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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这是文学评论家、近代史研究者解玺璋的看法。他用4年时间写完的《梁启超传》被认为是梁启超辞世80多年来最为详尽、客观的传记。这部作品分上下两部，70多万字，呈现出了梁启超生前的种种是非曲直，折射出这位“饮冰室主人”身处的时代漩涡、风云底色。9月7日，初秋的北京，在一家清冷的咖啡馆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了解玺璋，厚重的紫色窗帘透出微弱的晨曦，在他的脸上涂抹了一层淡淡的光泽。
大学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梁启超
“跟很多作家比，我的经历太简单了，从工厂考上大学，再分到报社，一直干到退休都是做编辑。我不太适合学新闻，跟生人接触我发憷。”解玺璋很认真地说，语气中带着一丝自嘲的无奈。
1953年，解玺璋出生在北京。只上了两年半初中，就进了北京化工二厂当工人，每天操作仪表，生产硅材料。那是1970年，“文革”进行到中期。带他的师傅是从北大中文系下放到工厂的高材生，装了一肚子古典文学。“我最初背的古典诗词和文章都是他一句一句教的，我当时都没有见过那些书长什么样，他培养了我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后来我开始大量阅读书籍，逐渐发现自己更喜欢研究文艺理论。”
1977年恢复高考，解玺璋3个志愿全报了北大，且都与古代文化有关——古典文献学、图书馆学及考古学。那一年的本科分数线是280分，他虽然超了12分，但去北大仍不够，别的学校也去不成。半年后，他第二次参加高考，适逢人大新闻系招生，因为解玺璋在厂里负责办报，师傅对他说，你就考人大新闻系吧。
就这样，在工厂里待了近9年的解玺璋成了人大新闻系的学生。“没学文学我不甘心，业余时间还在做古典文论的笔记、卡片，甚至在人大中文系旁听了一年中国古典文论的课。”他从《易经》开始一本一本地读，一直读到大学毕业。
解玺璋最初读梁启超的作品，也是在大学里。“大学二年级学新闻史的时候，为了研究他的办报思想，我到北圖报刊部，读了他在戊戌变法前办的《时务报》，还有其它一些书和文章。”在这些阅读基础上写的一篇论文获了奖，引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史泰斗方汉奇的注意，点名要指导解玺璋，于是他的毕业论文也写的是梁启超。
1983年，解玺璋被分到北京日报，第一年在总编室。“那时上夜班还在抄卡片，领导有点不满意，说我不安心工作，于是我就偷着弄。”第二年他去了北京晚报，做副刊编辑，再后来有了孩子，抄卡片的工作就没能继续，停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上。之后的岁月里，由于编辑副刊，解玺璋接触了大量文史作者，他研究文学、戏剧、影视作品，写了大量文艺评论，读书的爱好也一直保持了下去。直到2008年，一家出版社找到他写梁启超。
虽然这么多年来，对梁启超一直“情有独钟”，解玺璋仍然觉得自己当初答应写《梁启超传》有点鲁莽。“但接了就不能后退，而且我也有做学术的理想，所以就硬着头皮上阵，写得很是辛苦。”
《梁启超传》解玺璋写了整整4年，从2008年春节后动笔，写到2012年春节，当年9月出版。其间，他换了2副老花镜，有时一天工作16个小时，“主要是看资料，真正写的时间只占1/3。”
无论喜欢与否，都该认真研究梁启超
梁启超的身份覆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他是政治家，从戊戌变法到进入北洋政府出任司法总长，一直积极入世；他是新闻人和政论家，在日本流亡14年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倡导改良；他是教育家，在清华任教多年，9个子女均在各自领域成就斐然；他也是近代文学改革的先驱，所倡导的“诗界革命”对传统散文进行了从内容到形式的突破，一篇《少年中国说》传诵至今。“梁启超为大众所知是1895年‘公车上书’这段时间，1928年北伐成功，他1929年1月去世。中国近代的大变化就集中在这些年，而他几乎参与了这个时间段里的每一次重大历史活动。”解玺璋说。
环球人物杂志：您之前提到梁启超难写，难在什么地方？
解玺璋：他个人的经历比较复杂。晚清到民国的社会动荡也非常快，每10年、5年乃至每年都有很大的变化，各种史料众说纷纭，所以很难把握。
另外，这么多年来，我们对梁启超的评价是一种概念先行的方式，先在政治上定性，“保皇派”、“改良派”前面还要加一个“资产阶级”的帽子，很多评价都是负面的。而民间评价又多从道德操守出发，大多是流言蜚语，很难落实真假，必须找最原始的材料。
环球人物杂志：书中大量引用了文献，为何没选择回忆、口述这样的资料？
