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宋庆龄与孙中山第一次见面是在1894年。那一年，孙中山28岁，庆龄1岁。
作为孙中山革命先驱战友宋嘉树的女儿，她从小就知道孙先生是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英雄，而父亲则在各方面支持他的事业。她在美国留学时，当地报纸发布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消息，她和妹妹美龄激动地扯下清朝的龙旗，扔在地上用脚用力地踩。年幼的美龄挥舞着拳头，涨紫着脸高喊：“打倒——龙！打倒皇帝！”她则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五色旗，挂在原先龙旗的位置，一把拉过美龄，面向五色旗并排站好，宣誓般地大声说：“高举共和的旗帜！”
她洋洋洒洒地写了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发表在学院的杂志上，说：“中国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甚至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
那时，她不过18岁，对大总统仰慕极了。后来，当姐姐霭龄因为结婚而不再担任大总统的英文秘书时，她继任了这份工作，而她进入角色的速度之快，连她的上司都惊讶不已。
晚年，她向埃德加.斯诺（美国著名记者，《红星照耀中国》作者）谈到自己的婚姻时说：“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她确实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女子，和他无所不谈：自己的家庭琐事，他的妻子和孩子，革命的危险与机会……在景仰的男子面前，她表现得并不像一个单纯的小粉丝，而是一个拥有平等智慧的女子。她经常打断他的话，表达自己的观点，描述对革命的理想、期盼和解救中国的愿望。她的眼睛里闪烁着热烈的光彩，像一支火炬，点亮了他一度灰暗的情绪和失落的心境。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不仅获取了精神支持，更得到了事业助力。
她陪伴了他半年之后，他创立了中华革命党。他真真切切地觉得，要完成革命大业，不能没有她。而她，由衷地爱着他，梦想为他和他的事业奉献一切。
所谓的罗曼蒂克，总是带着强烈自我牺牲的悲剧美.他们的爱情遭到了意料之中与之外的阻力。
霭龄不能容忍一个“傻瓜”在自己曾经失败的领域获得成功，哪怕亲妹妹也不行。当年，霭龄对孙中山的追求在孙宋两家的生活圈里尽人皆知，妹妹却执意去做自己曾经碰壁的事，已经不给自己面子；孙中山接受妹妹的爱情，更是跌自己的脸面。
向来强硬的霭龄绝不愿无声地摔倒，她郑重地与父亲谈了这件事，要干涉妹妹的幸福。
庆龄外表腼腆沉静，性格却倔强刚强。宋氏家族教养、交往阶层和主流美式学校的教育深深渗入了她的血液，她或许是兄弟姐妹中最本性、最坚毅、最具有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和普世人文思想的一个。她比姐姐宽厚质朴，比妹妹豁达本真，她不是为政治权谋而生的政客，她是真诚希望在中国实现民族、民权、民生的既理想又激进的女子。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自然而然地吸引了她。
母亲以慈母情怀百般开导劝解，她不失分寸柔中带刚地反驳；父亲听不下去，冲进屋里，摆出家长的权威斥责，大声呼叫。她第一次见识父亲的火爆脾气，但是，她抿着嘴唇，一言不发。
父亲像被刺穿的皮球，瘪了下去，只剩下气喘吁吁、徒有其表的挣扎，最后只好把她软禁在上海的家里，由女仆看管，不许她离开房间半步。
1915年6月，孙中山把原配接到日本办理离婚手续。10月，庆龄在女仆的帮助下跳窗逃走，来到日本。
月底，他们在一位日本律师家中办理了结婚手续，下午在一位朋友家里举办婚礼。那一年，他49岁，她22岁。结婚照片上，她的嘴角抿起远超年龄的坚毅。
只是，无论他还是她，结婚照上都看不见寻常男女的甜蜜——他们肩并肩站在一起，目光坚定地直视前方，仿佛要用眼光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宋嘉树在女儿离家出走后，立即与妻子搭船，追至日本拦阻。他站在大门口，气势汹汹地吼叫：“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孙中山走到门口台阶上，说：“请问，找我有什么事？”
暴怒的宋嘉树突然“叭”一声跪在地上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然后，他磕了三个头，走了。
这是合情合理的开始，却是匪夷所思的结局。一个骄傲的父亲该多么悲伤、愤怒、痛苦和无奈，才能做出如此失态的举动。但是，父母依旧为她置办了丰厚的嫁妆，派人张扬地送到日本，以此回答社会盛传的流言蜚语，修补家庭成员间的裂缝。
