅在满汉之间掘出一条鸿沟，曾傲狠扬言：“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在他心目中，汉人只不过是毋须善待的“家奴”而已。
　　梁启超从小受到祖父的影响，华夷之辨谨记于心，感情上绝对是排满的，但理智告诉他，要改造国家，刷新政治，无论如何不应绕开决意变法的光绪皇帝，自上而下的变革仿佛高屋建瓴，易于收功。因此，其所谓保皇与排满的矛盾实为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光绪皇帝被幽禁于瀛台，变法宣告彻底失败，在梁启超心中和笔下，感情便占据了上风，排满遂成为主调。
　　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抱有根深蒂固的保皇思想，他曾慨叹：“梁氏实为亡清代二百六十年社稷之人！”这话即有感于梁启超的排满言论笔锋锐利，启发深到，影响广远。
　　
　　【矛盾之五：尊师，但在真理面前当仁不让】
　　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尝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梁启超早年敬重康有为，唯其马首是瞻，中年却反对康有为，斥之为“大言不惭之书生”，差一点被逐出师门。究其实，梁启超尊师自有其道，那就是当仁不让。
　　梁启超17岁时与同学陈千秋慕名拜访康有为，听其高谈阔论，一旦尽失故垒，梁举人竟屈尊做了康监生的弟子，他从心底里服膺康有为变易旧法，改良国家的信心蹈略。梁启超敏速强干，做《时务报》的主笔，则《时务报》风行全国；做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则时务学堂培养出大批爱国人才；在日本办《新民丛报》，则《新民丛报》深受留学生喜爱；作为高参，倒张（勋）倒袁（世凯），无不克捷；他晚年退出政治漩涡，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乐育英才，同样成就卓著。他越活越精彩，康有为则是每况愈下，老境颓唐，实则由于他们的思想、个性、行事风格和处世方式迥异而形成巨大差别。一句话，梁启超与时俱进，康有为则抱残守缺，梁启超反康甚至骂康，师徒反目实为必然。事实证明，那些终身追随康有为的保皇顽部——万木草堂的旧弟子，一条道埋头走到黑，完全浪费了生命，也没有给历史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孰智孰愚？
　　康有为性情偏执，唯我独尊，门人弟子谁若拂逆他的意愿，他就火冒三丈。1913年，梁启超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北京政府司法部长，康有为向这位大弟子请托太多，又是要钱，又是荐人，梁启超不胜其烦，师徒之间的感情趋于冷淡。
　　1926年，康有为去世，梁启超尽弃前嫌，亲自主持康老师的大型追悼会，还撰写了至为感人的祭文，对康有为的历史贡献和学术成就作出了充分的肯定。这说明，任公秉性并不凉薄，他对康有为的态度之所以前后矛盾，更多的是出于彼此政见上的歧异，他若阳奉阴违，那才是“小人儒”，而他要做的始终是堂堂正正的“君子儒”。
　　
　　【矛盾之六：有定则无定见无定行】
　　梁启超的定则是爱国之心、立宪之志和新民之道，在此定则之下，其见解、行动则是不断流变的，维新——保皇——君主立宪——护法——民主共和，仿佛三级跳远，助跑之后，他就必然会有一连串的腾挪。现代作家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对梁启超的多变表示了深深的理解：“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坚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
　　“五·四”时期，梁启超在俱乐部大讲欧洲的社会主义，被李大钊斥之为“安福俱乐部社会主义”，讲归讲，他心中并不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合适土壤。他在《晨报》上发表文章，与陈独秀、李大钊持完全相反的论调：“布尔什维克何妨客气一些，先让资本家来掌握政权，大办实业，给中国三亿工农带来温饱。这样对工农既有好处，工农吃饱穿暖，中国也能富强……若一味争取政权，反而把工农害了。”陈、李二人自然不会与他如此商量，结果是一番劈头盖脑的痛击。梁启超度量大，兴趣广，这个话题腻了，便会另选一个话题，往往是他率先挑起论争，却又第一个撤退。他曾对日本、英国文化赞不绝口，并且认定“中国经一次外化，就有一次进步”。但他在东南大学讲学期间，却对输入美国文化不表赞同，讽其为“雕花饭桶”。
