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年代生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成长之歌，也许泰勒·斯威夫特的《22》最能描写时下年轻人的生活现状。
　　斯威夫特在她22岁时写下的这首歌中唱道：“夜复一夜，我们不会入眠。”这歌词套在像她那样富裕的年轻人身上描写的是不醉不眠，而套在职场新人身上则是因为工作无法休息。
　　凯茜·麦金泰尔28岁，是一名在纽约工作的图书公关。她说：“如果不在办公室，我的智能手机也会让客户找到我。”
　　麦金泰尔不过是20多岁大军中的一分子——自古这群人就是可供剥削的廉价劳动力，何况她所在的创意行业，超长的工作时间换来的总是较低的收入。美国的经济衰退导致初级职位也存在严酷的竞争，即使是被要求时时智能手机在手，去为公司宣传刷微博且随时待命，仍然有成百上千的求职者去竞聘无薪的实习岗位。
　　最近有新媒体的经理人曾这样说过：“我需要雇佣的是一个22-22-22的人。”即22岁，愿意每天工作22小时，年薪2.2万美元。也许22小时的说法有些夸张，但是另两个要求却绝对符合就业市场的现状。根据著名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出具的一份报告显示，1984至2009年间，35岁以下持有房产的人，资产净值的中位数下跌了68%，只有3662美元。而65岁以上人群中，这个数字上升了42%，达到170494美元（大部分得益于房产升值带来的增益），所以我们不能简单把年轻人的财产缩水理解为经济下滑带来的副作用。2011年，25至34岁人群中，与父母同住的人比四年前多了120万。
　　佩林就问过：“发微博有计算工作量吗？在社交网络发帖子算干活吗？”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千禧之子们，这些肩负着深夜还要关注社交媒体并检查电邮的年轻人，也许低估了此类工作的价值。在佩林看来，年轻人习惯免费消费互联网上的文化内容，“影响到在工作领域，他们更容易接受实物交换或者实物报酬。”比如公司提供的免费午餐。他们所取得的报酬主要集中在“文化资本”，而非“金钱资本”上。
　　在那些需要投入巨大精力的职业中，尤其在工作休闲界限不明显的硅谷，佩林说许多企业试图推翻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刻板管理的模式，他们用桌上足球及其它玩意取代隔间，加强同事关系的同时，诱使雇员在办公室里待得更久。
　　“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比之前更为不利，”他说，“人们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现在的管理方法试图让你模糊工作场所与家的界限，分不清同事和朋友的差别。”
　　那些从父母身上得到了过多关爱的子女们，从幼儿园时期开始就被望子成龙的父母们计划好了人生发展的轨道，也许更难划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听着一定要热爱劳动的叮嘱长大的。
　　佩林说：“想要得到一份工作，你说‘我想要一份工作’是不够的，你的心需要为其而生。你要用行动说话，表明自己加班到深夜，或是晚上11点回复邮件根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24岁的露茜·席勒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并没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她就是佩林嘴里那种“当不完的实习生”。她在一家咖啡店里每周工作4天，领的是最低薪水，还要被经理拿走一半的小费。她曾在五家艺术和文化机构实习过，其中大部分分文不给，还有一些与工作无关的活儿派给她。
　　在她为一家公司工作的最后一天，席勒75岁的上司让她去家里帮忙搬一些重物。在上司的车库里，席勒被领入了一个大房间。那个房间灯光耀眼，满是大麻。上司让她连夜无偿为其进行收割。事后，上司赚了3.5万美元，而实习生席勒得到了什么？一块玉米煎饼作为早餐。
　　在别的公司工作的时候，席勒“工作极度卖力，写了很多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收获，可那些回报却不是立竿见影的东西”。起初，父母为她从事的项目深感兴奋，但无休无止的实习期让他们开始越来越焦虑，席勒好怕自己摘不掉实习生的帽子，被视作“没有竞争力，或是不白干活就没公司录取的人”。今年1月，她从外地搬回了自己的老家，既为省钱，也为申请新的工作。佩林指出：“一些研究表明，人们在二十几岁的阶段会做8到9份工作，经济学家将其视作好事，却忽略了人们为此承受的压力和所作的牺牲。”
　　迈尔斯的父母一方面欣赏并鼓励女儿的投入，一方面为她在娱乐圈的工作经历深受打击。“他们认为我不上道，除非你挣钱，否则干什么都没有意义。”
　　“他们这样想也有道理，再过两年我就要30岁了，青春早晚要离我而去，不仅如此，我觉得自己和我们这行达人之间的差距是如此巨大。每天早晨，我要带着希望起床，幻想自己在职场也混得很棒，可惜我只是自己在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