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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胡适研究的不断升温，曹诚英以胡适红颜知己的形象为世人所知，她与胡适之间的感情纠葛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曹诚英作为我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1952年随复旦农学院北迁沈阳，成为沈阳农学院的中坚力量。“文革”浩劫中，饱受冲击的曹诚英拖着病体回到家乡，直至1973年患肺癌去世。她这段凄苦的晚年生活除了数篇学生的回忆文章外，鲜有人提及。作者上世纪50年代初曾在复旦大学结识曹诚英教授，又查阅了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撰成此文，介绍曹诚英的后半生。——编者
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的复旦大学有农学院。在农艺系里，有位研究遗传育种的教授曹诚英，是我国农学界第一个女教授。她的一生既有光辉的奋斗，又有刻骨铭心的苦恋。从她的生平，可以看到我国一代知识女性的艰辛命运。
1951年，我有幸认识了曹先生。那时，思想改造运动刚刚开始，我作为农学院思想改造工作组的组员，经常参加农艺系的小组学习，所以很快就认识了曹先生。当时我只有19岁，是刚刚离开中学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留校工作的小青年，随李正文、王零等一批南下干部到复旦，没有多久就被派到了农学院。大学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既陌生又新鲜的事。至于教授，在我脑子里更有一种神秘而崇高的形象。随着学习的深入发展，不断领会领导指示，不时听到许多教授联系思想作各种自我检查，我开始知道，大学教授也需要进行思想改造。但是，对曹诚英教授，我却一见面就感到她满脸慈祥，是个大好人。她一头白发，配上一副无框的眼镜，很像当时十分流行的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主角。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就差点叫出声来“这不是华尔华拉吗！”后来听许多青年教师和学生代表说，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不夸曹老师对年轻人的慈祥和蔼、热诚关怀，经常给予各种帮助。我就更加尊敬曹先生了。
在一次交流思想检查的小组会上，曹先生检查了自己长期存在的消极悲观甚至厌世的人生态度。她谈到曾经有过吞金自杀的经历。那是她经常经历的又一个难以入眠的夜晚，在辗转反侧回顾自己各种遭遇和挫折的煎熬中，她决心离开已经无可留恋的生活，就摘下脖子上的金项链，吞进了自己的喉咙。突然，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惊醒了她的理智，唤醒她想到生命的可贵和自己的社会责任。于是她又流着眼泪，一点点把金项链从喉咙里抽了出来。这样的好人会有那样的事情，我很震惊，所以我至今还记得这件事。就是在听到这个故事以后，我对曹先生有了特别的心情，觉得她心地善良，是应当受到关爱和尊敬的人。记得就在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还把曹先生的情况和我对她的一些看法向领导写过一个汇报，并受到了校党委书记李正文同志的重视和赞许。
但是，由于我的幼稚和浅薄，在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农学院被调整到沈阳以后，我对曹先生的了解也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日益远离而疏远。现在回想起这么长时间里，我竟没有主动和她继续保持联系，总觉得非常遗憾和歉疚！