她在晚年提起这事时，充满了伤感：
“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
时光在她和他的并肩战斗中匆匆而过。1925年1月，协和医院确诊孙中山的病情：肝脓肿转为肝癌晚期。
3月的一天下午，孙中山叫来何香凝（国民党元老、新中國创始人之一），千叮咛万嘱咐地交代：“善视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何香凝立即表示，会尽力保护夫人。孙中山含泪望着何香凝，握着她的手说：“那么，我很感谢你。”最后，泪流满面的庆龄托着他的手，在三份遗嘱文件上签了字。
他去世了……
她一生中最柔弱无助的照片，摄于他的灵前。第一次，她的眼神里没有了坚毅和笃定，而是哀婉凄迷地望着远方。她的心里，早已被那根忧伤的稻草压弯了腰。
从那时起，她秉承他的遗志，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事业为事业，外人几乎再也看不到她私人化的情绪，她的人生背景总是领导国民党左派斗争、抗日联盟统一战线等历史大事件。
1949年6月底，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和许广平等人一起，从北平去上海接她。火车在旷野上奔驰，他们一路畅谈，好像一眨眼般，火车就进站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她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尘埃落定，她的私人情感才在时代宏大的背景中流露出蛛丝马迹。
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和我一样，也是三兄弟、三姊妹，我却无法和他们通信。”她总是尽一切可能打听姐妹兄弟的情况，而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里，宋、孙两个家族都很少有人和她来往。 海外有人捎给她一张美龄的近照，她端详良久，眼睛里泛起泪光：“我和三妹很久没有见面了。”
她最心爱的弟弟宋子文与她虽然政见相左，却情谊深厚，弟弟送给她一只小型金壳收音机和一架名牌钢琴，被她视为最珍爱的物品，陪伴她度过了若干个孤寂的日夜。
她出身于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家庭，经历了最纷繁芜杂的纷争，却始终是个纯粹的女子。她最为人熟知的形象便是微笑站立在他的身边，或者，在各种各样的庆典、仪式中端庄居中而坐。在尊贵图腾的辉映下，她尊荣极了，永远在圣坛上被崇敬和膜拜。
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女子，她幸福吗？卸下沉重的家国情怀，在生命如玫瑰般绽放的季节，她却没有体验过青春的烈火才能点燃的激情，便站在了一位父亲般的伟人身旁。
伟人故去，她被尊上圣坛，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政治的意志和方向，她是否有过片刻的轻松？热爱孩子的她，一辈子也没能当上母亲，爱比天大的她，独居56年。
她没有享受过姐姐那种儿孙满堂、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也没有妹妹一样琴瑟和谐、相伴到老的夫妻之情。
远离了小女子的喜怒悲欢、爱恨纠葛，她做的那些事，有多少才是作为一个女子真正想做的？1915年10月的那一天，如果她预知了自己的命运，是否还会义无反顾地跳下那扇窗？
会的。
有些女子生来就不关注你我这些凡俗女人毕生的渴盼：爱情圆满、美貌永存、夫唱妇随、儿孙绕膝、事业小成……比如她，还有居里夫人、秋瑾等，她们都是心怀理想的“大”女人。
对于她们，梦想的驱动力才是一切行为的原动力。所以，她们能够忍耐常人不能想象的寂寞和孤独，能够承受外界不理解和非议的利刃，穷尽一生的能量，上下求索，心阔天地宽，永不言弃。
一个人能够为理想付出多大代价，就能走得多宽、多远。为了这个伟大的梦想，她把自己的人生开成了一朵坚强而美丽的花朵，也由此改变了世界。
编辑/安楠
微故事
枯树复活只因有水
著名书法家李叔同出家后，徐悲鸿曾多次进山看望他。一次，徐悲鸿突然发现，山上已经枯死多年的树枝发出了新嫩的绿芽，很纳闷，便对李叔同说：“此树发芽，一定是因為您——一位高僧来此山中，感动了这棵枯树，它才起死回生。”李叔同笑着回答：“不是的，是我每天为它浇水，它才慢慢活起来的。”
我只是
人民的勤务员
解放战争初期，刘伯承连续打了几大胜仗，顺利稳定了军心。1947年，刘伯承在一次布置工作时，晋冀鲁豫解放区党政军群各界代表把一块绣有“常胜将军”的横匾抬了过来，想送给刘伯承。刘伯承婉言拒收了这块横匾，并对代表们说：“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下，在后方人民的帮助下，我们只是尽了自己的责任。这是党的功，人民的功，我不敢‘贪天之功’，我只是人民的勤务员。”
