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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夏承焘先生把史学引入词学研究领域，以知人论世、文史结合的方法说词，构建了一部别具一格的词史；以求真求是的精神说词，推进了词学研究的科学化进程。这两方面相辅相成、浑然一体。从方法论和具体词学研究实践两个角度，纠正了常州词派牵强附会、任意主观的说词风气，推进了词学研究由经学治词向史学治词的转型。
[关键词]夏承焘；以史治词；知人论世；词学转型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8)03-0084-(04)
自张惠言兄弟首倡，周济、董士锡的修正与发扬，清末民初况周颐、朱祖谋等四大词人推向极致，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风行词坛达百余年之久，至现代“流风余沫”，尚未完全衰竭，其词学理论的影响在词学史上无与伦比。然而常州词派以“微言大义”、“比兴寄托”为主导精神说词，带有很强的牵强附会、主观任意的气息。夏承焘先生(下文简称夏老)将史学引入词学研究，不仅纠正了常州词派词学批评的一些不良风习，开创了词学谱牒之学；而且转变了词学研究的旧风尚，自此词学研究走向了全新、客观、科学的道路。夏老将词学与史学结合的典范是《唐宋词人年谱》(下文简称《年谱》)。本文试以《年谱》为例，从知人论世、文史结合的方法说词和求真求是的精神说词两个层面，阐述其词学贡献。
一、知人论世，构建别具一格的词史
夏老在《致邵潭秋信》中就提出了于疆村诸老之外，开拓新领域——论世知人的构想。《年谱》就是这一构想的结晶之一。下文从“人”和“世”两方面论述《年谱》知人论世的词学贡献。
(一)“人”的方面
《年谱》以谱主为坐标，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详尽地考辨、叙述各位谱主的家世、生卒、行迹、著作等方面的情况。同时，十谱十二主侧重点各不相同，丰富多样。
1、纵向方面主要体现在生卒、行迹的考辨和作品系年
谱主生卒年的考辨，以韦庄为例。韦庄的生年，新、旧两唐书和《五代史》、《唐才子传》等都没有记载。韦庄在《镊白诗》中云“白发太无情，朝朝镊又出。……新年过半百，犹叹未休兵”。诗中有“新年过半百”一句，如果能考证出这首诗的创作年月，韦庄的生年就迎刃而解了。此诗编在《浣花集》卷四，诗人自注“浙西作”。《年谱》由此确定这些诗作于韦庄客游江南时。又依据此诗前有《闻幸梁洋》“暂喜中原息鼓衅，又闻天子幸巴西”，后有《夏初与候补阙江南有约同泛淮西赴行朝》，注云：“已后自浙西游汴梁路，至陈仓迎贺，都过昭义相州归金陵作。”进一步断定此诗作于僖宗幸兴元之时。结合《旧唐书·僖宗纪》，僖宗幸兴元为光启二年，三年回凤祥。由此推断《镊白诗》作于光启二年，由此逆推，那么韦庄生于唐文宗开成元年。
谱主的行迹是《年谱》的重头戏。这些词林巨子，有的正史无传，如周密、姜白石、吴文英、韦庄等人；有的即使有传，也十分简单，如温庭筠、冯延巳。《年谱》根据各位谱主的诗词文赋，结合史事，广罗杂述；通过排比史料，辨诬征实，尽可能详细准确地理出谱主的行迹。如姜白石和吴文英，因为资料太稀少，前人认为最难考证。然而，《年谱》从两者的诗词及自注、序言之中进行考辨，结合史事，详细精当地钩稽出他们的行迹。
《年谱》是词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系统地将唐宋词人的作品系年。这项极富开创性的研究，为唐宋词学创建了无量之功。这些考订，都是夏老对这些词人的行迹、生活环境、政治历史、作品全集，稔熟于心的基础上，运用“通胆之才”、“断制之识”和“湛深谱牒之学”，考辨得出的。可以说，绝大部分是精当可信的。词的创作时间越具体，我们就越能够把握作品产生时的社会背景、创作主体的心境和行迹，也就能越准确地体会词的本旨。所以，《年谱》对这些词人的作品进行整理和考订，为研究者对这些词作深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横向方面主要表现在对词人交游的考订上
文人在生活中并不是孤立的。他们的创作深受其他人的影响，尤其是与其交游的文人的影响，所以交游考是《年谱》的又一重心。夏老对此下力最勤，不仅补充了不少前人未曾注意的史料，而且订正了史籍和学界的许多错误，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温庭筠与李德裕、吴文英与贾似道的关系，等等。