近些年来，随着胡适研究的不断深入，作为胡适红颜知己的曹诚英，她的生平和为人，也不断成为报刊和网络上出现的热门话题。读了许多文章，我顿时想起了五十多年前的往事，心情相当激动。原来，曹诚英教授不但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农学家、好教授，还是一位很有国学根底的诗人、才女；而她的晚年竟无比凄苦，于是，我就想到要把曹诚英的人生撰写出来，让更多人认识我国现代史上这样一个杰出的知识女性，同时也借此表达我对曹诚英教授的追思和怀念。
真诚献身农学的女科学家
曹先生1902年出生于安徽绩溪一个富裕的徽商家庭。5岁开始上私塾，读经籍，从小偏爱文学，又受到亲戚朋友中像胡适、汪静之那样的有名文人的影响，自然造就了她近文的天性。但是，她偏偏选择了农学作为终身职业，这很能说明她独特的个性，而她对农学的执著献身，更说明她完全是旧世纪里火一样的新女性。
据刘艳在《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曹诚英》一文（《文汇报》1993年7月23日）中介绍，曹诚英在1919年进入师范学校读书时，萌生了“仰面求人，不如低头拜土”的学农念头，幻想着自耕其食，不求闻达。当时，女子读书的很少，学农的更屈指可数。曹诚英所在的班上，仅她一个女生。班上同学最初都怀疑她是否能读完这个专业。但不久，他们便知道这个女生从不以大家闺秀自居。水稻插秧实习时，男生光脚下田，她也毫不迟疑地脱下丝袜皮鞋，下到田中插秧，令全班同学敬佩不已。1931年曹诚英毕业于中央大学农艺系，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不久，她的毕业论文译成英文后发表在美国的一家农业杂志上，这便有了她后来的美国留学之行。曹诚英感到，农业要想以高产来解决人们吃饭问题，首先必须要有好的品种。于是，她选定了遗传育种作为自己的攻读方向。1937年，曹诚英带着美国康乃尔大学遗传育种硕士学位回国。同年她在安徽大学农学院任教授，成为我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
曹诚英当了教授以后，便全身心献身农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1952年担任复旦教务处辅导员，后随复旦农学院北迁沈阳的周久钊在回忆中说，曹诚英 “把全部精力用于教学工作。她学术高深，教学经验丰富，深受学生们欢迎……因身体衰弱，是唯一有时坐着给学生们讲课的老教授，即使她已无力气把一句话完整讲出来，必须分两段说明，在此情况下，她仍然坚持把课讲完；就在她不能到教室上课时，也要把学生请到家里去讲，十分让人敬佩”。健康状况的局限，使曹诚英把对自己的希望更加热忱地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她对青年教师和学生的关心和热爱，有口皆碑。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期间，82岁的1947级校友钟孝谨，说起六十年前住康复楼期间受到曹老师慈母般关爱的往事，不禁潸然泪下。
1952年院系调整，复旦农学院被调整到了沈阳农学院。曹诚英先生身体不好，本来是完全可以申请照顾，不去寒冷的东北。但是，凭着对农学的深情，本着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她还是坚决响应号召，愉快地和大家一起奔赴沈阳，开始了她全新的艰难的北方生活。就凭着满腔热情，在新成立的沈阳农学院里，曹诚英却迎来了她事业的春天。她说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专心致志地从事自己的理想的事业”，而她身边始终有一些关心她、帮助她的朋友，特别是1949年以后留校做了教师的她的几位学生，如亲生儿女一般照顾她，有点好吃的，总是设法给她送一些来；有点什么好消息也要赶紧告诉她。