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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5年第四届澳门东亚运动会举办期间，笔者在网上看到一个颇有“气势”的帖子，作者质问：凭什么亚洲要办这么多运动会？人家非洲连非洲运动会都没有呢！
这个网民的质疑显然有些草率，因为非洲有自己的非洲运动会。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老百姓到底如何看待运动会?又该如何审视运动会?
运动会饱含“内动力”
十运会最引人注目也深受好评的口号就是“体育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当人们把全运会视为一种节日时，当然就应该有联欢的气氛和喜庆的心情。
体育记者梁言说他在南京采访十运会时因为被出租车司机认出而享受了免费乘车的待遇，这里分明透视出的是东道主百姓的自豪感。如果说全运会为全中国最优秀的运动员搭建了展示他们技艺的最好舞台，那么她无疑也为江苏人构建了展示他们经济发展和精神风貌的最好平台，进而向全国人民提供了一次全面观摩江苏社会面貌和中国竞技体育的最佳时机。
从这个意义判断，全运会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无法回避的政治意义：体育人的联欢和东道主的展示。
翻阅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的历史资料，笔者发现：一些从旧社会里摆脱压迫和奴役的农民以夜间追逐汽车的方式在准备着参加运动会；一些青年女性以少见的热情在公园里乃至街道旁习练起太极拳。那时，人民的运动会不仅是一种观赏的快乐，更寄寓着人们的期盼。
1959年，新中国的第一届全运会在建国10周年的国庆节前后举行；1961年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为困难时期的国人注入了强心剂，被认为是精神原子弹；迄今为止的七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无一不是中华民族各族人们联欢的大舞台；而中国运动员在每一届奥运会的成绩都蕴涵着无数华夏儿女的爱国心和民族情……
上个世纪80年代前期的几个激荡国人的口号都出自体育界，“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是因中国跳水的崛起而生发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强音；“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中国男排的出色表现激发起的爱国热忱；曾几何时监狱里的犯人竟也被女排的精神感动进而发誓改过自新。这些通过运动会的大舞台展示出的体育精神是其他任何东西无法比拟的。
一句话，说运动会的存在理由不能脱离体育，但又绝不应仅仅局限在体育领域来评说。而中国老百姓对于运动会价值的认定也从来不会框定在体育范畴内。
运动会面容洋溢“激情”
运动会一词的英文名称为“Games”，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游戏的集合。换一句话说，运动会就是游戏的狂欢和身体的娱乐。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运动会五花八门，有区域性的泛美运动会、东南亚运动会、非洲运动会等；有全球性的综合或单项的奥运会及各类世界锦标赛；有行业集会性质的世界军人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有特殊奥运会。残疾人奥运会等等特殊人群的运动会；还有电视媒体机构创设的世界极限运动会，友好运动会；有带有殖民遗迹的英联邦运动会等等。
如此多的运动会当然不全是为了政治属性的联欢和经济社会成就的展示。运动会之所以存在，其根源恐怕在于一种人类提升身体技艺和营造狂欢氛围的原欲。
作为一种直立行走的高级动物，人类在速度、力量、耐力、灵敏、平衡等诸多单一的身体素质方面比很多动物差，人类也比很多动物更容易得痔疮之类的疾病，但是人类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未特定化和可塑性，人类可以通过自我设计的体育项目来形成一种自我能力评价的语境和氛围，来评定出自己的世界冠军、全国冠军，从而实现人类对于动物境界的一种跃迁。
与此同时，并非所有人都具有超越动物的勇气、天赋和能力，于是，英雄崇拜十分普遍而强烈地成为现代竞技体育的一种主流文化。奥林匹克运动虽然强调“参与比取胜更重要”，但其升旗奏歌的仪式被高度强化就是对取胜的极端推崇，其赛场上决胜肉体的对抗形式和胜负分明的评判形式也强烈地昭示着对于冠军的肯定。原因很简单，普通人无法去赛场争金夺银，甚至无法在体操赛场上表演哪怕一个最简单的得分动作，于是，人们把超越自我能力的欲望寄寓在那些尖子运动员身上。
所以说，运动会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一种展示自我身体技巧的原欲，大凡成功的顶尖运动员很少有从一开始就奔着奖金去的，巨额奖金往往是他们执着地甚至毫无理由地对于运动项目的热爱而伴生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乔丹和马拉多纳的惊世技艺在通过巨额收入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同时，主要是极大地满足了他们施展自己技能的欲望。
显然，技艺超群的运动员在赛场上的神奇表现还能满足无数拥趸们的英雄崇拜情结。竞技体育在本质上并没有观众，从一开始也并不需要观众。她是那种遵循自身运动目标而表现自我身体技能的一种朴素文化，但正是由于她看似没有引诱观众目的的纯自然行为，通过身体技能的展示更好地满足了观众自身心理的那种原始欲望。体育比赛的很多现场，尤其是很多足球比赛的现场，观众可以狂欢，甚至可以体现出特殊的看台文化风景，这是很多电影院和高雅音乐厅里不可能出现的景象。所以，运动会观众的参与性是很多其他文化活动不具备的。
对于中国的运动会来说，可能还承载着另外一种特殊的社会使命，那就是教化。这种借助大场面和公开直观的形式来进行教育向来是我们的优势，而运动会就是最好的教育媒介。“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在运动场上的体现更显性，“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的奥林匹克精神在竞技场上的展示也更直观。
体育从来就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地存在，运动会也不可能没有社会政治和文化目的，在中国尤其如此。当我们的百姓真正理解运动会的目的和意义时，那些对于全运会去留的争论也会平息一些。
这个网民的质疑显然有些草率，因为非洲有自己的非洲运动会。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老百姓到底如何看待运动会?又该如何审视运动会?