　　梁启超“有定则无定见无定行”这一点，外人难以理解，多有责难。他曾对学生李任夫等人作过自辩：“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我为什么和康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夺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例如在清朝末季，在甲午战争以后，国家已是危如累卵，随时有瓜分豆剖之忧。以当时的形势来说，只能希望清朝来一个自上而下的彻底改革。康先生的主张是对的，我以为是有前途的，不幸成了历史悲剧。可是后来情况变化了，清朝既倒，民国建立，已经成了定局，而康先生主观武断，抱着老皇历不放，明知此路不通，他还要一意孤行到底，这是不识时务。为了救国，我不能不和他分开。至于孙中山，他是主张暴力革命的，而我是稳健派，我是主张脚踏实地走的。我认为中国与法国、俄国的情况不同，所以我不主张暴力革命，而主张立宪改良，走日本维新的路，较为万全。我并不是没有革命思想，但在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顾亭林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假如国之不存，还谈什么主义、主张呢！还谈什么国体、政体呢？总之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批评，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在袁世凯面前多交了一笔学费
　　
　　孙中山、黄兴、蔡锷等人对袁世凯都有一个交学费的认知过程，拥袁——反袁——倒袁三部曲，一个环节都不少。梁启超亲身经历过戊戌政变，由于袁世凯的叛卖，“六君子”喋血，变法失败，梁启超已交过一次昂贵的学费，怎么还会认为袁世凯是扭转中国国运的可靠力量？他居然留级，把学费再交一次，这确实是一个不容易解答的问题。袁氏有一“私”字横亘于胸，欲移中国为其私产，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竟然能够迷惑梁启超，诱他出任袁氏政权的司法总长，可见梁氏确实只是迂阔的书生，而不是睿智的政治家。
　　周善培在《谈梁任公》一文中揭示了此中的隐秘：当年（1912年），他听说袁世凯召梁启超去北京，便与赵熙乘船去横滨，劝梁启超慎重其事。周善培说：“对德宗（光绪皇帝）是不该去，对袁世凯是不能去。”梁启超被劝不过，于是吐露真言：他并不想去北京，但康有为催促他尽快成行，他不能违拗恩师的意愿。其实还有一点，毋庸讳言，梁启超从事纸面政治已经10多年，登上政坛，真正有所作为，这是头一遭，诱惑确实太大了，他无力抵御。梁启超当了一两年的司法总长，眼看袁氏的专制独裁日甚一日，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不大敷衍他，便辞了职。1915年，筹安会成立，袁世凯意欲称帝的阴谋露出冰山一角，梁启超洞烛其奸，即在天津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斥骂“筹安会”诸公，大戳袁世凯的痛处。文章刚刚脱稿，便有人向袁世凯告密。袁世凯惊慌之余，软硬兼施，派杨度送上20万元银票，为梁启超的父亲祝寿，请梁启超销毁成文，否则后果莫测。20万块银洋是一笔巨款，这张银票则堪称试金石，梁启超是不是真正的爱国者，一试即知。结果是，梁启超拒收银票，发出文章，揭露袁世凯改共和国为君主国，其真实意图是要走家天下的专制老路。登载此文的报纸不胫而走，国人因而醒悟。没错，梁启超多交了一笔学费，笨是笨了一点，但关键时刻他并不弱智，更没有利令智昏。他不仅撰文反对袁世凯，还极力赞成弟子蔡锷潜赴云南，高揭护国之旗。这就不奇怪了，政论宿敌章太炎也由衷称赞梁启超：“共和再造赖斯人。”
　　
　　死于庸医之手
　　
　　1929年1月19日，由于尿血症，一枚好肾被误割，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丧命于庸医之手，仅止于中寿（57岁）。这一医疗事故曾引起社会公愤。拣择当时的挽联，以蔡（元培）、陈（少白）二公的联语最称允当。蔡联是：“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不因南海让当仁。”陈联是：“五就岂徒然，公论定当怜此志；万言可立待，天才端不为常师。”
　　梁启超有一句名言传播极广，那就是：“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他是病死的，也是累死的，去世前他还在落力编写《辛稼轩年谱》。他一生饱经忧患，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快乐的人。他有责任心，也有兴味，所以他活得丰富，也活得精彩，在这两方面，近代政治家和学者中罕有比并者。
　　“人间已无梁任公”。他是特异的，也是唯一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