(二)“世”的方面
以上所论主要是从“人”的角度，下面着重从“世”的层面来论述。《年谱》作为唐宋重要词人的年谱，重心在文学方面，然其于词人生活的社会环境的探讨，功力深厚，创获颇多。
以《冯正中年谱》为例。《年谱》一大创见，就是将冯延巳置于南唐重大政治——党争之中考察。
如保大十年十一月，冯延巳以尽失湖湘地自劾罢相之事。陆游《南唐书》本传将拓境致败的责任记在冯正中身上。说“延巳初以文艺进，实无他长，……愈欲以大言盖众而惑人主，至讥笑烈祖戢兵以为龌龊无大略。……”《年谱》首先指出这段话来源于《钓矶立谈》，然此书作者史某是冯延巳的政敌史虚白次子；并考书中所载多为朋党攻讦之辞，不足为信。其次，据南唐史事，李璨命何敬洙率师助马希萼攻潭州，弑其君希广，在保大八年。命边镐取谭州，刘仁瞻取岳州以灭楚，在保大九年。而这时冯延巳还在抚州任上，没有掌权。从事实上驳斥了陆书的观点。再次，据《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断定南唐进取是李璟本意，与冯正中无关。在上述考辨的基础上断定兴师致败，冯延巳方当相位，拙于才用，自劾以去。敌党纷纷把责任推卸在他身上，加以攻击。
《年谱》从党争大背景的角度，考辨史料关于冯延巳的行迹、品格等方面的记载，进而辨其讹误，实事求是地考述冯延巳的为人处世、品格性情。
《年谱》通过对词人生活的社会环境的综合考察，对相关史料的探赜索隐、辨诬征实，成为唐宋词人生活的信史。这些考订为读者了解唐宋词人的生活，提供了全新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唐宋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赵百辛先生说《年谱》“十种并行，可代一部词史。”而且这是一部别具一格的唐宋词史。
常州词派以比兴寄托说词，百余年间成为词学批评的主流，影响深远，然而又产生了不少弊端，其中最主要莫过于牵强附会、任意主观的说词风气。
比兴寄托之有无，詹安泰先生就曾提出：“不知其人之所处，则不明其寄意之所在，不知其寄意之所在，则不能下确切之品评，‘物色牝牡骊黄外’，吾未见其有当也。故读词须先抉别其有无寄托，欲知其有无寄托，则须具知人论世之明。”可见，欲确定比兴寄托之有无，必须以知人论世治词。《年谱》针对常州词派说词的弊端，确立了以知人论世治词的方法。
《年谱》以知人论世之学，开创词人谱牒之学，对这些唐宋词人的身世、性情、所处之环境、作品创作之时间，考辨得比较清楚。那么，这些词人的作品是否像常州词派所说的具有比兴寄托，就不言自明了。
如对温庭筠的品行有关的事件考述颇详。从中我们可以大概知晓温庭筠的生平与品行。总的来说， 他是一个无行文人。叶嘉莹先生曾提出判断词中有无比兴寄托的标准之一，就是以“作者生平之为人而言”。由此可见，温庭筠这样一个潦倒无行的文人，其作品应无《离骚》那样的比兴寄托之可能。常州词派以温词为比兴寄托的典范，其穿凿附会之误，可见一斑。
通过《冯正中年谱》，我们可以看出冯延巳并非像正史中记载的那样，是一个贼臣、奸险小人；而是一个有一定操守、性情平恕的士大夫。张惠言论冯延巳的《蝶恋花》时说：“三词忠爱缠绵，宛然骚辨之义。延巳为人，专蔽嫉妒，又敢为大言。此词盖以派间异己者，其君之所以信而弗疑也。”周济完全赞同其观点：“皋文曰：延巳为人专蔽固嫉，而其言忠爱缠绵，此其君所以深信而不疑也。”如果联系《年谱》中有关正中的考辨、叙述，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常州词派论正中词时，有些方面看似知人论世，其实是牵强附会。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年谱》的深旨：以年谱之体，将史学与词学相结合，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来扭转常州词派附会说词的风气。
二、求真求是，推进词学研究科学化进程
夏老曾明确提出：“论世知人之学，贵在求真求是”。在《年谱》的创作中，他以求真求是自勉。求真求是地进行词学研究的精神，在《年谱》中主要表现为探赜索隐，辨诬征实。
