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说到底，黄艺博不过是“被政治腐蚀了些许童真”；还有一群孩子，在那个令人伤心、痛苦又荒唐的特殊年代里，被政治裹挟直至疯狂，而后为自己的错误后悔了大半生，他们才是真正的“政治牺牲品”。
他们是毛主席的铁杆粉丝
1966年8月18日，天不亮，各学校的学生和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到天安门广场。我们被安排在城楼上，我就站在天安门西角。不久，不知谁喊了一声“毛主席来了!”人群立即沸腾起来。我个子矮，看不见，急得就往城墙上的旗杆上爬。警卫叫我下来，可是人太多，他们根本挤不过来。结果大家都学我往旗杆上爬。毛主席往下面挥了挥手，人群愈发狂热，上百万人齐声高喊“毛主席万岁!”真是非常壮观!
清华附中学生周晓春跳着说：“毛主席是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红卫兵把毛主席佩戴“红卫兵”袖章看作是对红卫兵的最大支持，最大鼓舞!而毛主席对红卫兵的支持，使文化大革命初期运动处处受到抵制的形势，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在“疯狂的年代”，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文化大革命汹涌彭湃的洪流里，这些血气方刚、幼稚的年轻人，离开了各自的工厂、学校和人民公社，敲锣打鼓地涌上城市和乡村的街头。他们不分白天晚上用大喇叭播放毛主席语录和革命歌曲，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政权”。他们为了毛主席，决心流尽最后一滴血。
在高亢的宣传之下，这群青年人将革命付诸行动：火车、汽车等各种交通工具里挤满了全国大串联的人群；各地的寺庙和佛像被砸毁，教堂里的十字架被扯下来，抽烟、喝酒、下棋、集邮、种花等“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为红卫兵们纠察的重点；红小兵们要求关闭动物园，因为“里面的猛兽吃的肉可以养活上百个无产阶级群众”；对芭蕾舞、京剧等艺术作品的批评尤为激烈，被“剥削阶级的闲情逸致”激怒的红卫兵直接冲上舞台当场批斗演员；除了“毛选”一类的书籍外，其他书很多都被烧毁或是运到废品回收站；公园长椅上的情侣被殴打，因为他们的心中除了毛主席还装着其他人。
时代造“顽主”
1967年，王冀豫16岁。他是“大院”长大的孩子，所谓“大院”，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文革初期，武斗开始，这个军队大院长大的少年也被裹挟其中。
王冀豫的伙伴们打人打得很凶，空军大院的孩子都有那种硬头的军用飞行靴，把人打倒后，还会用飞行靴踹。王冀豫看到被踹的人的头在工人体育馆水磨石地板上撞击，禁不住扑到被打人的头上大叫“别打了，太残忍了，要把他打死了”!
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王冀豫的这番言行被认为“属于资产阶级人性”的劝阻，不仅没让大家住手，反而起了反作用。就在他大喊时，一个不知来自哪个部队大院的高中生，将他一把拽起来，对他一通训斥：
“你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流氓，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渣子，他是人民的敌人!”