解玺璋：亲人子女的回忆感情色彩比较多，但事实上，他们对梁启超未必更了解，也未必有学者们考察得准确。写作时，我没有接触过任何梁家的人，只是看各种资料，包括书信、日记、学者考证等。我发现很多与他有接触的人的回忆也是不准确的，也要根据文献来核对。有时只提到一个人的字或号，甚至是个代称，为了找到真名实姓，也要花一两天时间。好在大部分资料都有正式出版物。我从中华书局等出版社和网络上购买了很多早年的文史资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民国出版的都有。
环球人物杂志：您眼中的梁启超是怎样的人？他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解玺璋：他是一个积极入世、与时俱进的人，能够根据时代变化不断调整自己。今天的中国人不能忽略他，忽略的时间越长，未来付出的代价将会越大。
我认为他最有价值的思想即通过渐进的方式推进社会发展。联系到今天的社会状况，无论左右翼，无论喜欢与否，都该认真研究梁启超。民国成立后，中国并没有走上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没有渐进式改革的机会。直到今天，在微博上，激进的人物和言论更容易得到拥护，理性讲道理的人却可能遭到攻击，这跟梁启超当年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
他的文章与今天的现实仍密切相关。如新民思想，他不仅要改造国民性，而且上升到民族构成的高度。他认为要革新一个政府、国家、民族，要先革新国民，先革新自己。做新国民的条件是什么？他认为首先是政治素质，民众要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对这个问题，他从思想、能力到态度，都有详细的论述。 环球人物杂志：他改造国民性的方式是什么？
解玺璋：教育。他注重对学生精神的培养，知识在其次。梁启超在上世纪20年代就讲过，现在不缺知识，缺的是精神。如果缺少人格，知识越多反而会带来更多问题，没有精神支撑，知识会把人压垮的。
另一方面，他鼓励人们积极参与政治。他通过办报开启民智，认为人应该维护自己的权利，并通过法律来体现。他非常重视立法，认为一个人要争取的基本权利是政治参与权与立法权。只有通过法律这种形式，才能把保护自己的方式固定下来，否则都是说说而已。
环球人物杂志：梁启超过去一直顶着“保皇派”、“改良派”的帽子，对此，您怎么评价？
解璽璋：梁启超的保皇是有条件的，在戊戌变法前，他们提出的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后来到了海外，主要是为了动员更多的华人华侨。当然其中也有康有为对光绪的报恩之情，但梁启超在这方面比较淡，他提君主立宪是为了用一种比较稳健的方式推进社会发展。他不希望发生战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流血，前后死几百万人。
有人曾评价康梁二人的不同：康有为从激进到保守，看似变了，实则没变，只是过时；梁启超看似不断在变，其实始终保持着开放的态度，不断调整、纠正自己来适应时代的发展。比如说，宋教仁被刺后，黄兴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孙中山要通过二次革命，梁启超则认为应敢于说话，如果都不说话，或者都说一些情绪性的话是没意义的。借助合法程序表达人民的看法，这才是正确的态度。他当时认为，中国人的人格缺陷主要在于不能保护自身权利，因此他提出的新人格就是，我既不侵犯别人的权利，也不允许别人侵犯我的权利。他觉得如果人人都有这种意识，这个国家是不得了的。他总是把国家和个人联系在一起。
我们看到的历史可能都只是一个侧面
就像很多在大变革时代站在潮头浪尖的人一样，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枢纽”式的存在，以他为原点，可以开枝散叶地拓展出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章太炎、胡适、徐志摩等一系列直到今天还被人津津乐道的人物。这些名字背后，覆盖了从甲午战败到北伐胜利的30多年间，中国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前所未有的震荡与变迁。同样，梁启超在历史书上也是一个“靶子”式的存在，根据不同立场，对他的评价不断变化，百年后仍无法盖棺论定。从梁启超身上，折射出的其实是对那段历史，对我们自己的看法。
环球人物杂志：与其它单纯叙事的人物传记不太一样，您在书中加入了很多自己的评述，您怎么看待为名人做传时客观与主观的平衡？
解玺璋：一些传记完全排除了作者个人的感情，看似客观，其实恰恰不客观。里面有先验主义的东西，似乎没有个人偏见，却有社会、集体的偏见。我觉得写人物传记不能完全排除对人物的感情，否则书不会好看。我是从经验主义出发，根据个人的阅读体验写人物，甚至带着一种打抱不平的情绪来写梁启超，因为觉得以前对他的评价太差了。