这给了孤寂的曹诚英很大的欣慰。1962年曹诚英60岁生日时，几位长期照顾她的青年教师精心制作了一块寿匾挂在曹诚英房里的墙上，点着蜡烛，每个人手捧礼物，从楼下到楼上，按顺序送上。张克威院长亲自祝酒，并特意请人照相留念。在这浓浓的深情和爱意里，曹诚英度过了她一生中最隆重的生日。 在农学科学研究上，作为遗传学权威摩尔根的高足，曹先生无论在复旦还是在沈阳，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和实际应用摩尔根遗传学。在复旦时，科研条件很差，曹诚英便在宿舍楼前的园地里开出两平方米大的试验田。身体经不起长时间蹲在地里，就带一个小凳子坐着做试验。因此关于马铃薯品种的遗传育种研究，她在复旦时就经常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到沈阳后，终于取得了卓越成绩，培育出了为东北地区广为种植的高产马铃薯，并著有《马铃薯遗传工程学》一书。1950年春，复旦邀请苏联米丘林遗传学派的年轻博士努日金来做学术报告，报告全盘否定摩尔根学说，并乱扣“唯心主义”帽子。曹先生听了很气愤。当时社会上已萌发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的苗头，曹先生在座谈时照样提问辩论，并用事实当面质问努日金，使他无言以对。1952年曹先生到沈阳农学院后，米丘林遗传学几乎成了占有压倒优势的学派，曹先生却仍旧去担任学校成立的沈农摩尔根遗传学会的副会长。这样的学术勇气显然来源于她对农学的挚爱赤诚！
才华出众的绩溪才女
像很多人一样，我不知道也不曾想到，曹诚英先生竟是一个写得一手好诗词的女才子。许多关于她的回忆文章都写过，早在1921年在杭州读书时，十六岁的曹诚英就参加了汪静之、冯雪峰、魏金枝、柔石等组织的文学团体晨光社，写了许多诗词，并在《妇女月刊》上发表。汪静之称曹诚英为“绩溪才女”，说她的聪明才智远在他本人之上。还有论者认为，曹诚英的诗词继承了婉约派的传统，堪与历代名家传世杰作媲美。汪静之也是绩溪人，和曹诚英原是青梅竹马的知音。汪先生的夫人符菉漪女士是曹先生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同窗挚友，曹先生又是他俩婚姻的介绍人，三人终生保持着亲密的关系。1937年，曹诚英曾经把自己的大量文稿、日记、信件和纪念品汇集在一起保存。到“文革”期间，又将这些私人资料委托汪静之先生收藏，并切嘱只限汪氏夫妇二人可看，待她死后“必须”全部烧掉。曹先生去世后，汪先生几经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执行了曹先生的遗嘱，忍痛将其文稿焚毁，只摘抄了少量片断保存下来。其中 曹先生为纪念与胡适相恋二十周年而作的《虞美人·答汝华》（1943.6.19蓝楼），情真意切，凄美动人，很可代表曹先生的诗词水平：“鱼沉雁断经时久，未悉平安否？万千心事寄无门，此去若能相见说他听。 朱颜青鬓都消改，惟剩痴情在。廿年孤苦月华知，一似栖霞楼外数星时。”
1951年学校里广泛动员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曹诚英教授热情地参加了农艺系欢送参干同学的大会并当场朗诵了自己的祝贺诗《定风波》：“放下锄头拍拍灰，昂昂走向建军台，热血金汤坚国土，不负，家庭学校好栽培。 众志成城今势定，何愁丑虏跳梁来，指日管教侵略者，瓦解，全民同饮合欢杯。”
有感于自己受到的关心与爱护，1959年国庆节前夕，曹诚英在《沈阳农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革命家庭乐不胜》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她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抚今追昔，作《减字木兰花》以抒情怀：“老来可喜，往日穷愁如梦里。历尽凄凉，回首当年泪夺眶。翻天覆地，党爱人民无巨细。忘却孤零，革命家庭乐不胜。”