探赜索隐，其本意是探究深奥精微的义理，考索隐秘的事迹。探赜索隐的功用，刘知几曾在其《史通·探赜》里进行了很好的说明。他说：“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失其指归，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后学，其为谬也，不亦甚乎!”如何才能避免“妄生穿凿、轻究本源”的错误呢?他认为就是要“探赜索隐”。
常州词派，用汉代经学“探赜索隐”的说经方式来研究词学。然而，从常州词派的结果看，并没有将“探赜索隐”这一方法实施好。这种以“以物取类、贯穿比附”来探寻词的本旨方式，很多时候走向了“探赜索隐”宗旨的反面——随意地穿凿，主观地比附。对史料不辨来源、不辨真伪，而加以引用。如评价冯延巳的话语本于《资治通鉴》和《南唐书》，而没有考其是否符合史实；没有深究温庭筠的为人处世，没有探寻其作品的真正内涵，没有明确词的发展历史，就赋予温词《诗经》、《离骚》般的地位。这也是常州词派“微言大义”式说词的主要弊病。
然而《年谱》在史料的征用上，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探赜索隐，即先考史料来源，然后再辨其讹误。
考辨史料，如对冯延巳的行迹和品行的考述。《年谱》发现《资治通鉴》，马、陆的两部《南唐书》中的有关记载，大多本源于《钓矶立谈》，或江文蔚、高越等人的弹劾奏疏。再追溯《钓矶立谈》的作者身世，史某乃正中政敌史虚白次子。同时，以其同时期的六种史书证史某的立场确实是冯延巳的敌党。由此推断书中与正中有关的记载，多是朋党攻讦之辞。这样从根本上纠正了《资治通鉴》等书的错误，重构了一个全新的冯延巳的形象。
至于作品本旨的索隐，《周草窗年谱》的附录二《乐府补题考》和《姜白石系年》的附录《白石怀人词考》，是考索隐秘于深层的词作本旨的典范。限于篇幅，仅以前者为例。
夏老在《乐府补题考》的引言中就说明了创作主旨：“清代常州词人，好以寄托说词，而往往不厌附会；惟周济词选，疑唐珏赋白莲，为杨琏真伽发越陵而怍，则确凿无疑；予惜其但善发端，犹未详考乐府题全编，爰寻杂书，为申其说。”可见此文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纠正常州词派附会、主观的说词风气。
夏老根据周济和王树荣的说法，仔细地探寻补题本旨，推定“龙涎香”、“莼”、“蟹”是指宋帝；“蝉”与“自莲”则是托寓后妃，并以补题词作佐证。又进一步考索补题深旨，认为：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记杨琏真伽发陵，以理宗含珠有夜明，倒悬其尸树间，沥取水银，如此三日夜，竟失其首。此龙涎香所赋采铅捣唾之本事也。杂识又记一村翁于孟后陵得一髻，发长六尺余，其色绀碧。谢翱为怍古钗叹，有云“白烟泪湿樵叟来，拾得慈献陵中髻，青长七色光照地，发下宛转金钗二。”此赋蝉十词九用鬟鬓字之本事。再以补题作者的诗与补题词相互印证，使得《年谱》对补题本事的推定更为可信。
夏老主要以词、词序和注为依据，细读词人全集，仔细揣摩词句和词序的蕴涵，结合时代背景与词人的行迹，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许多极富新意的见解。这种探赜索隐的方式，不仅探寻出了作品隐秘的深旨，而且从实践上纠正了常州词派形式上的“探赜索隐”和未详词之本事就牵强附会的词学批评方式。
夏老在词学研究中征引史料的观念上另一重要贡献，即将杂述与正史等量齐观——“笔记小说，价值不下于正史。”他不仅将杂述对词学研究的重要性提升到与正史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史料进行辨诬征实，力求实事求是。
在具体考史中，夏老将正史杂述等量齐观，考源溯流，辨其纰缪，征其事实；将杂述与正史相互补证，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力求准确科学地钩稽出词人的家世、行迹、交游、著述等事，精当地考订出词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正如日本学者清水茂先生在评价《年谱》中说的：“作者对各词人之行实，作甚周详仔细之探索，使读者引起甚深长之兴味；许多讹误传说，亦于此得到纠正。”