与此同时，我也用一些方法确保个人感情不泛滥：一是在语言上尽量不用形容词，叙述尽量节制。二是用大量原始资料支持叙述，引文之所以这么多，除了想说明材料的原始性外，就是因为以前传记中很多引用是断章取义的，所以我一定要引全，给读者完整的意思，避免片面。三是结构方式，书中每个章节都用“梁启超与某某人”的结构，通过不同人的眼睛看梁启超。读者可以组合、拼贴起来，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环球人物杂志：这些年学术界、出版界都在努力，写一些相对有趣而尊重历史的书籍。您觉得历史著作应该更通俗化吗？
解玺璋：目前大众化的写史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严肃而通俗的，我比较赞同；另一种是猎奇式的，加入了个人想象，甚至道听途说来的材料，不加辩证地用在里面。这会给读者尤其是年轻人带来误导，因为他们看不到更多材料。
历史研究需要一定的学术训练，就像法官审案时要有对证据的考察，判断来源合法不合法，真实不真实。
环球人物杂志：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您怎么看这句话？
解玺璋：我觉得他是从历史观的角度，而不是从历史文本的细节说的。对于史实我们可以有各种解读，这是不同的历史观，但史实本身要通过考古、文献考察，绝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落实到具体材料上，必须一是一，二是二。
环球人物杂志：近来，很多史书都在重新解读历史人物，您怎么看待这种“翻案文章”？
解玺璋：对历史来讲，不存在翻案的问题。一个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肯定是多方面的，主客观都有。不能用今天的立场、环境去理解那个时代的人物。我们在谈到一个人物时，一定要全面。主观上好大喜功的人，客观上可能开拓了疆土，如汉武帝。因此写史的人不能只强调人物的某一方面。事实上，正是人的多面性构成了历史的丰富与复杂。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信息渠道很多，面对不同的声音，人们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历史观？
解玺璋：要有全面的观念，不要拘泥于某一方面、某一立场上。我们看到的历史可能都只是一个侧面，所以不要轻易下结论，要保持一种怀疑的精神，不是怀疑别人，而是怀疑自己。
现在的确信息渠道很多，很难要求人们一定如何，我的想法是应该给各种观点提供表达的机会，让民众在碰撞中辨别真伪。现在有些观点不能充分表达，特别是真正严肃的史学声音表达不够充分，而另一些观点又表达过度。我认为最好是众声喧哗，有辨别力的读者会从中发现可信的、有价值的东西。
大学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梁启超
“跟很多作家比，我的经历太简单了，从工厂考上大学，再分到报社，一直干到退休都是做编辑。我不太适合学新闻，跟生人接触我发憷。”解玺璋很认真地说，语气中带着一丝自嘲的无奈。
1953年，解玺璋出生在北京。只上了两年半初中，就进了北京化工二厂当工人，每天操作仪表，生产硅材料。那是1970年，“文革”进行到中期。带他的师傅是从北大中文系下放到工厂的高材生，装了一肚子古典文学。“我最初背的古典诗词和文章都是他一句一句教的，我当时都没有见过那些书长什么样，他培养了我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后来我开始大量阅读书籍，逐渐发现自己更喜欢研究文艺理论。”
1977年恢复高考，解玺璋3个志愿全报了北大，且都与古代文化有关——古典文献学、图书馆学及考古学。那一年的本科分数线是280分，他虽然超了12分，但去北大仍不够，别的学校也去不成。半年后，他第二次参加高考，适逢人大新闻系招生，因为解玺璋在厂里负责办报，师傅对他说，你就考人大新闻系吧。
就这样，在工厂里待了近9年的解玺璋成了人大新闻系的学生。“没学文学我不甘心，业余时间还在做古典文论的笔记、卡片，甚至在人大中文系旁听了一年中国古典文论的课。”他从《易经》开始一本一本地读，一直读到大学毕业。
解玺璋最初读梁启超的作品，也是在大学里。“大学二年级学新闻史的时候，为了研究他的办报思想，我到北圖报刊部，读了他在戊戌变法前办的《时务报》，还有其它一些书和文章。”在这些阅读基础上写的一篇论文获了奖，引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史泰斗方汉奇的注意，点名要指导解玺璋，于是他的毕业论文也写的是梁启超。
1983年，解玺璋被分到北京日报，第一年在总编室。“那时上夜班还在抄卡片，领导有点不满意，说我不安心工作，于是我就偷着弄。”第二年他去了北京晚报，做副刊编辑，再后来有了孩子，抄卡片的工作就没能继续，停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上。之后的岁月里，由于编辑副刊，解玺璋接触了大量文史作者，他研究文学、戏剧、影视作品，写了大量文艺评论，读书的爱好也一直保持了下去。直到2008年，一家出版社找到他写梁启超。