王冀豫至今记得那些让他的人性底线瞬间崩溃的训斥，“惭愧得我简直就觉得自己的阶级感情出了问题，我怎么就不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呢?结果我一咬牙，就投身在打人的行列中了。”
五分钟后，他比那些同伴打得更凶。
“很多手足的活动是与思维无关的。”王冀豫对自己“文革”时期所做的事情进行审查和反思时，他说马克思的这句话是真理。当时，他被激发出来的凶狠，就与思维无关。
“我的堕落就从那一个瞬间开始的。”如果说最开始的打人，无非是想证明自己能革命，那么接下来，对他而言，打人渐成一种生活的惯性和乐趣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为什么说它是浩劫呢?就在于它摧毁了人性中最底线的那个堤坝，甚至作用到今天!”此后，王冀豫打架越来越凶，在“顽主”时代，甚至因为敢于为别人承担责任，一身的江湖气而成了孩子王。
1966年8月的北京，处处充斥着血腥的暴力。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抡起皮带、棍棒等各种凶器残暴地殴打他们的校长和老师。
同年8月23日下午，从北京女八中来了两卡车的女红卫兵，把北京国子监(孔庙)围得满满当当。这些16岁左右的女娃娃，身着绿军装，腰糸宽皮带，个个凶神恶煞。她们把破四旧抄来的戏剧道具、戏箱、戏衣，堆积在国子监的大院中，放火焚烧。把揪出来的北京市文化局长赵鼎新、著名作家老舍、肖军、骆宾基、端木蕻良、杨沫、著名昆剧演员白芸生及著名的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等30多人，挂上黑牌子，跪在火堆周围用火烤，往他们头上倒上墨汁，然后用铜头皮带劈头盖脸地狠命抽打。
67岁的老舍被这些16岁的女红卫兵狠命地抽打，不一会儿就被打得头破血流。晚上，老舍等人又被带到市文联大院内，有个女作家落井下石地向女红卫兵揭发说：“老舍在国外拿美金。”老舍说：“那是解放前，只是拿点稿费过日子。”女红卫兵们听了大怒，说：“在国外拿美金，不是里通外国，也是历史反革命。”她们不由分说，拿起一块写有“反革命”的大牌子，用牌子上吊着的细铁丝往老人的头上套。牌子太大，铁丝勒在耳朵上。老舍使劲挣扎，用双手往上托，连手带牌子碰着了面前女红卫兵的脸。“老舍打红卫兵，他是反革命!”随着这个女孩的一声尖叫，一群女红卫兵围了上来，皮带如雨点般抽打这位67岁的老人。25日凌晨，老舍的尸体被人在太平湖边发现。
“羞愧”感在心中徘徊不散
44年前，程璧是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党总支书记，而申小珂是该校高二(二)班学阿拉伯语的学生。从那年8月开始，他们还分别拥有了另一个身份：程璧是台上被批斗的“牛鬼蛇神”，申小珂是台下振臂高呼的红卫兵。2010年11月3日下午，在湖北省十堰市的家里，当年的红卫兵申小珂一边踱步，一边反复陈述这种羞愧之情。
他惟一可以拿来安慰自己的是，他没有打过这些所谓的“牛鬼蛇神”。这也让申小珂觉得自己“犯错不大”“压力轻些”，他说自己在“整个‘文革’期间一直稀里糊涂”，直到后来了解些历史，才发现自己的无知。他如今看来，“当时大部分同学内心没把老师当坏人，只是跟着瞎喊，喊得声嘶力竭装样子。”
也是在这声嘶力竭的喊声中，程璧遭到侮辱和毒打，头发被剃成“阴阳头”；幼儿园女工刘桂兰被活活打死；教导主任姚淑禧在多次遭到毒打后，在女厕所里，把绳子挂在下水道拐脖上自杀了。这些往事，烙在了申小珂的心中，在羞愧和耻辱中煎熬了20年后，申小珂终于提笔为87岁的程老师写下一封道歉信。
如今，当年的红卫兵已经进入了老年，聊起往事，申小珂才知道，“内心一直很痛苦”的人，不止他一个。那些当年曾在家批斗父母、带同学抄自己家的人，格外自责。
有个外地的同学，跟申小珂提起自己当年踹过姚淑禧一脚的事，忍不住在电话里嚎啕大哭。当年红卫兵的重要骨干徐雅兴回顾那段历史时说：“我们清醒，却又糊涂，我们造反，却又盲从。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只要是毛泽东说过的，指示过的，甚至暗示过的，我们都会为之肝脑涂地。从我们一出生，父母、学校、社会、党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不，从我们的父母一代就接受过这样的教育，他们以遗传基因的方式，将这些教育注入我们的血肉与生命。生活不容许我们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如果有一点这种念头，那也可怕得如同叛逆。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错了时，我们的痛苦比别人深重一百倍。生活，永远，永远没错；真理，依然是真理!错就错在我们的生存时代，为我们的生存，安排好了错误。”
他们是毛主席的铁杆粉丝
1966年8月18日，天不亮，各学校的学生和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到天安门广场。我们被安排在城楼上，我就站在天安门西角。不久，不知谁喊了一声“毛主席来了!”人群立即沸腾起来。我个子矮，看不见，急得就往城墙上的旗杆上爬。警卫叫我下来，可是人太多，他们根本挤不过来。结果大家都学我往旗杆上爬。毛主席往下面挥了挥手，人群愈发狂热，上百万人齐声高喊“毛主席万岁!”真是非常壮观!
