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作为一种抒情的文学体裁,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六十年间,以它独特的形式诠释着新中国从贫穷走向富强的历程,它的每一个脚印也都暗合着我国民众的心灵挖潜之路,难得地体现着作为一种文体的诗史思三者互现的辩证哲学意境。
　　“歌颂祖国”的1949年至1962年间诗歌。随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伟大宣言,"新中国"、"新时代"、"共产党"成为这一时期诗歌歌颂的最重要对象。在郭沫若的《新华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田间的《天安门》、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邵燕祥的《我爱我们的土地》等诗作中,都一反“个人的主观的抒情”,而与时代、人民和国家等"大我"形象结合,契合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心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祖国,我因你的名字/满身光彩/因为,我是属于这样一个/不可战胜的民族……”(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此时期最主要的诗歌形式是思想内容强烈、艺术结构严谨、重视情感效应的政治抒情诗。如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从多种角度纪念碑式的塑造了党的光辉形象,《回延安》向延安母亲倾诉了自己魂牵梦绕的赤子之心;郭小川在《青纱帐——甘蔗林》里,用芬芳的甘蔗林暗示着今天的幸福生活,北方遥远的青纱帐象征着昨天艰苦的斗争岁月,从意义的链接中体现出继承革命斗争传统的思想主题。与此同时,生活抒情诗也十分流行,意境也值得体味。臧克家的《有的人》以两种“人”不同的生存表现,引出对不同人的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对比关系;艾青的《礁石》意象生动,极具个人思想与情感的独特体验;闻捷的《天山牧歌》以清新自然的抒情风格,以及对劳动模范的青年男女爱情描写,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李季的《玉门诗抄》以社会主义建设为背景,歌颂石油工人的英雄气概及其创造生活的辛勤劳动;张志民的《金色的海螺》,凸显出农村生活和劳动人民高尚的品质。而毛泽东、陈毅、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带着崭新的时代内容和昂扬的战斗风格丰富着新中国诗坛。如毛泽东的《水调歌头·游泳》赞颂了祖国的建设成就,《七律二首·送瘟神》重笔书写了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崭新精神面貌。
　　“关注命运”的1962年至1978年间诗歌。1962年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文艺极左思潮抬头,诗歌整体出现衰退,其主要形式依然是关注国家命运的政治抒情诗与叙事诗。一些诗作由于"文革"的影响,难免有着浮夸与矫饰之情,甚至为了抒发“继续革命”的豪情,而少了审美意味,其生活的真实性和诗人情感体验大打折扣。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以千百万群众的革命诗词,在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同时,愤怒声讨“四人帮”,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矗立在我国诗歌发展史和革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除此以外,也在民间当中出现了一个至今被广泛关注的体察"个体命运"与"大我命运"结合的"潜流诗群"。"诗群"作者主要有蔡其矫、穆旦、曾卓、牛汉、流沙河、绿原等老一辈诗人和以食指、北岛、舒婷、顾城、芒克等为代表的青年诗人。他们或直接对“文革”激进的政治风潮、激烈的社会动荡作出明显的反应;或用隐晦的形式反映"文革"现实投射到个体内心之间的感受;或远离“文革”独辟蹊径地寻找与个体生命有关的其他领域,表现爱情、童话世界和大自然。但不管如何地"潜流"或者"地下"写作,他们的内心是植根于对祖国的热爱基础之上的。如食指的《相信未来》,“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个性意识”的1978年至2000年间诗歌。改革开放的大潮,改变了整个中国,也改变了当代诗歌历史进程。