虽然这么多年来，对梁启超一直“情有独钟”，解玺璋仍然觉得自己当初答应写《梁启超传》有点鲁莽。“但接了就不能后退，而且我也有做学术的理想，所以就硬着头皮上阵，写得很是辛苦。”
《梁启超传》解玺璋写了整整4年，从2008年春节后动笔，写到2012年春节，当年9月出版。其间，他换了2副老花镜，有时一天工作16个小时，“主要是看资料，真正写的时间只占1/3。”
无论喜欢与否，都该认真研究梁启超
梁启超的身份覆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他是政治家，从戊戌变法到进入北洋政府出任司法总长，一直积极入世；他是新闻人和政论家，在日本流亡14年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倡导改良；他是教育家，在清华任教多年，9个子女均在各自领域成就斐然；他也是近代文学改革的先驱，所倡导的“诗界革命”对传统散文进行了从内容到形式的突破，一篇《少年中国说》传诵至今。“梁启超为大众所知是1895年‘公车上书’这段时间，1928年北伐成功，他1929年1月去世。中国近代的大变化就集中在这些年，而他几乎参与了这个时间段里的每一次重大历史活动。”解玺璋说。
环球人物杂志：您之前提到梁启超难写，难在什么地方？
解玺璋：他个人的经历比较复杂。晚清到民国的社会动荡也非常快，每10年、5年乃至每年都有很大的变化，各种史料众说纷纭，所以很难把握。
另外，这么多年来，我们对梁启超的评价是一种概念先行的方式，先在政治上定性，“保皇派”、“改良派”前面还要加一个“资产阶级”的帽子，很多评价都是负面的。而民间评价又多从道德操守出发，大多是流言蜚语，很难落实真假，必须找最原始的材料。
环球人物杂志：书中大量引用了文献，为何没选择回忆、口述这样的资料？
解玺璋：亲人子女的回忆感情色彩比较多，但事实上，他们对梁启超未必更了解，也未必有学者们考察得准确。写作时，我没有接触过任何梁家的人，只是看各种资料，包括书信、日记、学者考证等。我发现很多与他有接触的人的回忆也是不准确的，也要根据文献来核对。有时只提到一个人的字或号，甚至是个代称，为了找到真名实姓，也要花一两天时间。好在大部分资料都有正式出版物。我从中华书局等出版社和网络上购买了很多早年的文史资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民国出版的都有。
环球人物杂志：您眼中的梁启超是怎样的人？他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解玺璋：他是一个积极入世、与时俱进的人，能够根据时代变化不断调整自己。今天的中国人不能忽略他，忽略的时间越长，未来付出的代价将会越大。
我认为他最有价值的思想即通过渐进的方式推进社会发展。联系到今天的社会状况，无论左右翼，无论喜欢与否，都该认真研究梁启超。民国成立后，中国并没有走上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没有渐进式改革的机会。直到今天，在微博上，激进的人物和言论更容易得到拥护，理性讲道理的人却可能遭到攻击，这跟梁启超当年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
他的文章与今天的现实仍密切相关。如新民思想，他不仅要改造国民性，而且上升到民族构成的高度。他认为要革新一个政府、国家、民族，要先革新国民，先革新自己。做新国民的条件是什么？他认为首先是政治素质，民众要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对这个问题，他从思想、能力到态度，都有详细的论述。 环球人物杂志：他改造国民性的方式是什么？
解玺璋：教育。他注重对学生精神的培养，知识在其次。梁启超在上世纪20年代就讲过，现在不缺知识，缺的是精神。如果缺少人格，知识越多反而会带来更多问题，没有精神支撑，知识会把人压垮的。
另一方面，他鼓励人们积极参与政治。他通过办报开启民智，认为人应该维护自己的权利，并通过法律来体现。他非常重视立法，认为一个人要争取的基本权利是政治参与权与立法权。只有通过法律这种形式，才能把保护自己的方式固定下来，否则都是说说而已。
环球人物杂志：梁启超过去一直顶着“保皇派”、“改良派”的帽子，对此，您怎么评价？
解璽璋：梁启超的保皇是有条件的，在戊戌变法前，他们提出的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后来到了海外，主要是为了动员更多的华人华侨。当然其中也有康有为对光绪的报恩之情，但梁启超在这方面比较淡，他提君主立宪是为了用一种比较稳健的方式推进社会发展。他不希望发生战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流血，前后死几百万人。
