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外部环境和过去40多年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体上看，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是在和平协调的环境下发展的。我们不希望外部出現巨大的摩擦，因为成本太大、风险太高。不过，走到今天，我们发现外部环境的确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从资产层面上看，反全球化的浪潮非常严重。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全球的主流声音都是全球化。基于产业分工的全球交换，使各方获得了比较利益。全靠自然经济是很难实现财富增长的，分工之后才更有效率，才可以进行交易，财富自然就增长了。这是全球化的基本原则，各国根据各自的自然禀赋及创新能力，在全球产业链中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些国家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开始从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移动。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最开始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通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创造力、智慧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开始向产业链上端移动。
从40多年来国际贸易结构和产品结构可以看得很清楚，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出口的产品基本上以原材料为主。再看今天，在中国的贸易结构当中，电子类、科技类的产品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在全球产业链结构中，中国是表现最突出的国家之一，不断往产业链中高端移动，另一个表现可圈可点的国家是韩国。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现在不少国家可能感觉到了这一变化带来的挑战，它们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某种约束、某种审判，想关起门来反全球化。
的确，中国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经济体系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中国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通过各种数据可以发现，2001年12月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转折点。
且不说国际贸易突然迅速增长，2001年之前，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是比较低的，大概不超过30%。加入WTO之后的第六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达到了66%。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当中有66%来自于国际贸易。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发现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完全依靠外部需求是有巨大风险的。当外部不确定性增大时，中国经济会处在风险之中。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是新加坡也不是韩国，这两个国家可以完全对外依存，但中国不行。中国拥有超过14亿人口的大市场，要想办法让内部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从2008年开始，中国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让老百姓的收入实现增长，投资和需求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者。这样一来，经济的“三驾马车”就形成了。
1978年，中国约有10亿人口，城乡居民所有储蓄存款约211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约1.4亿美元，这些就是经济发展所拥有的金融资源。靠这么一点金融资源怎么发展中国经济？基于此，我们找到了一条开放的道路，依靠外部资本和外部市场来发展中国经济，这个思路是完全正确的。到今天，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2万亿美元，居民存款在90万亿元人民币以上。
这些都是改革和开放带来的，首先是改革，其次是开放，这两条线相辅相成。开放也是改革，而且是最大的改革。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了好处，很多人没有想到今天的中国会变得如此繁荣、如此强大，短时间内就成了中等收入国家，解决了温饱问题。
现在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新冠肺炎疫情让很多国家想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体系，都怕被别人“卡脖子”。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也让中国深刻地意识到“卡脖子”给我们带来的重大威胁。比如芯片，它是现代信息社会的心脏，如果你卡在了这里，就可能回到落后的社会。因为芯片不仅仅存在于手机里，还涉及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汽车没有芯片，就会非常传统落后，无法做到智能化。在高科技领域，中国确实被“卡脖子”了，所以反全球化的趋势是比较严重的。
中国体会到了“卡脖子”，其他一些国家也体会到了，但是它们对“卡脖子”的感知不是有意识的。比如说口罩，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有些国家短期内的确没有生产能力。放在以前，基于全球化，通过国际贸易就可以完成口罩的贸易，这些国家也没有必要去生产口罩，而疫情的种种因素把这一过程打乱了。中国在口罩出口方面并没有要卡谁的脖子，而是尽己所能对外供应。
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已经严重威胁到全球市场。民粹主义不可能让一个国家发达起来，它只会让一个国家仇外，失去合作精神和理性精神，最后走向闭关锁国。不要把民粹主义和民族自信连在一起，这两者有本质的区别。民族自信是相信这个民族有未来、有创造力，同时不否认别人的好，而民粹主义是排他的。
我提倡进行国际化合作。中国之所以能富起来，就是因为走了国际化的道路，融入了国际社会，关起门来是没有今天所取得的成绩的。国际社会给了我们一个标杆和前进的方向，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在国际市场上，绝大多数领域都有标准，那个标准就是前行的方向。关起门来、夜郎自大要不得。