可惜，今天已无法看到曹先生更多的诗词作品，但仅从这些劫后余存的残篇中，我们还是能看到曹先生高超的文学素养和古诗词造诣。
凄苦的晚年生活
令人难以想象又无比感慨的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其晚年生活竟是无比的凄苦。
1969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把沈阳农学院一分为五，教师们开始向一个个山沟流落，很难再对她嘘寒问暖了。哥哥曹诚克此时也瘫在床上，满腹忧愁的曹诚英只有返回故乡，落户安徽绩溪山城。本来想找一处房前屋后能够耕作的住所，自筹资金建一个养猪场、气象台，结果却一一落空。正如她写的《临江仙》：“老病孤身何所寄？南迁北驻迟疑。安排谁为决难题？哥哥长病废，质仰死无知。徒夸平生多友好，算来终日痴迷。于今除却党支持，亲朋休望靠，音信且疏稀。”
曹先生这样的大好人晚年生活非常凄苦，首先是因为“文革”中受到迫害。“文革”开始不久，她就被诬为反革命“大家庭”、“裴多菲俱乐部”的“黑家长”，大字报铺天盖地。红卫兵四次抄了曹诚英的家，她的金项链金戒指等被作为“四旧”拿走从此再没归还。最令她悲愤的是，存留多年的诗、信、日记、诗词草稿、相册和记载一生往事的两个本子，被红卫兵装在一个帆布袋中拿走并从此没有踪迹。
曹先生一身病痛当然也是她晚年生活凄苦的原因之一。1937年回国后，她一直生活在贫困与疾病的阴影里。开始时是失业，后来在复旦总算有了安身之地，疾病却越来越重了。医生让她住院，可一个月的工薪还不够买十副药。因此她只得拖着病上课。在讲台上常忍着痛熬过50分钟。下课铃一响，她赶紧躺在几条板凳搭起的“床”上休息。有时，曹诚英腹痛得几乎要爬着回家。回到老家以后，她病痛更多更重。1972年春天曹诚英不得不到上海治病。她和保姆住在干女儿胡荫华的弟弟家里。12月的上海，冷风不时从大门进入，冻得曹诚英浑身发抖。吃了很多中药和西药，她的病痛也没有减轻多少。1973年1月17日，远房亲戚曹福墉帮曹诚英拿到了九三学社社员、曾任沈阳市政协委员的证明，并请求沈阳市政协和沈阳农学院以及县里当时的统战小组分别写了慰问信。曹福墉满以为这下他娟姑的心里可以温暖一些了，可以住上一所好一点的医院了。但是，就在他和统战组组长辗转找到曹诚英借住的人家时，却得到了曹诚英已于前晚离开人世的噩耗。
使曹诚英身心一辈子饱受折磨和摧残的，则是她受尽了不幸的婚恋的煎熬，尤其是她对胡适的痴情苦恋。曹诚英16岁时与自幼指腹为婚的胡冠英完婚。1923年解除婚约。后来与胡适的恋情也未能开花结果。1937年从美国康乃尔大学学成回国，正当曹诚英那枯萎的心稍显苏醒的时候，一位姓曾的留美学生闯进曹先生的生活，被胡适妻子江冬秀知道后，就故意让曾等知道曹诚英与胡适的往事，促使曾某离曹而去。绝望的曹诚英一度决定遁入空门。后来被其兄曹诚克劝下峨眉山。但从此就终身不嫁。1944年夏天，曹诚英曾经写过一首《临江仙》：“阔别重洋天样远，音书断绝三年，梦魂无赖苦缠绵。芳踪何处是，羞探问人前。”很能说明她内心难以摆脱苦恋和无法倾诉痴情的痛苦和悲哀。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胡适从北京到上海与曹诚英见了面，曹诚英还是一往情深地说“哥，蒋介石已经回奉化去了。你不要跟他走下去了！”胡适不听曹诚英的劝阻到台湾去了。曹诚英回到复旦，满脸是泪对汪静之说，“我再三劝他不要走，挽留不住。我哀哭留他，劝不回头。”说着，伤心地哭出声来。从此，胡适旅居美国，曹诚英怀着一颗爱祖国的心留在上海，迎来了全国的解放。两人音讯断绝，留下的是无尽的思念。直到生命的终结，她还保留着对胡适刻骨铭心的眷恋 。根据她生前的嘱咐，曹先生的遗体被葬在村头背靠青山面向绿野的旺川公路旁。曹先生认为胡适如果魂归故里，一定会经过这里跟她相聚。面对如此凄凉苦涩的悲情，谁能不为一生痴情至死不悔的曹先生扼腕痛惜！