有人曾评价康梁二人的不同：康有为从激进到保守，看似变了，实则没变，只是过时；梁启超看似不断在变，其实始终保持着开放的态度，不断调整、纠正自己来适应时代的发展。比如说，宋教仁被刺后，黄兴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孙中山要通过二次革命，梁启超则认为应敢于说话，如果都不说话，或者都说一些情绪性的话是没意义的。借助合法程序表达人民的看法，这才是正确的态度。他当时认为，中国人的人格缺陷主要在于不能保护自身权利，因此他提出的新人格就是，我既不侵犯别人的权利，也不允许别人侵犯我的权利。他觉得如果人人都有这种意识，这个国家是不得了的。他总是把国家和个人联系在一起。
我们看到的历史可能都只是一个侧面
就像很多在大变革时代站在潮头浪尖的人一样，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枢纽”式的存在，以他为原点，可以开枝散叶地拓展出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章太炎、胡适、徐志摩等一系列直到今天还被人津津乐道的人物。这些名字背后，覆盖了从甲午战败到北伐胜利的30多年间，中国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前所未有的震荡与变迁。同样，梁启超在历史书上也是一个“靶子”式的存在，根据不同立场，对他的评价不断变化，百年后仍无法盖棺论定。从梁启超身上，折射出的其实是对那段历史，对我们自己的看法。
环球人物杂志：与其它单纯叙事的人物传记不太一样，您在书中加入了很多自己的评述，您怎么看待为名人做传时客观与主观的平衡？
解玺璋：一些传记完全排除了作者个人的感情，看似客观，其实恰恰不客观。里面有先验主义的东西，似乎没有个人偏见，却有社会、集体的偏见。我觉得写人物传记不能完全排除对人物的感情，否则书不会好看。我是从经验主义出发，根据个人的阅读体验写人物，甚至带着一种打抱不平的情绪来写梁启超，因为觉得以前对他的评价太差了。
与此同时，我也用一些方法确保个人感情不泛滥：一是在语言上尽量不用形容词，叙述尽量节制。二是用大量原始资料支持叙述，引文之所以这么多，除了想说明材料的原始性外，就是因为以前传记中很多引用是断章取义的，所以我一定要引全，给读者完整的意思，避免片面。三是结构方式，书中每个章节都用“梁启超与某某人”的结构，通过不同人的眼睛看梁启超。读者可以组合、拼贴起来，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环球人物杂志：这些年学术界、出版界都在努力，写一些相对有趣而尊重历史的书籍。您觉得历史著作应该更通俗化吗？
解玺璋：目前大众化的写史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严肃而通俗的，我比较赞同；另一种是猎奇式的，加入了个人想象，甚至道听途说来的材料，不加辩证地用在里面。这会给读者尤其是年轻人带来误导，因为他们看不到更多材料。
历史研究需要一定的学术训练，就像法官审案时要有对证据的考察，判断来源合法不合法，真实不真实。
环球人物杂志：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您怎么看这句话？
解玺璋：我觉得他是从历史观的角度，而不是从历史文本的细节说的。对于史实我们可以有各种解读，这是不同的历史观，但史实本身要通过考古、文献考察，绝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落实到具体材料上，必须一是一，二是二。
环球人物杂志：近来，很多史书都在重新解读历史人物，您怎么看待这种“翻案文章”？
解玺璋：对历史来讲，不存在翻案的问题。一个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肯定是多方面的，主客观都有。不能用今天的立场、环境去理解那个时代的人物。我们在谈到一个人物时，一定要全面。主观上好大喜功的人，客观上可能开拓了疆土，如汉武帝。因此写史的人不能只强调人物的某一方面。事实上，正是人的多面性构成了历史的丰富与复杂。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信息渠道很多，面对不同的声音，人们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历史观？
解玺璋：要有全面的观念，不要拘泥于某一方面、某一立场上。我们看到的历史可能都只是一个侧面，所以不要轻易下结论，要保持一种怀疑的精神，不是怀疑别人，而是怀疑自己。
现在的确信息渠道很多，很难要求人们一定如何，我的想法是应该给各种观点提供表达的机会，让民众在碰撞中辨别真伪。现在有些观点不能充分表达，特别是真正严肃的史学声音表达不够充分，而另一些观点又表达过度。我认为最好是众声喧哗，有辨别力的读者会从中发现可信的、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