以杂述补正史之阙者，如南唐二主事。《年谱》于南唐一朝的政治、军事、社会环境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考述详备，可作南唐小史读。以正史纠杂述之误者，如晏殊草丁谓复相制。
其他，如考订词人交游中，尤多精彩之处。如宋祁救助晏殊一事和吴文英与贾似道绝交考辨等等，不胜枚举。
综观全书，甄别真伪，辨诬征实，随处可见。《年谱》不仅资料极为翔细，是研究唐宋词弥足珍贵的资料汇编；而且在大量排比、仔细考订史料的基础上，择其善者而从之，提出了许多科学的论断。如果没有“通胆之才”和“断制之识”，这些成就是难以取得的。程千帆先生曾对夏老的这种考订之功作了高度评价：“以清儒治群经子史之法治词，举凡校勘、目录、版本、笺注、考证之术，无不使用，以视半塘、大鹤、疆村所为，远为精确。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当世学林，殆无与抗手者。”
夏老在后来《词论八评》中批评常州词派以比兴寄托说词时，指出：“他意在立说，而往往疏于考史”。从上文论述，可以看出《年谱》正是以精审的考索，纠正常州词派说词之弊。
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中将天下之书分为三类：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书，有考索之功。……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薄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藏，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年谱》就是将“考索之功”与“独断之学”完美结合的杰作之一。正如唐圭璋先生所誉：“尤为空前之作”。
夏老以知人论世、文史结合的方法说词，转变了词学研究以“微言大义”、“比兴寄托”说词的趋向，实现了“词学研究尤其是文献学研究上继朱祖谋以经学治词之后的第二个大转变——以史治词”：以求真求是的精神，以探赜索隐、辨诬征实的具体方式，转变了常州词派那种牵强附会、任意主观的说词风习。在微观上，充分发挥“考索之功”和“独断之学”的功用，于繁芜复杂的正史杂述之中，探赜索隐，辨诬征实，提出许多新颖可信的论断，构建了一部别具一格的唐宋词史。在宏观上，转变了词学研究的风尚，推进了词学研究的科学化进程。
责任编辑：夏畅兰
[关键词]夏承焘；以史治词；知人论世；词学转型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8)03-0084-(04)
自张惠言兄弟首倡，周济、董士锡的修正与发扬，清末民初况周颐、朱祖谋等四大词人推向极致，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风行词坛达百余年之久，至现代“流风余沫”，尚未完全衰竭，其词学理论的影响在词学史上无与伦比。然而常州词派以“微言大义”、“比兴寄托”为主导精神说词，带有很强的牵强附会、主观任意的气息。夏承焘先生(下文简称夏老)将史学引入词学研究，不仅纠正了常州词派词学批评的一些不良风习，开创了词学谱牒之学；而且转变了词学研究的旧风尚，自此词学研究走向了全新、客观、科学的道路。夏老将词学与史学结合的典范是《唐宋词人年谱》(下文简称《年谱》)。本文试以《年谱》为例，从知人论世、文史结合的方法说词和求真求是的精神说词两个层面，阐述其词学贡献。
一、知人论世，构建别具一格的词史
夏老在《致邵潭秋信》中就提出了于疆村诸老之外，开拓新领域——论世知人的构想。《年谱》就是这一构想的结晶之一。下文从“人”和“世”两方面论述《年谱》知人论世的词学贡献。
(一)“人”的方面
《年谱》以谱主为坐标，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详尽地考辨、叙述各位谱主的家世、生卒、行迹、著作等方面的情况。同时，十谱十二主侧重点各不相同，丰富多样。
1、纵向方面主要体现在生卒、行迹的考辨和作品系年
