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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商的成本指的是综合成本而不仅仅是劳动力。中国的一些制度痼疾导致企业的综合成本上升，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也直接影响了股市的表现
近几年，国内“宏观形势一派大好”，可是股市却屡创新低。在怒骂别有用心之人“唱空”之余，难道不应好好反思一下个中原因么？
其实，即使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份，中国很多企业也不赚钱，股市在这样的境况下怎么会有好的表现？
举几个例子：国内同行们经常热衷于说国内某银行在世界上按资产排名多少位，可是全中国所有银行的利润仅略高于汇丰银行一家的利润；中国啤酒销售量世界第一，可全行业的利润只相当于一家世界中型啤酒厂的利润。中国有数百家上市公司的利润只是几百万或几千万元，这还不考虑其账目不实的问题。
过去十余年，外国基金经理经常问中国H股的分析员：为什么中国的宏观与微观不吻合？他们的解释无非是“GDP含有水分”，或者是“H股不代表中国全貌”。可是，A股有1300家公司，难道还不具有代表性吗？
我的看法是：除了少数行业，在中国经商，基本上已不像许多人想像的那样具有成本优势，而且这种状况还将进一步恶化。
中国的劳动力看似低廉，但跟产出比较就不那么便宜了。而且20年来，工资的增长速度远高于物价指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1989年，普通干部和工人的月工资大致在40元－60元；但今天这个数字在1500元以上，还不考虑住房公积金等等。
当然，以前工资基数低是一个因素，但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企业领导不想得罪职工，就容易多发点钱，反正也不需自己掏腰包；何况“水涨船高”，自己也可以得益。近20年来，企管人员的水平提高了一点，而福利和派头方面已向西方看齐；同时，公务员和国有企业无节制地涨工资，也带动了私有部门的薪酬和福利。
当然，数字并不是其中的关键，重要的是它有否与业绩挂钩；与其利润相比，这个工资、福利水平显然过高。
在中国经商的成本越来越高，政府部门同样难辞其咎。监管部门众多，朝令夕改，苛捐杂税，以及官员寻租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
笔者一个月前在本栏目谈到，疲惫不堪的中国企业老总往往被政府部门揪来揪去，穷于应付。这显然直接影响企业的成本和利润，从而影响公司股价。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如果你有1万元人民币就可以很正常地开始创业。可前不久，我问自己失业多年的外甥：“如果我帮你筹措30万元人民币，你可否创业？”他无奈地回答：“我的生意尚未开张，可能有10万元已经不见了。”原因在于，各项税、费、证和求人的开销，就占去大部分成本了。如果戴尔是中国的一个大学生，他能够在学生宿舍里为他今天的跨国企业奠基吗？
一个国家的经商成本指的是综合成本，而不只是劳动力或土地成本。简单的来料加工行业红火了十几年，可现在遇到了缺水、缺电、环保等问题。中国进口的原材料、燃料越来越多，推高了国际价格和船运成本，也削弱了在低端行业的成本优势。中国复杂的税制和优惠的确肥了部分企业，可害了中国和整个工商界。更可怕的后果在于，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钻空子。
1982 年，芝加哥国民银行在北京成立了第一家代表处。随后，几百家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20多年来，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开销以及高层所花的时间成本，不知等到何年才有回报。表面上看起来，受伤的是外国银行，实际上受伤的是中国经济。这与诸多国家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以及马来西亚在1998年金融危机后所实施的货币管制一样，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经常听到国内同行说，“某发达国家实行了农产品或银行业或电信业的保护措施。凭什么不允许中国实行同样的保护措施？”当然，主权国家有权制定任何措施，但是，仅仅由于其他国家实行了愚蠢或有害的政策，不等于中国也应该亦步亦趋。
振兴股市的惟一办法，是提高企业的盈利和核心竞争力，而创造或保持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是关键。这不能急躁，要滴水穿石。浮躁的人们鼓动政府救市，可是把股市抬高以后，如果没有高盈利（也就是说没有低成本）来支持，股市也会垮下来的。
在过去十多年，股市的参与者，从政府到股民和券商，都犯了很多错误。换言之，中国股市经历了一场浩劫。当然，反思和改革十分重要。可是，如果我们纠缠于股权分置，而不致力于其他更为根本性的改革，股市就没有未来。股权分置是个死结，窃以为没有办法切实解决。
