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人”
　　
　　一九八八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专门课题，调查中国公民的政治素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度室主任张明澍因此而写成一部十四万字的专著。
　　这部专著对中国人的政治意识、参与行为、政治素质等方面作了具体分析，许多结论耐人寻味。比如在“政府对我的影响有多大”一节中，张明澍的结论说，中国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公民能较充分意识到政府的影响，近一半的公民有所意识，但不充分，超过四分之一的公民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影响。中国公民喜欢谈论的政治话题，是高层领导的人事变动，经过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公民的政治素质是三点三分，这个分数比一个现代参与民主制度，能正常行使民主制度所需的公民政治素质低了差不多一半。
　　根据这些分析，张先生因此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应渐进，而不能与公民政治素质的现状脱节。
　　
　　商业化心理
　　
　　作家王蒙最近谈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认为在精神领域，变化最大的是民众社会文化心理从政治化向商业化的转换。这种转换，导致了一种相对可能的知识分子的自立，使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活动天地，可以自己选择课题，自己选择做学问的方式。文艺界过去离开行政系统什么都办不成，现在只要经济上解决一下，便可以形成作家、艺术家自己的活动圈子，只要不颠覆政权，便不会受到干涉。王蒙认为，时下文艺界具不同见解的已形成各自不同的活动领域，各在其中发挥各具特色的作用。在谈及关于反“左”的问题时，王蒙说，社会生活、社会分工开始形成的这种全面正常化，这本身对于“左”的消解，作用非常之大。对“左”要批评，但更主要的是消解。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各安其业，这局面维持个三、五年，“左”的问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危言耸听的呼喊将和生活、和人民完全脱节。王蒙认为，“经济体制转轨过渡时期消费文化的繁荣，总的作用是好的，人人唱卡拉OK，总比人人唱语录歌好得多。对消费文化发展所伴生的一些问题，不必视为洪水猛兽。世界上消费文化最发达的地方，高雅文化也最发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意味着社会生活的全面正常化、商业化心理是从畸型的政治化心理中彻底解脱出来的结果，因此，从政治化心理向商业化心理的转换，是中国人目前文化心态中最值得重视、值得研究、值得肯定、值得引导的一种变化。
　　
　　人文学者的命运
　　
　　陈平原在近期《东方》杂志撰文，论近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他认为，在九十年代之中国，政局的逐渐稳定和商品经济大潮的兴起，使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迅速分化，形成不同的职业阶层及利益集团，很难再有统一的立场。在大学里，越实用性强、能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学科，越受政府重视、企业的支持，而人文学者的研究成果却很难引起社会关注，其中心地位烟消云散。陈认为，这种人文学者的日渐边缘化，未尝不是好事。目前中国大学教授的收入已在城市职工收入平均线之下，这使稿费成为不少人文学者的主要经济来源，这种经济现状，固然使文化学术面临各种危机，却也减少了长官意志与政治干预，陈平原先生把目前的人文学者分为能雅的“学院派”与能俗的“文化人”，在分析了学界与文化传媒之间的关系后，提出重建学术自信的口号。他认为，在“文化人”与“学院派”分途发展的情况下，学者尽可根据自己的才情、志趣与机遇，选择自己最适合扮演的角色。在学术上，陈平原认为，在过分专业化的西方国家，知识分子追求介入社会，发挥文化批判功能，而在士大夫传统尚未完全消失的中国，反而必须为“专业化”辩护。主张政学分途是承认政治运作的复杂性，认准政治与学术各有各的游戏规则，有利于政治与学术的各自正常发展。陈平原提出的学术思路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
　　
　　文化转型与文化大腕
　　