曹诚英是患肺癌在上海去世的，对曹先生来说，这实在意味着痛苦的解脱。但是，她的学生、亲友和所有了解她的人，却不能不为永远失去这样的大好人而久久地哀痛。1973年3月8日，曹诚英的骨灰被送回绩溪。沈阳农学院派了两位同志专程到绩溪，与县里共同为她举行了追悼会，并把骨灰护送回了旺川。在时隔30多年以后的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活动中，许多老先生谈起曹诚英教授，无不为之动容，不少人竟至老泪盈眶，难以自已。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学报原副主编）
责任编辑 周峥嵘
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的复旦大学有农学院。在农艺系里，有位研究遗传育种的教授曹诚英，是我国农学界第一个女教授。她的一生既有光辉的奋斗，又有刻骨铭心的苦恋。从她的生平，可以看到我国一代知识女性的艰辛命运。
1951年，我有幸认识了曹先生。那时，思想改造运动刚刚开始，我作为农学院思想改造工作组的组员，经常参加农艺系的小组学习，所以很快就认识了曹先生。当时我只有19岁，是刚刚离开中学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留校工作的小青年，随李正文、王零等一批南下干部到复旦，没有多久就被派到了农学院。大学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既陌生又新鲜的事。至于教授，在我脑子里更有一种神秘而崇高的形象。随着学习的深入发展，不断领会领导指示，不时听到许多教授联系思想作各种自我检查，我开始知道，大学教授也需要进行思想改造。但是，对曹诚英教授，我却一见面就感到她满脸慈祥，是个大好人。她一头白发，配上一副无框的眼镜，很像当时十分流行的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主角。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就差点叫出声来“这不是华尔华拉吗！”后来听许多青年教师和学生代表说，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不夸曹老师对年轻人的慈祥和蔼、热诚关怀，经常给予各种帮助。我就更加尊敬曹先生了。
在一次交流思想检查的小组会上，曹先生检查了自己长期存在的消极悲观甚至厌世的人生态度。她谈到曾经有过吞金自杀的经历。那是她经常经历的又一个难以入眠的夜晚，在辗转反侧回顾自己各种遭遇和挫折的煎熬中，她决心离开已经无可留恋的生活，就摘下脖子上的金项链，吞进了自己的喉咙。突然，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惊醒了她的理智，唤醒她想到生命的可贵和自己的社会责任。于是她又流着眼泪，一点点把金项链从喉咙里抽了出来。这样的好人会有那样的事情，我很震惊，所以我至今还记得这件事。就是在听到这个故事以后，我对曹先生有了特别的心情，觉得她心地善良，是应当受到关爱和尊敬的人。记得就在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还把曹先生的情况和我对她的一些看法向领导写过一个汇报，并受到了校党委书记李正文同志的重视和赞许。
但是，由于我的幼稚和浅薄，在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农学院被调整到沈阳以后，我对曹先生的了解也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日益远离而疏远。现在回想起这么长时间里，我竟没有主动和她继续保持联系，总觉得非常遗憾和歉疚！
近些年来，随着胡适研究的不断深入，作为胡适红颜知己的曹诚英，她的生平和为人，也不断成为报刊和网络上出现的热门话题。读了许多文章，我顿时想起了五十多年前的往事，心情相当激动。原来，曹诚英教授不但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农学家、好教授，还是一位很有国学根底的诗人、才女；而她的晚年竟无比凄苦，于是，我就想到要把曹诚英的人生撰写出来，让更多人认识我国现代史上这样一个杰出的知识女性，同时也借此表达我对曹诚英教授的追思和怀念。