清华附中学生周晓春跳着说：“毛主席是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红卫兵把毛主席佩戴“红卫兵”袖章看作是对红卫兵的最大支持，最大鼓舞!而毛主席对红卫兵的支持，使文化大革命初期运动处处受到抵制的形势，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在“疯狂的年代”，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文化大革命汹涌彭湃的洪流里，这些血气方刚、幼稚的年轻人，离开了各自的工厂、学校和人民公社，敲锣打鼓地涌上城市和乡村的街头。他们不分白天晚上用大喇叭播放毛主席语录和革命歌曲，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政权”。他们为了毛主席，决心流尽最后一滴血。
在高亢的宣传之下，这群青年人将革命付诸行动：火车、汽车等各种交通工具里挤满了全国大串联的人群；各地的寺庙和佛像被砸毁，教堂里的十字架被扯下来，抽烟、喝酒、下棋、集邮、种花等“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为红卫兵们纠察的重点；红小兵们要求关闭动物园，因为“里面的猛兽吃的肉可以养活上百个无产阶级群众”；对芭蕾舞、京剧等艺术作品的批评尤为激烈，被“剥削阶级的闲情逸致”激怒的红卫兵直接冲上舞台当场批斗演员；除了“毛选”一类的书籍外，其他书很多都被烧毁或是运到废品回收站；公园长椅上的情侣被殴打，因为他们的心中除了毛主席还装着其他人。
时代造“顽主”
1967年，王冀豫16岁。他是“大院”长大的孩子，所谓“大院”，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文革初期，武斗开始，这个军队大院长大的少年也被裹挟其中。
王冀豫的伙伴们打人打得很凶，空军大院的孩子都有那种硬头的军用飞行靴，把人打倒后，还会用飞行靴踹。王冀豫看到被踹的人的头在工人体育馆水磨石地板上撞击，禁不住扑到被打人的头上大叫“别打了，太残忍了，要把他打死了”!
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王冀豫的这番言行被认为“属于资产阶级人性”的劝阻，不仅没让大家住手，反而起了反作用。就在他大喊时，一个不知来自哪个部队大院的高中生，将他一把拽起来，对他一通训斥：
“你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流氓，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渣子，他是人民的敌人!”