谱主生卒年的考辨，以韦庄为例。韦庄的生年，新、旧两唐书和《五代史》、《唐才子传》等都没有记载。韦庄在《镊白诗》中云“白发太无情，朝朝镊又出。……新年过半百，犹叹未休兵”。诗中有“新年过半百”一句，如果能考证出这首诗的创作年月，韦庄的生年就迎刃而解了。此诗编在《浣花集》卷四，诗人自注“浙西作”。《年谱》由此确定这些诗作于韦庄客游江南时。又依据此诗前有《闻幸梁洋》“暂喜中原息鼓衅，又闻天子幸巴西”，后有《夏初与候补阙江南有约同泛淮西赴行朝》，注云：“已后自浙西游汴梁路，至陈仓迎贺，都过昭义相州归金陵作。”进一步断定此诗作于僖宗幸兴元之时。结合《旧唐书·僖宗纪》，僖宗幸兴元为光启二年，三年回凤祥。由此推断《镊白诗》作于光启二年，由此逆推，那么韦庄生于唐文宗开成元年。
谱主的行迹是《年谱》的重头戏。这些词林巨子，有的正史无传，如周密、姜白石、吴文英、韦庄等人；有的即使有传，也十分简单，如温庭筠、冯延巳。《年谱》根据各位谱主的诗词文赋，结合史事，广罗杂述；通过排比史料，辨诬征实，尽可能详细准确地理出谱主的行迹。如姜白石和吴文英，因为资料太稀少，前人认为最难考证。然而，《年谱》从两者的诗词及自注、序言之中进行考辨，结合史事，详细精当地钩稽出他们的行迹。
《年谱》是词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系统地将唐宋词人的作品系年。这项极富开创性的研究，为唐宋词学创建了无量之功。这些考订，都是夏老对这些词人的行迹、生活环境、政治历史、作品全集，稔熟于心的基础上，运用“通胆之才”、“断制之识”和“湛深谱牒之学”，考辨得出的。可以说，绝大部分是精当可信的。词的创作时间越具体，我们就越能够把握作品产生时的社会背景、创作主体的心境和行迹，也就能越准确地体会词的本旨。所以，《年谱》对这些词人的作品进行整理和考订，为研究者对这些词作深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横向方面主要表现在对词人交游的考订上
文人在生活中并不是孤立的。他们的创作深受其他人的影响，尤其是与其交游的文人的影响，所以交游考是《年谱》的又一重心。夏老对此下力最勤，不仅补充了不少前人未曾注意的史料，而且订正了史籍和学界的许多错误，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温庭筠与李德裕、吴文英与贾似道的关系，等等。
(二)“世”的方面
以上所论主要是从“人”的角度，下面着重从“世”的层面来论述。《年谱》作为唐宋重要词人的年谱，重心在文学方面，然其于词人生活的社会环境的探讨，功力深厚，创获颇多。
以《冯正中年谱》为例。《年谱》一大创见，就是将冯延巳置于南唐重大政治——党争之中考察。
如保大十年十一月，冯延巳以尽失湖湘地自劾罢相之事。陆游《南唐书》本传将拓境致败的责任记在冯正中身上。说“延巳初以文艺进，实无他长，……愈欲以大言盖众而惑人主，至讥笑烈祖戢兵以为龌龊无大略。……”《年谱》首先指出这段话来源于《钓矶立谈》，然此书作者史某是冯延巳的政敌史虚白次子；并考书中所载多为朋党攻讦之辞，不足为信。其次，据南唐史事，李璨命何敬洙率师助马希萼攻潭州，弑其君希广，在保大八年。命边镐取谭州，刘仁瞻取岳州以灭楚，在保大九年。而这时冯延巳还在抚州任上，没有掌权。从事实上驳斥了陆书的观点。再次，据《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断定南唐进取是李璟本意，与冯正中无关。在上述考辨的基础上断定兴师致败，冯延巳方当相位，拙于才用，自劾以去。敌党纷纷把责任推卸在他身上，加以攻击。
《年谱》从党争大背景的角度，考辨史料关于冯延巳的行迹、品格等方面的记载，进而辨其讹误，实事求是地考述冯延巳的为人处世、品格性情。
《年谱》通过对词人生活的社会环境的综合考察，对相关史料的探赜索隐、辨诬征实，成为唐宋词人生活的信史。这些考订为读者了解唐宋词人的生活，提供了全新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唐宋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赵百辛先生说《年谱》“十种并行，可代一部词史。”而且这是一部别具一格的唐宋词史。
常州词派以比兴寄托说词，百余年间成为词学批评的主流，影响深远，然而又产生了不少弊端，其中最主要莫过于牵强附会、任意主观的说词风气。
比兴寄托之有无，詹安泰先生就曾提出：“不知其人之所处，则不明其寄意之所在，不知其寄意之所在，则不能下确切之品评，‘物色牝牡骊黄外’，吾未见其有当也。故读词须先抉别其有无寄托，欲知其有无寄托，则须具知人论世之明。”可见，欲确定比兴寄托之有无，必须以知人论世治词。《年谱》针对常州词派说词的弊端，确立了以知人论世治词的方法。