运动会饱含“内动力”
十运会最引人注目也深受好评的口号就是“体育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当人们把全运会视为一种节日时，当然就应该有联欢的气氛和喜庆的心情。
体育记者梁言说他在南京采访十运会时因为被出租车司机认出而享受了免费乘车的待遇，这里分明透视出的是东道主百姓的自豪感。如果说全运会为全中国最优秀的运动员搭建了展示他们技艺的最好舞台，那么她无疑也为江苏人构建了展示他们经济发展和精神风貌的最好平台，进而向全国人民提供了一次全面观摩江苏社会面貌和中国竞技体育的最佳时机。
从这个意义判断，全运会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无法回避的政治意义：体育人的联欢和东道主的展示。
翻阅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的历史资料，笔者发现：一些从旧社会里摆脱压迫和奴役的农民以夜间追逐汽车的方式在准备着参加运动会；一些青年女性以少见的热情在公园里乃至街道旁习练起太极拳。那时，人民的运动会不仅是一种观赏的快乐，更寄寓着人们的期盼。
1959年，新中国的第一届全运会在建国10周年的国庆节前后举行；1961年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为困难时期的国人注入了强心剂，被认为是精神原子弹；迄今为止的七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无一不是中华民族各族人们联欢的大舞台；而中国运动员在每一届奥运会的成绩都蕴涵着无数华夏儿女的爱国心和民族情……
上个世纪80年代前期的几个激荡国人的口号都出自体育界，“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是因中国跳水的崛起而生发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强音；“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中国男排的出色表现激发起的爱国热忱；曾几何时监狱里的犯人竟也被女排的精神感动进而发誓改过自新。这些通过运动会的大舞台展示出的体育精神是其他任何东西无法比拟的。
一句话，说运动会的存在理由不能脱离体育，但又绝不应仅仅局限在体育领域来评说。而中国老百姓对于运动会价值的认定也从来不会框定在体育范畴内。
运动会面容洋溢“激情”
运动会一词的英文名称为“Games”，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游戏的集合。换一句话说，运动会就是游戏的狂欢和身体的娱乐。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运动会五花八门，有区域性的泛美运动会、东南亚运动会、非洲运动会等；有全球性的综合或单项的奥运会及各类世界锦标赛；有行业集会性质的世界军人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有特殊奥运会。残疾人奥运会等等特殊人群的运动会；还有电视媒体机构创设的世界极限运动会，友好运动会；有带有殖民遗迹的英联邦运动会等等。
如此多的运动会当然不全是为了政治属性的联欢和经济社会成就的展示。运动会之所以存在，其根源恐怕在于一种人类提升身体技艺和营造狂欢氛围的原欲。
作为一种直立行走的高级动物，人类在速度、力量、耐力、灵敏、平衡等诸多单一的身体素质方面比很多动物差，人类也比很多动物更容易得痔疮之类的疾病，但是人类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未特定化和可塑性，人类可以通过自我设计的体育项目来形成一种自我能力评价的语境和氛围，来评定出自己的世界冠军、全国冠军，从而实现人类对于动物境界的一种跃迁。
与此同时，并非所有人都具有超越动物的勇气、天赋和能力，于是，英雄崇拜十分普遍而强烈地成为现代竞技体育的一种主流文化。奥林匹克运动虽然强调“参与比取胜更重要”，但其升旗奏歌的仪式被高度强化就是对取胜的极端推崇，其赛场上决胜肉体的对抗形式和胜负分明的评判形式也强烈地昭示着对于冠军的肯定。原因很简单，普通人无法去赛场争金夺银，甚至无法在体操赛场上表演哪怕一个最简单的得分动作，于是，人们把超越自我能力的欲望寄寓在那些尖子运动员身上。
所以说，运动会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一种展示自我身体技巧的原欲，大凡成功的顶尖运动员很少有从一开始就奔着奖金去的，巨额奖金往往是他们执着地甚至毫无理由地对于运动项目的热爱而伴生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乔丹和马拉多纳的惊世技艺在通过巨额收入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同时，主要是极大地满足了他们施展自己技能的欲望。
显然，技艺超群的运动员在赛场上的神奇表现还能满足无数拥趸们的英雄崇拜情结。竞技体育在本质上并没有观众，从一开始也并不需要观众。她是那种遵循自身运动目标而表现自我身体技能的一种朴素文化，但正是由于她看似没有引诱观众目的的纯自然行为，通过身体技能的展示更好地满足了观众自身心理的那种原始欲望。体育比赛的很多现场，尤其是很多足球比赛的现场，观众可以狂欢，甚至可以体现出特殊的看台文化风景，这是很多电影院和高雅音乐厅里不可能出现的景象。所以，运动会观众的参与性是很多其他文化活动不具备的。
对于中国的运动会来说，可能还承载着另外一种特殊的社会使命，那就是教化。这种借助大场面和公开直观的形式来进行教育向来是我们的优势，而运动会就是最好的教育媒介。“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在运动场上的体现更显性，“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的奥林匹克精神在竞技场上的展示也更直观。
体育从来就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地存在，运动会也不可能没有社会政治和文化目的，在中国尤其如此。当我们的百姓真正理解运动会的目的和意义时，那些对于全运会去留的争论也会平息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