真诚献身农学的女科学家
曹先生1902年出生于安徽绩溪一个富裕的徽商家庭。5岁开始上私塾，读经籍，从小偏爱文学，又受到亲戚朋友中像胡适、汪静之那样的有名文人的影响，自然造就了她近文的天性。但是，她偏偏选择了农学作为终身职业，这很能说明她独特的个性，而她对农学的执著献身，更说明她完全是旧世纪里火一样的新女性。
据刘艳在《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曹诚英》一文（《文汇报》1993年7月23日）中介绍，曹诚英在1919年进入师范学校读书时，萌生了“仰面求人，不如低头拜土”的学农念头，幻想着自耕其食，不求闻达。当时，女子读书的很少，学农的更屈指可数。曹诚英所在的班上，仅她一个女生。班上同学最初都怀疑她是否能读完这个专业。但不久，他们便知道这个女生从不以大家闺秀自居。水稻插秧实习时，男生光脚下田，她也毫不迟疑地脱下丝袜皮鞋，下到田中插秧，令全班同学敬佩不已。1931年曹诚英毕业于中央大学农艺系，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不久，她的毕业论文译成英文后发表在美国的一家农业杂志上，这便有了她后来的美国留学之行。曹诚英感到，农业要想以高产来解决人们吃饭问题，首先必须要有好的品种。于是，她选定了遗传育种作为自己的攻读方向。1937年，曹诚英带着美国康乃尔大学遗传育种硕士学位回国。同年她在安徽大学农学院任教授，成为我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
曹诚英当了教授以后，便全身心献身农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1952年担任复旦教务处辅导员，后随复旦农学院北迁沈阳的周久钊在回忆中说，曹诚英 “把全部精力用于教学工作。她学术高深，教学经验丰富，深受学生们欢迎……因身体衰弱，是唯一有时坐着给学生们讲课的老教授，即使她已无力气把一句话完整讲出来，必须分两段说明，在此情况下，她仍然坚持把课讲完；就在她不能到教室上课时，也要把学生请到家里去讲，十分让人敬佩”。健康状况的局限，使曹诚英把对自己的希望更加热忱地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她对青年教师和学生的关心和热爱，有口皆碑。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期间，82岁的1947级校友钟孝谨，说起六十年前住康复楼期间受到曹老师慈母般关爱的往事，不禁潸然泪下。
1952年院系调整，复旦农学院被调整到了沈阳农学院。曹诚英先生身体不好，本来是完全可以申请照顾，不去寒冷的东北。但是，凭着对农学的深情，本着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她还是坚决响应号召，愉快地和大家一起奔赴沈阳，开始了她全新的艰难的北方生活。就凭着满腔热情，在新成立的沈阳农学院里，曹诚英却迎来了她事业的春天。她说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专心致志地从事自己的理想的事业”，而她身边始终有一些关心她、帮助她的朋友，特别是1949年以后留校做了教师的她的几位学生，如亲生儿女一般照顾她，有点好吃的，总是设法给她送一些来；有点什么好消息也要赶紧告诉她。这给了孤寂的曹诚英很大的欣慰。1962年曹诚英60岁生日时，几位长期照顾她的青年教师精心制作了一块寿匾挂在曹诚英房里的墙上，点着蜡烛，每个人手捧礼物，从楼下到楼上，按顺序送上。张克威院长亲自祝酒，并特意请人照相留念。在这浓浓的深情和爱意里，曹诚英度过了她一生中最隆重的生日。 在农学科学研究上，作为遗传学权威摩尔根的高足，曹先生无论在复旦还是在沈阳，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和实际应用摩尔根遗传学。