作者为UBS（亚洲）董事总经理、中国研究联席主管
近几年，国内“宏观形势一派大好”，可是股市却屡创新低。在怒骂别有用心之人“唱空”之余，难道不应好好反思一下个中原因么？
其实，即使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份，中国很多企业也不赚钱，股市在这样的境况下怎么会有好的表现？
举几个例子：国内同行们经常热衷于说国内某银行在世界上按资产排名多少位，可是全中国所有银行的利润仅略高于汇丰银行一家的利润；中国啤酒销售量世界第一，可全行业的利润只相当于一家世界中型啤酒厂的利润。中国有数百家上市公司的利润只是几百万或几千万元，这还不考虑其账目不实的问题。
过去十余年，外国基金经理经常问中国H股的分析员：为什么中国的宏观与微观不吻合？他们的解释无非是“GDP含有水分”，或者是“H股不代表中国全貌”。可是，A股有1300家公司，难道还不具有代表性吗？
我的看法是：除了少数行业，在中国经商，基本上已不像许多人想像的那样具有成本优势，而且这种状况还将进一步恶化。
中国的劳动力看似低廉，但跟产出比较就不那么便宜了。而且20年来，工资的增长速度远高于物价指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1989年，普通干部和工人的月工资大致在40元－60元；但今天这个数字在1500元以上，还不考虑住房公积金等等。
当然，以前工资基数低是一个因素，但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企业领导不想得罪职工，就容易多发点钱，反正也不需自己掏腰包；何况“水涨船高”，自己也可以得益。近20年来，企管人员的水平提高了一点，而福利和派头方面已向西方看齐；同时，公务员和国有企业无节制地涨工资，也带动了私有部门的薪酬和福利。
当然，数字并不是其中的关键，重要的是它有否与业绩挂钩；与其利润相比，这个工资、福利水平显然过高。
在中国经商的成本越来越高，政府部门同样难辞其咎。监管部门众多，朝令夕改，苛捐杂税，以及官员寻租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
笔者一个月前在本栏目谈到，疲惫不堪的中国企业老总往往被政府部门揪来揪去，穷于应付。这显然直接影响企业的成本和利润，从而影响公司股价。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如果你有1万元人民币就可以很正常地开始创业。可前不久，我问自己失业多年的外甥：“如果我帮你筹措30万元人民币，你可否创业？”他无奈地回答：“我的生意尚未开张，可能有10万元已经不见了。”原因在于，各项税、费、证和求人的开销，就占去大部分成本了。如果戴尔是中国的一个大学生，他能够在学生宿舍里为他今天的跨国企业奠基吗？
一个国家的经商成本指的是综合成本，而不只是劳动力或土地成本。简单的来料加工行业红火了十几年，可现在遇到了缺水、缺电、环保等问题。中国进口的原材料、燃料越来越多，推高了国际价格和船运成本，也削弱了在低端行业的成本优势。中国复杂的税制和优惠的确肥了部分企业，可害了中国和整个工商界。更可怕的后果在于，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钻空子。
1982 年，芝加哥国民银行在北京成立了第一家代表处。随后，几百家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20多年来，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开销以及高层所花的时间成本，不知等到何年才有回报。表面上看起来，受伤的是外国银行，实际上受伤的是中国经济。这与诸多国家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以及马来西亚在1998年金融危机后所实施的货币管制一样，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经常听到国内同行说，“某发达国家实行了农产品或银行业或电信业的保护措施。凭什么不允许中国实行同样的保护措施？”当然，主权国家有权制定任何措施，但是，仅仅由于其他国家实行了愚蠢或有害的政策，不等于中国也应该亦步亦趋。
振兴股市的惟一办法，是提高企业的盈利和核心竞争力，而创造或保持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是关键。这不能急躁，要滴水穿石。浮躁的人们鼓动政府救市，可是把股市抬高以后，如果没有高盈利（也就是说没有低成本）来支持，股市也会垮下来的。
在过去十多年，股市的参与者，从政府到股民和券商，都犯了很多错误。换言之，中国股市经历了一场浩劫。当然，反思和改革十分重要。可是，如果我们纠缠于股权分置，而不致力于其他更为根本性的改革，股市就没有未来。股权分置是个死结，窃以为没有办法切实解决。
作者为UBS（亚洲）董事总经理、中国研究联席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