《年谱》以知人论世之学，开创词人谱牒之学，对这些唐宋词人的身世、性情、所处之环境、作品创作之时间，考辨得比较清楚。那么，这些词人的作品是否像常州词派所说的具有比兴寄托，就不言自明了。
如对温庭筠的品行有关的事件考述颇详。从中我们可以大概知晓温庭筠的生平与品行。总的来说， 他是一个无行文人。叶嘉莹先生曾提出判断词中有无比兴寄托的标准之一，就是以“作者生平之为人而言”。由此可见，温庭筠这样一个潦倒无行的文人，其作品应无《离骚》那样的比兴寄托之可能。常州词派以温词为比兴寄托的典范，其穿凿附会之误，可见一斑。
通过《冯正中年谱》，我们可以看出冯延巳并非像正史中记载的那样，是一个贼臣、奸险小人；而是一个有一定操守、性情平恕的士大夫。张惠言论冯延巳的《蝶恋花》时说：“三词忠爱缠绵，宛然骚辨之义。延巳为人，专蔽嫉妒，又敢为大言。此词盖以派间异己者，其君之所以信而弗疑也。”周济完全赞同其观点：“皋文曰：延巳为人专蔽固嫉，而其言忠爱缠绵，此其君所以深信而不疑也。”如果联系《年谱》中有关正中的考辨、叙述，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常州词派论正中词时，有些方面看似知人论世，其实是牵强附会。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年谱》的深旨：以年谱之体，将史学与词学相结合，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来扭转常州词派附会说词的风气。
二、求真求是，推进词学研究科学化进程
夏老曾明确提出：“论世知人之学，贵在求真求是”。在《年谱》的创作中，他以求真求是自勉。求真求是地进行词学研究的精神，在《年谱》中主要表现为探赜索隐，辨诬征实。
探赜索隐，其本意是探究深奥精微的义理，考索隐秘的事迹。探赜索隐的功用，刘知几曾在其《史通·探赜》里进行了很好的说明。他说：“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失其指归，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后学，其为谬也，不亦甚乎!”如何才能避免“妄生穿凿、轻究本源”的错误呢?他认为就是要“探赜索隐”。
常州词派，用汉代经学“探赜索隐”的说经方式来研究词学。然而，从常州词派的结果看，并没有将“探赜索隐”这一方法实施好。这种以“以物取类、贯穿比附”来探寻词的本旨方式，很多时候走向了“探赜索隐”宗旨的反面——随意地穿凿，主观地比附。对史料不辨来源、不辨真伪，而加以引用。如评价冯延巳的话语本于《资治通鉴》和《南唐书》，而没有考其是否符合史实；没有深究温庭筠的为人处世，没有探寻其作品的真正内涵，没有明确词的发展历史，就赋予温词《诗经》、《离骚》般的地位。这也是常州词派“微言大义”式说词的主要弊病。
然而《年谱》在史料的征用上，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探赜索隐，即先考史料来源，然后再辨其讹误。
考辨史料，如对冯延巳的行迹和品行的考述。《年谱》发现《资治通鉴》，马、陆的两部《南唐书》中的有关记载，大多本源于《钓矶立谈》，或江文蔚、高越等人的弹劾奏疏。再追溯《钓矶立谈》的作者身世，史某乃正中政敌史虚白次子。同时，以其同时期的六种史书证史某的立场确实是冯延巳的敌党。由此推断书中与正中有关的记载，多是朋党攻讦之辞。这样从根本上纠正了《资治通鉴》等书的错误，重构了一个全新的冯延巳的形象。
至于作品本旨的索隐，《周草窗年谱》的附录二《乐府补题考》和《姜白石系年》的附录《白石怀人词考》，是考索隐秘于深层的词作本旨的典范。限于篇幅，仅以前者为例。
夏老在《乐府补题考》的引言中就说明了创作主旨：“清代常州词人，好以寄托说词，而往往不厌附会；惟周济词选，疑唐珏赋白莲，为杨琏真伽发越陵而怍，则确凿无疑；予惜其但善发端，犹未详考乐府题全编，爰寻杂书，为申其说。”可见此文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纠正常州词派附会、主观的说词风气。