作为孙中山革命先驱战友宋嘉树的女儿，她从小就知道孙先生是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英雄，而父亲则在各方面支持他的事业。她在美国留学时，当地报纸发布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消息，她和妹妹美龄激动地扯下清朝的龙旗，扔在地上用脚用力地踩。年幼的美龄挥舞着拳头，涨紫着脸高喊：“打倒——龙！打倒皇帝！”她则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五色旗，挂在原先龙旗的位置，一把拉过美龄，面向五色旗并排站好，宣誓般地大声说：“高举共和的旗帜！”
她洋洋洒洒地写了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发表在学院的杂志上，说：“中国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甚至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
那时，她不过18岁，对大总统仰慕极了。后来，当姐姐霭龄因为结婚而不再担任大总统的英文秘书时，她继任了这份工作，而她进入角色的速度之快，连她的上司都惊讶不已。
晚年，她向埃德加.斯诺（美国著名记者，《红星照耀中国》作者）谈到自己的婚姻时说：“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她确实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女子，和他无所不谈：自己的家庭琐事，他的妻子和孩子，革命的危险与机会……在景仰的男子面前，她表现得并不像一个单纯的小粉丝，而是一个拥有平等智慧的女子。她经常打断他的话，表达自己的观点，描述对革命的理想、期盼和解救中国的愿望。她的眼睛里闪烁着热烈的光彩，像一支火炬，点亮了他一度灰暗的情绪和失落的心境。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不仅获取了精神支持，更得到了事业助力。
她陪伴了他半年之后，他创立了中华革命党。他真真切切地觉得，要完成革命大业，不能没有她。而她，由衷地爱着他，梦想为他和他的事业奉献一切。
所谓的罗曼蒂克，总是带着强烈自我牺牲的悲剧美.他们的爱情遭到了意料之中与之外的阻力。
霭龄不能容忍一个“傻瓜”在自己曾经失败的领域获得成功，哪怕亲妹妹也不行。当年，霭龄对孙中山的追求在孙宋两家的生活圈里尽人皆知，妹妹却执意去做自己曾经碰壁的事，已经不给自己面子；孙中山接受妹妹的爱情，更是跌自己的脸面。
向来强硬的霭龄绝不愿无声地摔倒，她郑重地与父亲谈了这件事，要干涉妹妹的幸福。
庆龄外表腼腆沉静，性格却倔强刚强。宋氏家族教养、交往阶层和主流美式学校的教育深深渗入了她的血液，她或许是兄弟姐妹中最本性、最坚毅、最具有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和普世人文思想的一个。她比姐姐宽厚质朴，比妹妹豁达本真，她不是为政治权谋而生的政客，她是真诚希望在中国实现民族、民权、民生的既理想又激进的女子。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自然而然地吸引了她。
母亲以慈母情怀百般开导劝解，她不失分寸柔中带刚地反驳；父亲听不下去，冲进屋里，摆出家长的权威斥责，大声呼叫。她第一次见识父亲的火爆脾气，但是，她抿着嘴唇，一言不发。
父亲像被刺穿的皮球，瘪了下去，只剩下气喘吁吁、徒有其表的挣扎，最后只好把她软禁在上海的家里，由女仆看管，不许她离开房间半步。
1915年6月，孙中山把原配接到日本办理离婚手续。10月，庆龄在女仆的帮助下跳窗逃走，来到日本。
月底，他们在一位日本律师家中办理了结婚手续，下午在一位朋友家里举办婚礼。那一年，他49岁，她22岁。结婚照片上，她的嘴角抿起远超年龄的坚毅。
只是，无论他还是她，结婚照上都看不见寻常男女的甜蜜——他们肩并肩站在一起，目光坚定地直视前方，仿佛要用眼光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宋嘉树在女儿离家出走后，立即与妻子搭船，追至日本拦阻。他站在大门口，气势汹汹地吼叫：“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孙中山走到门口台阶上，说：“请问，找我有什么事？”
暴怒的宋嘉树突然“叭”一声跪在地上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然后，他磕了三个头，走了。
这是合情合理的开始，却是匪夷所思的结局。一个骄傲的父亲该多么悲伤、愤怒、痛苦和无奈，才能做出如此失态的举动。但是，父母依旧为她置办了丰厚的嫁妆，派人张扬地送到日本，以此回答社会盛传的流言蜚语，修补家庭成员间的裂缝。
她在晚年提起这事时，充满了伤感：