王冀豫至今记得那些让他的人性底线瞬间崩溃的训斥，“惭愧得我简直就觉得自己的阶级感情出了问题，我怎么就不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呢?结果我一咬牙，就投身在打人的行列中了。”
五分钟后，他比那些同伴打得更凶。
“很多手足的活动是与思维无关的。”王冀豫对自己“文革”时期所做的事情进行审查和反思时，他说马克思的这句话是真理。当时，他被激发出来的凶狠，就与思维无关。
“我的堕落就从那一个瞬间开始的。”如果说最开始的打人，无非是想证明自己能革命，那么接下来，对他而言，打人渐成一种生活的惯性和乐趣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为什么说它是浩劫呢?就在于它摧毁了人性中最底线的那个堤坝，甚至作用到今天!”此后，王冀豫打架越来越凶，在“顽主”时代，甚至因为敢于为别人承担责任，一身的江湖气而成了孩子王。
1966年8月的北京，处处充斥着血腥的暴力。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抡起皮带、棍棒等各种凶器残暴地殴打他们的校长和老师。
同年8月23日下午，从北京女八中来了两卡车的女红卫兵，把北京国子监(孔庙)围得满满当当。这些16岁左右的女娃娃，身着绿军装，腰糸宽皮带，个个凶神恶煞。她们把破四旧抄来的戏剧道具、戏箱、戏衣，堆积在国子监的大院中，放火焚烧。把揪出来的北京市文化局长赵鼎新、著名作家老舍、肖军、骆宾基、端木蕻良、杨沫、著名昆剧演员白芸生及著名的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等30多人，挂上黑牌子，跪在火堆周围用火烤，往他们头上倒上墨汁，然后用铜头皮带劈头盖脸地狠命抽打。
67岁的老舍被这些16岁的女红卫兵狠命地抽打，不一会儿就被打得头破血流。晚上，老舍等人又被带到市文联大院内，有个女作家落井下石地向女红卫兵揭发说：“老舍在国外拿美金。”老舍说：“那是解放前，只是拿点稿费过日子。”女红卫兵们听了大怒，说：“在国外拿美金，不是里通外国，也是历史反革命。”她们不由分说，拿起一块写有“反革命”的大牌子，用牌子上吊着的细铁丝往老人的头上套。牌子太大，铁丝勒在耳朵上。老舍使劲挣扎，用双手往上托，连手带牌子碰着了面前女红卫兵的脸。“老舍打红卫兵，他是反革命!”随着这个女孩的一声尖叫，一群女红卫兵围了上来，皮带如雨点般抽打这位67岁的老人。25日凌晨，老舍的尸体被人在太平湖边发现。
“羞愧”感在心中徘徊不散
44年前，程璧是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党总支书记，而申小珂是该校高二(二)班学阿拉伯语的学生。从那年8月开始，他们还分别拥有了另一个身份：程璧是台上被批斗的“牛鬼蛇神”，申小珂是台下振臂高呼的红卫兵。2010年11月3日下午，在湖北省十堰市的家里，当年的红卫兵申小珂一边踱步，一边反复陈述这种羞愧之情。
他惟一可以拿来安慰自己的是，他没有打过这些所谓的“牛鬼蛇神”。这也让申小珂觉得自己“犯错不大”“压力轻些”，他说自己在“整个‘文革’期间一直稀里糊涂”，直到后来了解些历史，才发现自己的无知。他如今看来，“当时大部分同学内心没把老师当坏人，只是跟着瞎喊，喊得声嘶力竭装样子。”
也是在这声嘶力竭的喊声中，程璧遭到侮辱和毒打，头发被剃成“阴阳头”；幼儿园女工刘桂兰被活活打死；教导主任姚淑禧在多次遭到毒打后，在女厕所里，把绳子挂在下水道拐脖上自杀了。这些往事，烙在了申小珂的心中，在羞愧和耻辱中煎熬了20年后，申小珂终于提笔为87岁的程老师写下一封道歉信。
如今，当年的红卫兵已经进入了老年，聊起往事，申小珂才知道，“内心一直很痛苦”的人，不止他一个。那些当年曾在家批斗父母、带同学抄自己家的人，格外自责。
有个外地的同学，跟申小珂提起自己当年踹过姚淑禧一脚的事，忍不住在电话里嚎啕大哭。当年红卫兵的重要骨干徐雅兴回顾那段历史时说：“我们清醒，却又糊涂，我们造反，却又盲从。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只要是毛泽东说过的，指示过的，甚至暗示过的，我们都会为之肝脑涂地。从我们一出生，父母、学校、社会、党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不，从我们的父母一代就接受过这样的教育，他们以遗传基因的方式，将这些教育注入我们的血肉与生命。生活不容许我们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如果有一点这种念头，那也可怕得如同叛逆。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错了时，我们的痛苦比别人深重一百倍。生活，永远，永远没错；真理，依然是真理!错就错在我们的生存时代，为我们的生存，安排好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