民粹主义带来了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中美贸易关系恶化。中美两国谁也不要指望对方衰落，两国繁荣发展、展开合作，可以为世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全球整体发展具有指向性。美国要告别特朗普执政时期先贸易摩擦、后科技堵截、再人文交流脱钩的老路，对抗对谁都没有好处。
从资产层面上看，反全球化的浪潮非常严重。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全球的主流声音都是全球化。基于产业分工的全球交换，使各方获得了比较利益。全靠自然经济是很难实现财富增长的，分工之后才更有效率，才可以进行交易，财富自然就增长了。这是全球化的基本原则，各国根据各自的自然禀赋及创新能力，在全球产业链中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些国家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开始从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移动。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最开始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通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创造力、智慧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开始向产业链上端移动。
从40多年来国际贸易结构和产品结构可以看得很清楚，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出口的产品基本上以原材料为主。再看今天，在中国的贸易结构当中，电子类、科技类的产品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在全球产业链结构中，中国是表现最突出的国家之一，不断往产业链中高端移动，另一个表现可圈可点的国家是韩国。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现在不少国家可能感觉到了这一变化带来的挑战，它们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某种约束、某种审判，想关起门来反全球化。
的确，中国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经济体系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中国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通过各种数据可以发现，2001年12月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转折点。
且不说国际贸易突然迅速增长，2001年之前，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是比较低的，大概不超过30%。加入WTO之后的第六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达到了66%。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当中有66%来自于国际贸易。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发现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完全依靠外部需求是有巨大风险的。当外部不确定性增大时，中国经济会处在风险之中。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是新加坡也不是韩国，这两个国家可以完全对外依存，但中国不行。中国拥有超过14亿人口的大市场，要想办法让内部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从2008年开始，中国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让老百姓的收入实现增长，投资和需求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者。这样一来，经济的“三驾马车”就形成了。
1978年，中国约有10亿人口，城乡居民所有储蓄存款约211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约1.4亿美元，这些就是经济发展所拥有的金融资源。靠这么一点金融资源怎么发展中国经济？基于此，我们找到了一条开放的道路，依靠外部资本和外部市场来发展中国经济，这个思路是完全正确的。到今天，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2万亿美元，居民存款在90万亿元人民币以上。
这些都是改革和开放带来的，首先是改革，其次是开放，这两条线相辅相成。开放也是改革，而且是最大的改革。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了好处，很多人没有想到今天的中国会变得如此繁荣、如此强大，短时间内就成了中等收入国家，解决了温饱问题。
现在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新冠肺炎疫情让很多国家想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体系，都怕被别人“卡脖子”。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也让中国深刻地意识到“卡脖子”给我们带来的重大威胁。比如芯片，它是现代信息社会的心脏，如果你卡在了这里，就可能回到落后的社会。因为芯片不仅仅存在于手机里，还涉及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汽车没有芯片，就会非常传统落后，无法做到智能化。在高科技领域，中国确实被“卡脖子”了，所以反全球化的趋势是比较严重的。
中国体会到了“卡脖子”，其他一些国家也体会到了，但是它们对“卡脖子”的感知不是有意识的。比如说口罩，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有些国家短期内的确没有生产能力。放在以前，基于全球化，通过国际贸易就可以完成口罩的贸易，这些国家也没有必要去生产口罩，而疫情的种种因素把这一过程打乱了。中国在口罩出口方面并没有要卡谁的脖子，而是尽己所能对外供应。
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已经严重威胁到全球市场。民粹主义不可能让一个国家发达起来，它只会让一个国家仇外，失去合作精神和理性精神，最后走向闭关锁国。不要把民粹主义和民族自信连在一起，这两者有本质的区别。民族自信是相信这个民族有未来、有创造力，同时不否认别人的好，而民粹主义是排他的。
我提倡进行国际化合作。中国之所以能富起来，就是因为走了国际化的道路，融入了国际社会，关起门来是没有今天所取得的成绩的。国际社会给了我们一个标杆和前进的方向，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在国际市场上，绝大多数领域都有标准，那个标准就是前行的方向。关起门来、夜郎自大要不得。
民粹主义带来了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中美贸易关系恶化。中美两国谁也不要指望对方衰落，两国繁荣发展、展开合作，可以为世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全球整体发展具有指向性。美国要告别特朗普执政时期先贸易摩擦、后科技堵截、再人文交流脱钩的老路，对抗对谁都没有好处。