夏老根据周济和王树荣的说法，仔细地探寻补题本旨，推定“龙涎香”、“莼”、“蟹”是指宋帝；“蝉”与“自莲”则是托寓后妃，并以补题词作佐证。又进一步考索补题深旨，认为：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记杨琏真伽发陵，以理宗含珠有夜明，倒悬其尸树间，沥取水银，如此三日夜，竟失其首。此龙涎香所赋采铅捣唾之本事也。杂识又记一村翁于孟后陵得一髻，发长六尺余，其色绀碧。谢翱为怍古钗叹，有云“白烟泪湿樵叟来，拾得慈献陵中髻，青长七色光照地，发下宛转金钗二。”此赋蝉十词九用鬟鬓字之本事。再以补题作者的诗与补题词相互印证，使得《年谱》对补题本事的推定更为可信。
夏老主要以词、词序和注为依据，细读词人全集，仔细揣摩词句和词序的蕴涵，结合时代背景与词人的行迹，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许多极富新意的见解。这种探赜索隐的方式，不仅探寻出了作品隐秘的深旨，而且从实践上纠正了常州词派形式上的“探赜索隐”和未详词之本事就牵强附会的词学批评方式。
夏老在词学研究中征引史料的观念上另一重要贡献，即将杂述与正史等量齐观——“笔记小说，价值不下于正史。”他不仅将杂述对词学研究的重要性提升到与正史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史料进行辨诬征实，力求实事求是。
在具体考史中，夏老将正史杂述等量齐观，考源溯流，辨其纰缪，征其事实；将杂述与正史相互补证，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力求准确科学地钩稽出词人的家世、行迹、交游、著述等事，精当地考订出词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正如日本学者清水茂先生在评价《年谱》中说的：“作者对各词人之行实，作甚周详仔细之探索，使读者引起甚深长之兴味；许多讹误传说，亦于此得到纠正。”
以杂述补正史之阙者，如南唐二主事。《年谱》于南唐一朝的政治、军事、社会环境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考述详备，可作南唐小史读。以正史纠杂述之误者，如晏殊草丁谓复相制。
其他，如考订词人交游中，尤多精彩之处。如宋祁救助晏殊一事和吴文英与贾似道绝交考辨等等，不胜枚举。
综观全书，甄别真伪，辨诬征实，随处可见。《年谱》不仅资料极为翔细，是研究唐宋词弥足珍贵的资料汇编；而且在大量排比、仔细考订史料的基础上，择其善者而从之，提出了许多科学的论断。如果没有“通胆之才”和“断制之识”，这些成就是难以取得的。程千帆先生曾对夏老的这种考订之功作了高度评价：“以清儒治群经子史之法治词，举凡校勘、目录、版本、笺注、考证之术，无不使用，以视半塘、大鹤、疆村所为，远为精确。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当世学林，殆无与抗手者。”
夏老在后来《词论八评》中批评常州词派以比兴寄托说词时，指出：“他意在立说，而往往疏于考史”。从上文论述，可以看出《年谱》正是以精审的考索，纠正常州词派说词之弊。
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中将天下之书分为三类：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书，有考索之功。……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薄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藏，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年谱》就是将“考索之功”与“独断之学”完美结合的杰作之一。正如唐圭璋先生所誉：“尤为空前之作”。
夏老以知人论世、文史结合的方法说词，转变了词学研究以“微言大义”、“比兴寄托”说词的趋向，实现了“词学研究尤其是文献学研究上继朱祖谋以经学治词之后的第二个大转变——以史治词”：以求真求是的精神，以探赜索隐、辨诬征实的具体方式，转变了常州词派那种牵强附会、任意主观的说词风习。在微观上，充分发挥“考索之功”和“独断之学”的功用，于繁芜复杂的正史杂述之中，探赜索隐，辨诬征实，提出许多新颖可信的论断，构建了一部别具一格的唐宋词史。在宏观上，转变了词学研究的风尚，推进了词学研究的科学化进程。
责任编辑：夏畅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