“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
时光在她和他的并肩战斗中匆匆而过。1925年1月，协和医院确诊孙中山的病情：肝脓肿转为肝癌晚期。
3月的一天下午，孙中山叫来何香凝（国民党元老、新中國创始人之一），千叮咛万嘱咐地交代：“善视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何香凝立即表示，会尽力保护夫人。孙中山含泪望着何香凝，握着她的手说：“那么，我很感谢你。”最后，泪流满面的庆龄托着他的手，在三份遗嘱文件上签了字。
他去世了……
她一生中最柔弱无助的照片，摄于他的灵前。第一次，她的眼神里没有了坚毅和笃定，而是哀婉凄迷地望着远方。她的心里，早已被那根忧伤的稻草压弯了腰。
从那时起，她秉承他的遗志，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事业为事业，外人几乎再也看不到她私人化的情绪，她的人生背景总是领导国民党左派斗争、抗日联盟统一战线等历史大事件。
1949年6月底，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和许广平等人一起，从北平去上海接她。火车在旷野上奔驰，他们一路畅谈，好像一眨眼般，火车就进站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她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尘埃落定，她的私人情感才在时代宏大的背景中流露出蛛丝马迹。
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和我一样，也是三兄弟、三姊妹，我却无法和他们通信。”她总是尽一切可能打听姐妹兄弟的情况，而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里，宋、孙两个家族都很少有人和她来往。 海外有人捎给她一张美龄的近照，她端详良久，眼睛里泛起泪光：“我和三妹很久没有见面了。”
她最心爱的弟弟宋子文与她虽然政见相左，却情谊深厚，弟弟送给她一只小型金壳收音机和一架名牌钢琴，被她视为最珍爱的物品，陪伴她度过了若干个孤寂的日夜。
她出身于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家庭，经历了最纷繁芜杂的纷争，却始终是个纯粹的女子。她最为人熟知的形象便是微笑站立在他的身边，或者，在各种各样的庆典、仪式中端庄居中而坐。在尊贵图腾的辉映下，她尊荣极了，永远在圣坛上被崇敬和膜拜。
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女子，她幸福吗？卸下沉重的家国情怀，在生命如玫瑰般绽放的季节，她却没有体验过青春的烈火才能点燃的激情，便站在了一位父亲般的伟人身旁。
伟人故去，她被尊上圣坛，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政治的意志和方向，她是否有过片刻的轻松？热爱孩子的她，一辈子也没能当上母亲，爱比天大的她，独居56年。
她没有享受过姐姐那种儿孙满堂、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也没有妹妹一样琴瑟和谐、相伴到老的夫妻之情。
远离了小女子的喜怒悲欢、爱恨纠葛，她做的那些事，有多少才是作为一个女子真正想做的？1915年10月的那一天，如果她预知了自己的命运，是否还会义无反顾地跳下那扇窗？
会的。
有些女子生来就不关注你我这些凡俗女人毕生的渴盼：爱情圆满、美貌永存、夫唱妇随、儿孙绕膝、事业小成……比如她，还有居里夫人、秋瑾等，她们都是心怀理想的“大”女人。
对于她们，梦想的驱动力才是一切行为的原动力。所以，她们能够忍耐常人不能想象的寂寞和孤独，能够承受外界不理解和非议的利刃，穷尽一生的能量，上下求索，心阔天地宽，永不言弃。
一个人能够为理想付出多大代价，就能走得多宽、多远。为了这个伟大的梦想，她把自己的人生开成了一朵坚强而美丽的花朵，也由此改变了世界。
编辑/安楠
微故事
枯树复活只因有水
著名书法家李叔同出家后，徐悲鸿曾多次进山看望他。一次，徐悲鸿突然发现，山上已经枯死多年的树枝发出了新嫩的绿芽，很纳闷，便对李叔同说：“此树发芽，一定是因為您——一位高僧来此山中，感动了这棵枯树，它才起死回生。”李叔同笑着回答：“不是的，是我每天为它浇水，它才慢慢活起来的。”
我只是
人民的勤务员
解放战争初期，刘伯承连续打了几大胜仗，顺利稳定了军心。1947年，刘伯承在一次布置工作时，晋冀鲁豫解放区党政军群各界代表把一块绣有“常胜将军”的横匾抬了过来，想送给刘伯承。刘伯承婉言拒收了这块横匾，并对代表们说：“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下，在后方人民的帮助下，我们只是尽了自己的责任。这是党的功，人民的功，我不敢‘贪天之功’，我只是人民的勤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