　　一九九四年第二期《钟山》杂志发表了陈晓明、张颐武、戴锦华、朱伟四人关于“文化控制与文化大众”的讨论，讨论者认为，中国自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文化转型，使知识分子精英主义式的控制不再能驾驭现实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新的文化控制网络正趋于形成。由于大众文化的崛起，造成了精英文化的束手无策，直到文化“大腕”的出现，使文化控制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讨论者还认为文化“大腕”的历史定位是模糊的，他们在大众面前是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面前，又是大众的代言人。讨论者提出，在文化上现在有三种转型，一是过去知识分子圈子引导大众趣味的功能已经消失了，代偿的是消费文化和大众传播的引导和支配，谁有钱谁的消费空间就大。二是从书写的文化转向图像性，从“文字族”转向“音像族”。三是统一、绝对的声音发出变成文化信息的无穷多发出。讨论者认为，所谓的文化“大腕”不光是电视剧制作者，还包括音像制作者、广告制作者、书商、周末版报纸的编辑、小报记者等，他们形成了新的文化阶层，这些文化“大腕”靠分享国家媒介权力获得地位。这些文化“大腕”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常常决定了大众文化的趣味。陈晓明等认为，这种文化转型，某种意义上，是和工业革命相类似的文化革命，是工业革命在当今中国迟到的文化结果。关注这一问题，可能有助于理解当今的文化格局与文化神话背后的单纯事实。
　　
　　人文精神失落没有？
　　
　　新出版的一九九四年第四期《上海文学》刊登了批评家白烨与已下海的作家王朔、吴滨、杨争光的对话。王朔时下是好梦影视策划公司艺术总监，吴滨是北京大象文化公司总经理，杨争光为西安长安影视制作公司总经理。三人下海都是为了从给人打工的状态变为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能量。他们认为，过去老是宣传作家要甘于清贫，实际上还是在宣传越穷越好。王朔说：“当作家把自己穷死，那真不叫本事。”吴滨认为：“人越穷越可能嫉妒别人，反倒容易使心态不正常，下海是为了更好地找到自己，有可能使自己的生活形态与心态得到改变。”针对文化界现在普遍哀叹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吴滨认为，现在谈不上失落不失落，人文精神应是人立于现实去追求理想，实现信仰。从这个意义上，什么样的外在环境都不会妨碍、影响人文精神的存在，现在人文精神要落到人对自身的关注和关怀上，恰恰提供了新的人文精神形成的契机。王朔认为，有些人现在大谈人文精神的失落，其实是自己不像过去那样为社会所关注，那是关注他们的视线的失落。人文精神要体现在对人本身的关怀上，现在有些人呼唤的人文精神不是出于这种关怀，有可能走上二律背反。他们实际上要重建陈腐的社会道德，王朔认为，“这有可能又成为威胁人、窒息人的一种武器。如果是这样的人文精神，那我们可以永远不要。”吴滨进而认为，“在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选择的方式越来越多的社会里，需要重视的不是人文精神失落不失落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尊重别人选择的问题。”
　　
　　理性化与不稳定制度
　　
　　刚出版的《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四年四月号发表樊纲的文章，论及中华文化、理性化制度与经济发展。樊纲认为，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而不重视建立与实施理性化的正式制度。马克斯·韦伯曾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存在着阻碍经济发展的内容，缺乏基督教新教伦理中的一些有利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因素，樊纲先生经过分析，认为制度可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就制度的有效性而言，一个不重视正式规则，主要靠习俗、传统、人与人之间非正式的约束所制约的社会，不一定就是不稳定的制度。樊纲先生引证了雷丁(Redding)对海外华人产业文化的研究。雷丁认为华人(资本主义)企业具有1.决策权明确集中在上层；2.小企业居多；3.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低；4.存在形式化的因素，但标准化(正规化)的程度低；5.所有权和控制权合一的趋势性。樊纲认为中华文化传统中制度行为呈非理性倾向，不追求正规化，构成一种“不求形式，只重内容”的实用主义文化。这种文化的优点是具较高的灵活性，对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这种不讲原则的实用主义文化，有利于新的规则在旧制度下成长。但不稳定性或不确定性，使易形成的东西也易改变、打破，不利于建立稳定的行为预期、制度没规范，很容易产生对强权统治的要求，而强权统治又进一步削弱法制，巩固人治。樊纲认为，中国近年来通过各种形式的“变通”，使经济得到较高增长。但在此过程中，也伴随着频繁而剧烈的波动，经济体制也一直难以摆脱“放权—收权”的体制循环，这造成的经济损失，与人们缺乏稳定的制度预期有关。他认为“一个经济的内部制度的理性化过程，本身包含着民主程序的成熟与发展，但一开始却不一定完全取消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