在复旦时，科研条件很差，曹诚英便在宿舍楼前的园地里开出两平方米大的试验田。身体经不起长时间蹲在地里，就带一个小凳子坐着做试验。因此关于马铃薯品种的遗传育种研究，她在复旦时就经常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到沈阳后，终于取得了卓越成绩，培育出了为东北地区广为种植的高产马铃薯，并著有《马铃薯遗传工程学》一书。1950年春，复旦邀请苏联米丘林遗传学派的年轻博士努日金来做学术报告，报告全盘否定摩尔根学说，并乱扣“唯心主义”帽子。曹先生听了很气愤。当时社会上已萌发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的苗头，曹先生在座谈时照样提问辩论，并用事实当面质问努日金，使他无言以对。1952年曹先生到沈阳农学院后，米丘林遗传学几乎成了占有压倒优势的学派，曹先生却仍旧去担任学校成立的沈农摩尔根遗传学会的副会长。这样的学术勇气显然来源于她对农学的挚爱赤诚！
才华出众的绩溪才女
像很多人一样，我不知道也不曾想到，曹诚英先生竟是一个写得一手好诗词的女才子。许多关于她的回忆文章都写过，早在1921年在杭州读书时，十六岁的曹诚英就参加了汪静之、冯雪峰、魏金枝、柔石等组织的文学团体晨光社，写了许多诗词，并在《妇女月刊》上发表。汪静之称曹诚英为“绩溪才女”，说她的聪明才智远在他本人之上。还有论者认为，曹诚英的诗词继承了婉约派的传统，堪与历代名家传世杰作媲美。汪静之也是绩溪人，和曹诚英原是青梅竹马的知音。汪先生的夫人符菉漪女士是曹先生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同窗挚友，曹先生又是他俩婚姻的介绍人，三人终生保持着亲密的关系。1937年，曹诚英曾经把自己的大量文稿、日记、信件和纪念品汇集在一起保存。到“文革”期间，又将这些私人资料委托汪静之先生收藏，并切嘱只限汪氏夫妇二人可看，待她死后“必须”全部烧掉。曹先生去世后，汪先生几经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执行了曹先生的遗嘱，忍痛将其文稿焚毁，只摘抄了少量片断保存下来。其中 曹先生为纪念与胡适相恋二十周年而作的《虞美人·答汝华》（1943.6.19蓝楼），情真意切，凄美动人，很可代表曹先生的诗词水平：“鱼沉雁断经时久，未悉平安否？万千心事寄无门，此去若能相见说他听。 朱颜青鬓都消改，惟剩痴情在。廿年孤苦月华知，一似栖霞楼外数星时。”
1951年学校里广泛动员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曹诚英教授热情地参加了农艺系欢送参干同学的大会并当场朗诵了自己的祝贺诗《定风波》：“放下锄头拍拍灰，昂昂走向建军台，热血金汤坚国土，不负，家庭学校好栽培。 众志成城今势定，何愁丑虏跳梁来，指日管教侵略者，瓦解，全民同饮合欢杯。”
有感于自己受到的关心与爱护，1959年国庆节前夕，曹诚英在《沈阳农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革命家庭乐不胜》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她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抚今追昔，作《减字木兰花》以抒情怀：“老来可喜，往日穷愁如梦里。历尽凄凉，回首当年泪夺眶。翻天覆地，党爱人民无巨细。忘却孤零，革命家庭乐不胜。”
可惜，今天已无法看到曹先生更多的诗词作品，但仅从这些劫后余存的残篇中，我们还是能看到曹先生高超的文学素养和古诗词造诣。
凄苦的晚年生活
令人难以想象又无比感慨的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其晚年生活竟是无比的凄苦。