“归来诗人”群体中的大多数,有着渴望“天地间流浪”的心境,他们的诗歌一度在民族命运和个人经历反思上形成了共鸣,“未来是属于人民的/任何财富都是人民的”(艾青《光的赞歌》),“我以微笑告别了历史,手牵儿子跨出了柴门。”(流沙河《故园别》),"再也不能变幻莫测了/我的老天!我的天上的风云!“(公刘《读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等。而以雷抒雁、骆耕野、张学梦、叶文福等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诗歌"群,以认识论为基础,关注"重大主题”,适应了时代的发展,无论在主题和形式上都有所深化、探索和创新。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出现的新的诗歌艺术潮流的是“朦胧诗”派。“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求光明”,顾城用《一代人》书写着执着中的奋起和迷惘中的寻求的积极意义。舒婷在《致橡树》里,别具一格地选择了“木棉”与“橡树”两个中心意象,表达出对爱情的理想和信念。
　　“第三代”诗人主要包括“他们”、“非非”、莽汉主义、“海上”诗群、新传统主义、整体主义等众多团体。他们着重于在艺术技巧中探寻诗歌的新形式和独特意蕴。“你要一直顺着路走,才能回到家中/你要走很久很久,才能回到家中”(于坚《在旅途中不要错过机会》)的大白话背后,却隐藏着“人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哲学命题。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融西方商籁体形式和中国文化内涵于一炉,感情诚挚,意境高远,“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充满着过好世俗生活、追求尘世幸福的愿景。经过80年代的实验与探索,90年代诗人完成了艺术转型,也完成了中国新诗自身发展的一个周期。这一时期的诗歌更趋向于多样和多元,追求思想与人格的独立性的"个人化写作"。邵燕祥、蔡其矫等老诗人,其精神状态与艺术造诣,依然令人刮目相看。与此同时,90年代诗歌还出现了于坚、翟永明、昌耀、韩作荣的不少长诗和孙孚、孙国章的新山水诗以及王家新、西川、梁宇清等先锋派诗。
　　“呼唤复兴”的2000年至2009年间的诗歌。新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多元文化正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文化形态,而诗歌却呈现出"边缘化"的境地,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新诗在商业化浪潮中真正发展,却在大众层面彻底陌生的十年”,人们在享受物质生活后却又是那样地无所适从。在大众对诗歌复兴的普遍质疑中,“跑回过去的时光,找回丢失的声音,酿造出蜜、光或火”(李瑛《我们用什么哺育诗歌》)、“当肉体失去疼痛的时候/灵魂里,一片漆黑。”(雷抒雁《俯视玉兰》)、“我喊了一声妈妈/她们一起回过头来”(于坚《便条集》)、“一分钟今生,欠下一分钟来世。/一分钟,天人老矣。”(欧阳江河《一分钟天人老矣》)、“这或许就是我们梦想成为的传奇/但传奇绝不梦想成为我们"(翟永明《传奇》)等诗作,依然以深沉而浓郁的情感,直抵心灵的震撼力和穿透力,照耀着人们喧闹或孤寂的人生旅程。在《诗刊》、《星星》、《散文诗》、《诗潮》等刊物继续关注诗人和诗歌时,”中国诗歌网"等网络平台的推动,花城、漓江等出版社每年出版的《中国年度诗选》,都切合着诗歌在新世纪的走势依然强劲。
　　2007年是中国现代诗歌诞生90周年,在此之后的汶川地震中,诗歌选择了激情澎湃的姿势完成了属于它自身的凤凰涅槃。一时间,数以十万计的中国诗人,凝聚13亿人的泪水、心血、呼唤和呐喊,感天动地,声达上苍,他们用悲情和崛起的姿态记录着民族的良知和伤痛,也写出了民族的豁达和坚强。如李瑛的《生命的尊严如此美丽》、商泽军的《阿特拉斯的脊梁》、徐必常的《国家的眼泪》、蒋同的《国哀:那一朵小白花》、白连春的《整整一个地球的痛》、郭文斌的《中国,你为什么泪流满面》等等。突如其来的一场地震,使诗人们及民众暂时放弃了理论上的成见和分歧,灾难、苦难、生命与爱、国家与民族成为当下诗歌的共同话语,切合着“诗”、“史”、“思”三者的互动关系。作为一个文学事件的“地震诗歌”,让我们在灾难考验和苦难记忆中看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看到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形象和精神品质,这种影响已经显现并将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