1969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把沈阳农学院一分为五，教师们开始向一个个山沟流落，很难再对她嘘寒问暖了。哥哥曹诚克此时也瘫在床上，满腹忧愁的曹诚英只有返回故乡，落户安徽绩溪山城。本来想找一处房前屋后能够耕作的住所，自筹资金建一个养猪场、气象台，结果却一一落空。正如她写的《临江仙》：“老病孤身何所寄？南迁北驻迟疑。安排谁为决难题？哥哥长病废，质仰死无知。徒夸平生多友好，算来终日痴迷。于今除却党支持，亲朋休望靠，音信且疏稀。”
曹先生这样的大好人晚年生活非常凄苦，首先是因为“文革”中受到迫害。“文革”开始不久，她就被诬为反革命“大家庭”、“裴多菲俱乐部”的“黑家长”，大字报铺天盖地。红卫兵四次抄了曹诚英的家，她的金项链金戒指等被作为“四旧”拿走从此再没归还。最令她悲愤的是，存留多年的诗、信、日记、诗词草稿、相册和记载一生往事的两个本子，被红卫兵装在一个帆布袋中拿走并从此没有踪迹。
曹先生一身病痛当然也是她晚年生活凄苦的原因之一。1937年回国后，她一直生活在贫困与疾病的阴影里。开始时是失业，后来在复旦总算有了安身之地，疾病却越来越重了。医生让她住院，可一个月的工薪还不够买十副药。因此她只得拖着病上课。在讲台上常忍着痛熬过50分钟。下课铃一响，她赶紧躺在几条板凳搭起的“床”上休息。有时，曹诚英腹痛得几乎要爬着回家。回到老家以后，她病痛更多更重。1972年春天曹诚英不得不到上海治病。她和保姆住在干女儿胡荫华的弟弟家里。12月的上海，冷风不时从大门进入，冻得曹诚英浑身发抖。吃了很多中药和西药，她的病痛也没有减轻多少。1973年1月17日，远房亲戚曹福墉帮曹诚英拿到了九三学社社员、曾任沈阳市政协委员的证明，并请求沈阳市政协和沈阳农学院以及县里当时的统战小组分别写了慰问信。曹福墉满以为这下他娟姑的心里可以温暖一些了，可以住上一所好一点的医院了。但是，就在他和统战组组长辗转找到曹诚英借住的人家时，却得到了曹诚英已于前晚离开人世的噩耗。
使曹诚英身心一辈子饱受折磨和摧残的，则是她受尽了不幸的婚恋的煎熬，尤其是她对胡适的痴情苦恋。曹诚英16岁时与自幼指腹为婚的胡冠英完婚。1923年解除婚约。后来与胡适的恋情也未能开花结果。1937年从美国康乃尔大学学成回国，正当曹诚英那枯萎的心稍显苏醒的时候，一位姓曾的留美学生闯进曹先生的生活，被胡适妻子江冬秀知道后，就故意让曾等知道曹诚英与胡适的往事，促使曾某离曹而去。绝望的曹诚英一度决定遁入空门。后来被其兄曹诚克劝下峨眉山。但从此就终身不嫁。1944年夏天，曹诚英曾经写过一首《临江仙》：“阔别重洋天样远，音书断绝三年，梦魂无赖苦缠绵。芳踪何处是，羞探问人前。”很能说明她内心难以摆脱苦恋和无法倾诉痴情的痛苦和悲哀。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胡适从北京到上海与曹诚英见了面，曹诚英还是一往情深地说“哥，蒋介石已经回奉化去了。你不要跟他走下去了！”胡适不听曹诚英的劝阻到台湾去了。曹诚英回到复旦，满脸是泪对汪静之说，“我再三劝他不要走，挽留不住。我哀哭留他，劝不回头。”说着，伤心地哭出声来。从此，胡适旅居美国，曹诚英怀着一颗爱祖国的心留在上海，迎来了全国的解放。两人音讯断绝，留下的是无尽的思念。直到生命的终结，她还保留着对胡适刻骨铭心的眷恋 。根据她生前的嘱咐，曹先生的遗体被葬在村头背靠青山面向绿野的旺川公路旁。曹先生认为胡适如果魂归故里，一定会经过这里跟她相聚。面对如此凄凉苦涩的悲情，谁能不为一生痴情至死不悔的曹先生扼腕痛惜！
曹诚英是患肺癌在上海去世的，对曹先生来说，这实在意味着痛苦的解脱。但是，她的学生、亲友和所有了解她的人，却不能不为永远失去这样的大好人而久久地哀痛。1973年3月8日，曹诚英的骨灰被送回绩溪。沈阳农学院派了两位同志专程到绩溪，与县里共同为她举行了追悼会，并把骨灰护送回了旺川。在时隔30多年以后的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活动中，许多老先生谈起曹诚英教授，无不为之动容，不少人竟至老泪盈眶，难以自已。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学报原副主编）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